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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欧阳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然后会想起他的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的目光，限制了我们对欧阳修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
海外宋史研究领军人物刘子健教授用散文般优美的语言，为我们钩沉出一代文宗、政坛伯乐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生涯。在他的笔下，欧阳修天资卓颖，在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成就斐然，受到士人群体的尊崇。尽管仕途坎坷，屡次被贬，但是处之泰然，甚至终生致力于推荐提携贤才，通过诸多政策影响、培养更多的人才，尤其对那些和他同样出身庶族、沉沦下僚却有雄才大略的年轻人，更是奖掖有加。如今我们熟知的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范仲淹、曾巩等闪耀在北宋思想天空的名人，无不受其荫庇。正如秦观的评价：“惟我文忠，一世之师……如天有斗，如岁有春，四方以正，万物以新。”也就是说，欧阳修对于士人群体如星空之北斗。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天我们欣赏“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豁达，仰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拳拳家国情怀，其实，他们的政治人格继承自欧阳修的政治理想，诗句中的文学思想源于欧阳修发起的一扫绮靡晦涩文风的古文运动。
可以说，北宋文坛政坛因欧阳修而群星闪耀。
【内容简介】
本书以散文化的语言，为读者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欧阳修的仕宦与治学生涯。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影响力举世瞩目。欧阳修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政敌指控，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求才、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欧阳修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经由他提携举荐的士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作者简介】
刘子健（1919—1993），蜚声国际的宋史专家。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精通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四国语言，1946年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团队史料专员。20世纪50年代后，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史转向宋史，代表作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两宋史研究汇编》《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
译者：
刘云军，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海外汉学（侧重宋代）译介工作。出版《权力与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等译著。
李思，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硕士，从事文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翻译，现为《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王金焕，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从事历史、外交等领域翻译。
【媒体评论】
从黎明到耀眼的正午，再从正午到金色黄昏，欧阳修始终在宋代的思想天空闪耀着，虽偶尔被云翳遮蔽，但一直是耀眼的天才。
——刘子健
宋代人才辈出，欧阳修为我喜爱，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更是一个懂说故事的历史学家。
——美国著名汉学家 戴仁柱
【目录】
章 序章 /6
第二章 历史背景 /14
第三章 早期仕宦生涯 /36
第四章 庆历新政 /60
第五章 朋党之争与谏言权 /78
第六章 晚期仕宦 /94
第七章 经学大师 /122
第八章 史学家 /142
第九章 政治理论家 /160
第十章 宋代文学大师 /180
第十一章 理性主义与宗教 /210
第十二章 尾声 /234
【前言】
俗话说，因为有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 周围的无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的视角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阳修感兴趣的原因。欧阳修（1007―1072），北宋人，字永 叔，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才多艺。今人熟知欧阳修， 将其视作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尤其是作为文学家与杰出诗人。以这些身份，欧阳修在统治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新儒学早期政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作用。欧阳修本人风华 绝代，作为历史人物，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之前人们对欧阳修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传 统评价、西方学者评价以及当代中国学者和教育家们的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欧阳修是中国儒学伟大的人物之一。后世的儒士们一直把欧阳修视为典范，不仅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还以他为模范激励后代努力发展儒学传统。全面讨论欧阳修的这些形象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想简明扼要地描述欧阳修，当然这要冒着将欧阳修 过于简单化的风险。
儒学家若要在其同时代人当中出类拔萃，不仅需要天 资聪颖，还得正直高尚；不仅需要受人尊敬，还需要富有影响力。欧阳修幼年时因卓尔不群受人关注。即便不考虑诗歌创作，仅凭散文写作，青年欧阳修在文坛上已然声名鹊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在经学、史学以及经世理 论上的建树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欧阳修展现出的卓 越道德领袖魅力与娴熟的行政能力，又为他在政坛赢得了巨大声望，这足以让欧阳修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响。但要更进一步，跻身中国历伟大的儒学家之列，欧阳 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historical competition）这项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 有影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universal man），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到陪祀 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直饱受争议，欧阳修在陪祀孔庙的人当中比其 他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欧阳修生前，有人指责他私德有亏。欧阳修去世一个世纪后，伟大的朱熹（1130―1200）（他被认为是新儒学领域的托马斯·阿奎那）旧事重提那些围绕欧阳修的争议。朱熹认为，欧阳修虽然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但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不具备大师的资格。人们对欧阳修的批评还与政治有关。欧阳修曾经写信给改革 派领袖、好友范仲淹，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欧阳修声称君主应当下放权力给大臣，即使意见相左，仍需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欧阳修曾在一篇特别知名的奏疏《朋党论》中断言，只要合乎道义，君子可以结党。18世纪的雍正帝痛斥了欧阳修的这些观点。雍正帝认为这些看法离经叛道，与官员无条件效忠皇帝的观点相左。雍正帝这位精力旺盛的极权主义者对欧阳修的看法怒不可遏，甚至对欧阳修流露出浓厚的杀意。（针对欧阳修的《朋党论》，雍正撰写《御制朋党论》加以驳斥，斥其为邪说，甚至称如果欧阳修活在现在，“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译者注）尽管如此，这些批判都没能改变数百年来大多数人对欧阳修的高度礼敬态度。
外国人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他是西方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家。虽然西方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甚关联，他们认为对欧阳修的传统评价大体准确。从现代、国际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更重视其他问题。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 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仍然魅力无穷。
西方学者的这一观点与今日中国大陆对欧阳修的看 法大体上相同。中国学者高度推崇欧阳修，并非因为他是 伟大的儒学家（这种荣誉很可疑），主要因为他是古典文学的典范。近编纂的文学选集中都会选录欧阳修的文章。如同旧时的私塾先生，现代学校中的教师都会提醒学生欧阳修 是“唐宋八大家”（他们的作品是要背诵的范文）之一。现在古文的吸引力已经式微，目前人们对欧阳修的仰慕转向他的诗歌。 就在几年前，不满足于阅读古典文学原文的人将欧阳修的 诗歌译成了白话文。
虽然看似奇怪，寥寥几部作品为我们了解欧阳修提供 了更全面的视角：不同领域的大量图书中分散记载着欧阳修多方面的成就。考虑到过去几个世纪中所有中国人传记 的写作环境与模式，对欧阳修生活的传统记载实在不能令 人满意。在以儒教为尊的中国，显赫人物去世后都会有一系列纪念性与说教性的文字描述其生平。这些文字一般从 家庭情况开始，通常由与其家庭关系亲近或对相关信息较 为熟悉且又具有声望的人来撰写。这种叙述通常包括逝者 身后人们很快完成的相关文章：简短的讣告、长篇的行状（提交给权威部门，作为终官方传记的参考）、在葬礼以及后续纪念仪式上的大量悼文、与棺材一起下葬的圹志以及刻在墓碑上的墓 志铭。这些材料多数会被整合在一起（偶尔经过精简），之后录入家谱。这些材料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其歌功颂德的性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材料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因为中国传统的做法是不溢美不隐恶。
叙述完家庭相关情况之后，将会是标准更严格的史书编纂。在这一环节，溢美之词显著减少，关于主人公的社会政治价值的相关论述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人物生平的地域特色开始显现，如地方志中的人物传 记以及官方编纂的正史。政府的评述中出现了许多复杂因素，比如先入为主的厌恶、偏袒、政治考虑，还有历史上对成王败寇的常规偏见，而私人学者终完成的作品，通 常试图纠正或补充正史。无论是私人著作还是官方史书，其写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说教：确定主人公的基本品格、撰写传记来说明主人公的品格、将主人公与类似人物归为一类。简单来说，这些传记（根据说教分类分为几大类）都可被看作儒学价值框架下的评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到目前 为止所讨论的任何层面的叙述，都不符合现代或西方意义 上传记的标准，考察一个人性格和特点的作品，其内在的 兴趣在于揭示这个人所处的时代。
有一种传统叙述与上述情况不符，那就是一些私人学 者出于兴趣与猎奇，在某人去世很久之后编写年谱。编写 这种年谱通常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年谱的编者更倾向于记录事实而非阐释事实的意义。按照编年顺序罗列人物行为有助于淡化说教性质。当然，作者通常对笔下的主人公 怀有崇敬之情，作者所处时代的偏见及其本人的学术观点也会造成同样影响。相比其他类型作品，年谱中这些因素 对客观性的影响要小，因此，年谱是对当代史学研究有 价值的参考文献。
除了传统生平记录，现代研究者只能尽量博览其他有用的史料并谨慎地加以使用。这些史料包括正史和私修史 书、编年史、官方文件汇编、类书、地方志、主人公的文集 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文集、人物所处时代的非正式作品（包括 笔调严肃的文章、笔记小说）以及后世学者撰写的述评，等等。幸运的是，关于欧阳修的上述类型文献记述颇为丰富。
中国传统史料（传记等）还有其普遍缺点，即通常会忽略 历史背景。这一缺点的部分成因在于作者始终强调历史说 教价值观，对时代和变化则很淡漠。这主要是因为在儒家中国，人们认为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寥寥无几，这些人受教育程度颇高，熟悉（或很容易掌握）历史事件。虽然这个有待 商榷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但熟悉历史事件未必 等同于可以理解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按照现代思维，人与时代相互作用，两者不可分割。要研究欧阳修，我们首 先需要审视他所处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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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文化经济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自南京向东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五代军事混乱和政治动荡时期，许多在内陆和长江上游任职的下级士大夫，都选择定居在现在的江西省。江西重山复岭，土地也较为贫瘠，却相对免受外界干扰。正是在这里，由下游低地地区移民带来的传统文化的种子，又重新绽放出璀璨光华。11世纪中叶，来自江西的一群个性鲜明、充满活力且目光远大的学者们在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打破了北方人对朝廷高官的垄断。来自宋朝发源地黄河流域的北方人，自100年前宋朝初建以来一直牢牢掌握着高阶官职。在这些为著名的南方学者中，除了欧阳修和众所周知的改革者王安石之外，还包括首位南方人宰相王钦若、第二位南方人宰相晏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和欧阳修的首席门人弟子曾巩。所有这些人的家族史都一脉相承，显示出这样一种轨迹，即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从相对默默无闻的文人背景逐渐迈上政治与社会阶梯的。
欧阳修为其家族编纂的族谱图序显示，欧阳家族起源于唐朝时期几位杰出人物。这一说法疑点重重：其家谱中存在几处明显的空白，而这些空白完全无人知晓或几乎不曾被提及。实际上，欧阳家族直到欧阳修本人的前一代一直籍籍无名。他的三位叔父都在宋初为官，他们是家族中早获得官职的人。欧阳修的父亲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开端，却在担任长江上下游地区数个低级职位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撒手人寰。欧阳修的母亲据说“世为江南名族”，鉴于其家族不可考，其显赫地位很可能是夸饰。
虽然根据习俗和法律，从父系血缘角度来看，欧阳修是江西人，但他并非真正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父亲去世后，母亲携同欧阳修来到叔父欧阳晔任职的随州（今湖北随州），并在那里将他抚养长大。欧阳修仅在安葬双亲时对祖籍庐陵进行过一次重要访问。虽然他当时写下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泷冈阡表》，表达了深挚的孝子之情，却从未像虔诚的孝子应该做的那样，返回祖籍祭扫先人之墓，而是让一些道士照看祖坟。欧阳修更加眷恋颍州（今安徽阜阳）美丽的湖光水色。他在颍州购置田产，并终致仕后归老此地。在对待祖先的问题上欧阳修貌似背离儒家思想的行为，使其在后来数百年间遭受到相当尖锐的批评。然而，欧阳修的批评者们在批评时却未能将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考虑在内。在宋初，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大，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的迁徙，这种现象在宋初要比之后普遍得多。很多出身相对卑微的官员在全国各地任职多年之后，都选择在他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而不是返回祖籍。与欧阳修一样，他的叔父及其亲眷也从未返回庐陵居住。
有故事描述了欧阳修的童年，这个故事是根据《宋史·欧阳修传》中的一段描述编写而成，这个故事在今天甚至还会出现在中国的童书中。根据这个故事的说法，欧阳修幼年家贫，他只能用芦苇秆在地上练习写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并不真实：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进士出身，还是政府官员，因此不可能是贫穷之人，而欧阳修是在叔父的庇佑之下长大成人的。但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又是真实的，而且这也正是官方历史编撰者的本意，他们想要强调这样一种隐含的意义，即欧阳修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学成才。欧阳修从未在正规学校求学，而且就像他自己证实的那样，在相当落后的随州地区，当地也没有知名学者教书育人。欧阳修是个聪敏好学的孩子，而且他学习极为刻苦。根据苏辙的说法，尽管欧阳修近视，但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可以一目五行。欧阳修年轻时，自称拥有的书籍寥寥无几，他有一位富有的李姓朋友，其家藏书颇丰。在登门拜访这位李姓朋友时，欧阳修在一个破旧的筐中发现了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韩愈是唐代伟大作家，又是新儒学的先驱。欧阳修被韩愈的古文深深折服，并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掌握这种文体。虽然早年对这一文体的接触对欧阳修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当时，他只能暂时放弃理想，因为古文根本无人知晓，更说不上受人尊重，在科举考试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时文。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16岁（周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因押韵错误而落榜。天圣五年（1027年），欧阳修再次应举，运气仍然不佳。唐时旧俗，年轻举子可以通过向拥有文学权威的高级官员进呈其作品寻求认可（指行卷。——译者），宋时，人们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种旧俗。天圣六年（1028年），欧阳修便带着自己的一些作品前去拜见翰林学士胥偃，胥偃当时待在随州附近的汉阳。胥偃喜爱古文，当时结交了几位文人朋友（比如柳开），这些朋友强烈反对当前的文风。胥偃发现欧阳修才华卓著，故而邀请他留下。次年，胥偃带着欧阳修前往开封，并将其引见给其他喜爱文学的高级官员。欧阳修在都城开封受益良多，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天圣七年（1029年），欧阳修通过了解试，并于天圣八年（1030年）高中进士。
按照当时的风俗，前途远大但出身卑微的金榜题名者会被显宦择为乘龙快婿。依照这种风俗，欧阳修迎娶了胥偃之女。胥氏三年后去世，没有为欧阳修留下一儿半女。景祐四年（1037年），欧阳修续娶了另一位高官薛奎的女儿。婚姻关系通常会加强个人的政治联系，但并非，欧阳修的婚姻就属于后者。景祐三年（1036年），改革者范仲淹抨击宰相吕夷简，胥偃支持好友吕夷简，然而，一直受胥偃栽培提携的欧阳修却站在范仲淹一边。对欧阳修来说，政治原则先于戚谊之私，但胥偃至死都没有原谅他。胥偃的辞世使欧阳修遭受了锥心之痛，因为他报答恩师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通过第二次婚姻，欧阳修与王拱辰成为连襟，王拱辰同样于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第并迎娶了薛奎的女儿。但王拱辰在其仕宦生涯中一直强硬反对所有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