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编辑推荐】

☆江右王门代表性人物、江西豫章理学大家罗洪先、邓以赞专题人物研究
☆详细论述罗洪先、邓以赞生平、著述
☆全面梳理罗洪先文集版本并作了细致的辑佚工作
☆首次为邓以赞编定年谱


【内容简介】

明代中期开始,阳明心学开始兴盛起来,逐渐形成“江右王门”。
  吉水状元罗洪先(号念庵)、新建会元邓以赞(号定宇),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相继而起的江右王门代表人物。二人行事相仿,学问也近似,以守摄工夫见长,为时人所称,尤见重于刘宗周,因而黄宗羲标于卷端。《豫章罗念庵、邓定宇二先生学行辑述》在全面调查存世文集版本、勾稽佚文的基础之上,考证二人一生出处行事,并着重对其守摄工夫、个人追求及其与道、释交往方面予以研讨。


【作者简介】

许蔚,男,1983年生,江西进贤人,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道教文学、道教文献学、宋明道教史、佛道交涉、道教与民间宗教写本、阳明学与道教关系研究。


【目录】

目录

引言

部 罗念庵学行辑述
章 罗念庵的修持经验、文学表达与身份认同
第二章 罗念庵佚文辑暨文集版本诸问题

第二部 邓定宇学行辑述
章 新建文洁邓定宇先生年谱稿
第二章 明儒邓定宇先生遗著版本述

结语


【前言】


王岗
  许蔚兄大作《豫章罗念庵、邓定宇二先生学行辑述》(以下简称“《学行辑述》”)杀青,嘱予一序。予尝习明代思想史,复专治明代道教,于《学行辑述》实有感焉。
  学界所了解的许蔚,是位集净明道研究之大成的优秀青年学者。他对净明道的材料有高度的敏感性。明代净明道与儒士乃至阳明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明代净明道的特色之一。秋月观暎先生早已拈出此点,但至今未有系统的研究。《学行辑述》堪称填补了这一空白。《学行辑述》表明,罗念庵“终生并未放弃对长生的追求”,包括静坐、炼气、行小周天等功法,而这些修持表明,“念庵静坐讲究气的聚敛,具有丹家修炼的特征,至少也应受到内丹炼气方法的极大影响”。所以他“以锻炼喻工夫,以金丹喻良知”。因此,他不仅仅追求长生久视,而且“念庵所要成就的圣人其实并不排斥道教式的神仙”。所持虽仍为儒者之立场,但却有强烈的神仙情结。“他似乎也愿意将神仙与圣人两存之。”而就邓定宇来说,他同罗念庵一样与释道相接。他亦谈养生、谈学问修习事。他谈养生云:“药物无过于精神,功夫莫要于还返。”这明显是指内丹修炼。
  但罗念庵、邓定宇所追求的神仙境界却有特定的道教教派色彩,那就是净明忠孝道。罗念庵曾在吉安的许真君信仰圣地“玄潭崇真观”结玄潭讲会,举忠孝净明为仙家正宗。《学行辑述》也揭示出罗念庵熟悉净明典籍。邓定宇与张位、万恭、谢廷杰等共商重修净明宗坛——新建西山玉隆万寿宫,并与张位、李栻共结逍遥靖庐于此许真君信仰圣地。其遭父丧时,也息居净明道圣地西山者五年。
  净明道有“松沙谶语”(或“龙沙谶语”)。依此谶语,许真君飞升一千二百四十年后,豫章之地会涌现八百地仙弘扬净明道。这八百真仙出现的时间,为万历中叶,以故阳明学笼罩下的嘉靖、万历学林乃至后来的东林党人,往往以八百地仙自期。如屠隆致邓定宇书,即称“得见仙籍, 知先生在八百数内”。而张位《复兴章江阁记》也述与邓定宇等人谋结侣习静,盖“昔晋代许旌阳真君曾遗仙谶云沙州掩井,吾道再兴。近日江沙忽掩井口,岂其符耶”。罗念庵、邓定宇的神仙情结,当以这净明道“龙沙谶语”的语境来理解。也就是说,吾人治思想史,不能忽略宗教神话和宗教情结对儒者思想塑造的影响。
  至于静坐功法,罗念庵“总是标举‘自知’,不肯轻易说破,至少不愿意形诸文字”。这似乎不仅“与他学问不随人口,讲求自知自体贴有关”,也与内丹口传心授的秘传传统有关,亦与宗教经验的神秘性有关。在讨论思想家的宗教倾向时,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不能把宗教实践及其传承与普通的学理阐述放在同一个层面看待,或以同一种方式去处理。这恰恰是一般思想史或中哲史所欠缺的地方。
  与上述特点相关,《学行辑述》论及罗念庵在公共舆论以儒者为导向的语境下,其正当的选择是圣人。这涉及思想家的“公”“私”两个面向。任何人都有多重身份,一般思想史或中哲史仅注意到某思想家的公众场域或公共舆论中的表述,而忽视其私有场域的看法,以为这种公共舆论中的表述,就代表了其思想。我们不否认这种公共舆论表述的重要性,但也不应忘记,其在私有场域的看法也对其身边之人包括其门人弟子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候这种看法可能更真实地展示了此人的思想,而非仅仅是公共舆论表述的片面。如果说,罗念庵在公共舆论中正当的选择是圣人,那么其私下之志恐怕是儒者立场与神仙之志的调和,甚或不排除通过内丹静坐等修持功法而达获神仙境界。
  《学行辑述》的研究对象罗念庵、邓定宇皆为豫章本地人,为阳明再传弟子,也为阳明学有影响力之人。作者曾尝试一并研究豫章丰城李栻和豫章新建张位,因资料局限而未果。对这一阳明后学群体的研究,作者虽自谦为自己“豫章人的私心”,但其实已超越了传统思想史和中哲史仅看文本而不问社会语境的桎梏。美国著名明史学家达第斯(John W. Dardess)和中国思想史家包弼德(Peter K. Bol)将宋明道学分别放在江西泰和、浙江金华的地方史脉络中来加以讨论。这种研究进路,将思想史和地方社会史结合起来,这才展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的思想和哲学。《学行辑述》尽管还是在资料搜集阶段,但为这一有关阳明学的新的思想社会史的学术研究,作了充分的铺垫。这是需要特为拈出的。
  《学行辑述》的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即重厘清文集版本、辑佚佚文和编写年谱这些算是国学基本功但一般不受思想史和中哲史青睐的“传统”方法。诚如许蔚所说:“写作年谱(案: 包括厘清文集版本和辑佚佚文)是研究阳明学者的方式……不会或者至少不易因研究者自身的立场与偏见而发生事实的遮蔽与义理的扭曲。”
  后,《学行辑述》这一优秀学术成果也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了解并承认宗教(特别是道教)对思想史以及主流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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