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使苏格兰从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这一跃迁的实现离不开书籍出版带来的知识的广泛传播。今天的读者早已明白书籍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书籍出版过程是如何影响和推动启蒙运动却少有人关注。本书正是介绍神秘而丰富的苏格兰出版活动的读物,作者运用实证的学术方法,呈现了书籍出版具体如何影响和推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进程。为不满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读者提供了一段有趣的、值得探索的历史。
本书以115位苏格兰作家以及他们的360部主要作品的故事,阐释了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其论说语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文字史和学术史,讨论的核心不单是书籍作者和文本价值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从文本到形成书籍的过程中作者与书商之间的丰富活动。本书不仅展现了书籍出版翔实的细节,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运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这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参考书,附有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它们同样也是本令人兴味盎然和激动人心的读物。
理查德·B·谢尔,美国著名史学教授,新泽西理工学院联合历史学院主席。研究方向为启蒙运动、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知识分子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格拉斯哥启蒙运动》(1997年9月),《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教会与大学》(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
译者简介:
启蒙编译所,出版编辑服务机构,从事非虚构类图书的翻译、编辑、校对等工作,涉及领域有文、史、哲、法、政、经及自然科学。
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是出版繁荣。
——俞晓群,著名出版家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是对书籍史和启蒙运动研究的重大贡献。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名书籍史学者、密歇根大学教授
这部学术著作成就非凡,对所有图书馆都必不可少。它主要探讨了苏格兰如何成为启蒙运动书籍的源泉;作者认为,这项艰苦的成就,是作者和出版商共同努力的结果。
——《图书馆杂志》
本书是一部杰作,资料丰富翔实,语言生动鲜活,多层次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既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附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
——《美国研究评论》
导论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史
设计与免责声明
第一部分 书籍世界中的苏格兰作者
第一章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构成
印刷带来的进步
苏格兰启蒙运动作者和书籍数据库的建立
第二章 苏格兰作者的身份认同和多样性
作者身份的社会语境
合并与代表
第三章 作者身份的报酬
赞助者、出版者和职位
版税及其用途
第二部分 伦敦与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出版
第四章 伦敦-爱丁堡出版业轴心的形成
合作出版的框架
创始出版者和他们的公司
第五章 苏格兰启蒙运动出版业最繁荣的时代
斯特拉恩和卡德尔出版社
继承人和竞争对手
第六章 威廉·克里奇的成就
书商生涯
一个书商的名声
第三部分 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在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
第七章 爱尔兰重印业的兴衰
出版者还是盗版者?
都柏林书商行会
第八章 美国的苏格兰书籍制造,1770—1784年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美国图书业
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重印业在美国的涌现
第九章 费城,1784—1800年
横跨大西洋:凯里、多布森、扬和坎贝尔
移民书商与苏格兰学术作品
结语
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瓦解
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史的模式
注释
附录
参考文献
插图目录
索引
《启蒙与书籍》一书问世后,广受欢迎和好评,令人非常高兴。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 ,促使我虚心反省。我十分感谢朋友、同事和读者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些错误,也感谢编辑允许我在平装版前面添加一段序言。威廉•博思威克•约翰斯通 (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绘制过一幅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内部的虚构图画(现在保存于爱丁堡作家博物馆),看上去仿佛再现了18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以至于我没有怀疑那些识别画中人物的标志就将它复制到了书中。可是伊安•辛普森•罗斯(Ian Simpson Ross)提醒我,背景里左起第二个人物(就像书的封面上复制的那样)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为他绘制的著名圆形肖像画一模一样),画面底部的小字却把他标注成了蒙博多 (Monboddo)勋爵;其实画面最右边的人物才是蒙博多,而不是亚当•弗格森 (Adam Ferguson)。伊恩 •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参见他在《出版季刊》第 25期(2008年9月,第333 -335页)中对我的书的评论 。经过查证之后,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应该用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亚当(斯密)代替另一个亚 当(弗格森)。在作者说明的章节中,关于货币和汇率的内容我主要采用了约翰• 麦卡斯克(John McCusker )的数据,他是18世纪英国与美国的货币兑换方面的著名权威学者。这次为了出版平装本,他帮助修正了本书 中出现的几个货币汇率数据 。如第xxv页①,1791年时的一个标准英镑在美国相当于4.44美元,而不是4.55美元。本书出版的2006年,一个标准英镑的购买力应该相当于1746-1770年间的105英镑或192美元,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于85英 镑或154美元。在作者说明的末尾,提到约翰•霍姆 (John Home)的剧本《阿 尔弗雷德:一部悲剧》 (Alfred:A Tragedy)的例子时说,**的一个半先令大约相当于2006年的6英镑 ,这个地方应该更正为6.4 英镑。当然,尝试将18世纪的英镑转换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货币等价物时,只是根据当代的购买力进行粗略估算,因而随着判断标准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举例来说,在描写约翰• 亨特(John Hunter)的作品《外科医生》(The KnifeMan,2005)中,温迪• 穆尔(Wendy Moore)使用了英格兰银行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转换标准,结果得出了明显更低的兑换比率。推出了精装版本之后, 我才注意到遗漏了表一中的作者的一些作品,本来应该把它们加入表二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数据库(两个表格都出现在索引中)。其中包括乔治•查默斯 (GeorgeChalmers)的两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未完成作品:《当前联合殖民地的政治记录,从定居至1763年的和平时期》第一册(伦敦,1780年出版)和《殖民地解放史导论》第一卷(伦敦,1782年出版)。有一部作品本来可能作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的遗作入选:《劝勉,或从自然及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演绎的安慰》。两篇专题论文:其一的作者据推测是西塞罗,现已译成英文,其二是托马斯•布莱克洛克神学荣誉博士的原作(爱丁堡,1767年出版)。 该书的题词是献给詹姆斯• 贝蒂(James Beattie)的, 在讨论作者之间互相交换题词时(第141一142页), 原本可以引用这段内容。另一部值得加入的作品是《慈善事业:以期刊论文的方式》(伦敦,1797年出版) ,那是一部匿名作品,根据1798年6月2日威廉•理查森 (William Richardson)写给安德鲁•斯特拉恩 (AndrewStrahan)的信件 (保存于约翰•尼科尔斯 [John Nichols]档案馆,感谢朱利安•普利[Julian Pooley]提醒我注意到它) ,现在可以确认其作者是理查森。该书里面包含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理查森热衷于匿名出版(如本书第135 -136页讨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段落谈到了作者的“ 各种伪装”。相反,安德鲁• 阿什菲尔德(Andrew Ashfield)告诉我,《自然与艺术作品之美的基本原理探究》(表二中的编号347 ,在第381页引用)一书不应该被加入作品数据库,因为版权页上显示的作者威廉 •汤姆森(William Thomson )不是表一中的那位苏格兰的多面手作家(英文短标题 目录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同名同姓的都柏林艺术家,其生卒年份为1726-1798年 ,而不是1746-1817年。这个错误告诫研究出版历史的学者,必须去核查书籍的原文。由于数据库里的个别作品极其稀有,我未能做到全部查对,不过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只要稍微看一下该书前面的传记性回忆录,就可以识别出作者的正确身份。 本书第12页①评论说, 1934年普里泽夫德•史密斯 (Preserved Smith)的一 部作品“可能是第一本在书名中使用‘启蒙运动’这一术语的著作”。但是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向我指出,这个先驱的荣誉实际上属于约翰•格里尔•希本 。
“真正关心社会和自己国家福祉的人,一定会很乐意对知识和文明的飞速进步和全面传播进行反思。当下的英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知识和文明飞速进步和全面传播的时代。”威廉•格思里(William Guthrie)先生的《地理、历史与商业新语法&当今世界几个王国的现状》一书的序言是这样开头的。该书1770年在伦敦第一次出版,是18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该书的序言比较了英国政治文化状况和充满“狭隘的偏见”的“欧洲其他几个王国”的政治文化状况,然后得出结论:“在我们这里,知识不再被局限在哲学家的学院或伟人的宫廷里,而是和所有上天赐子人类的最伟大的优势一样惠及每一个人。”英国不仅在知识的“飞速进步”上走在前列,在知识的传播上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英国,“知识的全面普及”使“多数人”得以共享知识。发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 “英国人民生活富裕,有强大的影响力,自然会要求一定程度的关注”——也就是说,他们构成了“公众”。另一方面,英国的“书籍已经去掉了充满学院气息的术语,不再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也不再只满足学者的嗜好,而适应了更多家境一般的人的需要,这些人过去为其他事务所累,没有闲暇获取知识”。通俗读物对知识传播的推动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这类大人物的作品”。通过这种途径,“我们的大多数国民”比其他国家的人获得了“更好的提升”。
格思里的《地理》序言中描述的现象,已经为启蒙运动和18世纪英国文化的学习者所熟悉。已故的罗伊•波特对英国启蒙运动有一句著名的论述:“事实证明,印刷是传播启蒙思想和价值观的巨大发动机。”波特用了不同的词来形容这一时期印刷业的发展:“印刷爆炸”“印刷繁荣”“印刷资本主义”“文学成为能以各种形状和尺寸流通的商品”,以及“英国淹没在印刷品中”。随着书籍供应端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如期而至,“阅读成为英国大部分地区民众的第二天性”。类似地,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对18世纪英国发生的“印刷革命”的评价极具洞察力,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包括“英国出版行业的巨变”(他有时称之为“出版革命”或者“出版物革命”)以及阅读群体的数量扩张和类型多样化,还包括为人们提供阅读便利的各种机构比如书店、各种图书馆(例如会员制图书馆、流通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咖啡馆图书馆)、读书俱乐部以及私人藏书机构。与波特以及格思里《地理》序言的作者一样,布鲁尔认为这些进步和“现代商业与文明” 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上的发现、知识的普及、开明的态度、经济上的富裕、文明开化以及广泛和高度商业化的公共文化事业的兴起,这一切与布鲁尔不止一次提到的“书籍无所不在”的现象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