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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久的女王,从登基到执政,从少女时的青涩懵懂,到暮年时的儿孙满堂,这其中经历了英国各个时期大大小小的历史变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英国脱离欧盟,她是历史的亲历者和缔造者,见证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兴衰,看懂了伊丽莎白二世的生平经历,便看懂了大英帝国近百年的历史。

看似和谐的王室成员之间,实则充满着各种矛盾,以每一位王室成员作为了解王室生活的线索,详细讲述了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温莎家族成员间的复杂关系和利害冲突,将每位家族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多维度的视角,生动再现王室成员鲜为人知的生活,发现隐藏在他们背后的秘密。

克莱夫•欧文是非常资深的评论记者,收集了各方信息,获取真实生动的史料,力图公正、公平、客观、清楚地再现女王的传奇生涯。本书不仅呈现了鲜为人知的王室生活,更展现了当下英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趋势,可以作为研究英国历史和英王室的参考资料。


【内容简介】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久的女王,从登基到执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英国脱离欧洲,她经历了英国各个时期的历史阶段,也见证了近百年大英帝国的兴衰起伏。

本书将女王和她的家族成员作为叙述的重点,以多样的视角剖析英国皇室,展示女王所要处理的诸多政务难题、家庭矛盾,以及皇室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是如何顺利继位的?菲利普亲王与女王之间有着怎么样的微妙关系?皇室力求与希特勒建立友好关系?女王是如何与首相撒切尔相处的?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生动再现女王与王室成员的点滴细节,将女王统治时代下的诸多历史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

克莱夫·欧文(Clive Irving)

曾任《星期日泰晤士报》总编辑,伦敦周末电视台时事节目总监,纽约《新闻日报》咨询编辑。他是《康德·纳斯特旅游者》(Conde Nast Traveler)的创始编辑,目前仍是该杂志的名誉编辑。他也是英国广播公司著名的纪录片《玛格丽特:叛逆公主》的主要撰稿人。


【目录】

第yi部分

第yi章 机缘巧合成女王 / 003

第二章 放荡不羁的女王之妹 / 018

第三章 王室之家庭价值观 / 030

第四章 王权背后的权谋之争 / 039

第五章 “君主制难以存续……”/ 049

第六章 托尼荣登王室舞台 / 059

第七章 突如其来的变革之风 / 070

第八章 劲敌卡米洛特 / 081

第九章 嘲讽大不列颠权威人物 / 096

第十章 麻烦缠身的菲利普亲王 / 108

第十一章 金钱惹的祸 / 125

第十二章 居心叵测之拥王者 / 138

第十三章 从沉睡中苏醒 / 154

第十四章 行走的秘密库 / 166

第二部分

第十五章 一代巨人陨灭,一场悲剧爆发 / 181

第十六章 不忠的婚姻能走多远? / 198

第十七章 一场伟大的盛会和一部消失的纪录片 / 214

第十八章 把秘密带入坟墓的国王 / 227

第十九章 耻辱之年 / 242

第二十章 迪基 • 蒙巴顿漫长的丑闻史 / 249

第二十一章 光芒四射的王妃 / 259

第二十二章 与托尼的后午餐 / 269

第二十三章 稳坐政坛的两个女人 / 275

第二十四章 世界知名的人 / 286

第二十五章 女王在哪里? / 303

第二十六章 下一任国王 / 319

第二十七章 戴安娜的儿子们 / 331

第二十八章 苏塞克斯夫妇说再见 / 343

第二十九章 没落中的君主制 / 359

后记 / 367

参考书目 / 369

索引 / 370


【前言】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久的女王,并有可能 成为英国的后一代女王。英国历史上没有哪位君主如伊丽莎白 二世女王一样,历经如此长久的历史变革与社会动荡。女王虽已 倾尽全力,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她的顾问团也并无太大建树。 在她的整个统治期间,接二连三爆出的王室丑闻使君主制几近崩 溃。王权幕后,两条王室血统明争暗斗互争影响力;女王的王位 继承人和次子争相为王室带来污点,成为绯闻的宠儿。有时,眼 看着君主制似乎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但却总能挺过难关,得以存续。

我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恰巧与女王的统治期平行,因而形成 了我对女王的个人视角。女王统治期间,就王室的隐私而言,那 些曾经基于谄媚恭维和自动顺从的报道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 代之的是一针见血、切入实质的全面审查。王室新闻一跃而成名 人新闻的主流,利润丰厚,王室家庭层出不穷的各种闹剧则演变 成观众津津乐道的肥皂剧。那些对王室一举一动紧抓不放的街头小报,其报道中的选词用字无非是为了哗众取宠,因此我们很难 从中公平、公正、清楚、客观地了解女王的生活。本书内容主要 涵盖了王室家庭中的种种冲突、君主制的艰辛历程以及漫天新闻 背后隐藏的真实故事。


【书摘与插画】

第二十五章 女王在哪里?

“不列颠尼亚号”在终靠岸成为一个漂浮的博物馆之前,载着女王和家族成员巡游苏格兰西部群岛,完成了后一次使命。那是8月,女王刚过完71岁生日。巡游结束后,她就去巴尔莫勒尔堡度假,一个对她来说放松的地方。然而即使在那里,她也无法摆脱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个月来,查尔斯坚决要娶卡米拉为妻,于是想方设法克服父母的抵触情绪。他一方面想维系自己作为继承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想与卡米拉共度余生。“我不会再受压制了。”他对一名助手说。今年7月,他特意为卡米拉的50岁生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女王始终不同意他的选择,这一举动也丝毫没有改变她的态度。此外,铺天盖地袭来的还有戴安娜与埃及花花公子的花边新闻。

用于衡量君主制是否受欢迎的标准并不十分科学,这些标准往往过于依赖人们对小报以特有方式所报道的特定事件的自然反应。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开播了一档有关年轻王室成员的节目,节目之后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查尔斯是王室成员中“令人讨厌”的一个,卡米拉仅次于他。6万名观众说,若查尔斯娶

卡米拉为妻,他就不配继承王位。1997年年初的另一项民调显示,人民对君主制的整体支持率下滑至66%,而此前一直保持在75%左右。自从温莎城堡大火一事,女王误读了公众的情绪后,她明显变得更加谨慎,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切事件。

8月31日星期天一大早,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给巴尔莫勒尔堡打来一个紧急电话。戴安娜和多迪•法耶德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几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戴安娜去世了,年仅36岁。英国王宫和唐宁街两家机构立即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暴露出两种机构面对民族情绪危机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方法。

20多年后再看当时的情况,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暴发了一场群体性癔症。从一开始,戴安娜就设定好了国民情绪的状态。她的死比她的生影响更为重大。那天早上,查尔斯在巴尔莫勒尔堡的讲话中清楚地表达了她所带来的这种影响力,他说:“人们都会怪罪于我,是吗?全世界的人都会发疯。”多年来,戴安娜一直都在与那些所谓折磨她的小报共事。她交给他们什么样的剧本,他们就按什么样的剧本报道。戴安娜的光环从未滑落。她与节俭而敬业的外科医生哈斯纳特•汗的恋情刚一结束,就和新欢多迪走到了一起,多迪也和汗一样缺乏自制,忘我地与她滥情纵欲。这或许能让人们暂时停止对戴安娜的崇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反而认为这是戴安娜因为失望和沮丧,才如此肆无忌惮地放任自己与法耶德滥情,目的是故意向汗或查尔斯展示自己的快乐。但大众轻率的心理并不能真正解决道德问题。她在超级游艇上和花花公子公然地炫耀自己的快乐不仅仅是形象

问题,更是自卑和名誉的问题。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她与法耶德的交往持续了6个星期,名声却丝毫没有受到玷污。

那时托尼•布莱尔才刚上任4个月,几乎没怎么见过女王。但是,他和坎贝尔通过与查尔斯的接触,了解到王室所发挥的作用已出现问题。当时,我看到他们是带着完整的营销和媒体操纵技术的工具箱上台的,我还唐突地在1969年的文章中建议王室也采纳这些技术。这些技术对他们很有效。他们接管工党时,工党的情况与君主制的情况很相似——顽固地与人民脱离联系,甘做传统仪式的囚徒。但是,小组讨论和深度民调并不能产生有号召力的领袖。所幸的是工党就选出了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睿智敏锐,而坎贝尔具有对该党的理性基础知识,两人携手,必有作为。他们现在面对的女王,是一位没有号召力的国家元首,对将要发生的事也没有什么预见能力。

就戴安娜去世一事,女王的次公开声明简洁而机械:“女王和威尔士亲王对这一可怕的消息深感震惊和悲痛。”当她带着威廉和哈里去附近的克拉西教堂参加常规的礼拜仪式时,都没有在祈祷中提及戴安娜的死,更是凸显了女王的冷漠。在那之后,人们无法改变对她产生的这种印象,如在阿伯凡惨案中所表现的一样,女王是如此冷淡与冷漠。她对戴安娜的死讯表现的冷漠与抵触还体现在白金汉宫没有为戴安娜的死而降半旗。事实上,那里根本就没有飘过英国国旗,只有当皇家军队和君主入住时,才有旗帜飘扬。到了周三,当全世界都不理解为什么旗杆上空空如也时,女王和菲利普仍然断然拒绝了降半旗的建议。到了周四,小报大声疾呼:“我们的女王在哪里,我们的国旗在哪里?”《太阳报》质问。

戴安娜去世后几个小时内,查尔斯与戴安娜的两个姐姐飞往巴黎,带回了她的遗体,并于周日下午抵达诺斯霍尔特空军基地英国皇家空军机场,布莱尔现身机场迎接。戴安娜的灵柩上盖着红、金、蓝色构成的棺衣,由人们从飞机上抬到圣詹姆士宫,放置在皇家礼拜堂的灵柩台。这时首相和查尔斯共同表现出的悲痛显然是由衷的。布莱尔跳过王宫所有的混乱,用一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一时刻,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受——“戴安娜,”他说,“是人民的王妃。”先说这句话的人并不是布莱尔。这句话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位作家安东尼•霍尔登在一本传记中创造出来的。坎贝尔首先想起来了这句话,布莱尔引用这句话后在日记中写道:“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并立即成为常用语言。不过,我们必须小心,别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写自己的剧本,而不是她的。”这里的“她的”当然是指女王的剧本。布莱尔和坎贝尔敏锐地意识到,成为信息的明显控制者是有风险的。周一上午《纽约时报》欧洲版《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世界共同哀悼人民的王妃》的文章,加剧了他们的担忧。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唐宁街比女王更敏锐、更顺畅地捕捉到了非凡的大众情绪。布莱尔并不是想体现公众的心在流血,而女王的心如此冷酷,他只是急于保护女王,希望她终能“理解”。而且公平地说,在女王的整个统治期间,像这种人们对戴安娜自发产生的崇拜之情,她从未遇到过,因此也不具备应对这种情绪的能力。所以查尔斯说的没有错,“全世界的人都会发疯”。在所有君主和战神安歇的伟大的瓦尔哈拉殿堂中,从诺曼人算起,他们死后没有一个人能够激发出人们如此情不自禁的爱与失落感——纳尔逊没有,威灵顿没有,丘吉尔也没有。戴安娜所引起的民族崇拜情绪达到了一种危险的程度,这让巴尔莫勒尔堡的居住者感到困惑,还有一定程度的愤慨。

据说女王是不能动情的。并不是她有心理障碍,这也并不是她的缺陷。所发生的一切都缺乏理性,而女王认为就自己的角色和职责而言,自己就应该保持冷冰冰的理性。没有哪个人能够脱离制度而存在,而制度就需要规则和规范。英国国旗从未在白金汉宫飘扬过,那光秃秃的旗杆则体现了人们对规则的遵守有多么严格。坎贝尔在日记中写道:“不降半旗并没有体现规则……真担心这会成为人民反对王室的理由。”接着他更加担忧地写道,“街道上的气氛非常紧张……甚至变得有些危险,难以控制。媒体不断向人民灌输王室不作为甚至漠不关心的思想。”从周二开始,每小时就有6000人涌入伦敦。在圣詹姆斯宫和肯辛顿宫前面,人们排着长队在吊唁簿上签名留言,阵势超越了正常的哀悼仪式。场面为壮观的是那些鲜花——白金汉宫外,尤其是肯辛顿宫外摆放着成千上万束鲜花。此时首都伦敦正值阳光灿烂的夏日,阳光下色彩斑斓的鲜花让坎贝尔暂时忘记了他先前所感受到的危险。周五下午,女王和菲利普终于抵达白金汉宫,当他们看到栏杆上堆积起来高达6英尺的花束时,明显感到触目惊心。下午6点,女王发表讲话,并向全国现场直播。只见她正襟危坐,背后是宫殿门外情绪激动的人群。她说:“我们正在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但是如往常一样,她的这篇讲话稿依然那么做作呆板。阿兰•本奈特鞭辟入里地评论:女王之所以让人感觉做作,是因为她“不是一个好演员,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演员”。他说,戴安娜和女王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一个会演戏,一个不会演戏。这可能也是女王乐于承认的一点,因为她天生就不是一个庸俗的人。

通常情况下,王室的葬礼都要经过多年的筹划,因为要涉及层层官员和各种委员会。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国事活动,比如在卡纳芬举行的查尔斯授权仪式,托尼•斯诺顿就和那些坚持传统的疯子纠缠了好几个月。这一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国葬程序在几天内就全部安排好了,基本是按照为女王母亲制定的葬礼计划改编的。只有一个环节是在后一刻决定的,也是令人痛心的环节,那就是如何安排戴安娜的儿子威廉和哈里,这让葬礼策划者们十分苦恼,毕竟他们才是这场悲剧直接的受害者。周五晚上,菲利普亲王建议孩子们跟着他和查尔斯一起走在携有戴安娜灵柩的炮车后面。他们同意了,于是跟着送葬队伍从圣詹姆斯宫一直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看到这一景象无人不感到痛心。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一个国家圣地,其地理位置没有巴黎圣母院或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那样引人注目。教堂坐落在议会广场的西侧,就像一座搁浅的哥特式遗迹,在仿造的中世纪议会大楼的对比下,黯然失色。它的光辉无处可见。教堂内部虽然高大宽敞,安置着无数显赫的灵魂,但却显得内敛低调,教堂的四壁将其光辉包裹得严严实实。1997年9月6日星期六,这一切都变了。

阻挡教堂光辉的墙倒了。葬礼盛典不得不屈从于人们自发组织的吊唁仪式。两千人涌入教堂参加了戴安娜的葬礼。教堂内的长椅上坐满了各界显要人物。唱诗班伴着风琴婉转而唱,让人感受到了18世纪赞美诗中的爱国主义和祷告美文,感受到了上帝和不列颠尼亚的神圣结合,感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爱。托尼•布莱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诵读了《哥林多前书》。身材壮硕的艾尔顿•约翰演唱了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诗,改编自歌曲《风中之烛》(CandleintheWind),他把原来歌词中的“永别了,诺玛•简”改成了“永别了,英格兰的玫瑰”。这首歌原本是用来纪念神秘莫测的玛丽莲•梦露的,在这里演唱是多么贴切啊。约翰当时非常紧张,担心慌乱中唱成原来的歌词,于是他让人在他的左边放了一个小提词器。

教堂外的人群能够通过扬声器听到里面的声音,从巨大的屏幕上看到里面的画面。教堂的大门敞开着,更能让公众感受到里面发生的一切。我在美国和全世界其他25亿人民以及英国3100万人在电视上一起观看了全过程。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我逐渐意识到公众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来势汹汹,毫无人为设计因素——这种情感自然地充斥在教堂外艾尔顿•约翰的挽歌声中,就像从肯辛顿宫一直到林荫路上的鲜花浪潮般,神奇地暗示着伦敦人民的心情。人民的王妃之死引发了一场人民的盛会。人民已成为这场圣礼的主导,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设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在日记中写道,“本周初,人民给女王和女王家族施加了很大压力……公众的认知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从当时的场面可以明显看出,对于这一时刻,公众远远先于君主开始行动,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设定了缅怀的方式。

教堂里有人发表了一篇很不和谐的悼词。送葬时,戴安娜的弟弟——第9代斯宾塞伯爵——也和菲利普、查尔斯以及戴安娜的两个孩子一起走在灵柩车的后面。公众对他的面孔并不熟悉,由于命运的安排,他不得不抛头露面出现在公众面前。人们可以从他的悼词中感受到他的愤怒。他的愤怒首先是针对各大小报的:“请记住,在所有关于戴安娜的讽刺中,讽刺莫过于——这个与古代神话中‘狩猎女神’同名的女孩,终却成了现代社会被猎杀次数多的人。”接着,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更直接的发泄对象,那就是王室。于是,他面对着戴安娜的遗体说:“我在此向你发誓,我们,作为你的血亲,将尽我们的所能,继续以你那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以仁爱之心引导这两位杰出的年轻人,我们不会让他们的灵魂完全沉浸在责任和传统中,而是如你所愿,光明正大快乐地生活。”以前从没有人把戴安娜和温莎家族之间明显的摩擦说成是血缘关系的问题。教堂之外的人民依然沉浸在当天激动的情绪之中,听到这段悼词,不禁鼓起了掌。对女王来说,她对自己家族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非常敏感,再者说到血统,斯宾塞家族自中世纪以来就不乏英国军事英雄,战绩辉煌,这本身就让女王感到一种攻击性,更不用说悼词中提到威廉和哈里两位王子的灵魂受到“责任和传统”压制的危险,这更让女王难以接受。女王的助手们立即明确表示,女王认为这番话完全没有凭据。

仪式结束后,女王回到了巴尔莫勒尔堡。王宫上方旗杆上的皇室旗帜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的国旗,不过只升到了一半。晚做总比不做强。女王的顾问们对托尼•布莱尔和阿拉斯泰尔•坎贝尔表示了感谢,感谢唐宁街工作人员协助王宫处理公众情绪波动。但布莱尔说,只要和他们谈到君主制未来的改革时,“他们就拉上了百叶窗”。他对坎贝尔说:“他们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他们认为一切就应该原封不动,他们就希望一切保持原样。”

迄今为止,为女王服务的10位首相中,有4任都是坚定的变革推动者。麦克米伦、威尔逊、撒切尔和布莱尔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国家的永久性变革。如我们所见,麦克米伦精心打造的爱德华七世的显贵人物面具之下,其实掩盖了一个激进的现实主义者。在他所代表的政党中,许多人还没有接受非殖民化时,他已经在非洲发表了那篇“变革之风”的演讲。他巧妙地利用女王成功拉拢了克瓦米•恩克鲁玛,她的认可确保了他政策的成功。威尔逊不怎么依赖王室的支持。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早就该有的社会和文化自由,但这些变革并没有受到王室的欢迎。撒切尔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不会妥协,无论人们多么憎恨她,她仍然铁面无情地打破了某些陈规,但是同时又释放出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她对君主非常恭敬,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君主制的忠实信徒。现在的布莱尔在他自己的改革议程中,产生了不打算让君主参与进来的想法。

因此在这个时刻,君主制似乎不是一种制度,而是统治阶级的后一种立场,为维系僵化的世界而斗争,为自主决定自己的存在而斗争,抑或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是否改革君主制终还是由女王自己来决定。相比之下,力求改革的首相所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若要实现变革,他们必须得到自己的政党、议会和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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