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女性面对自己，成为自己。这些故事里的女性，她们年纪不一，个性迥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她们都曾拥有希望与梦想，也曾遭遇困顿与打击，承受着身体的疼痛与精神的挣扎。重要的是，她们都在尝试面对自己，忠于自己，成为自己。
2.女性彼此看见，一同前行。女性作者将自己作为方法，走近一个个千差万别的人，打量一颗颗明暗交织的心灵，发掘每个女性的复杂与细微之处。她们写下的故事宛如一座座桥梁，连接起了被访者、读者还有她们自己。原本独自跋涉的女性，借由文字彼此看见，相互抵达，一同走在探索自我与世界的路上。
【内容简介】
《她们和她们》是《人物》杂志的女性报道集，既呈现独特细腻的个体生命经验，也关注结构层面的变化及其影响。三位作者走近那些多姿多彩、经历各异的主人公，探寻她们的生活与心灵，描述她们的爱欲与梦想、迷惘与挣扎。女性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画出自身的生命图景。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这些散发着光与热的文字，让共鸣发生，让理解实现。
【作者简介】
安小庆，四川凉山人，彝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作有《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平原上的娜拉》《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韩国演艺圈：父权幽灵下的“绞肉机”》等。林松果，湖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长期关注女性及公共政策议题，代表作有《前妻》《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东京不见叶诗文》等。李斐然，山东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喜欢科学、古典音乐，擅长国际及科学、科技报道，代表作有《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马布里：一个生存故事》《悬崖上的物理学家》《许渊冲：与平庸作战》等。
【媒体评论】
小庆、松果和斐然是国内好的人物记者，她们的人物写作如涉渡之舟，连接起故事中的人与远方千千万万的陌生人。我们不是刘小样或宋小女，但我们从她们身上分辨出自己，我们想到母亲和更多女人的生命；我们可能从未到过关中平原或长丰县内，但我们借由她们的笔看见和听见那里，为那里的人和事而留下热泪或涌起希望。在《她们和她们》里，我们也有幸读到这舟自身的故事：是什么打磨了她们的笔，是什么让她们选择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是什么让她们握住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人在意或倾听的故事。
性别的视角一旦获得，便难以再失去。如果它带来的是希望，那么通向这希望之路荆棘丛生；如果它带来的是痛苦，那么我们宁愿被这痛苦刺得更加清醒，而不肯返回未获启蒙的温柔之乡。我们走定这一条性别平等的道路，既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结果，也来自其他女性经验的启示，二者无法区分开来，我们的路缠绕在一起，连着母亲和女儿，也连着奴役与自由。
而性别平等不仅仅是女性的愿望和事业，因为，“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出一步，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目录】
序一 迷思与守望序二 她们和她们一平原上的娜拉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龙丹妮：酒神带领众人狂欢一艘自己的涉渡之舟二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前妻外婆在厨房写作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三审判一个新手妈妈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旁观者的谜
【前言】
序一 迷思与守望2019年，《人物》杂志的安小庆辗转联系到我，表示她想采访我，谈谈《半边天》，还想采访《半边天》中的一些重要嘉宾，比如刘小样。我回复说，节目早已改版，《半边天》已是10多年前的事，而刘小样，我与她失联快20年了。在安小庆的一再拜托下，我答应刘小样的地址我找找看。其实我没找，因为我知道找不到。这一类的采访要求我也碰到过不少，一般会知难而退，没有下文儿。 过了一段时间，安小庆又联系我，见她不打算放弃，我只好答应。虽然我找不到，但也许我可以去找当年和我一起拍摄采访刘小样的同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线索。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小庆再联系我，我见她实在认真，只好告知：“同事手里也没有线索，但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这次我也认真了，我拜托了一位同事，请她把多年前涉及刘小样的日常节目和“三八”特别节目全部调出来，逐个镜头地搜，看看能否找到任何地理标识。然后，我无奈地告知安小庆，只搜到刘小样所在县的名称，其他一概没有，这个采访恐怕做不了了。再后来就是安小庆联系县妇联继续寻找线索。然后她从广东跑到陕西乡村找。然后她找到了刘小样并做了深入的采访。再然后就是我背上《半边天》时代的几十期节目光盘，与安小庆见面，在一个咖啡馆儿里，从中午谈到晚上，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时候，距离她次与我联系采访，已经过了大半年。她是采访过我的人里认真的，我当然回报她以应得的尊重。多年前我要采访一个叫Rose的英国女子，她长期生活在大凉山一带极偏僻贫困的深山里，帮助那里的农民脱贫。她被朱镕基总理称为“中英友好的玫瑰”。当我好不容易找到“玫瑰”时，“玫瑰”态度极其冷淡：“我的工作，你们拍不了；我去的地方，你们去不到。”就开着她装了防滑链的越野车进山了。我和同事冲上临时从县城租来的一辆破旧不堪的面包车追了上去。西南的万仞高山呀，一面绝壁一面怒涛，处处塌方处处泥潭。面包车陷在泥里开不动，我们就扛着机器连滚带爬地翻山。我一生一次被活活吓哭，就是在这里。从清晨到下午才爬到了她的工作点儿。看到一身泥的我们，“玫瑰”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接受我们的一切拍摄要求，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甚至连下山后该去哪里吃一个蛋炒饭就泡菜，再去哪里买一包炸土豆裹辣椒面儿，都嘱咐到了……临分手，“玫瑰”告诉我，想采访她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人能翻越大山，进到她的工作点，我们是的！以我们的装备，应该做不到。如果你想得到信任和尊重，你得先做到，你承担你付出你尽全力，其他交给命运和上帝。它们会给你答案。这个规则当然不限于我和安小庆，也包括所有女性。如果我们想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还不习惯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力承担和付出，庄重而有尊严地承担和付出，须知信任和尊重是讨要不来的，吵闹也无济于事，只能自己去赢得。其实这个规则也不仅适用于女性，它适用于所有人。主持女性节目、研究女性课题二三十年，对女性的处境包括不公平的处境，倒是越来越能理解。毕竟男性运转这个世界超过5000年，而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至今不过100多年而已。以100年追赶5000年的步伐，女性走得不可谓不快，爆发出的能量不可谓不强，这个世界不算不给机会，男性的承受力、接纳度也可算差强人意……站在历史的高处看，100年不过眨眼之间，太短太短，连个启蒙都完不成，此时就向历史要个完美的结局，必然是求而不得、徒增烦恼。可当我的目光从历史的长河推近到一个个生命，几十年间接触到的那些女性，她们的痛苦、委屈、迷茫、抗争，又真切得让人心疼！毕竟历史的一瞬就是她们的一生，谁又愿意白来这个世界一遭？我们只能一边理解，一边不甘；一边接纳，一边改善。《人物》不是一本女性刊物，但它对女性话题的研究、女性话语的表达、女性处境的书写，都十分精准！仅就这本书而言，从顶层设计试验、性别问题纳入决策主流，到个体生命的性别困境与性别抗争，再到女性本体的内在探索和历史传承，都有严谨、深入又真切动人的表述，连公共厕所坑位比例、公交车手把杆儿高度这类细小而专业的性别问题，都有思索和涉猎，作为非性别专业出身的作者，她们真的是非常优秀！同时，作为非专业性质的写作，她们的关注点会随时溢出性别话题之外，带给我们更丰富的思考。比如宋小女的故事，那是个女性故事而不是个性别故事，其背后的复杂有趣，关乎人性，而不仅仅关乎女人性。人性是多么复杂呀！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喧嚣杂乱的时代。当我赞叹刘小样的敏感多思的时候，我同情的又是她的丈夫，所以我常对小样说：“要跟你这么个内心骚动不宁，总是不认命，不好好过日子的媳妇儿相伴一生，老王也不容易！”当我钦佩龙丹妮那如同被死亡本能追逐的蓬勃的生命力、无畏的偏执时，又在想，如果我是她的同事或下属，一定会被她折腾死吧？当我鼓励女性勇敢捍卫自己的平等权利时，又在担心她不会是那个把各种琐事都上升为“歧视女性”，在网上发起性别战争的人吧？当我鼓励女性进行社会化尝试和理性训练时，也担心她们会不会因此折损丰富的情感能力，断了与孩子的生命联结？一部叫《时时刻刻》的电影曾令我心惊！它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焦虑迷茫的中产阶级女性向前推了一步，让她勇敢地走出令她备感压抑的家庭生活，为自己而活去了。再往前推一步，当年哭喊着、看着母亲弃自己而去的小男孩儿长成了一个敏感、极其渴望亲密关系、又不能接受任何亲密关系的成年人，才华、爱情、事业成功都不能拯救他……这个推演的逻辑，没有任何问题。女人让人心疼，男人又何尝不是呢？人是太多种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它可能同时是性别的、阶级的、心理的、哲学的、科学的、信仰的、历史的问题，如果仅仅论断与评判都如此之难，那么人性、生活又该有多么复杂？即使如此，我还是相信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对“平等”的尊重！注意，是“平等”，而不是“一样”，所以我比较喜欢说“平权”，而不说“女权”。比如“接纳”“改善”与“超越”，这既包括面向自我，也包括面向世界。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以信息输出为职业的人，我依然企图在认知社会与人性的基础上，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搭建桥梁，甚至依然企图“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些企图常常令我非常沮丧！比如忽然之间，一些人以另一些人的外形为依据对其进行性别攻击，称之为“娘炮”，而完全不问那些人是否遵纪守法，是否心地善良，是否勇于担当……也不顾穿衣打扮是私人问题，长相模样是基因问题，就用一个“刻板印象”将一船人打下了水。至于“娘炮”这个词到底是要侮辱男性还是要侮辱女性，我也没想明白，反正就觉得20多年的性别工作白做了……但当我在英国一个大学的楼道里，被一个陌生的亚洲面孔的女性拥抱，她哭着对我说“你的节目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知道了，一个河南农村多女家庭的女孩儿，从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却因看《半边天》被点亮了心里的灯，循着刘小样的精神脚步往前走，一直走到欧洲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时候；当我知道本书作者之一安小庆，原是深山里的彝族孩子，因看刘小样的节目、看《半边天》而苏醒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当我看到《平原上的娜拉》《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这种并不讨喜的文章，瞬间“10万 ”的时候；当我看到深圳女工读书会连续两周讨论刘小样的故事的时候……我的“企图”就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喜欢书中杨本芬一家四代女人之间传承的一种精神，“让她无论何时都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勇气”。我把这句话作为好的祝福献给这世间的女人和男人。张越（资深媒体人、主持人）序二 她们和她们这当然是一部女性之书。女性写作者，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勒了自我生命的轮廓。次，《人物》杂志把作者推到台前，请她们袒露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再让她们以客观的名义隐于背后。我们见过她们生命的火光，如何照亮了她们的采访和写作。她们以自己为武器，去撬开主人公生活的外壳，寻找女性精神底层的共振，去完成一个故事。我有时候会好奇，这种共振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在女性之间。就好像大家有共同的雷达，守在语言的矿山边上，等待被挖掘出的女性真实的声音。我们总是相信，“一个女性总能提供一些特别的东西”。在历史的河床里，她们沉默了太长的岁月。安小庆和刘小样的故事，简直像是一则寓言。大山里的彝族女孩，偶然看到了《半边天》的张越采访刘小样的节目。“平原上的她，对远方世界的向往，为何和群山包围中的我一模一样？”她接到了刘小样的讯息。她知道，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人。20年后，她找到了隐身在平原深处庭院里的刘小样，续写了她的故事——《平原上的娜拉》。毫无意外，这篇文章再次展现了一个女性生命体验的强大传播力。我常常会想起，安小庆说她在刘小样家的厨房——一个女性的方寸之地，被刘小样的表达震撼的情景。就好像当年，张越在一个瞬间，看到了刘小样波澜壮阔的内心，“雪花落在我和她身上”。当沉默变成了轰鸣，它自然有穿透的力量。我也会想起宋小女。在一个冤案的新闻常规操作之外，人物编辑部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那个为前夫奔走的女人。编辑金匝看到的是视频里宋小女提起爱情时明亮的眼神和无法掩饰的雀跃；而作者林松果则想知道，一个小女为什么同时爱着两个人。一个农妇的爱情是否值得如此书写？这在人物编辑部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一个女性做出这样的选择，经历了如此的苦难，保有这样的天真，她是独特而可贵的生命。我们希望写出来的是人性的幽微和明亮。作者林松果当时正处于一个情感的徘徊期，她说宋小女让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些微答案。有人说，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向京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我常常不觉得艺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得以面对这个问题。”人物编辑部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更好地面对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传达和理解真相。2013年，《人物》杂志有了《女性》这个栏目，一直到现在，《人物》仍然是拥有女性栏目的主流新闻杂志。从2013年到2021年，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我们的女性报道也从初关注、争取女性权利和两性平等的故事，逐步蔓延开来。如果说女性报道也有深水区，那我们早就已经跋涉其中。我们能够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看到女性的觉醒。在《人物》后台，你能够感受到女性读者那种强烈的自我书写和叙述的愿望。当我们去讲述一个女性故事的时候，总是会激起强烈的回应，如同镜像，读者在这些女性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她们会在留言区讲出自己的故事，以期找到同盟。我印象深的是一次关于性侵害的征集。在短短的24小时内，我们收到了1700份回答。她们如此坦诚地拨开了自己不愿面对的人生隐秘，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能够发声，才是忘却和接纳的开始。那一年，有很多勇敢的女性在风暴里站出来，直面这个世界曾经的恶意。当时个站出来举报教授陈小武的罗茜茜说过一句话：“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我们也是在那一年，也就是2018年年底，做了一个全部是女性的年度人物封面。勇气可贵。我们的女性报道从来不止是女性报道。她们是鲜活的人，她们的故事从来不止是在女性层面上值得报道。她们的故事是永恒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她们陷入困境，她们遭遇复杂，她们奋力向上。如果说有一些不同，就是女性因为曾经的遮蔽，无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上野千鹤子曾经说过：“所谓强者的特权，就是可以无须对弱者展开想象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真正地感知。她的痛苦、她的不甘、她的复杂、她的高贵，甚至是她的怯懦和无助，都能真正地被打捞上来，被真正地共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损失的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像阿特伍德所说：“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 我们记录了如此多维度的女性故事，我们加宽了女性故事的河床，我们挤走一些陈词滥调，我们打破一些偏见和“从来如此”。未来的读者应该会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故事里旁逸斜出、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看到公共领域里那些一点点去推动女性向前一步的男性和女性。TA们会对世界有更多信心，也有更多共情。后，我想说一个和我自己相关的故事。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她叫黄长蓉。“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她怀孕六个月的女儿没有跑出来，她的妈妈也被砸死了。我去采访她的时候，是地震发生的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孩子。我记得那天下午，我们俩聊了很多。她告诉我，在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她如何摸着女儿因为怀孕肿胀的脚，想着快要出世的外孙。后来，她说起自己不想再生，老公怎么劝她都不同意。直到有一天，她老公说“再不生，家就要散了”。她一下明白过来，摘环，生子。那时候还未婚未育的我，试图去探讨这里面的复杂性。我刚想问一句“为什么”，她突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就像火在我心里烫了一下。那个混杂了不甘、无奈甚至了然的眼神，让我听懂了她内心的声音。我很平静地离开了她家。到写稿那一天，写着写着我突然号啕大哭。我都理解，但我还是心疼。这是我还在这个行业里的原因之一。她们教会了我太多。张寒（《人物》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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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娜拉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的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栏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中拨出，由《半边天》栏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栏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另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栏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呀，特别是女人，她就做饭呀，她就洗衣服呀，她就看孩子呀，她就做家务呀，她就干地里活儿呀，然后她就去逛逛呀，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21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著名也影响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20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信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栏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儿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刘小样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了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个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中。
20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20世纪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赚钱的营生。
14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10000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上，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个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作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20公里，就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规律和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栏目的地址，写下了封信。后来，她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1000多公里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可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栏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问他该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老说你不开心，那么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呀？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坐汽车去省会，只要5块钱，我们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就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对张越而言，那天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又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
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我的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你知道我一定待不住的，我一定要走出去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经没能力出去了。你别再让人来招我了，我现在就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难挨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栏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1995年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类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儿，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
有一次，女装部丢了一件衣服。没人知道是顾客还是售货员拿的。商场老板要求每个人下班的时候，在门口接受翻包检查。刘小样告诉张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觉。
2008年，张越正好有一个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在县城大的商场，她看到了在柜台整理毛衣的刘小样。她给她带去几只小包，包的大小只够容纳几件随身的小东西。张越想，这也许能够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这次见面后不久，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一起在柜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贵州开了一间化妆品店，叫刘小样一起过去。
张越不建议她去。贵州和陕西，不论地理还是文化习俗，都相隔遥远。她又从来没出过远门。刘小样说：“好，那我就不去了。”过两天，电话又打过来：
“我就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试试。”
“行，既然这样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点害怕。”
“能怎么着啊，顶多就是不干了，买张火车票回家。再退一万步说，出了天大的事，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半天之内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你去吧。”张越安慰她。
火车不停地钻洞。从西安出发，一路往西再向南。刘小样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上瞌睡，醒了就望着车窗外变换的地形和作物发呆。
那是她人生中次一个人出门远行。王树生把她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刘小样满怀心事，不知这次出走，会把她的生活带向何方。
上车前，王树生拿出一些钱给她防身。在结婚的第17年，妻子决意要去远方寻梦，王树生没有阻拦。他已经明确感知到，妻子内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过来了，妻子也醒了。他时常感到愧疚。如果家里条件再好一点，如果他不是家里小的儿子，如果结婚后他们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顾父母，那么他带着她，到外面去打拼，去接近她对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想法”，也许她就不会那么辛苦。
刘小样的这次出走，也让张越感到意外。2002年节目播出后，刘小样说她已经认命了。事实上，她没有。从替别人家干活，到争取一个去县城上班的机会，再到去远处打工，她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许多人觉得苦闷，于是在房间里打转，很少有人真的会走出去。在原地打转了好多年后，刘小样真的出走了。
那段时间，张越特别留意是否有去贵州出差的机会。结果真的出现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临去贵阳前，刘小样打电话过来，“我干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树生从县城车站接回了妻子。在贵阳的大半个月，刘小样都在店里卖化妆品。她觉得营销、产品、同事都不太对劲，很快就撤回了。
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刘小样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个工作干吧”，王树生劝慰她。她很快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刘小样喜欢和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她负责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每个周末，她从家里带来糖果、饼干。王树生说她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就成了几位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一位。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宁静平稳了许多。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有张越，从刘小样间隔越来越长的电话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
安小庆/文
金桐/编辑
2021年5月26日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