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也利于文化积累。
【内容简介】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批判了三种错误思想，即英雄史观、无为主义（或宿命论）和“因素论”。从一般哲学意义说，英雄史观属于唯心主义理论，无为主义作为庸俗社会学反映了机械论的特点，而因素论则是多元论或折中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三种错误观点中他批判得多、全面、详细的是英雄史观，而且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不是黑格尔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因为当时正是前者疯狂地从事“个人恐怖”和“以行动作宣传”之类的政治活动严重地阻碍了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过在个人的历史作用学说史上总的说来一直存在着的主要是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杰出人物的作用。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乎规律的必然过程，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即主张所谓“英雄造时势”。另一派则过分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贬抑甚至抹杀个人的作用，即认为“时势造英雄”。两派的共同特点是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同个人的自觉活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找不到联系两者的桥梁。普列汉诺夫在批判这两种观点时，不仅提供了新颖独特、分析细致、令人信服的论据，从而通俗有力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不仅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有关的“合理内核”，如所谓“内在精神”、“普遍精神”、“理性的狡黠”等思想，而且从这一学说和这些思想出发，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作者简介】
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革命家，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译者简介：
王荫庭，翻译家，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家。
【目录】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附录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前言】
1898年，普列汉诺夫以基尔桑诺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的俄文科学和社会政治刊物《科学评论》杂志第3、4期上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这篇论著是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在19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反对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略思想斗争的又一传世佳作。这是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这个问题全面、完整的分析，也是的专论。其后一个多世纪，人们相继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也确实有许多进展，但整个看来，或者说，从一般原理的高度来看，实质上并未取得重大突破。至于思想之精辟，史料之丰富，论述之透彻，语言之洗练，以及风格之卓异，在同一主题的论著中，这篇篇幅不大的名作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也因此，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即使极“左”思潮泛滥，对普列汉诺夫政治上大张挞伐，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也仍然一直把这篇著作列为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学生的共产主义教材。
【免费在线读】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当局，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后的和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类本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的东西完成的，那么个别的东西，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的应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后的和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后的和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和偶然事件，事变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向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同一序列的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始终贯一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