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刘震云经典调查体小说。
★ 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一九四二》后，小说中也收录了电影剧本，与小说的结构、人物相符相成。
★ 著名作家王朔向冯小刚几次推荐这部作品：“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刘老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
★ 读懂中国人系列好书，读《温故一九四二》，懂得苦难背后的孤独。
★ “刘氏幽默”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标签。
★ 国产电影豆瓣评分难得高分，电影《一九四二》豆瓣近29万人评出8.0的高分。
【内容简介】
《温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河南大旱，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我”重温那段历史，采访了“我姥娘”“我花生二舅”，跟随他们的记忆，记录了那场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灾难。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十九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剧本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河南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作者简介】
刘震云，汉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多种文字。
2011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
2018年，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媒体评论】
国外媒体评论
刘震云的作品复杂繁绕，但每一笔都有寓意。于荒诞幽默的情节中，精准地描绘出各类人物的精神肖像。——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的时候，也会笑出声来。——美国《柯克斯评论》 Kirkus Review
刘震云善于描写复杂的生活——他将各个社会阶层的纵横交错，描述得如此丰满和惊心动魄。 ——美国《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大家十分欣赏刘震云的小说，是因为他对事物之间的差异，体察得细致入微，这些差异又令人啼笑皆非。——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刘震云是结构主义大师，他用十分柴可夫斯基式的写法，揭示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背后，还有这么多深刻的联系。——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
刘震云用罕有的洞察力描写了生活这个巨大机器中的细小齿轮，游走于《愚比王》式的荒诞不经和卡夫卡式的魔幻寓言之间。——法国《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
刘震云是北京的卡夫卡。——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刘震云的文体是极简主义。他以大师手笔，成功地对不同生活阶层的色彩做了复杂、生动和通透的展示。——瑞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
刘震云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他的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智利《信使报》El Mercurio
刘震云的小说智慧而幽默，一扫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阴暗、沉闷的固有印象。——日本《图书新闻》図書新聞
……
【目录】
序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 冯小刚
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
电影剧本 一九四二
【前言】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
冯小刚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于成龙式的清官——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
半年后，震云捧着热腾腾带着油墨香味的剧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话给翘首以待的我们读了整整一个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军拍板，干！
剧本送去立项，不日被驳回。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散了散了，下马，该干吗干吗去吧。
时间来到2004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这一年我拍了《天下无贼》，和周星驰的《功夫》双双贺岁，都破亿，平分秋色。庆功之余，旧事重提，拍《温故》的心又死灰复燃，《温故》这蓬野草雪藏多年又见天日。这次华谊把预算提高到八千万，准备先斩后奏，奉子成婚。
建组，我带队选景重走长征路，震云数易其稿孜孜不倦。经过十年的沉淀，剧本的问题被逐一发现并得到修正。的收获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换，这些转换有力地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过往的几年中还发生了一件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成为一个在野党。国共两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毯上两党的领袖握手言欢，求同存异了。
万事俱备，剧本再次呈上，得到的答复与两年前毫无二致。“灰暗消极”的评价之外多了一些忠告：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剧组又一次宣布解散，筹备花出去的钱，拉下的亏空让贺岁片的盈利去背吧。《温故一九四二》这个苦孩子还得在娘胎里怀着，不准出生。
这之后，似乎死了心，和震云见面也回避谈起这个话题，偶有涉及也是言辞躲闪。梦还在心里做着，但已深知遥不可及。像追求一个一见钟情的姑娘，屡遭拒绝，一开始是姑娘有歉意，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不懂事，再提出追求就成了笑话。
死了心也好，可以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拍商业片，赚他个人财两旺。
在我一门心思拍商业片的时候，世界又在不断变化——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下了大狱，国民党由在野党重新上台执政。
世事沧桑。
你方唱罢我登场。
时间如水流过，转眼间到了2011年，小刘变成了刘老，小冯变成了冯老，小王也变成了王老。
这一年，华谊邀王朔写了《非诚勿扰2》，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正在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非3》时，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老又厚道地说：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又是王朔，十七年前的因种下了十七年后的果。王老的一席话把我流浪的心灵喊回到《温故一九四二》的归途上。
我问刘老：还有心气吗？
刘老说：还是那句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我问中军中磊：还有心气吗？
兄弟俩问我：两亿够吗？
我问兄长张和平：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和平回答两个字：靠谱。
我问电影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算那多样化行吗？
宏森皱着眉头说：我不敢打包票，容我尽力斡旋吧。
2011年，电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下发了拍摄许可证。前提是：，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2011年2月，剧组成立，筹备8个月，于同年10月26日在山西开镜，历时135天艰苦卓绝的拍摄，于第二年春天封镜。又经过7个月紧张的后期制作，终于在2012年的11月面世公映。
把《温故一九四二》这篇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一九四二年的缘分。
【书摘与插画】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得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