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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城市,我们首先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美仑美奂的大型地标建筑,也许是年代久远的宫殿、寺庙,也许是造型独特的现代博物馆、图书馆,抑或是政府机构、私人建筑,等等,我们往往只是感叹其奇巧壮丽的结构造型,却很少人会问这些建筑物出自谁之手,当初兴建的理由又是什么?

建筑早已不是为人类遮风挡雨的简单的寄居之所,在漫长的岁月中,建筑被人类赋予特别的意义,并终变成一种工具、一种表达自我的赤裸裸的手段、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宣传工具,甚至是武器。希特勒精心打造的奢华的帝国总理府,其令人生畏的长廊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压力倍增,心力交瘁到心脏病都犯了,卖国契约就是这样被签署的;外形酷似飞毛腿导弹、供奉着萨达姆血书的“战争之母”清真寺,是萨达姆为了粉饰失败、宣告自己次海湾战争胜利者身份的作品;尼克松建造总统图书馆旨在说明水门事件不是证据确凿、他在大选时也没有操纵选票……

建筑的背后是人类无尽的欲望。修建大型建筑需要用权力驱动大量的社会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这和行使政治权力之间有一种心理上的相似性,看着自己的意愿变成宏大的现实,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建筑变成权力书写的道具,所以很多强权人物也都热衷甚至沉迷于建筑活动:建筑成了权力的象征。

于是反对者也将毁灭建筑作为了摧毁其权威的象征。世贸中心的双子塔被世人视为美国的象征,恐怖分子将其作为空袭对象也说明了这一点,而且“9·11”事件的主导者就是建筑从业者。

《权力与建筑》讲述了从帝国总理府、总统图书馆、水晶大教堂到世贸双子塔等世界知名建筑背后的故事,列举了许多20世纪著名的建筑师、富豪及政治家的八卦趣闻,也让我们了解了权贵是如何利用建筑空间来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如何塑造、影响这个世界运行的。

从另一个角度读懂这个世界,《权力与建筑》不可错过!


【内容简介】

建筑不只是简单的人类寄居之所,它也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和艺术角度来审视建筑,却很少追问“建筑为什么存在”。

英国知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通过讲述帝国总理府、总统图书馆、水晶大教堂、世贸双子塔等知名建筑背后的故事,揭示了建筑的隐形语言——人们对权力的长久崇拜以及权贵通过建筑表达的无尽欲望。萨迪奇援引历史、地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证据,雄辩地证明了建筑首先是权力的象征,然后才是美的表达。


【作者简介】

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

建筑设计评论家,记者,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创办世界上份建筑与设计综合类杂志《蓝图》(Blubeprint),任教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金斯顿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获颁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著有《权力与建筑》(The Edifice Complex:The Architecture of Power)、《方圆一百英里的城市》(100 Miles City)、《建筑与民主》(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等。

吴真贞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师,译有《失落的猴神之城》等作品。


【媒体评论】

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尼采

我们创造了建筑,建筑也塑造了我们。 ——丘吉尔


【目录】

我们为何而建 >>>14

觐见元首的漫漫长路 >>>28

石头的世界 >>>72

创建国家 >>>102

动荡年代的身份认同 >>>136

大理石的运用 >>>170

不羁的自我 >>>196

总统图书馆 >>>216

汽车影院里的陵墓 >>>254

文化的运用 >>>276

高楼综合征 >>>308

无情的现实 >>>336


【前言】

我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在1992年。参观完贝聿铭设计的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我又参观了新落成的澳大利亚大使馆——这座大使馆或许是中国座西式现代建筑。

新兴的中国才刚刚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那时候,机场通往北京市区的道路只有一条双车道柏油路,路上满是运送冬季青菜的车辆。太阳落山后,这座城市似乎很快就暗了下来。这里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牌,也没有多少高楼大厦或高速公路。但正是这样一座城市,让我兴起了写书的念头,显然,这里的建筑承载着的不仅仅是短暂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作为一名建筑评论家,这次旅行让我蓦然发现,我曾经身处那些正在创造未来的地方。建筑设计已经成为一种国际交流方式,全世界都在召唤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备受瞩目的建筑从业者,他们纷纷涌入所有正在经历着快速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一度成为世上为成功的工业经济体,引进了许多知名建筑师。而中国也希望借2008年奥运会之机打造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标志性建筑,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些标志性建筑包括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设计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奥运新场馆鸟巢、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以及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完全不同于30年前我所看到的简单建筑。

我在伦敦的工作室里紧张奋斗了8个月,才勉力完成此书。我的工作室位于一栋19世纪砖砌房子的顶层,里面到处都是楼梯。书写到一半的时候,我被一袋书绊了一跤,摔断了脚踝(这大概就是作家的工伤事故吧),所以有几章内容是我躺在沙发上完成的。当然,对于像这样的书,重要的不是写作的过程,而是我在过去30年里的所见所闻,这才是本书的基础。我曾为了编辑杂志而频繁往返于伦敦和米兰,还曾在威尼斯策划建筑双年展,也曾为了研究建筑而不停地旅行。这些经历让我对建筑产生了不太现实的奇异看法,没有人会像我一样,上一周还在西雅图的图书馆里调研,下一周便跑到了东京的普拉达精品店;或是上个月还在香港观赏摩天大楼,下个月就飞到旧金山参观博物馆,到布拉格看修道院,紧接着又前往伦敦看别墅。我就像弹珠一样,在世界各地跳来跳去,快速地“咀嚼”着每一座建筑,这是一种与建筑使用者截然不同的体验。对使用者来说,在建筑里面待上几个星期,他们便不再关注建筑的结构。建筑,不再是建筑,而是人们生活、工作、学习或参观的地方。

正是这一理解促使我写就了本书,建筑很重要,而且是相当重要。但是建筑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建筑师用外观、方案和审美表达他所构筑的封闭世界。我更为感兴趣的也不是建筑物的外观、窗户的形状或者屋顶的形式,而是建筑是如何建成的,又是为什么而建的,建筑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的答案意义重大。个人通过建筑来主张自己的身份,雄心勃勃的城市通过建筑奠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建筑,是权力和财富的体现,是定义和记录历史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这个话题才让我如此着迷,撰写这本书才会如此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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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而建

建筑关乎权力。当权者打造建筑,因为这正是权力的体现。从基础的层面来看,建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可以让不安分的劳动力保持稳定。而建筑也很好地反映了当权者的能力、决断力,甚至还有决心。重要的是,建筑是一种宣传缔造者功业的手段。

我习惯把一张从小报上撕下来的图片钉在书桌上方。透过污迹斑斑的新闻纸,可以辨认出一个模糊的图像,那是一个汽车般大小的清真寺模型。模型被放置在一个与观众视线等高的底座上,平视便能欣赏整个模型。建筑师并没有用常见的灰色给模型上色,而是为其涂上了一抹唇釉般的亮色,这么做,是想在短的时间内打动客户。

清真寺模型由硬纸板和轻木板条搭就,低矮的圆顶周围环绕着几圈高耸的尖塔。华而不实的造型,以及将繁复的传统装饰简化成夸张的卡通画,似乎是想让模型既富有大胆的现代感,又不失传统的庄严感。像这样现代与传统并重的尝试此前已做过不下百次,但无不以失败告终。而这张照片之所以让人如此不安,并不是因为这些可疑的建筑细节。它所呈现的建筑的黑暗一面,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原因所在。在这种画面中,建筑师通常是显眼的,而在这张图片中,那群身着制服、满脸恭敬地簇拥在模型周围的人看上去并不像建筑师。其中显眼的是那个被簇拥在中间,蓄着浓密胡子的矮胖男人。这个人身穿老式的卡其衫,头戴贝雷帽,看上去就像是二战中的英国陆军少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模型,十分痴迷。

这个人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和许多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也是狂热的建筑爱好者,但他和拿破仑三世、墨索里尼又有点儿不一样。拿破仑三世挑剔的品位,从巴黎整洁如阅兵场般的林荫大道便可见一斑,墨索里尼则对风格迥然不同的现代主义和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都相当喜欢,而萨达姆并没有明显的偏好。不过他好像生来便知道如何利用建筑来宣传自己,颂扬自己的政权,震慑对手。

“战争之母”清真寺在设计之初,便带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把伊拉克宣扬成次海湾战争的胜利方。可事实上,这是一场令萨达姆蒙羞的战争。他的军队被驱逐出了科威特,军队溃逃的情景惨不忍睹:毁坏的公路上塞满了扭曲成长龙的汽车,在这些毁坏的汽车里挤满了灰头土脸的伊拉克士兵,路边到处散落着抢来的战利品。萨达姆企图通过构筑一种“真实”来抹去战败者的形象,这和科威特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科威特曾邀请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乌特松打造了一个一无是处的“玩具”议会大厦,想要证明自己不是海湾地区的寡头政府,而是北欧式的民主政权。当时萨达姆政权正遭受联合国的制裁,伊拉克国内物资极度匮乏,在这种时候,不管打造什么建筑,都会被视为蓄意的挑衅。而清真寺本身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所以这种挑衅便更加昭然若揭。

这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建筑关乎权力。当权者打造建筑,因为这正是权力的体现。从基础的层面来看,建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可以让不安分的劳动力保持稳定,而建筑也很好地反映了当权者的能力、决断力,甚至还有决心。重要的是,建筑是一种宣传缔造者功业的手段。

建筑常常被当权者用来引诱、打动和震慑他人,这就是萨达姆大肆打造建筑的深层原因。他所打造的宫殿和纪念碑就像文身一样烙印在伊拉克身上,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国内外的敌人,伊拉克是他的,是他的个人财产,不过这些建筑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

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城外,数排3米多高的铜像矗立在海岸线上,直指海湾对面的宿敌伊朗,它们象征着在惨烈的“绞肉机战争”——两伊战争中阵亡的伊拉克军官。而其宿敌伊朗的沙阿国王也有同样的嗜好,他也喜欢用建筑为巴列维王朝构建谱系,不幸的是,这也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巴格达有一座巨大的青铜手雕塑,它握着臭名昭著的十字巨剑横跨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入口处。这座雕塑是仿照萨达姆本人的双手打造的,但采用的却是英国贝辛斯托克镇特有的风格。萨达姆当政的时候,雕塑的剑柄上还吊着几个渔网,里面装满了缴获的伊朗头盔,这样庸俗的纪念碑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它们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为庆祝伯罗奔尼撒战争获胜所打造的纪念碑,以及古罗马帝国为纪念爱将凯旋而建造的纪念碑。伦敦和柏林市中心也有许多为庆祝战争胜利而铸造的纪念性雕塑,其原料来自战败的拿破仑军队的大炮。青铜手上的十字剑设计窃自伦敦建筑师迈克·戈尔德的创意。十字剑设计本是他为沙特阿拉伯打造的一个稀奇古怪但无伤大雅的城市地标(当然,这个设计中可没有头盔),但到了伊拉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范思哲荒诞的设计风格充斥着性欲与金钱的味道,若在米兰这彰显的是讽刺意味,而到了米洛舍维奇执政时的贝尔格莱德,其表面的亮片装饰和豹皮花纹才是纵欲阶级关注的重点。同样地,具有讽刺意味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到了巴格达,就变成了简单粗暴的宣传性建筑。萨达姆修建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了粉饰胜利或震慑敌人,也是对其世俗本质的政权的过度粉饰,他想以证明自己虽然喜饮酒、好杀戮,却依然是伊斯兰教虔诚的捍卫者。

解读建筑,并不是打造建筑的统治者的特权。2002年年底,当美国增派两艘航空母舰前往伊拉克时,《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战争之母”清真寺的照片。在设计公开4年后,这座建筑终于完工了。报道毫不掩饰地重复着媒体惯有的思路,它们断定外圈的4座尖塔象征的是AK突击步枪,内圈略矮一些的4座尖塔则代表的是飞毛腿导弹。这种说法在西方媒体界和出租车司机群体中流传甚广,如果尖塔有尾翼,或是用橄榄色的迷彩颜料做装饰,而不是用白色石灰石点缀蓝色马赛克,这种说法可能会更可信一些。但是,外圈的尖塔上并没有配备瞄准器,也没有AK突击步枪独有的弧形弹匣和胡桃木枪托。与伊斯坦布尔那犹如火箭般的奥斯曼式尖塔相比,“战争之母”清真寺的尖塔远没有前者那般威武、优雅。这篇报道的作者在参观过清真寺后失望地写道:“游客曾被告知,内圈尖塔的会逐渐收细,就像弹道导弹因空气动力而在鼻锥处收小一般,但亲眼看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建筑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在当时,美国已经笼罩在浓厚的战争气息中,他们对清真寺如此夸张的诠释,完全是出于赤裸裸的宣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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