☆纪念国内澳门史研究先驱戴裔煊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所收文章内容丰富，尤其收有中外关系史、澳门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纪念戴先生之余，也代表戴先生后学的学术风采
【内容简介】
戴裔煊先生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他治学视野宏阔，在海外交通史等领域进行了许多开创性、奠基性的研究。2018年10月9日，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书即为此次会议之论文结集。论文集共收录论文30余篇，内容涵盖戴裔煊先生生平与志业、民族学与民族学史、中国古代史与中外关系史、澳门史与中葡关系史等多个主题。内容丰富，可供相关专业的学者参考。
【作者简介】
章文钦，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致力于澳门历史文化、清代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和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著有《澳门历史文化》《澳门诗词笺注》《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等。
江滢河，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从事明清中西经济文化关系史、广州口岸史、澳门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目录】
目录
编 生平与志业
戴裔煊自述 ◎戴裔煊遗著
忆念戴裔煊教授 ◎关履权遗著
购戴裔煊先生藏书杂感 ◎李锦绣
在“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宋珊萍
在“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王晓
在“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叶显恩、张荣芳、梁碧莹、林家有、曾琼碧诸教授和亲属代表钟国豪先生的讲话
黄鸿钊先生的贺信
谢后和先生的贺信
纪念坚守中山大学史学传统与“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戴裔煊先生
——读《戴裔煊自述》后 ◎张荣芳
从与戴裔煊教授交往若干事实看其治学风格 ◎司徒尚纪
戴裔煊先生的治学之道和爱国精神 ◎章文钦
专家学者到我市走访戴裔煊先生故乡
——寻访先生足迹，缅怀大师风范 ◎任绍华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多名教授到阳江走访座谈，畅谈戴裔煊先生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赤子丹心躬耕学海报家国 ◎黄仁兴策划 梁小可、任绍华统筹 任绍华、刘文婷撰文
“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缅怀先生风骨，传承治学风范 ◎刘云鹏、陈思捷
精勤治学，拳拳爱国，为民族学和澳门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
——戴裔煊： 从漠阳大地走出来的杰出学者 ◎《阳江日报》全媒体工作室
“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大举行，学界专家齐聚话先贤： 斯人已去犹忆影先生之风久弥新 ◎刘云鹏、陈思捷
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专家学者齐聚阳江共忆先贤： 澳门史学泰斗 道德文章楷模 ◎刘云鹏、陈思捷
独钓寒江雪 ◎黄仁兴
第二编 民族学与民族史
秦汉时代的百越考释 ◎戴裔煊遗著
论戴裔煊的民族学研究 ◎何国强
闽西畲客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 ◎钟晋兰
一部难产之作的炼就
——析《西方民族学史》的研究价值和教材取向 ◎罗彩娟
第三编 中国古代史与中外关系史
《宋代盐业经济史》前言 ◎郭正忠遗著
两汉“丝绸之路”走向的变化 ◎王小甫
广州南海神庙宋庆元四年尚书省牒碑考 ◎陈鸿钧
社会发展视野下的明代嘉隆倭寇研究
——读戴裔煊先生《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陈尚胜
略谈元韶南渡与临济宗在南越的传播 ◎李庆新
清代广州行商“官”名新释 ◎程存洁
从近代英文文献看“广州素馨花”的中国特性建构
——知识史的视角 ◎周湘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大黄观念的演进
——基于典型认知的分析 ◎林日杖
晚明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规模及历史走向
——基于“货物税”（almojarifazgo）文献的数据分析 ◎李庆
第四编 澳门史与中葡关系史
戴裔煊教授谈澳门史研究 ◎林有能
戴裔煊： 澳门史研究人 ◎黄娟娟等
澳门史研究的奠基人戴裔煊先生 ◎章文钦
戴裔煊教授与澳门史研究 ◎钟国豪遗著
戴裔煊老师教我写《澳门通史》
——为纪念戴裔煊教授诞辰110周年而作 ◎黄启臣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
——继承和发扬戴裔煊教授澳门历史研究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方法 ◎邓开颂
纪念戴裔煊先生深入研究澳门历史 ◎谢后和
戴裔煊先生对蠔镜澳的开创性研究略论 ◎谭世宝
《〈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后出转精”语评释 ◎王睿
耶稣会士与晚明澳（门）日（本）丝织品贸易的若干问题 ◎戚印平
明清鼎革之际的澳门 ◎董少新
《澳门记略》乾隆初刊版本再考 ◎赵春晨
Pirates of Macau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从历史角度来谈澳门海盗 ◎安乐博(Robert Antony)
从一封信管窥19世纪澳省邮政 ◎冷东
澳葡“理事官”“检察官”名实演变考 ◎张廷茂
跋 ◎章文钦
【前言】
一位朴学惇谨的长者（代序）
蔡鸿生遗著
1988年9月初，我应邀赴新疆大学，为历史系研究生讲几星期课。临行前，到医院探望戴裔煊先生。当时他的病体极其衰弱，睁不开眼睛，连话也说不出来。等我从乌鲁木齐回广州，他已经离开人世半个月了。赶不上为他送行，我一直引为憾事。他平日寡言笑，少交游，一心扑在学问上。即使在校园里，也是行色匆匆。我每次上他家去，总见到他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工作。他起居简朴，勤于治学而拙于治生。有一次在教研室，临近中午了，他忽然兴叹：“要是能发明一种药丸，吞几粒就饱，不知会节省多少时间。”当即被蒋相泽先生顶回去：“戴公，吃饭不止是求饱，还有乐趣嘛，您怎么会想得这么绝呀！”只有这一回，我才见到他笑出声来。
戴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后辈一片爱心，我深受其惠，关于此，我在拙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的后记中，已经特叙一笔了。限于体例，当时没有详细介绍他对拙文所作的批语。其实，他关于火祆教与萨满教的关系，别有新解，是值得作为遗文传世的。现转录如后：
“祆教本身可能杂有早就流行于中亚的萨满教的成分。这一点应该深入研究。
“按照希罗多德所说，穆护是米太人的一个部族的名称。这个族的人以做巫师为业，他们发展了中亚的萨满教，有天葬和近亲通婚的风俗。祆教发展于中亚，不是偶然的。祆教与萨满教有源流关系。很有可能，中亚的穆护原来就是萨满。
“至于穆护这个名称是怎样得来的，按照希罗多德所说，穆护是部族名，这个名称可能因为其人做穆护而得，不是族名穆护。穆护这个名称原来是阿卡德人称那种懂得占星学和巫术的巫师的通称。这个名称在楔形文字的铭文中有发现，希腊文magos，古波斯文magus都是出于闪语。
“在我看来，可能是萨满教发展为祆教以后，波斯人信祆教，用闪语的穆护来代替原来的萨满。
“我读过一些宗教史的著作，我觉得他们对于祆教产生的由来及其与萨满教的关系，未能作出很好的说明。这方面大有研究的余地。锲而不舍，可望写出有价值的著作。
“假如祆教是从萨满教发展而成，或祆教杂有萨满教的成分，则突厥人接受祆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两种宗教有其共同的地方，接受就比较容易。”
戴裔煊先生关于祆、巫关系的上述推断，参照唐宋时代有关祆庙施行“西域之幻法”的记述，使我更加相信这个真知灼见。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当作学术上的遗嘱，谨记于心，可惜至今还未能有所表现，真是愧对先师了。
戴裔煊教授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历史学家，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朴学惇谨，既精且博，在平凡、淡泊的学术生涯中，显示出纯正学人的光辉。无论学风还是学问，都足以昭示来者。
戴先生1908年12月28日生于广东阳江，1988年9月12日病逝于广州。他自幼力学，工书法，勤记诵，被乡亲誉为“读书种子”。1929年，由中山大学预科升本科历史系，在朱希祖和朱谦之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南蛮之史的研究》，取得甲等成绩。1934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数年。1940年，再度进中山大学深造，在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至1942年毕业。在朱谦之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学位论文《宋代钞盐制度研究》，长达40多万字，对宋代盐业的生产和运销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综合研究，阐明了钞盐制度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这部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专著，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新一版，博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牟润孙先生在《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一文中，对此书赞扬备至：“作者引用宋代著述二百余种，于宋代售盐给钞制度之实现、沿革、官员、地区，以及此制度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与影响，无不溯其本源，明其流革。考证至为细微，叙述亦颇能得其体要。治宋史与经济史者，苟不洞悉两宋钞盐制度，则宋代政治与社会上若干问题，均不易得其解释。作者斯编实以钞盐制度为中心，对于环绕此制度诸问题，均有极深刻之探讨。”
抗战期间，戴先生由粤入川，供职于重庆的中山文化教育馆，致力于民族学史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他广泛搜集中国西南民族的原始文化资料，运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关于僚族的渊源及其文化，西南民族干栏式建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棉花和棉织技术的传播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在艰难岁月中的精心之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抗战胜利后，戴先生自渝返穗。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兼广东省立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继续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他后半生倾注心力多的学术领域，一为中葡关系和澳门史，一为中外关系史。其业绩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才、学、识、德在研究实践中的统一。
戴裔煊先生是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研究的著名先驱，早在1956年就开始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他曾经夫子自道：“我研究澳门史，就是为了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考虑到《明史》的《佛郎机传》是基本历史文献，戴先生辑录相关的中外记载，博考详辨，补阙订误，澄清了历史认识上的种种混乱。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均因他的精勤探索而真相大白。
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几乎与戴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相始终。他早年已考释过“阿拉伯”名称在中国古籍中的转变，中年之后，又以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为中心，阐述了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友好交往和贸易关系。同时，他还进一步拓展领域，揭示中国是世界上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以及中国铁器和冶铁技术西传的历史。此外，戴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即明代后期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其鲜明的特色，表现在用世界史的通识考察了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变迁，发前人所未发，恢复了海禁时代海商的历史地位。
戴裔煊教授是一位纯正的学人，无论教学还是科研，其宗旨一贯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重义轻利，爱护后辈，待弟子如子弟，经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重视操守，不要采取狭隘的功利主义，知识的价值是不能完全用金钱去衡量的。不要把自己的学问当作商品到处吹嘘、叫卖。学问自有公评。用市侩手法做学问，也许会得意于一时，但终归贻误别人，为害自己。”这种肺腑之言，至今仍有警钟作用，切不可当耳边风。
戴先生谦虚谨慎，敬重前辈，尽管自己卓有成就，仍称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为“二陈老师”。他以教授身份，同自己教过的学生坐在一起，认真倾听陈寅恪先生讲授《元白诗笺证稿》。戴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深受寅恪先生器重，获得“后生可畏”的赞语。
戴先生晚年的论著，都是在患高血压的长期病痛中完成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他在精神生产中表现出来的“春蚕”式的劳动，给后学者留下了可贵的激励和鞭策。
（原载于《蔡鸿生史学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五编《师门教泽》九。作者蔡鸿生先生[1933—2021]，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国际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