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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德国唯一“现象级”哲学家,百万级畅销作家普莱希特

连载小说一般的哲学史书写,故事与反思交织

在时代巨变中,关切世界,追问自我

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德国唯心论,市民社会兴起,自我成为万物的尺度,哲学地图上的8000米高峰依次登场

陈嘉映、王一方、李军、刘擎、许知远、徐英瑾、王俊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15世纪至19世纪初,横亘在库萨与黑格尔之间的,不仅有时代,也有世界。

其一是了解权威世界秩序的知识分子世界,每一位哲思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这个伟大秩序;

另一个则在启蒙与革命之后,见证了资产阶级高光时刻的破晓,伴随着混凝土的烟囱、无产者的贫困……

市民社会逐步发展,哲学史上的“大问题”呈现出新的形态。

“普莱希特哲学史”系列是德国当红“现象级”哲学家普莱希特为大众读者写作的哲学史。第二卷《认识你自己》讲述西方哲学的黄金年代,名家辈出的近代哲学四百年。读者会穿越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及德国唯心论的思想世界。看见意大利商业市镇的繁荣、跨入工业时代早期的大不列颠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如何成为路德、伽利略、笛卡儿、霍布斯,乃至于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交锋舞台,他们尝试破除教会的干涉,让自我成为万物的尺度,勾勒出国家的模型,酝酿出公民的社会,拥护降幅人间的市场经济。

普莱希特力求写作通俗易懂,避免内容过于“专业”,通过讲述大量故事,使读者能像读小说一般读哲学史。普莱希特对哲学思想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将哲学思想所产生的的社会、历史背景充分展示出来,有助于对哲学思想的理解。


【作者简介】

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1964年生,哲学家、作家,德语地区蕞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任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哲学荣誉教授、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哲学与美学荣誉教授。著有畅销哲学著作《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爱情:一种混乱的感情》《思考动物:动物的权利与人类的界限》《猎人、牧人、批评家:数字社会乌托邦》《人工智能与生活的意义》以及“普莱希特哲学史”系列等。


【媒体评论】

一部哲学史首先要立足于扎实的史实,然后各逞所长。普莱希特哲学史的长处是思想水准高,论述连贯,译文流畅,格外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陈嘉映

别的哲学史是一扇窗,这一本是个剧场。——王一方

在难以计数的哲学史著作中,普莱希特的写作不是“又一部”而是“另一种”。它像是一部“连载小说”:在故事与反思交织的线索中,将哲学先贤的思想置于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那些永恒的大问题贯穿始终,在不同时代呈现出特有的面貌,最终沉积于当代的视野……延续在我们对世界与自我的关切与追问之中。——刘擎


【目录】

导 言

三王游行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内在于我们的世界

全新视角

此岸—彼岸

全新的天空

巴洛克时期的哲学

我思,故我在

清晰事物的上帝 

缔结的权力 

启蒙哲学

个体与财产 

未被书写的白板

所有人的幸福

坍塌的老建筑

公共理性

德国唯心论哲学

在精神的宇宙中 

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至高点 

灵魂世界还是世界灵魂? 

美的存在与显像

历史的终结

附 录

注 释 

选读文献 

致 谢 

人物索引 

内容索引 

图片说明 


【前言】

导 言

如同认识人类,我们只能在时代的轨迹(Gang)中认识时代,但无法在其运行过程(Lauf)中认识它。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有其特性、节奏及生命体验。事实、政治兴衰的事件,或是每日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能决定时代的轨迹。往往只有后来的知识才能让人们澄清当时的不清不楚。但恰恰是这些含混不清决定了时代的轨迹,一直到我们的时代。

哲学的轨迹更呈现出许多含混不清及非同时性。很多非常远古的思想,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开创性的或现代的;一些新近的思想却显得老旧和苍白。可谁又知道,将来对它们的评判是否会得到确证或有所改变呢?哲学史家一般很少注意到视角和评价的变化。他们总是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出于对同行专家评判的担心。他们发现自己的主要领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或被忽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某个新的要点、某种新的选择、别样的细节,都与勇气和无畏有关;故而人们倾向于更为谨慎地编排章节。如同本系列第一卷那样,我的新要点主要涉及社会和经济的历史,以及对身体性和生物性的追问。

哲学史设定了事物的进程与人物的先后出场顺序。这种时间顺序就如河流一样,它的河床几乎没有变化;更多的只是些常规路线,而不是某种必然性。因为书写历史并不是一门需要遵守严格规则的科学,但它也不是艺术或意见的大杂烩。然而,正如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自然哲学的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导论”里所写的那样,哲学应该是什么,这本就是个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与哲学的角色也变化着,尤其是本卷所处理的15世纪到19世纪初期这个时间段。横亘在库萨(Cusanus)与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之间的,不仅有时代,也有世界。其中一个是了解基督宗教—权威世界秩序的知识分子世界。每一位哲思着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这个伟大秩序。另一个在启蒙及革命后见证了资产阶级高光时刻的破晓,与之相伴的还有混凝土的烟囱、无产者的贫困和社会夹缝中的教会。

资产阶级的生产分工最终也拓展到哲学家这里。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想看到它们被分成“不同的分支,每一个都与哲学家的特定部门和阶层有关”。因为“哲学领域的劳动分工,和别的职业一样”,提升了“技能并节省了时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可能不会想到,时间是某种人们需要节约的东西。相反,对今天的人来说,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确定的指导观念。可能令黑格尔感到不快的是,哲学家们成了精神产品的专家,即便事实上这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事。

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今天已经非常罕见。从那个时代开始累积的专业知识的负担,显得过于沉重。在专业领域及专家的世界里,所谓的通才也仅只能弥补一些方向性知识(Orientieruingswissen)上所缺乏的东西。哲学史的写作似乎成了通才学者最后的领地之一。这一卷所涉及的时期出现的大问题往往是老问题,我们从第一卷就已得知:真实的真实性何在?我们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我能欲求我想要的东西吗?我为什么应该是道德的?什么是好的和正义的社会?但是,这些问题在本卷所涉及的400年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逐步发展的市民社会里,这些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劳动”和“个人权利”的概念,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及行动的范围。这些概念塑造了我们认为“正常”的社会——它们可能也会因数字化而走向终结。

在这穿越数世纪的漫长旅程中,一些时间和人物带来了特定的困扰。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涉及惯例(Formalitäten)。本卷分为文艺复兴、巴洛克、启蒙与德国唯心论等四个阶段。虽然人们长久以来就追问,文艺复兴究竟从哪里开始,从何时开始,但“巴洛克”并非一个真正的哲学上的时代。有人认为,“巴洛克”甚至算不上历史时期,毋宁说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但是,时代究竟存在吗?人们越是进一步考察时代,就越会发现它是多么混乱和任意。关于本卷的时段划分,我不想参与这样的讨论。它仅提供一个概览。就这点而言,我也不想争论,康德(Immanuel Kant)究竟是否属于“德国唯心论”,或仅只是作为启蒙者开启了它。不管怎样,这个概念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期。在我看来,康德属于这一阶段,因为一个带有德意志色彩的哲学思想潮流从他那里开启了。他使德国哲学区别于英国和法国的传统,而后建立了自己的传统。

时代划分所遇到的困难在人物(研究)上更是如此。例如,直到今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研究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尽管他并非哲学家,但在精神和政治层面他都属于哲学史。历史上的路德深深地隐藏在各种解释的沉积层之下,它们想要把路德的积极方面看作永恒性的,而把消极面归结为时代局限。几个世纪的粉丝性文学歪曲了路德。以类似的方式无数次被阐释的历史,使得其他哪怕略微不同的评价都似乎是在对路德进行挑衅。尽管人们并非有意为之——2017年的“路德年”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对历史人物的崇拜与批判之间的“中间道路”实际上并非中正。一个中立的判断甚至不应该涉及信徒们的路德,以便适当地评价历史上的路德。

有时候自我设限的并非人本身,而是(学术)地形(Topografie)。本卷包括一些世界地图上最难攀登的“8000米”哲学高山。障碍赛开始,第一座高峰便是库萨,之后紧接着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呈现莱布尼茨的哲学是一件没有尽头的不讨好的事。不存在所谓的莱布尼茨体系,而仅有大量零散的思想。开始于1920年代的百卷本莱布尼茨著作集的编辑工作,直到今天还未进行过半。此外,同一思想框架中的很多概念也难以理解。只有有了足够的语言自由,我们才可以用当代的词语来理解它们。比如说,我在解释单子理论(Monaden theorie)时使用的是“意识”(Bewusstsein)概念——这个词(的使用)是1711年(莱布尼茨去世前五年)被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创造出来的。

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权重也会引起反思。他在哲学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开启了理性的国家理论以及社会契约思想。然而,如果人们将他与同时代的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比较——几乎所有哲学史,包括大多数英文的哲学史都没有提及他——霍布斯的思想就显得远不如这位被忽视的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之父那么具有开创性和现代性。

详实地展现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时候,我想指出这位“启蒙之父”的所有矛盾之处。人类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在17世纪末出现,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是好的观念。很多自古以来就被构想的观念,只是因为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才变得具有政治意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道德的形成,与洛克的思想也息息相关。事实上,当时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无权享有英国公民所拥有的财产权。即便今天欧洲的许多人对此的看法与洛克不同,我们社会的特殊美德之一仍然是更多地关心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世界上的饥饿问题。

如何权衡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当如何详细地阐明呢?法国的思想家算得上是带有光鲜羽毛的群鸟,打头阵的是伏尔泰(Voltaire)、拉美特利(La Mettrie)、狄德罗(Diderot)和卢梭(Rousseau)——相反,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休谟(Hume)和斯密,乍看之下略显暗淡。但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启蒙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最晚在大革命后,普遍理性和公意(der allgemeine Wille)才登上上帝的位置;在大不列颠,降福的市场同样如此。理性的专制主义(Absolutismus)只燃烧了一段短暂的烈火,市场的专制主义却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追随者。

德意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英国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了硬件准备,法国则提供了享乐个人主义这一思想性的基础。康德却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充当着人类意识的审判官。由此开始,数以百计的新概念对“人”进行扫描,进行归类、评价和估值。随着康德,读者费力地登上了四座8000米哲学高峰中的第一座。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紧随其后。他们在德国哲学史中的卓越地位毋庸置疑,相应地拥有自己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学教授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这位哲学家的四卷本哲学史中,费希特和谢林总共只占了两页篇幅!

康德哲学转变为新教的浪漫主义、没有上帝的精神宗教,这不适合内心清醒的人。随后,德意志唯心论的偏激与肥沃使其在哲学史上评价不一。无论如何,1800年前后,在耶拿(Jena)这个图林根州(Thüringen)的贫瘠小镇上被思考的东西,成为一种盛产唯心论养料的肥沃哲学土壤。最后,它在黑格尔那里越是理性地展开,就越是导致听众相反的见解。——世界最内在处不是由理性来支撑的……

哲学,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并非直线的上升,而是诸多波浪的运动;就像酒一样,没有什么目的导向,却以希望的方式给人启发。这条道路会两次穿过多样化的、激发灵感的风景。带着对精神的奇妙景观的这一前景,我希望所有的读者能够享受一场美妙的旅行!

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

杜塞尔多夫,2017年6月


【书摘与插画】

三王游行——绘画的非现实魔力

这是一支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出发,经由亚平宁山脉的高地进入托斯卡纳(Toskana)的队伍。肃穆的国王及诸侯身着华丽的朝服骑在骏马上。优雅的随从、高贵的狗,还有一只猎豹紧随其后。背景是如童话般梦幻的风景:参差不齐的峭岩就像用精致的纸叠成的,伴着微风起飞的鸟及非写实的树木,它有着天堂般的果实与雅致得如鸵鸟羽毛那样的树叶。梦幻般的城堡散落在地平线和景观之中,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远离了所有时间。

这是一幅湿壁画,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使在今天,它仍然使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的美第奇小教堂沐浴在一种神奇的、令人陶醉的光线中。贤士小圣堂(Il Viaggio dei Magi)是它的意大利语名,德语译为“东方三博士列队”(Zug der Heiligen Drei Könige),但“三王游行”(Das Geleit der Könige)似乎更为贴切。因为这幅壁画所展现的并非东方三博士前往伯利恒的队列。它有很多可供照亮(解读)的空间,国王的队伍也有很多可解释的空间。字面意义上的照亮(Ausleuchten)必定就是它的创作者贝诺佐·哥佐利(Benozzo Gozzoli),于1459年夏到1460年春,在当时没有窗户的小教堂里作这幅画。哥佐利大约1420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学习了金匠手艺。作为著名的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助手,他在罗马和奥尔维耶托(Orvieto)给师傅帮忙,在小城蒙特法尔科(Montefalco)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壁画作品。

显赫的美第奇家族想要为他们的宫廷小教堂找一位画家,便注意到这位后起的艺术家新秀。哥佐利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长者科西莫(Cosimo de’Medici, der Ältere)。也许是对细节的热爱和金匠的精准眼光,使这个年轻人能够画出闪闪发光的东西。这位佛罗伦萨的城市领主想要的不是教会的灵修画面。相反,他们想到的是,“东方三博士的教会团体”每年三王节这天都会在拉加大道(Via Larga,即今加富尔大道[Via Cavour])游行,充满了光彩和荣耀;活动中,美第奇家族也乐意与随行人员混在一起,显示富有的银行家们为了国王们能踏马前来所能提供的一切。

宫廷小教堂里,哥佐利就着灯笼的光亮画的,应该是美第奇家族,而不是东方三博士。但这项绘画任务本身太复杂了。神圣三博士的主题在艺术上具有比喻性的内涵。三博士分别代表了人生的三个阶段:青年、中年及老年。壁画中还可找到另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寓意层面。1439年冬天,也就是哥佐利得到这项委托任务的20年前,“来自东方的智者”(东方三博士)确实已经穿越亚平宁来到托斯卡纳。这三位便是约翰八世·巴列奥略(Johannes VIII. Palaiologos)、君士坦丁堡大帝,及主教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东正教会的头领。他们与教皇恩仁四世(Eugen IV.)——天主教的领袖会面。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这是东正教主教与天主教教皇在1964年前最后一次见面!

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不是寻找伯利恒和圣婴耶稣,而是佛罗伦萨和联合的大公会议。“三王”的随从中,有当时知识界的名流。这次使命不可能有更大的纪念意义了:基督宗教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西部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最终且彻底的和解。

这次伟大的事件当时除了在佛罗伦萨这个西方世界里迅速崛起的城市举行,别无他处。一次大型活动,与其说是今天的八国集团峰会,不如说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的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科西莫·美第奇,这座商业城市中最有权势的寡头,为此不惜付出金钱和努力。他的论证最有说服力:他支付了无数参会人员的所有费用。这位银行家资助了整个半年的活动,吸引了皇帝、教皇、主教、意大利诸侯以及城市赞助者,带着随从从较小的费拉拉(Ferrara)前往阿尔诺河畔的城市。哥佐利在他的壁画里描绘的就是这场峰会,特别是从费拉拉到佛罗伦萨的这段路程。在此,他必须考虑三国王的主题,包括对生命阶段的寓意解释。同时,他还要以佛罗伦萨三王游行的方式将美第奇家族夸大地置入画中。

这个主题处于另一个更广阔的水平线上,给哥佐利带来巨大的挑战。在15世纪初的意大利,无论王公贵族还是非王公贵族的赞助人,都把自己画进不符合实际意义的历史舞台中,这在当时并非罕见。拥有权力和手段的人为了自己的目标,把历史、寓言以及宣传口号混合在一起,并为此任命当时最伟大的画家。因此,托斯卡纳城邦首领的富有的雇佣兵和银行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重要的“王室”——与今天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Grimaldis)的统治者并无二致。他们不是古代的贵族,甚至也不是“格里马尔迪王朝”——宣传手册和大字报使他们成为提到欧洲贵族时首先想到的那些诸侯之一。

老科西莫和他们一样,也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能够达到他的要求,哥佐利画了三幅壁画。但这三幅壁画恰恰没有使用当时正在兴起、每一幅高质量画作都会遵循但尚未成规定的表现技法——透视法!1410年天才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开创了透视法,那时哥佐利还没出生。像马萨乔(Masaccio)这样的画家掌握了这一技法并运用到绘画之中。哥佐利还是孩子的时候,通才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完成了关于这一艺术理论的著作。尽管哥佐利掌握了透视法,但他不愿意用这种技法来表现三王游行。这也是他没有被归入文艺复兴艺术家行列的原因之一。此前的艺术史应对此负责,他们常常只是把乍看起来比较有新意和创新的东西当作有意义的。除了哥佐利,其他很多天才艺术家也都是这一做法的牺牲品。

哥佐利并不希望有一个看起来真实的空间。他也不想要显得真实的时间。托斯卡纳理想化的风景与理想化的羽毛树不符合实际的植被,城堡更像在童话世界而非意大利中部。整幅画作在现实与梦境、历史、当下及比喻之间来回闪烁。只有这样,画家才能使画面中所有层次的意义同时显现。他没有采用新兴的透视法,而是遵循哥特式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有着象征意味的祈祷书。

对于将文艺复兴缩小到受“科学”启发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文化史来说,哥佐科的壁画处于理想的轨道外。事实上,除了新鲜的事物,诸如倒退的、神秘的,有时也是中世纪的,都是文艺复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哥佐利的委托人美第奇家族也是这么看的。作为王公贵族和教皇的银行家,他们是13世纪以来活跃在中世纪的那个阶层的主要代表。由基督教所规定的良序世界被金钱、算计和效率观等没有灵魂的理性祛魅。同时,这些冰冷钱币的主人们也资助华丽的游行,比如1445年的圣约翰节游行,业余的演出者、精英人士及200匹马奢华地重演着圣诞故事。他们在为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米兰未来的大公——加莱亚佐·斯福尔扎(Galeazzo Sforza),及里米尼的显赫人物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举行的盛大庆典上,花费了不少精力。

1459年的春天,庆典开始举行。紧随其后,哥佐利开始了他的壁画创作。这三位权贵——与从费拉拉到佛罗伦萨的列队毫无关系——也在这30幅肖像画里。主图中左侧的两位骑士是马拉泰斯塔和斯福尔扎。教皇可能藏在护卫队中间,同时代的人比较容易认出他来,因为他戴着镶金边的红色兜帽。队列前方,骑着驴和白马的两位骑手分别是哥佐利的赞助人长者科西莫和他的儿子痛风者皮耶罗(Piero der Gichtige)。正如哥佐利的信所提示的那样,后者一丝不苟地监督着壁画的设计过程。皮耶罗也得到了其银行家朋友罗伯托·马特利(Roberto Martelli)的支持。他出席了1439年的佛罗伦萨公会议,并提供了自己的回忆。如今,三位国王中的两位可以很轻易被确认为公会议真正的参与者。他们是老国王的主教约瑟夫二世和正直壮年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约翰八世·巴列奥略。但从白马上直视观众的年轻国王是谁?他就是当时10岁的美第奇家族王储——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直到今天,对此议仍旧很大。

不管怎样,天主教会的代表及众多诸侯与拜占庭人总是和睦的,一起骑马穿过了山脉。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和矛盾的迹象。我们也能通过茂密的胡须和东方的服饰快速认出他们是东正教会的代表。事实上,哥佐利将天堂般的平静以明亮的色调表现在画中,而这种和平在议会的队列中本是不存在的。拜占庭的世俗教会的代表们在1439年可谓背水一战。因为土耳其人攻打了拜占庭帝国,并威胁要占领首都君士坦丁堡。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东正教会为一个邪恶议会而摆出一张好脸,就相当于投降,并消解掉其几乎所有的精神传统,那只是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美第奇家族宫廷教堂中的三王游行图对此没有展示。哥佐利的画展现了一种圣诞式的宁静,来自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实现了童话般的和睦。托斯卡纳的风景消失在神圣土地的贫瘠山崖之中。同样,受上天鼓舞的“人文主义”通过熙熙攘攘的人潮将这幅画展示出来。

当时代、信仰与历史彼此融合,可鄙的现实本身就不再重要了。议会队伍穿着怎样的盛装,绕着美丽、明亮的岩石而行?真正的参与者是不会在冬季的亚平宁半岛穿着夏日庆典的服饰的。深色的大衣在哪里?哥佐利把他自己画进了画里,这也是自由的幻想。他的红帽上写着他的名字,他骑在人们中间,从这群人中可以认出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那位戴着蓝色金边帽子、留着长胡须、面露愁云的人可能是格弥斯托士(Georgios Gemistos),他名为卜列东(Plethon,希腊文字面意为“丰盛”)。作为拜占庭在国外的幕僚,他也位于队列之中。但卜列东是东西教会统一的反对者,这令他的国王不悦。因为约翰八世清楚地知道,他将不得不在佛罗伦萨的十字架前卑躬屈膝,并牺牲东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教会的统一是他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快速赢得天主教徒对于被土耳其人困住的君士坦丁堡的军事支持。

1439年7月6日,大公会议的首脑们聚集在最宏伟的教堂,五年前建成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圆顶下——也就是著名的佛罗伦萨大教堂。他们在这里签下了教谕《诸天同乐诏书》(Laetentur Coeli)。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摩泽尔的德意志人: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人称库萨。作为教皇的使者,他陪同拜占庭的使节团从君士坦丁堡坐船到威尼斯,并一同到了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哥佐利是否在教堂的壁画中也记录了库萨,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就太令人惊讶了。他所描绘的画面,智者们位于一个由上帝的善意所交织的和谐世界中的和睦队列里,不同的对立在其中取得更高层面的统一,这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阐明了库萨的哲学。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詹诺佐·马内蒂(Giannozzo Manetti,1396—1459)也沉浸在相似的思想中。哥佐利开始在美第奇宫殿拿起画笔之前几年的1452年,他就已经赞扬人的尊严和崇高:“所有房子,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地球上所有如此多数量和高质量的建筑,以及那些因其无比奢华而被认为是天使而非人的作品的,都是”人的作品。“属于我们的是大地……山、丘陵、山谷……橘子树、枇杷树……柏树、石松。”属于我们的是“马、骡子和驴”和“不同种类的鸟,天意……似乎是伊壁鸠鲁的门徒,因为它们是如此独特且轻松愉悦……都为人类预备好了”。上帝的国度是人自己创造的天堂。他们不再幻想成为天使,他们自己就是天使,从天而降并以日常的人的样式示人。

可是在现实里,人类并非天使。他们所造就的“美妙事物”也有其尘世的界限。世界可能被上帝构想得广袤,但人的理解总是狭隘。拜占庭人1439年回到故土时,对教皇教会的让步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恐慌。几乎没有人打算从现在开始服从于罗马。西部的十字军在四次东征过程中,对他们的城市所犯下的暴行着实令人难以忘怀。教士们迫使皇帝撤销议会的决定,恢复东正教的正统地位。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寻求基督宗教合一的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结果,教皇和意大利选帝侯们所承诺的对土耳其战争的支援被迫中止。教会统一的问题就这样永远地解决了。1453年5月29日,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永远地沉沦了。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和八万将士攻占了伟大的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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