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郑注句读》，清张尔岐撰，是清代早期《仪礼》学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为顾炎武等当时学者所推重，是与吴廷华《仪礼章句》、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并称“学礼者阶梯”，是为初学礼学者比较理想的入门读本。本书以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八年初刻本（即和衷堂本）为底本影印，后附关于撰者生平与《仪礼郑注句读》的多种参考资料，有助于使用者“知人论世”，迅速对本书的特点、价值有更为准确的认知。该书堪称《仪礼郑注句读》为易得的善本。
【内容简介】
清代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一经刊刻即为名震当时的礼学名著，张氏对《仪礼》经文和郑注进行分段和句读，并节录贾疏要点。此书初期以传抄本行世，一直到乾隆八年才有和衷堂初刻本，清代后期翻刻本甚多。《句读》在当时影响不可小觑，后来的《仪礼正义》在这方面受张氏的影响很大。1949年后只有台湾曾经出版过一个影印本，今已不易得。齐鲁书社《清经解三编》曾收录，在大丛书中，一般读者获得不易。今以乾隆8年初刻本即和衷堂本为底本影印，以满足学术界需要。
【作者简介】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十六岁，教授乡里以终。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晚年精研“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造诣尤深。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烦琐附会的文字，并重新进行断句，纂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
【目录】
仪礼郑注句读
上册
顾炎武序
刘孔怀序
张尔岐序
目录
高廷枢识语
卷一 士冠礼
卷二 士昏礼第二
卷三 士相见礼第三
卷四 乡饮酒礼第四
卷五 乡射礼第五
卷六 燕礼第六
卷七 大射仪第七
卷八 聘礼第八
下 册
卷九 公食大夫礼第九
卷十 觐礼第十
卷十一 丧服第十一子夏传
卷十二 士丧礼第十二
卷十三 既夕第十三
卷十四 士虞礼第十四
卷十五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卷十六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卷十七 有司彻第十七
仪礼监本正误
仪礼石本误字
捐刻姓氏
冯秉仁跋
附录
黄叔琳序
李斯孚序（抄本）
李斯孚序（刻本）
胡德琳跋
仪礼校刊记
参考资料
后记
【前言】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儀禮監本正誤》一卷、《儀禮石本誤字》一卷。清張爾岐撰，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濟陽高廷樞和衷堂刻本影印。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山東濟陽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七月二十二日，殁於清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氏祖輩世代業農，至張行素始銓得石首驛丞，但到任不過三日，便因爲其父張蘭“年已近耄，遽馳歸侍養”。行素“性樂儒術，每以不克竟學爲恨，蓄書延師以教其子甚篤”。其子四人（爾岐居首），除去“失目”的次子外，其餘三人“悉教以儒”，張爾岐學問的基礎就是在父親和老師的指導下建立的。爾岐一生“性好沈思，喜論著”，撰有《易經説略》、《儀禮鄭注句讀》、《夏小正傳注》、《弟子職注》、《老氏説略》、《蒿庵集》、《蒿庵閒話》、《濟陽縣志》、《吴氏儀禮考注訂誤》等書。
儘管張爾岐曾“從事科舉，日與兩弟講究《大全》、《蒙引》、《存疑》，不少變者六七年”，但在仕途上並無過人的表現。他於明季爲諸生，入清則閉户著書，教授鄉里，不通人事，“永棄於時”，嘗自謂“既非太學生，又非生員，只是田野處士而已”，友朋也多以處士目之。其遺囑稱“雖無所建立，頗愛名節，好詩書”，爲世人樂道者，正是他的卓異之行和篤實之學。
易代之際，因爲父弟多罹兵難，張爾岐慟憤之極，“忽狂作，欲蹈水死，自焚所業書義。又欲著道士服，棄家入山。返顧堂上老母郭孺人莫誰事者，復强自抑制，教授鄉里。未幾當貢太學，以病廢，不果行，遂貧賤以終其身”。其純孝如此。兄弟分割先人産業時，失明的二弟“殘廢不能務農”，所分得者較少，張爾岐就代其繳納賦税作爲補償，並堅持三十餘年。即使到臨終之際，仍然通過自述遺囑交代後人“汝二叔、二嬸生存一日，吾家即爲代納賦役一日，直待終養之後，方將賦役撥付承産之人”，其忠厚如此。“居敗屋，不修治，藜莠塞，遂蓺蔬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説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其質樸復如此。凡斯種種，俱非常人所能爲。而類似的事跡，却屢見於記録其言行的文獻中。畸人高風，允爲世範，於是“聲華不出州里，而户外錯長者履跡”，與其建交而聲望盛者，當推被尊爲清學開山的顧炎武。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張、顧二人初會於濟南章丘（關於二人訂交的時間、地點，學界有多種解釋，今從張濤《顧張交往年代辨正二則》説）。相遇過程頗具傳奇色彩，“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厓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爲大幸。游濟南，偶於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宫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禮》内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説《鄉射》、《大射》、《鄉飮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纚纚數千言，條理純貫井辨，不閡不慮，衝口鬯肊而辭罔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既别去，相存問甚”（羅有高《 張爾岐傳》）。此後的交往對雙方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顧炎武於四十九歲得識張爾岐，五十歲即立志治禮。其答汪苕文書云：“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 張君 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其《廣師》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哭張蒿庵先生》云：“歷山東望正凄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貽來什襲絶韋前。君有《儀禮鄭注句讀》十卷，録其副畀予。衡門月冷巢鵀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據此可知張爾岐在顧炎武晚年篤志經史、鑽研古禮的學術轉型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張爾岐畢生心繫禮學，《儀禮鄭注句讀》是其重要的著作，但書之彰否，並不取决於作者的意願，正如其自叙墓誌所云：“所著有《易經説略》，學者多傳録之；《儀禮鄭注句讀》，鮮受者。”顧炎武作爲該書早的讀者之一，不僅鄭重地保存其過録本（過録者是張爾岐還是顧炎武，前人説法不一，但顧氏極爲重視該書是可以確定的），復藏之於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還親自參與過該書的校正工作（今本《句讀》注文中常見“顧炎武云”的内容），更在不同場合多次對張氏其人其書予以褒揚，“根本先儒，立言簡當”“獨精三《禮》，卓然經師”等評語，至今仍然廣爲傳頌。後來論及張爾岐者，必引顧炎武的態度爲證，如《四庫總目》“顧炎武少所推許，……乃推挹之（張爾岐）甚至，非徒然也”、《漢學師承記》“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國朝先正事略》“崑山 顧亭林亦時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勖”、《清史稿》“顧炎武游山東，讀而善之”、《清儒學案》“精揅《禮經》，墨守高密，爲亭林所推服”。設無顧氏之扶助，張氏的聲望恐難以達到“清初山左醇儒，學究天人而無理障”的高度，而《句讀》“鮮受者”的局面也將持續更長的時間。
關於《句讀》的撰作體例，作者自序稱：“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録其要，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黄叔琳序則説得更加明白：“取《儀禮》石經、監本互讎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全録鄭注，精擇賈疏，而附以己意。”具體而言，《句讀》所做的工作包括五個方面：一、校經。録存儀禮與鄭注的全文，並通過明北監本與石經互證的方法校勘經文，所得匯爲《儀禮監本正誤》、《儀禮石本誤字》附於書末。需要注意的是，張氏校經以明北監本與石經爲主，但不限於此二者，如題元吴澄撰的《三禮考注》，雖屬僞托，然“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故間亦參校。還有一些經文的疑點則採用理校或他校，如《士冠禮?記》，張氏校曰：“疑‘委貌’以下節當在‘適子’節之前，與首節皆言冠制，當以類從。”又如《士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張氏校曰：“此經當有脱文，注引《檀弓》亦多‘之老’二字。”二、分節。《儀禮》經文的分節淵源甚古，早在武威漢簡中就有意爲區分篇章的符號，此後唐賈公彦撰《儀禮疏》、宋朱熹修《儀禮經傳通解》皆有分節之舉，《句讀》對經文的分節雖然是效仿前人，但更爲細密全面，所以後來整理研究《儀禮》的著述多沿用《句讀》的分節方案，如胡培翬《儀禮正義》卷一云：“舊本經不分章，朱子作《經傳通解》始分節以便讀者，至張氏爾岐《句讀》本分析尤詳，此書分節多依張本而亦時有更易云。”三、句讀。《儀禮》儀節繁複而文辭簡奥，句讀困難的問題尤爲突出。《句讀》以小圓圈爲句號，離析經文；以“、”爲讀點，梳理注語（包括鄭注、其他舊注和張氏案語），全書内容均加以點斷，對讀者理解經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氏在小字案語中還對鄭玄、賈公彦的部分句讀疑誤之處提出商榷，如《士相見禮》“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鄭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張氏云：“舒武，舒徐其足武，不敢疾趨也。鄭乃於舒字斷句。”又如《士昏禮》“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張氏云：“疏於‘貺’字截句。”四、集解。《句讀》雖以“儀禮鄭注”爲名，實採擇節引自唐宋以下的多家禮説，包括賈公彦、陳祥道、朱熹、吴澄、陳澔、徐師曾、李之藻、張鳳祥、顧炎武等人。一般引用他家學説，會在引文前冠以人名或書名，賈疏則徑稱“疏云”。《句讀》引用賈疏多，但張氏對賈疏的評價並不高，自序即云“《疏》説又漫衍”，引用時或加剪裁，或加辯駁，完全是爲了解經服務，未對疏文做深入的發揮。五、案語。《句讀》的體例是經文大字單行，經文下徑接鄭注，唯改鄭注爲雙行小字以區别。鄭注下接以各家禮説或張氏自撰案語， 各家禮説或張氏案語前統一加上大圓圈，以與鄭注分割。即使是該句經文没有鄭注，只有各家禮説或張氏案語，也要在其開頭加上大圓圈。但張氏案語與各家禮説之間並無特定的區别標誌，如果二者皆有，則一般用“愚謂”“愚意”來提示下文都是張氏案語。如果僅有張氏案語而不引各家禮説，則連“愚謂”“愚意”之類的提示語也可省去。關於張氏解經的旨趣，留待下文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句讀》是好的《儀禮》經注讀本之一，但在讀此書時，還應留意三個問題。
一、其勠力《儀禮》的原因
明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正月十六日，張行素去世，這件事可以説是張爾岐人生的轉折點。關於其父親的死因，大多數傳記資料以“罹兵難”一筆帶過，爾岐本人也只是以“天日之慟”“履大變”含糊言之，但當時的哀苦絶不是這寥寥數字可以概括的。其自叙墓誌云：“形神慘悴，惸惸孤立”，並因此發狂蹈水，焚書棄家。《國朝先正事略》説他“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足見心理受創之巨。李焕章的《張蒿庵處士傳》描述其沉痛之情尤爲深刻，其云：“處士慟石首公，終身不服綵、啖肥、娱音樂。”又云：“其所寢處血漬班班，無日不屬石首也，誰謂處士死三十年後哉。”父親的罹難，再加上其“三弟爾徵亡，四弟爾崇死復蘇”，説他與清政府之間結下的是血海深仇當不爲過。明乎此，便知道其當貢清政府太學時“以病辭”“以母老不行”之類的説法都只是藉口。餘生縱然無法復仇，也絶不可能有任何乞食於敵酋的想法。
《句讀》自序云：“愚三十許時，以其周 孔手澤，慕而欲讀之。”張爾岐生於明 萬曆四十年，父殁之年還未滿二十七歲，正與學禮之時相近。其日記又序云：“己卯，有天日之慟。鄉人鮮解禮者，學禮。”《句讀》自序云：“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而《國朝先正事略》云：“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殯葬皆遵古禮。”然後可知“慕周孔手澤”只是托辭，其學禮主要還是緣於欲遵古禮葬父而求教無門的刺激。那麽在天崩地裂、國破家亡的亂世，一位年近三十的且過去並無禮學根基的普通人，爲何要開始矢志學習與現實世界没有直接關係的古禮？戴君仁的《書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後》於此間心曲揭示得爲透徹：
張氏不但其志節與亭林、船山相同，且其見解亦復相似。他們都能感覺到國家亡於異族，與尋常易姓换代不同。……實則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若完全喪失了，而替代以異族的文化（不是不吸取外來文化），生活上一切的習慣，都改變爲外國的。那麽，肉體雖是中國人，心靈已是外國人。少許人如此不要緊，全國的人若都如此，等於滅了種族，世代相傳，萬劫不復。這樣情形，僅説亡國是不够的，所以像顧、王這些老先生們，就稱之爲亡天下。……而他在明亡之後，對於《儀禮》，不顧其艱難，特别下功夫，著作成書，含有保存先民衣冠儀容之意，……也可以説，他更想保存古人生活上的文化。他所以有這種意思，我想是受了薙髮易服的刺激。……而文化之保存，應當是“匹夫與有責焉”。張氏著了《儀禮鄭注句讀》，正是盡了他匹夫的責任。
二、其全存鄭注的意義
雖然唐代孔穎達所撰《禮記正義》已有“禮是鄭學”的説法，但因爲《儀禮》在宋以後讀者漸少，其鄭注所受之關注自然也遠不及禮記 鄭注之盛。逮元人敖繼公《儀禮集説》成書，以其簡明條貫，“元明清三朝學者，泰多爲之披靡”，竟能奪康成之席而成《禮》注之正宗，至清乾隆時官修《欽定儀禮義疏》，列諸家之説而必以敖氏居首，敖説的地位已達巔峰，相應地，鄭注的地位也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
《儀禮》新注本中全録鄭注者，自宋迄明僅有李如圭的《儀禮集釋》一家，且傳本久絶，明初修《永樂大典》時所抄該書已有殘缺。敖繼公的《儀禮集説》夙稱與鄭注立異，但今本《集説》每見鄭氏已注而敖氏復云未詳的牴牾，由此似可推想在元代，完整的鄭注已不易得（否則難以解釋《集説》中的此類牴牾問題）。在鄭注影響凋敝之極的時代背景下，張爾岐明確地將《儀禮》與鄭注定爲著作的核心内容，《句讀》也因此成爲清代部全録鄭注的《儀禮》新注本，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是如何推重都不爲過的。 彭林《清人對敖繼公之臧否與鄭玄經師地位之恢復》云：
有清之初，早系統研究《儀禮》者爲張爾岐。張氏《儀禮鄭注句讀》全録鄭注，全書未引敖繼公、郝敬之説，與當時學風判若兩途。……張爾岐於鄭義多所闡發，於鄭注之疑誤亦時有考辨，但總體不離鄭注左右。張氏研究路徑正確，持論公允，於經義多有發明，似正可成爲扭轉風氣之樞紐。然而，“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加之當時《儀禮》研究尚未成爲風氣，故張氏之研究對清初《儀禮》幾乎未産生任何影響，學界佞敖之風依然故我。
學術風氣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清代禮學從尊敖轉向尊鄭同樣如此。《句讀》雖率先全録鄭注，也並未迅速被立爲典範。這一方面是因爲張氏個人“日淹蹇於蓬蒿敗屋中，無意人間世”，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儀禮》研究曠廢已久，興亡繼絶、重振古學的目標固非一人一時即可實現，但張氏“獨精三《禮》”之名在顧炎武的鼓吹下已廣傳四方，“至今江浙間爲《儀禮》之學者，稱蒿庵張先生”，“乾隆中詔徵海内遺書，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册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吴江陸朗夫燿陳臬山東，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四庫全書》抄存《句讀》一書，《總目》對其褒揚有加。清初治《儀禮》而聲名如此煊赫者屈指可數，則“幾乎未産生任何影響”之説似有過苛之嫌。應該説，清代中後期學者重視《儀禮》 鄭注的風氣就是濫觴於《句讀》，只不過張氏對鄭注的態度相對開明平和，不像後來學者那樣奉鄭注爲圭臬罷了。
三、其鑽研經注的旨趣
顧炎武是張爾岐的知己至交，但二人的學風實有一根本方向上的分歧。羅有高《張爾岐傳》云：
炎武以爾岐師法程 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篤志，行己有恥’二大耑而已。心性天命，于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爲惠甚大。所諭‘博學’‘行己’二事，誠學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底厲其恥，以終餘年耳。性天之説，孔子固不常言，然與門弟子敦復詳説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于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滕口説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勥探力索于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寤。如謂于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
爾岐一生重踐行，其治學經歷，變化頻仍，但都是緣於實用。如因多病而學醫書，因醫書思想近於道家而學老子，因興亡之際感慨不能自已而學歌詩，因時重諸子而學諸子。因學科舉，時文多引《周禮》、《禮記》而學《周禮》、《禮記》。因葬親而學禮，因“意有所屬”（可能是想興兵報仇）而學兵書。因兵家天時雜，而學太乙六壬。因酷吏殺人而焚香學《易》，這一習慣同樣體現在《句讀》中。分節句讀便於閲讀自不必言，其附於經注後的補釋，無論是採用他家禮説還是自撰案語，皆以辨明儀節爲目的，不斤斤於訓詁典故。其中有經注已言而簡略未明者，則補釋細節，如《士昏禮》經文“尊于房户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鄭注僅釋概念，張氏補釋云：“鼎陳寢門外，洗設阼階東南，豆敦饌於房中，羹在爨，内尊在室，外尊在房户東，爵卺篚在外尊南。此同牢饌設之次。”禮器設置方位一目了然。有經注未言之多種情况者，則一一歷數，如《鄉飲酒禮》“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張氏補釋云：“賓、主俎各三體，而介俎肫胳並言者，以肩臂之下留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有經注省略主語或賓語恐致歧解者，則簡要指明，如《士昏禮》“舅坐撫之，興，答拜”，張氏補釋云：“撫，撫棗栗笲也。撫之者，示受也。”總而言之，《句讀》撰作之宗旨，在於爲大衆提供一文本可靠、訓釋簡要、儀節清晰的《儀禮》讀本，以説明古代禮典的施行過程，進而達到“俯仰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的境界，旁徵博引、考辨問難等樸學家的方法對於張氏來説是次要的，甚至是有意避免的。其書初名“節釋”，後名“句讀”，即意在盡量淡化《儀禮》 鄭注的學術色彩，使“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作者在臨終前仍念念於此，“《儀禮》欠一净本，若於一二年内能爲之，吾無所憾”，“净本”二字足見其初衷。理解了這一點，然後可知張、顧學風之分歧，然後可知張氏治禮之本心，此書與清代其他禮學著作的軌轍之異也就不言自明了。
關於《句讀》的版本源流，在本書後記中解釋甚細，兹不贅述。句讀傳世版本衆多，而作爲一切刻本及絶大部分寫本的祖本，清乾隆八年和衷堂刻本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種。但因爲過去大陸的出版社未曾影印，所以讀者易見的只有删去全書句讀的《四庫全書》本和《四庫全書薈要》本而已，甚至連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新出版的郎文行點校的《儀禮》（即《儀禮鄭注句讀》）也是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而張濤整理的《儒藏》本《儀禮鄭注句讀》（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雖然以和衷堂本爲底本，惜限於當時的排印條件，仍留有遺憾，“點校本於經注及鄭目録原文，則唯在句讀之處施以標點，以便讀者稍見蒿庵原意（書名號、引號除外。《句讀》有句有讀，今無能依仿其式矣）”。今據和衷堂原刻初印本影印付梓，使廣大讀者得以一睹這部風行三百餘年的《儀禮》經注“善讀本”的原書面目，特别是所謂分節句讀的樣式，自然有獨特的意義。師顧堂諸同仁復校輯相關文獻以介紹其背景，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袁茵女史撥冗考證《句讀》的體例版本以揭示其價值，都對閲讀本書有所幫助。
《儀禮鄭注句讀》是清代禮學研究的起點，本書則是《清學集林》“禮學類”選目的種，我們希望它能爲後續的整理工作開個好頭，也期待廣大讀者給予我們更多的批評與鼓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蔣鵬翔撰於湖南大學 嶽麓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