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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四十位南京大学学人谈自家的书房,他们来自南大文、理、工等十余个院系,有知名学者、院士、博士生、企业家等。

★四十篇文章初发布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公众号“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的书房”专栏,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累计阅读量达34万人次。

★四十篇滋味醇厚、感情真挚的文字,四十堂全学科“大学通识教育课”,由各专业优秀学者分享读书、藏书、学习、研究的经验,特别适合高中生、大学生阅读。

★配有大量学者书房内景图片,近距离感受学者之家:家即书房,书房即家。

★每篇文章末尾都附有学者推荐书单,分享该专业经典或入门图书,以便读者延伸阅读。

★精装全彩印刷,纸质优良,收藏尤佳。纪念版附赠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藏书票一张。

“讨论书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讨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境遇,是在反映读书人这一特定人群从物质环境到生活方式上的演变。”

“童年的书房帮我养成了不为任何目的读闲书的不良习惯,读书已经成为我如吃饭喝水一样的生理需要。”

“读书不应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读书自会有收获,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当年想读书,只是觉得不能虚度年华,并没有想到其他,也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参加高考的机会。”

“家里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我去工作,唯独母亲坚定地要求我去读书。母亲说,任何时候,读书总是对的。”

“书中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是骗人,但有无数朋友是真。他们皓首穷经,一生才智,往往就倾注在这一两本书中,而你常常一周、一旬、一月或者一年就可以读完,何其痛快,何其上算。”


【内容简介】

《书房记》脱胎于2020年4月23日南京大学图书馆公众号首次推出的“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的书房”原创专栏。该专栏约请南大文、理、工等十余个院系的四十位教师、学生、校友,介绍各自买书、藏书、读书、写书的人生经历,分享自己学习、研究、教书、育人的心得体验。栏目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至今共四十期,累计阅读量超过三十四万人次。

每间书房都是南大人独属的一个精神世界,这么多人共同写书房的故事,却是千姿百态,绝无雷同。这里有关于书的一切,买书、淘书、寻书、赠书、搬书、教书、写书、研究书,书房、图书馆、各色书店、资料室,还有由书房串联起来的童年、青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的读书、求学、研究的经历。而从岁月的变迁中,也可看到一代代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以及共同的精神传承。

现在,这个系列的四十篇文章重新集合,保持原先的队列,获得新的生命形式,以优美的形体,为所有爱书人送上一份独特的书香。这份书香的名字,就叫《书房记》。《书房记》中的“记”,既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时代的记述。人生的淬炼,学问的熏陶,性情的涵养,酿成浓郁的书香,辅以滋味醇厚的文字,加上缤纷的彩色图片,可谓色香味俱全矣。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赏心悦目的书,值得向所有爱书人推荐。


【作者简介】

主编

程章灿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2017—2021),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8)。现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

史梅

文学硕士,研究馆员。2006年至今,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2015年起,兼任南京大学博物馆副馆长(主持工作),负责整合全校文物资源。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古籍保护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


【目录】

序 | 胡金波

“雁斋”有书:一个“万卷户”主的自述 | 徐雁

远去的书香——话说读书与淘书 | 苗怀明

奔走聚书倦坐读 | 钦文

我的三个书房 | 周嘉昕

相看两不厌,唯有书书书 | 张志强

寻径思辨斋| 胡文兵

阅读森林与海洋| 王颖

精读原来是秘方| 张学锋

我的读书生活 | 张伯伟

书架一角的故事 | 徐海

广阔天地,地层为书 | 沈树忠

我在“下书房行走” | 丁帆

随情所适,谨始慎终——我的读书小感 | 张鑫龙

我的四个书房 | 莫砺锋

书房与人生 | 李良玉

思书斋——我与书的成长故事| 吴小山

变动中的书房 | 翟学伟

无事花草,闲来翻书 | 黄荭

书房的乡愁 | 张明

目及之处,尽书也 | 张辰宇

书的故事,人的故事 | 陈红民

帮老爸(叶兆言)整理书房 | 叶子

家即书房 书房即家 | 洪修平

读书·买书·搬书的故事 | 许勇

自家书房自家书 | 周宪

西山脚下有书香 | 全根先

读书杂忆 | 陈冬华

书房琐语| 范金民

有书在,灯亮着 | 黄乔生

三栖四喜斋之书事 | 胡阿祥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 史冬泉

人生得一“上书房”足矣 | 刘俊

悠游书海 | 陆远

书缘 | 缪炳文

作为精神掩体的书房丨童强

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与狸奴不出门 | 于溯

藏书在于积累| 徐新

律己正心,如川之流 | 骆威

从陇原到金陵——我的各种“书房”| 沈奎林

“味斋”杂谈| 谢欢

后记| 程章灿


【免费在线读】

我的四个书房 | 莫砺锋

我幼时全家人常年挤在一间住房内,家中一共也没有几本书,当然无所谓“书房”。插队务农期间,我有一间专属自己的茅屋,室内放着锄头、镰刀等农具,以及储存稻谷、麦子的大缸,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条兼作桌、椅的长条板凳。我把几册马、列的书陈列在长凳上,把带有“封资修”倾向的十多本书秘藏在褥子底下。我的正业是种地,插秧割稻之余才能读点书,“封资修”的书则只能偷偷地读。“书房”这个词,离我非常遥远。

1979年,我考进南京大学读研,成为一个专业的读书人。我的宿舍在南园十三舍二〇八室,五人一间,但有三位室友家在南京,平时很少露面,二〇八室便为我与同门张三夕共享。除了到教室去上课,或是到图书馆去读不能外借的线装书,我俩每天都待在宿舍里看书。我们的两张床铺靠着窗户,两床之间放着两张小书桌和两张方凳,此外就针插不进了。宿舍里没有书橱或书架,我们的藏书都堆在床上,沿墙码成一排,笑称自己是“年年岁岁一床书”。

开学不久,导师程千帆先生到宿舍来看我们,一进屋便对我们的藏书一目了然。尤其是我,藏书不足三十本,有一半还是与专业无关的英文书。先生问我:“你就这几本藏书?”我回答说是。先生就说:“你们还是要购置一些常用书。”此后先生曾几次建议我们购置某些之书,例如《全唐诗》。徐有富与张三夕两位同门便都买了,我除了每月三十五元的助学金别无经济来源,一部《全唐诗》要六十多元,我实在买不起。有时先生还会自作主张地代我们买点书,当然都是挑书价低廉的。比如有一本《陈垣史源学杂文》,书价是零点二九元,此书现在仍然插在我的书架上。

十三舍二〇八室虽然简陋,却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因为我与三夕从早到晚都在室内读书。我们达成一个不成文的默契:读书时不闲聊。我们黎明即起,夜里十一时熄灯就睡。除了结伴到食堂去用餐,以及晚饭后到北园稍事散步(邻舍生赵中方曾嘲笑我俩“散步抄近路”),从早到晚都在埋头读书,虽然相对而坐,却不交一言。三夕比我年轻五岁,但他少年老成,极有定力。每当我忍不住要想与他说句闲话,总是看到他全神贯注状若入定,便赶快凝神收心。我在那两年里真的读了不少书,好好地“恶补”了一番。

1982年我开始攻博,次年女儿降临人间。当时我在南大只有一间三人合住的博士生宿舍,家则安置在妻子从单位里分到的一套房子里。房子在马鞍山路十号,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加上一间两平米的厨房,卫生间与邻居合用。我母亲到南京来帮着照料,但她不会骑车,也不认识路。于是煤、米、菜肴都得由我采买,奶糕、蜂蜜等物还要穿过半个南京城到夫子庙才能买到,我只好从宿舍搬回家中居住,来协助母亲和妻子料理家务。三代四口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我的一张小书桌跼缩在各色杂物的重围之中。我坐在书桌前撰写博士论文时,一伸手便能抓到晾在绳子上的尿布。还好女儿幼时经常呼呼大睡,我不必像马克思那样在儿女的啼哭声中写《资本论》。在以后的几年里,马鞍山十号便是我的书房。

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女儿渐渐长大了,她不满于把玩具摊在床上,便觊觎我的书桌。她把积木搭在书桌的边缘,还不断地要求我把胳膊往里移,我只好尽量踡缩全身。她歪歪扭扭地搭成一座危如累卵的高塔,便得意地邀请我回头观赏。有时我敷衍说“好”,她就大声抗议:“你看还没看呢,就说好!”有时我一不小心碰倒了她的高塔,更会遭到妻女的联合抗议。但不管如何寒碜,马鞍山十号毕竟是我完成博士论文和《杜甫评传》等著作的地方,是我平生的第二个书房。

1993年,我当上了“博士生导师”,有资格住进南大的“博导楼”,移居到南秀村二十五号六〇六室。“博导楼”其实也相当寒碜,一套房子的建筑面积只有七十九平米。我对门的邻居是物理系的邢定钰先生,四楼的邻居是化学系的陈洪渊先生,不久他们评上了院士,便乔迁进条件更好的院士楼。文科没有院士,“博导楼”就是文科教师档的宿舍,我无法得陇望蜀。然而房子虽小,却是“三室一厅”的结构,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拥有一间“半独立”的书房。说是“半独立”,因为它还兼着起居间、客厅之任。

初进中学的女儿也有了专属于她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一个小书架。不过女儿有时会溜进我的书房来踢毽子,还会抬起脑袋窥视我的书橱。后来我赴韩国任教,妻子来信说:“本周收到松浦友久的信和他送你的一本《节奏的美学》,信中说,去年送你的此书初版本‘印刷错误之处颇多’,这次重版已一一改过,故又寄上,望将前本丢弃。我正疑惑并未收到初版本,可咪说她见过的,并走到你的书橱前去找,不一会儿便找来了。真不知此书橱竟是谁人之书橱!”“咪”便是妻子对女儿的昵称。

有了这间书房,我读书写稿都比较从容自在了。我便开始放手购书,不久就把顶天立地占了一面墙的书橱给塞满了。其余的书只能沿墙堆放,很快堆积成山,并漫延到卧室的床底下去。我的购书计划戛然而止,找书也变得麻烦无比,我哪能记得某本书的准确位置呀!况且即使我记得该书是在书堆的某个部位,要把它掏出来也太费周折。有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开书山,却发现该书并不在我记得的位置,简直懊恼欲死。于是只要想找的书是深埋在书堆之中,我就立马下楼,骑车飞奔到系资料室去查阅,反倒能节省不少时间。妻子下班回家,我便向她诉苦,不料她反而大喜。她认为我先下到一楼再爬上六楼,又骑车到校园来回一次,等于是锻炼身体,“省得你成天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

我本来想在南秀村二十五号一直住下去,虽然它面积太小无法藏书,但校园近在咫尺,上课、借书都很方便。可是几年后中文系和图书馆古籍部相继迁往城东的仙林校区,南秀村的区域优势顿时消失。我与妻子跟房产中介打过几番交道,便于2009年移居城东的美林东苑,女儿则飘洋过海去自糊其口了。

新居是二手房,装修之简朴深合我俩之意,我们入住之前只需粉刷墙壁,并尽可能多地在墙上打书架。我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它不再兼作客厅、起居室或储藏间之任。窗外则一片绿荫,常有小鸟在枝头啭鸣。每当我坐在窗前,“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二句陶诗便涌现心头。书架多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书。像《全宋诗》那样多达七十二巨册的大部头典籍,也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站立架头。当然,迄今为止,我的藏书乏善可陈。总量尚不足万册,又没有任何珍本书。我一向只读常见书,对珍本敬而远之,更不会费心搜罗。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我家的独特地位。客厅书架的安放着两尊杜甫瓷像,都是来自诗圣故里的赠品。一尊作常见的持卷远眺状,另一尊的造型独具匠心:杜甫不是俯瞰大地,而是举头望天,基座上刻着“月是故乡明”五字。客厅壁上有一幅题着“清秋燕子故飞飞”的杜甫诗意画,是老友林继中的手笔。

走进书房,便看到高文先生的墨宝,上书其诗一首:“杨王卢骆当时体,稷契夔皋一辈人。自掣鲸鱼来碧海,少陵野老更无伦。”靠近书桌的书架上,整整两排都是各种杜集,当然都是一些常见注本,只有韩国“以会文化社”翻刻的《纂注分类杜诗》较为罕见。此书初刻于朝鲜世宗二十六年(1444),堪称域外早编纂的杜诗全注本,可惜书中充满了“伪苏注”,我写完《杜诗伪苏注研究》一文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

南大图书馆在其公众号上开了一个“上书房行走”的专栏,程章灿馆长让我写篇短文谈谈自己的书房,我素有“羁鸟恋旧林”之习,便一连谈了四个书房。程馆长还允诺为我的斋名题诗一首,那么我的书房有什么斋名吗?前面三个根本没有,因为它们都是一身多任,杂乱不堪,任何斋名都会“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美林东苑的这间是纯粹的书房,但我初也没想到要起斋名。原因很简单,我本是个俗人,何必附庸风雅?到了2012年,凤凰出版社的总编姜小青先生约我出一本随笔集,收进该社的“学人随笔”丛书,并说其中包括孙绍振先生的《玉泉书屋审美沉思录》、顾农先生的《四望亭文史随笔》等,希望我也以斋名为书题。凭空起个斋名无从着手,我便联想自己的姓名先取个自号。当年先父给我起名“砺锋”,是连同“莫”这个姓氏一起考虑的。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钝得福,故嘱我切勿砥砺锋芒,我也一直恪守父训。没想到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的名字是否与“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句话有关,我反复解释不胜其烦,不如自号“宁钝翁”即“宁愿愚钝的老翁”,以绝他人之疑。“宁钝翁”的书斋便是“宁钝斋”,我的那本随笔集从而题作《宁钝斋杂著》。“宁钝翁”也可解作“南京的愚钝老翁”,我取此号时年逾耳顺,如今年过古稀,且已在南京城里住了三四十年,以此自号不算僭越。

我没在书房里设置斋名匾额,但挂着篆书名家丛文俊兄所书斋联:“青灯有味云影天光半亩水,白发多情霜晨月夕六朝山。”联文乃我自拟,其中隐含一个愚钝老翁在六朝故都的书斋中自得其乐之意。李清照自道书斋之乐说:“甘心老是乡矣!”此言深得我心。

我的四个书房是我从“青椒”变成老教师的人生道路的一串轨迹,中国的大学教师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这是无法改变的夙命。但我还是痴痴地想,要是让属于“后浪”的“青椒”们提前二三十年拥有我的第四个书房,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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