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
- “鲁迅生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鲁迅的所有一切，都包容在《鲁迅全集》里，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遗产中。要了解中国，了解鲁迅及鲁迅与书的关系，回归原著是捷径。
- 鲁迅的一生与书密切相关，以鲁迅书话为镜，看鲁迅如何成为鲁迅。
- 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致敬、鲁迅研究学者林贤治携鲁迅精选书话再度回归，突出“立意在反抗”，帮读者省时间。其篇后评注尽显多年研究鲁迅的深厚功力，与已出鲁迅书话区别开来，使本书兼具导读与回归原著的功能。
- 当下，我们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快速在众多图书中找到自己的菜？鲁迅用他的所思所想间接教会我们如何翻书、选书、做书、译书，兼容性强，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 “一个人的鲁迅”系列精装版再添新册。紧扣系列书主题，精选鲁迅书话原文，以及鲁迅的书影、手稿、信件。内文版式疏朗灵动，极富冲击力，封面设计精简大气，内文采用顺滑的胶版纸，阅读收藏两不误。
编辑推荐
- 谈到鲁迅，除却《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这些文本我们还知道什么？而“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含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林贤治也正是站在这一高度，延续“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主题，在编注本书时不仅展现出鲁迅作为著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为中国所作的努力，作为知识分子与专制集权的斗争，也赋予了鲁迅思想的历史超越性，证实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透过鲁迅原文，我们都需要一直重读鲁迅，接受鲁迅思想的鞭策与引导。“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林贤治语）
- 鲁迅的一生与书密切相关，以鲁迅书话为镜，看鲁迅如何成为鲁迅。本书内容与书刊及著译者相关,涉及书的生成、流通、禁毁、影响，以及具体的阅读。以“刀边”命名，乃为凸显鲁迅“立意在反抗”的本意。篇后附编注者短评，尽显编注者多年研究、解读鲁迅的深厚功力，与已出鲁迅书话区别开来，使本书兼具导读与回归原著的功能。
- 当下，我们可以借助鲁迅书话，快速在众多图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书。鲁迅在他的书话中多次回应选书之事，正好教会我们如何翻书、选书、做书，兼容性强，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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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关于鲁迅与书的一切。鲁迅一生与书为伴，身为著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他深知书籍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本书精选鲁迅书话原文，分为“出版史、书厄史、阅读史”“为他人的著译作序”“为个人的著译作序”和“读书经验谈”四辑，充分展现鲁迅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特别在其晚年，写于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制度下的书话，每每突破知识学的限阈，凸显反抗的锋芒。图书采用精简封面设计和顺滑内文胶版纸，篇末附赠鲁迅研究学者、本书编者林贤治老师的短评，阅读收藏两不误。
【作者简介】
编注者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致敬人物。著有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后十年》等。主编“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界散文丛编”;《散文与人》《读书之旅》《记忆》等丛书、丛刊多种。选编《绝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
【媒体评论】
曾几何时，一个高踞人民之上的威赫无比的政权，在一个早上黯淡收场；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的作品，却在反抗它的斗争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
——林贤治
鲁迅的著作中，充满着战斗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为劳苦大众请命的精神。
——许寿裳
【目录】
辑
青年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十四年的“读经”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六至九)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谈金圣叹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杂谈小品文
小品文的危机
四库全书珍本
选本
由聋而哑
关于翻译(上)
华德焚书异同论
第二辑
《尘影》题辞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进化和退化》小引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守常全集》题记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叶紫作《丰收》序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萧红作《生死场》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白莽作《孩儿塔》序
我和《语丝》的始终
“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祝《涛声》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竖琴》前记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第三辑
《华盖集》题记
《华盖集续编》小引
《坟》的题记
写在《坟》后面
《三闲集》序言
《二心集》序言
《伪自由书》前记
《准风月谈》前记
《花边文学》序言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第四辑
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读书忌
随便翻翻
书的还魂和赶造
【前言】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代序)
早在留学日本时起，鲁迅决心去医从文，走“摩罗诗人”的道路，把自己置于反抗者的位置上；这样，他一生遭受权力者和专制政治的压迫，势所必然。
在北京，继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介入了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从形式上看，可称“私人论战”。及至上海，国民党的“党国”开始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下，他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了。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有违“党义”及“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不能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又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必须事先申报登记，获准后才能出版，至于涉及“党义”等敏感问题的还要送审。1933年由政府*颁布查禁密令，附抄作者黑名单，手段更为隐秘。1934年4月，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所有书刊必须送审，如不送审，即予以惩处。各个层级的审查委员会豢养了大批书报检查官，鲁迅称为“叭儿”；在审查过程中，他们“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随意删改和禁止，于是乎出版界只余一片荒漠。
在书报审查制度下，鲁迅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北京时期。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写作困境：“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
鲁迅一直提倡韧战，对反抗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禁锢与压迫的严酷，仍然超乎他的预想。这对一个“精神战士”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是一场考验。他不得不在斗争的坚持中迅速作出调整，他把这叫作“周旋”“钻网”，叫作“带着枷锁的跳舞”，或“带了锁链的跳舞”，或“带了镣铐的进军”。
题作《夜记》的系列作品之一《怎么写》劈头一句是：“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本来，对于自由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是不应当成其为问题的，此时居然成了问题。鲁迅既然要直面人生，就不能不谈大屠杀，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党，他都确实写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者还可以直接抨击“政府”“国务院”，痛斥“中国军人”“杀人者”，到了国民党治下，却是“吓得目瞪口呆”，揭露的文字也不得不变得“曲曲折折”“吞吞吐吐”了。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可以随时发表时评；及至下半年，形势陡变，则只好借谈风月而谈风云。只要比较一下写于同一年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迫不得已时，鲁迅不惮站出来说话，如左联五作家被害，他的反应是激烈的；在通常情况下，大抵仍然是从侧面、从背面、从壕堑里进行他的伏击战。
这样，鲁迅倒过来从“怎么写”过渡到了“写什么”，正如他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他在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语、隐喻，越过为语境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奔赴目标。对付报刊忌讳他的名字，他使用并频繁更换笔名，乃至近百个之多，成为世界上使用笔名多的作家。这些笔名，完整地被他保留在集子里。对于文中被检查官或编辑删改的地方，编集时他特意从旁加上黑点，或用黑杠标出，或在文末加写“附记”，且不忘在序跋中加以说明。总之，他极其固执，一定要在文字中留下自己所身受的各种明诛暗杀的事实、官方书报审查的劣迹，用他的话说，因为那是“党老爷的蹄痕”。
除了创作，他还十分看重翻译，从留下的文字遗产看，译文的分量甚至更大。翻译对他来说，是“偷运军火”，借用国外的思想文化武器破除官方对言论的钳制。从他的译著看，除了文学作品，还有理论著作。他十分注重介绍苏俄，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对于苏联，也介绍著名的“不同政见者”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同路人”的作品。他以译作直接介入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对于翻译，他的选择是十分严格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譬如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不译，据他在后记里介绍，原因是原文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是接近的。他表示：“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这是典型的“拿来主义”，用自己的眼光来拿。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与作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著名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政治家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因此他认为，“要维持现状”的政治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免时时处在冲突之中。
鲁迅不但从事著译，而且热心做编辑、办刊物、搞出版。他的目的，归根结底在改造中国这一点上。他要借刊物培养更多的战士，以集团的力量对付强大百倍的反动政府和专制制度。从在日本流产的杂志《新生》，到北京时代的《莽原》《语丝》，到上海的《奔流》《萌芽》《译文》等，可谓从不间断；此外还参与别的报刊的编辑，包括有名的《新青年》。一个刊物封闭了、停办了，接着再办一个。仅为复刊《译文》的努力，即可见他的用意与决心。当他和青年朋友的书稿无法出版时，就搞地下印刷，诸如“奴隶社”“三闲书屋”之类的临时出版社，就这样搞了起来；而一批违禁的书籍，也就这样走出了地面。
出版图书的时候，无论著译，鲁迅都极其看重序跋的写作。他历来重视“边缘”，序跋也是边缘，从边缘进入中心。举例来说，像《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篇幅比正文长得多，其中虽然多是报章剪贴，却保留了文网史的大量故实；加上作者随机的批评，结果确如他所说，有了这样的“尾巴”，形象便见得更完全了。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曾几何时，一个高踞人民之上的威赫无比的政权，在一个早上黯淡收场；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的作品，却在反抗它的斗争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历史悖论的力量如此，令人惊叹。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九日
【免费在线读】
- 林贤治评《青年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书”十部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所作的答复。发表后，遭到媒体及不少读者的攻击，作者曾撰文作答，后来还不止一次提及此事。他提醒说，答文并非愤激之辞，而是得自“自己经验”。对于中国书和外国书，作者给出阅读的两个标准：一个是为人生，一个是当下性，强调自由生存高于一切。
- 林贤治评《写在〈坟〉后面》：文章体现了鲁迅决心与“正人君子”为敌的反抗状态，同时显示了一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关于“中间物”的思想，是鲁迅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他有如上述的反抗旧物、喊出新声、牺牲自我、不惮消亡的一个哲学依据。
【书摘与插画】
随便翻翻
鲁迅 著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坏，他用的是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林贤治评《随便翻翻》：在读书方面，作者主张“杂”。多翻、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鲁迅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好，妙，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林贤治评《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这是“清党”之后所做的讲演，因此，除解答有关读书，主要是阅读文艺书籍的知识性问题之外，特别强调接触社会、独立思考，以打破合法性暴力及意识形态的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