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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卖点

1.著名学者王汎森作序,李孝悌、吕妙芬、巫仁恕、左东岭一致推荐;

2.突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将改变学者对社集活动,尤其是16—18世纪的东亚知识分子社集活动的理解。过去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多偏重在晚明的江南。本书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改写了过去对16—18世纪东亚学术思想史的理解;

3.跨学科式写作,从多元面向进行探讨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从政治、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宗教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

4.精细化,多角度,不执着于单一性质的社集。本书将社集作为一个总称,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书画医学与科举等议题进行个案研究,就“社集”提出了不同观点,多面展现了明清文人丰富的社群生活;

5.史料详实,书中尝试运用大量地方志、家族族谱等资料,建构地方社集的发展史,同时附上作者自制的图表,为读者提供了便利;

6.呈现一种有效的学术运作方式历史的实际本是浑然一体的,由于近代学科细化的格局划分,学者常常固守于各自的疆域而精耕细作,却颇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本书以“结社”作为主题,邀约各领域的研究专家施展各自的学术优势予以聚焦式的研讨,为相关的学术领域带来诸多启示,并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不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等面向切入,显示了社集与其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的特点,展现社集独特的时代意义。

同时,作者探讨的一些话题能够引发读者的发散性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当时的文人士人是否和现代人一样,也有一定的考试晋升焦虑?他们结社大部分是为了更好地组团学习,比之一些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书中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等,从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了十八世纪日本与越南的文人社集情况,有助于从东亚的视角深化明清思想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此外,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张艺曦,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师从王汎森先生,目前任(新竹)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与家族史,著有《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


【媒体评论】

过去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多偏重在晚明的江南。本书突破了以往所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以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除了学术、思想、文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社集与地方家族、社集与身份/阶层,以及社集与书画、医学等方伎的课题;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这些视野新颖、成果丰硕的研究,完全改写了我们过去对16—18世纪东亚学术思想史的理解,是研究明清思想的之作。

——李孝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

本书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从政治、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宗教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本书的内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明清士人社群的认识,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挑战了我们现代学术分科与专业的狭隘。

——吕妙芬(“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系学界、全面的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指出明中叶以后,社集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不但与地方家族结合,更跨越不同的城市网络,反映当时的士风转变,牵动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局势;流风所及不仅是其他职业如医者,更影响到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如日本与越南之风气。

——巫仁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以“结社”作为主题,邀约各领域的研究专家施展各自的学术优势予以聚焦式的研讨,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运作方式。由于近代学科细化的格局划分,学者常常固守于各自的疆域而精耕细作,却颇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但历史的实际本是浑然一体的,世事变迁,人际纠纷,乃是各种势力聚合而成的结果。哪怕是作为独立性很强的诗文创作,离开复杂的历史整体也很难言说清楚。“结社”本身便是明代人文活力展示的窗口,而明清之际又是人文精神变化的纠结点。由此,本书的学术内涵,将会为相关的学术领域带来诸多启示,并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录】

社集与城市空间

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

从“诗社”到“吾党”:漳州霞中社的政治性

游历、制艺与结社:以晚明衢州士人方应祥为中心

明中叶温州山人结社的地域社会机制与文化形态

社集与地方家族

泽社、永社、云龙社:明末桐城“诗文社集”的勃兴与顿挫

宗族与诗社:明末广东诗文集社研究

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以江西金溪为例

社集与身份/阶层

明末清初秦地文人在扬州的结社活动

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游学与社集:以柴野栗山及其交游网络为例的探讨

“骚坛会”和“骚坛招英阁”:15世纪末及18世纪的越南士人社集

社集与方伎(书画、医学)

无心而娱:清初北京的“雅会”

医者同社与研经讲学:以明末清初钱塘侣山堂为中心的讨论

社集、经学与科举考试

明代的文社与经学

晚明复社与经典改纂:顾梦麟等编《四书说约》初探

后记


【前言】

序言“察势观风”: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

几年前,艺曦来研究室找我,请教我关于编论文集的事,他当时计划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昌伟、许齐雄教授,以及台北大学的何淑宜教授合作,以文人社集为题,集合众人之力来编论文集。他当时问我,此时此刻是否仍适合编论文集,以及这类论文集对学界是否有贡献——这是他关心的部分。我当时建议艺曦,必须坚持几点:论文集的主题必须明确,每篇论文都必须围绕这个主题提出各自的创见。

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我有时会从艺曦那边听到论文集的进展,而为了让各篇文章作者能够聚集一起开会讨论,他先后申请蒋经国基金会与“科技部”的经费补助,两次会议的举行也得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吕妙芬所长的协助。这本论文集的计划,以及整个团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了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论文,所以把时程拉长到三年,而在着手进行之初,分散各地的成员也不辞路远,来台共同讨论,并对彼此的论文题目交换意见,直到今日,终于有论文集的问世。

这本论文集以16到18世纪的文人社集为题,时段集中在明中晚期及清初。明中晚期的社集活动十分精彩而多样,而经历明清变局以后的清初社集的性质与活动也很值得探究。当时社集活动盛行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清初顺治皇帝还曾特别关注近来名流社会,并说慎交社“可谓极盛”,提到孙承泽是“慎交社”中的人物(《清稗类钞》《云自在龛随笔》等书)。

这本论文集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够不受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到整个时代大脉络中,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转型等面相切入,让原本看似平凡无奇的社集显出独特的意义。

这些文章,有的谈社集跟地方官员的到任去职的消长关系,显示某些看似宴游的诗社,也可能有实质的政治目的。有的讨论社集与地方家族的联系,有的利用大量族谱资料说明不同性质的社集与地方人际网络、家族生态的关系。也有的注意到社集与城市空间,以及明末文人借由社集展演的取向。另有几篇是谈社集与诗派、与八股文、与经学风潮的关系,这些看似传统的题目,却都能够得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另有一篇谈明末及清初的士风之别,在此变局中的文化转型是很值得深入的课题。另有两篇文章,则是将眼光扩大到与士阶层密切相关的其他阶层或领域,包括医者及书画鉴赏。过去我们虽可多少看到一些医者结社的资料,但借由这篇文章,才让我们了解到医者与文人社集之间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这些文章各有主题,也跨越不同地域,除了南北两京、扬州,以及浙江等地,还有江南以外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展现这个团队广泛讨论各地社集的企图。另有两篇关于日本与越南的社集的文章,亦显示这本论文集对东亚周边各国的关心,而且从更多元也更整体的眼光,以中国为中心看整个东亚世界的社集发展。

我在多年前写作过几篇明代思想生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跟明末蕺山学派及清初讲经会有关,当时我注意到明末出现不少以经、史或读书为名的社集,这类名称的社团在此之前很少见,但在明末却大量涌现,而且不少都很有影响力,像江南的复社、读书社都是很好的例子。对于这类社集的出现,我认为这与经史之学,尤其经学的复兴相关。不过,近几年我有更进一步的观察,除了心学,至少还有文学复古运动等各种思潮条件共同促成。尤其是文学复古运动,由于主张必须临摹古代的诗、文,进而搜罗古代典籍,所以对古籍的刊刻流行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虽然倡导复古,但所复的不限于儒家经典,所以相对于之前的学风带来了解放。复兴经学则是到了明末才正式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明末经学的复兴,它有其时代的特殊意义,而且带来的影响极大。

以此为例,我们在讨论明代中晚期及清初的历史,必须用更宏大的眼光谈。我很喜欢“察势观风”这个词,当某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一个时代的各方各面、或多或少都会受这股风潮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多层次也多方面的交互激荡,来回往复。若是遇到像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时,这类变动会更加复杂。研究者有必要察其势而观其风,除了所研究的对象,还必须把研究对象所处的风潮及各种动荡变化都一齐纳进来讨论。此外,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有不同力量同时在竞合着,所以社集不会只是社集,而会跟这个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也可能彼此排斥,但即使是排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本论文集所做的可说是一种“察势观风”,而且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作者们能够以更全面的眼光掌握所研究的课题。如今论文集分别在两岸出版社出版,让人为这本论文集对明清之际社集研究有所贡献而感到欣喜。

王汎森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研院”院士

选自《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书摘与插画】

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

明代后期的南京城确实是一个别具历史意义的社交舞台,士人在其中热烈展开各种社交活动:文酒之会频频举行,士人间的集会结社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热烈的交游活动,激发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晚明动荡时局中,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军事,往往成为社交的争议话题,乃至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如此,朝廷的政争延伸至城市生活,居于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京城,原是有名无实的首都,值此板荡之际,反倒成为热血士人舆论交锋的重要基地,也是他们个人生命昂扬的大舞台。

——编者按

一般论及南京文艺活动的展开,往往引用钱谦益(1582—1664)的论断,认为金陵之社集活动初盛弘治、正德年间,钱氏之说相当概括地点出南京文艺之盛况,然则其说亦不免过于化约,事实上,南京之社集活动早在弘、正之前已不乏事例。特意记录南京历史人物的《帝里明代人文略》引司马泰(约1492—1563)《三余雅会录后序》称:

吾乡虽称都下,去辇毂远,宦于此者,率事简多暇,得遂觞咏之乐。天顺中,翰林学士吉水石溪周公叙始结诗社,择吾乡能诗士人,若贺公确、王公麟与邵以诚,凡十人与游,题曰“南都吟社”。成化间,翰林学士西蜀篑斋周公宏谟继之,复与士人沈公庠、任公彦常、金公冕十二人游,题曰“清恬雅会”。正德初,户部侍郎海陵柴墟储公巏复继之,乃与挥使刘公默、士人施公懋、谢公承举凡十人游,题曰“秣陵吟社”。夫三公皆海内文宗,其人品诗格俱高,乃能下交诸士人。诸士人亦不少屈谄,觞咏适情,密若昆季。每一会时,都人辄拭目倾耳,称为胜事。

此说指点出,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艺条件:这个城市虽号称都城,事实上,却是远离权力核心,在权力的操持上实属边缘,此地聚集为数不少的“京官”,官员之品级头衔颇高,却多近乎闲差,难有作为,事简多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所作为、闲暇甚多之清高官员,乃多以写作诗文作为娱乐。这正是南京文艺发展的特殊之处,这些位高权轻的清贵官员,往往成为文艺社集的发动者。因南京之文社活动发端甚早,在天顺年间已然登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倡导社集活动者,都非泛泛之辈,天顺时组成南都吟社的周叙,与成化年间组成清恬雅会之周宏谟,都是翰林出身,正德时秣陵吟社之首脑储巏,则在乡试与会试中都是名。他们可说都是科举胜利者,且表现,是科举制度下,被认定为能文之士。他们本来应该在宫廷之中占据写作地位、文为天下表率的人——翰林本职固当如此,只是他们屈处南都,未能在堂庙之上,写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领袖天下文风——所谓“海内文宗”。他们“怀才不遇”下,唯有另寻渠道发落其才气,以“下交诸士人”的方式,实践“文宗”之志向。

南京社集活动的开始,出于翰林提倡,事或有偶然之处,却也有必然之理。事实上,南都的六部官员,往往官品高而权轻事少,这些清高多闲的官员,往往也就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成员,积极借诸文艺活动以自显,实属常态。也就是说,南京的社集活动中,那些来来去去的六部官员,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员。他们对南京的知识交流与文艺社交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在天顺、成化年间首开风气,在日后的社集活动中,他们往往也多有参与,乃至成为其中要角。《四友斋丛说》中尝记:“孙季泉转南宗伯,赵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于诗,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后季泉至,果时相酬唱,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极为相知。”可见这些任职南京之官员,多有文艺之好,而有此好者,入南都则有社集,已成必然之理。实则活跃于南京之文人,亦多有此类官员,例如:所谓“金陵四家”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间来南京任户部主事的朱应登(1477—1526),他就职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因此与顾璘(1476—1545)等人齐名并列。嘉靖时期知名文人蔡羽(?—1541)、何良俊(1506—1573)都任职翰林孔目而活跃于南京文艺圈。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1590)、边贡(1476—1532)、王慎中(1509—1559)、钟惺(1574—1624)则为南京六部官员而在此交会各方文人。万历时期南京文坛领袖曹学佺(1574—1646),也因任职南京而积极推动文艺社集,将南京文艺推至极盛。凡此略可概见,南京文艺社集的发展,乃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位高权轻的“京官”乃属其中要角。因此,南京社集活动之开始出于南都翰林,殊非偶然。而这批南都“京官”在往后的历史中,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动的重要成员。

天顺年间的南都吟社与成化时的清恬雅会,固可说是南都社集的滥觞,然此社集活动之发起,个人因素仍居主因。两位翰林爱好文艺、乐于交游,使之得以开风气之先。实则在此时期,全国之文艺风气犹然未兴,而城市社交生活也还不发达,甚且,这段时间南京城还在迁都后的大萧条时期,所以天顺至成化年间的社集活动,与其将之视为南京文艺风尚已趋勃兴,毋宁说是个人兴趣点燃的星星火光。或许正由于此,钱谦益在叙述金陵社集发展时,并未将此时期活动列入其中,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而是刻意略过,盖此举不足以作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学传统之肇兴。事实上,有关南都吟社与清恬雅会的活动,也殊少见诸相关记载,可以说有关南京的文学叙事中,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

选自张艺曦主编《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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