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大家小书”。
土耳其—中东研究领域专家，集20年土耳其研究之功力，写就酣畅淋漓、通俗晓畅的国别史论新作。
视野宏阔。
土耳其，是地跨欧亚的枢纽之国。作者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共和国的缔造、当代土耳其的变迁、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等多重维度，探索奥斯曼—土耳其的断裂与延续。
全新视角。
摈弃西方传统视角，展示亚洲主体立场，聚焦重大历史主题，呈现一个不同的奥斯曼—土耳其。
笔法生动、删繁就简、以点带面、史论结合。
为零基础读者提供奥斯曼—土耳其史的基本线索，为专业读者打开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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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亚洲”丛书，便携本设计，配以精美装帧，满足多种情境的阅读需求，富典藏价值。
【内容简介】
称霸世界的奥斯曼帝国如何起源？是一个纯粹的大陆型帝国吗？对当代土耳其又有何影响？土耳其国父如何探索现代化之路？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激起了本国怎样的社会辩论？未来，土耳其将走向何方？中国和土耳其如何看待彼此？
《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抓住以上关键问题，对土耳其的历史与当下进行深度探讨，是一本以历史撰述回应当代热点问题，笔触鲜活的土耳其通史。透过这《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读者可以理解近代全球力量变迁，从另一个视角理解现代亚洲的形成。
【作者简介】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研究。著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等。
【目录】
序言 中东文明史上的土耳其
章 世界主义的奥斯曼帝国
一、 历史分期与起源叙事
二、 多元帝国的消逝
三、 奥斯曼人的海洋事业
四、 帝国史的书写
第二章 凯末尔主义
一、 革命史观
二、 国父的思想世界
三、 字母革命
四、 “放羊的苏雷曼”
第三章 文学与政治
一、 帕慕克的历史—政治观
二、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三、 《狼图腾》与“土耳其史观”
第四章 “新奥斯曼主义”
一、 重学奥斯曼文
二、 进取的外交
三、 帝国重现？
四、 走向埃尔多安主义
第五章土耳其与中国
一、 以土耳其为方法
二、 当代中土关系
附录
解读《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土耳其模式的进化
土耳其的近代转型与它的“不得已”
【前言】
序言 中东文明史上的土耳其
在这本小书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宏观地讨论中东文明历史变迁及历史叙事的特征，而非讨论具体的史实或者当下的现实问题，并借此引出对土耳其的考察。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文明并非必须以拥有文字为前提；文明的变迁也并非简单的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而是在断裂中存在着延续，断裂与延续交织在一起。此外，我们当下所使用的许多历史、地理、理论的概念皆是西方的产物，而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和殖民—帝国主义对全球的宰制，将这些概念“普世化”了，也就是隐藏了其背后的权力和霸权机制。这也是我们要强调非西方社会之主体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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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在历史上出现了多个重要的世界性文明形态。中东地区的文明，曾经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至高点之一，它产生了影响全世界的文明成果。在中东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古埃及、波斯等地，出现了重要的古代文明。在古犹太教的基础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出现。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更是遍布全球，影响至今，并持续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中东在多个方面具有某种“中间”地位。一是地理方位的“中间”。现在我们的世界地理划分，主要源自西方人的地理观，是以西方为标准和参照的，从欧亚的划分来说，欧洲的边界似乎是清晰的，根据欧洲保守主义的界定，欧洲历史有三大传统——罗马帝国、基督教文明、启蒙现代性，在此之外的欧亚大陆便成了亚洲；在方位的命名上，中国所处之地是“远东”。“中东”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名称，叫作“近东”。 欧洲人的大航海以后，人类历史进入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中东是东西方交流的中枢之地。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间”属性，从政教关系的传统看，欧洲是一神教 教会，东亚传统是非一神教 非教会，中东则是一神教 非教会，这样笼统地看，中东传统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
中东文明断裂与延续并存。所谓断裂，重要的是指7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与扩张，原属于基督教文明的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包括马格里布、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区，以及信仰拜火教的伊朗、两河流域出现了伊斯兰化，然而，这种断裂中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如黎巴嫩、埃及等国家，仍然存在一些基督教徒。从一神教（亚伯拉罕宗教）的角度来说，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地区的伊斯兰化，仍然是一神教的延续。除了基督教被伊斯兰教替代之外，如果把现代性视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所带来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在19世纪以来的中东地区，又造成了另外一种断裂，那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世俗化。
古代的文明对现代中东仍然意义重大。对现代人而言，古代文明虽然主要是存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的东西，但是，在20世纪的历史上，古代文明又成为各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的资料和资源，主要表现为在其长久的历史断裂之后，又重新被建构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不过，对待古代文明也有情况，就是主义势力破坏古文明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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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中东来说，伊斯兰文明占据重要的地位。不过，在一神教序列中，伊斯兰教是年轻的。就世俗的人类历史来说，犹太教大约有3000年，基督教大约有2000年，而伊斯兰教大约有1400年。因为都将亚伯拉罕视为重要先祖，三大一神教又被称为亚伯拉罕宗教。一神教的典型特点就是认为神是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都信奉一个神。一神教观念的出现有其“神秘”之处，但一般认为其与人类理性的发展有关，在初，它甚至被认为与“无神论”相近。
讨论中东地区的一神教，重要的起点是犹太教。犹太教的特殊之处，是其特定的上帝选民意识，即认为上帝偏爱犹太人，犹太人成了被特选的神圣民族，这是犹太教不传教的重要背景。虽然在后世的犹太人中出现了对选民观念的不同解释，但至少在今天的以色列，选民观念仍为占据主导的正统派所坚持。历史上，犹太人所经历的苦难，也被用来强化犹太人的选民意识。而犹太复国主义其实是一种世俗民族主义，在当时的一些正统派看来，离散状态是犹太人的本质，人为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才是对上帝意志的违背。
虽然基督教从犹太教发展而来，但基督教是传教的，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宗教发展的特点是，在教义上，后来者往往承认之前宗教的某些要素，而之前的往往不承认新兴的宗教。比如，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基督教承认摩西；伊斯兰教承认摩西和耶稣，基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另外，伊斯兰教不承认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观念，并认为这是对一神观念的扭曲。
一神教内设了一个重要的恒久性命题，那就是人与神的关系。首先是神造万物，包括人类；其次是人与神之间有特殊关系，比如人敬畏神，神爱人，人与神之间还会立约，等等。在这样的一系列关系中，人与神的关系问题，就是需要不断面对和被处理的问题，从而，人与神之间需要某种“中介”，这就是“使者”。神会在不同时代选择其“使者”，先知穆罕默德就是这样的角色。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看，之所以不断地有使者被选派，是因为上帝的信息（启示）在之前已经被扭曲或腐蚀了。因此，才需要重新确立对上帝的敬畏和顺从，“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从”。从穆斯林的角度来说，伊斯兰就是顺从真主的意思，穆斯林就是顺从真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穆罕默德是一神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复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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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伊斯兰教的出现改变了中东文明的版图。16世纪时，欧亚大陆上存在着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些帝国后来都消失了，但它们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与我们讨论的中东文明的历史关系更为密切。奥斯曼帝国是中东地区后一个伊斯兰帝国，它的遗产是丰富的。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带领军队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奥斯曼人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了清真寺。他们没有毁掉圣索菲亚的主体结构，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比如，一些基督教的宗教艺术作品不是被彻底清除，而是被遮盖了起来。1923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35年，圣索菲亚被变成博物馆。在土耳其与欧洲的外交或文化关系密切时，圣索菲亚的一些基督教遗迹还会展出，比如穹顶四个角的天使形象。2020年，圣索菲亚博物馆又被改回清真寺，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议。圣索菲亚这座千年宗教建筑，非常生动地代表了中东文明的断裂与延续这一主题。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后来有土耳其“国父”（Atatürk）之称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挫败了协约国进一步瓜分的企图，战胜东边的亚美尼亚和西边的希腊人两支力量，然后通过洛桑谈判，签订国际条约，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但这个新国家也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像“特洛伊”这样的故事，似乎与土耳其人没有关系。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它可被理解的焦虑，就是对自己脚下这块领土的拥有感（或者说“历史主权”）不自信。所以，土耳其人特别想证明小亚细亚这片土地及其以前的文明，“自古以来”这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和历史遗产。这就是我曾经研究的“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的重要功能之一。
简单地说，1920—1930年代土耳其官方对西方的雅利安史观进行了改造，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历史叙事，从而把自己说成是早的中亚白种人的祖先。他们说，因为气候的变化，土耳其人的祖先四处迁徙，创立或影响了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主要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小亚细亚的古代中东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就成了土耳其人的白种祖先创造的。苏美尔、赫梯文明就成了土耳其人的祖先创造的。所不同者，土耳其人的这种历史观是防御性的，不是种族—帝国主义的。到1940年代末，土耳其官方开始放弃这种历史观。
现在土耳其人的官方史观中，将自身定义为小亚细亚丰富的历史和文明遗产的继承者，也不讳言土耳其人的祖先主要是1071年后来到小亚细亚的，并与当地人发生了民族融合，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种族特征。近，一则与土耳其人的基因工程有关的新闻引发了国内自媒体的关注，其内容大致是说，土耳其人的基因测序证明，他们与当地人的亲缘关系更密切，和中亚其他讲突厥语民族的关系反而比较远，不过这事在土耳其知道的人并不多，反而可能是希腊人和我们更关心。而这种关心，跟政治关系较大。其实，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当地人”并不能直接被等同于希腊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国民的来源很复杂，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不久前从欧洲、克里米亚等地移民过来的。
官方博物馆往往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历史叙事的具象化表达，具有政治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比如，土耳其1930年代关于赫梯人的考古就非常重要，受到国父凯末尔的高度重视。因为在当时的官方历史观念下，赫梯人被视为古代的土耳其人，赫梯文明被说成是土耳其人的祖先建立的。
除了赫梯文明在土耳其外，古埃及文明在现代埃及，两河文明在萨达姆的伊拉克，古波斯文明在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也都成为现代国家需要处理的历史遗产问题。对于前伊斯兰时代的中东历史和文明遗产的关注，除了对“历史主权”的关切之外，还有一点是探寻文明属性，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往往希望通过发掘自身民族在前伊斯兰（Pre-Islamic）时代的伟大，来彰显自身某种内在的世俗性，将宗教视为进步的障碍，力图控制宗教的影响力，借此来追求“现代性”，这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断裂与延续。
历史研究虽然偏爱个性和特殊性，但整体上说，历史学给我们揭示的更多是复杂性。需要警惕的是，历史就像某些经典一样，经常会被用于特殊的政治目的。而批判性历史研究，恰恰是通过不断地揭示和还原这样的操作，来赋予我们更多的智慧，而不是“镜鉴”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