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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登上央视“朗读者”、百万网友关注的皮村文学小组作品精选集

☆ 范雨素说:“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镌刻在命运齿轮上的生存呐喊

☆ 育儿嫂、布展工、地摊小贩、顶棚匠、业余演员……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惊心动魄

☆ 李敬泽、梁鸿、贾樟柯、黄灯感动推荐,见证生活的酸甜苦辣,见证时代的众生百态

☆ 路途漫长,依然心怀星辰,致敬普通人、致敬劳动者的真实书写


【内容简介】

皮村工友以独一无二的亲历者视角记录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既有追忆往事、乡土记趣,又有城市见闻、往返于城乡之间的酸甜苦辣。范雨素《“北漂”们的日子》讲述90年代在北京旧货市场见到的众生相;郭福来《工棚记狗》《工棚记鼠》描写工友们在工棚里逗流浪狗、抓老鼠的故事,再现了务工者与动物间的温情;施洪丽《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讲述自己在外打工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笔触大气豪迈;徐克铎《媒人段钢嘴》记述乡村媒人为青年男女说媒、促成一段佳缘的故事,富于地域特色和生活趣味。这些作品风格真挚、朴素,展现了劳动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呈现出饱满的感情和厚重的质地。


【作者简介】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生活着许多务工人员,其中有不少爱好文学的工友。他们多住在皮村或附近,在城里工作,业余从事写作。本书选取了皮村九位工友的作品。

范雨素,1973年生,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人,目前在北京做育儿嫂。

郭福来,1969年生,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张家洼村人,目前是布展工人。

李若,河南信阳人,打工十多年,从南到北。热爱文学,偶尔舞文弄墨。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花城》《读者》等。

施洪丽,1971年生,四川省简阳市小湾村人,高中学历,务过农,从事过餐厅工作,摆过地摊,擦过鞋,当过月嫂。

徐克铎,1953年生,甘肃庆阳人,小学文化,当兵六年,1973年10月在部队入党,当农民兼做顶棚二十七年,后来在快递公司看大门、打杂、当库房保管,带大了两个孙女。

苑伟,80后,山东人,做过木匠,现在从事物业工作。

王成秀,1970年生,河南省商城县观庙乡姚榜村人,由于身份证上错印了姐姐的名字,所以身份证上写的是“王成平”,至今也没能改过来。现在是月嫂。

李文丽,1968年生,甘肃省平凉市人,初中毕业。2005年丈夫车祸失去左腿后,迫于生计,曾到内蒙古,甘肃银川、兰州等地打工,2017年来北京做育儿嫂,喜欢写作、跳舞、画画。

万华山,生于1989年,河南人,高中辍学打工,曾做过十多种职业。2016年来北京,做图书编辑。目前居住在怀柔,做民宿和文字工作。


【媒体评论】

皮村文学小组的写作犹如劳动本身,在千锤百炼之后浓缩了生活的经验和巨大的能量,既有人生的大悲大喜,也有历经命运考验后的平静和醇熟。

——李敬泽 中国作协副主席

普通劳动者的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

——张慧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而言,拿起笔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们文字的铿锵品质。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的精神光芒。我必须牢记这些闪闪发光的劳动者名字,并向他们表达敬意:范雨素、郭福来、李若、施洪丽、徐克铎、苑伟、王成秀、李文丽、万华山。——黄灯

他们在务工之余写作,他们在挥汗如雨后诉说,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感情和独特经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人民网报道

文学对于工友们意味着苦难的转移、宣泄和消解。范雨素不再是一个人,她成为一群人的象征。面对艰辛生活昂起头颅的时候,她握紧的武器是书本,是希望。

——新华网报道

文学小组的写作是最不功利、离精神性最近的写作。工友们面对命运不卑不亢,大悲大喜都能坦然面对,文学在他们身上发挥出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直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

——《北京晚报》报道

中国近3亿打工者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一直以来仿佛隐身的存在。而皮村文学小组一直努力在让这些工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界面文化报道


【目录】

序:用文学书写我们的世界/张慧瑜

范雨素《大哥哥的梦想》《“北漂”们的日子》

郭福来《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工棚记狗》《工棚记鼠》

李 若《穷孩子的学费》《红薯粉条》

施洪丽《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

徐克铎《媒人段钢嘴》《大部分老实人的结果是什么》

苑 伟《暗夜前行》

王成秀《高楼之下》

李文丽《我的母亲》

万华山《我在东莞演坏人》


【前言】

序:用文学书写我们的世界

张慧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这本文集的作者来自皮村文学小组。2014年,因偶然的契机,我成为文学小组的志愿者,与一群喜欢文学、爱好写作的工友们相识,有一段时间,每周末我们都相聚在北京东五环外皮村的工友之家,一起讨论文学、写作相关的话题。这些喜欢文学的工友大多住在皮村和皮村附近,在城里工作,业余从事写作。文学小组的出现,使大家在陌生城市找到了文学之家。后来,陆陆续续又有新朋友加入,也有老朋友离开北京,即便很久不见面,也会时常通过微信联系。我想以好朋友的身份谈谈他们的文学故事和新工人文学的意义。

范雨素来自湖北襄阳,因为小时候哥哥有文学梦,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这让范雨素养成了文学阅读的好习惯。哥哥没有当成文学家,又想当造飞机的发明家,也没有实现,这是《大哥哥的梦想》里的故事。范姐做过保姆、小学老师,打过零工,从《“北漂”们的日子》中能看到她90年代在北京漂泊的生活。范姐一直住在皮村,参加文学小组之后开始写作。2017年《我是范雨素》在“正午”发表,让更多人关注到范雨素和皮村文学小组。范姐是一个通透的人,尝遍了人生的磨难,孤身养育两个女儿,不怕苦、不怕累,乐观而积极。成名后,她偶尔参加一些“高大上”的活动,始终保持本色。有记者来采访她,看到记者的艰辛,她也采访记者,写记者的故事作为回报。范姐的文字中既有生活的磨砺,也有灵动的美感,她阅遍古今春秋,又保有纯真的赤诚。她经常说,文学为她营造了一个颠沛生活之外的异度空间,让她的生命拥有了多维时空,帮助她度过漫长的、难挨的岁月。范姐敏感又勇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疫情期间,她完成了自己的小说《久别重逢》,范姐常说“相遇就是缘分”,前世与今生、古人与今人、父母与子女都是命中注定的有缘人。

为了提高家里的收入,四十岁后,郭福来从河北吴桥到北京打工,也住在皮村。他从小喜欢文学,在来北京之前就在家乡的报纸发过不少文章。《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是一篇自传体散文,围绕着家乡河堤上的一棵树,讲述了少年友谊、成家后的艰辛和友谊的破碎,家人、土地和树是远在他乡打工的郭福来的精神寄托。福来大哥从事的是布展工作,长年东奔西走,经常晚上加班布展。有一次,我们到深圳参加一个活动,会后去参观某个大型展览,福来大哥给我讲了很多布展的材质、方法和技巧,使我了解了很多展览背后“搭建”的秘密。《工棚记狗》和《工棚记鼠》两篇文章看起来像童话故事,讲述的却是打工过程中遇到的苦与乐。住在简陋工棚里的工友们,模仿城里人养一条流浪狗,小狗的叫声使“本来沉闷的空气,轻快地流动起来”。一只老鼠闯进工棚,被工友捉住,放在笼子里当宠物,这成为室友们每天下班后的牵挂,因为老鼠的到来,大家经常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关于老鼠的“神仙会”,“我”讲起吴桥杂技里的老鼠表演,有的讲起老鼠成精的“聊斋”故事等。后来,小老鼠、流浪狗最后都因为工友们去外地出差而夭亡。我想郭福来之所以会写它们,是因为这些闯入他们生活的小动物反映出背井离乡、过着集体生活的工友们“苦中作乐”的生存境遇。

李若在工友之家从事公益工作,参加过几次文学小组的活动,尝试写作,很快就在“网易人间”发表作品。李若的文章很受欢迎,阅读量非常大,有的达到几十万,她成了名副其实的“流量女王”。2017年文学小组编过一本小册子《布谷鸟的啼叫声——李若作品选》,里面的文章是李若两三年完成的几十篇作品,有诗歌,更多的是非虚构文学,把她打工十几年遇到的人和事,还有家乡发生的各种变故,都用文学表现出来。李若性格干练、倔强,她的文字风格也不藏着掖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城乡经验是新工人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李若也不例外,她经常写的两类故事,一类是故乡以及生活在故乡的父母、亲戚和老家人,在她笔下,家乡、故乡是逐渐衰败、凋零的“变了样的故乡”,这是一个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恶”故乡。李若擅长写农村女性的悲苦命运,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女性,这其中也有她个人生命的印记。《穷孩子的学费》是写小时候李若交不起学费变成失学儿童的故事,《红薯粉条》是十二岁的“我”帮爸妈做红薯粉条卖钱的往事。第二类是城市以及在他乡遇到的打工者的故事。李若写了很多打工中遇到的小人物,如向父母以死抗争才获得爱情的打工妹燕子、美食城里保安队与小姐的故事。她还写了一篇《我的老板们》,写的是打工过程中遇到几位小老板,这些老板都是做小生意的,比较抠门,想尽办法节约开支,让工人多干活,这种看老板的视角也只有在被雇佣者的位置上才能体会。2017年底,李若遇到爱人,离开打工十几年的北京,回到河南老家生活。

徐克铎也是一位“神人”,因为同在皮村居住,徐大哥早就认识范雨素,2017年范姐也带着徐大哥来参加文学小组。徐大哥是50后,当过兵,复员后种过地、干过保安,也做过顶棚装修工作,年龄大了就在北京帮子女看孩子。徐大哥之前从来没有写过东西,范姐出名之后,他也尝试写作,结果一发不可收。徐大哥写了很多往事,有当兵的生活,也有复员回家后农村的故事。篇幅不长,语言简短直接,不拖泥带水,有速写的特征,草草几笔就把一个人物、一个小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比如《枣红烈马》,写的是生产队里一头脾气暴躁、难以驯服的枣红马,一天夜里,枣红马挣脱缰绳逃脱,却意外跌进六米深的壕沟,天亮后,枣红马却没有摔死,“呆呆弓着背站在沟壕里”。还有《先代会上的尴尬》,一位魏师长竟向当班长的徐克铎敬礼,弄得徐大哥措手不及,原来很久以前在教导队,徐大哥当过魏师长的班长。还有战友王兴凯的系列故事,如入伍前与妹妹相依分别的场景等。这些故事像老照片一样,带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历史剪影。徐大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擅长写乡村里的各种奇闻逸事。《媒人段钢嘴》就是一篇乡村媒人“歪打正着”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使用了大量民间俗语,人物形象鲜活,有地域特色。疫情之后,徐大哥没有来北京,他在今日头条有一个叫“顶棚匠”的头条号,在那里可以经常读到他的文章。

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和范雨素一样,都是从事家政工作,她们是文学小组的“半边天”,也是文学创作的骨干。李文丽是个才女,2017年从甘肃来北京打工,这些年她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主要是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工作之余,文丽积极参与鸿雁之家、文学小组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文艺、文学才能,她能歌善舞,也能做晚会主持,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有才华的女性。文丽认为城市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和才华,但她也在家政工作中遭受歧视、苛刻和心酸。在她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双重空间,一边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边是与家政姐妹周末聚会的畅快和放松。2020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文学小组举办了一场题为“百年画卷里的中国女人”的线上征文活动,号召工友们写写身边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家人、朋友。文丽的《我的母亲》就是这次征文的稿件,文中这位勤劳持家、有爱心和正义感的母亲,也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的典范。施洪丽是另一位经常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大姐,不幸的是,这两年施大姐得了大病,做了手术,把自己描述为“按下暂停键的人”,即便如此,她依然坚韧不拔,用文学书写生命的坚硬和不屈。《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是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借个人的视角,展现了民间社会的众生相。记得每次在文学小组遇到施大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爽朗的笑声,从笑声中能感受到经历苦难的施大姐对人生“举重若轻”的洒脱和自信。王成秀也是一位喜欢写作的家政工,文字成熟,《高楼之下》以保姆的视角展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以及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界限。从她们的文章中总能看到家政劳动的特殊性,一是很难量化工作量,劳动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最大和最难的心力成本是获得雇主的信任;二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家对雇主来说是从社会、工作中回到自由的私人领域,而对家政工来说却是工作场所,她们随时随地处在雇主的注视和挑剔之下。家政工是都市里的“隐身人”,是雇主家中看不见的人。她们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想获得城里人理解、不再遭受雇主的怀疑和歧视的渴望。

苑伟是我的山东老乡,很早就是工友之家工会的会员,经常来机构帮忙,瘦瘦的他,每次见面都乐呵呵的。苑伟早年在皮村做木匠活,家具厂都外迁后,他又在吉他工厂学习制造吉他的手艺,这两年在一个高档社区当维修员。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微尘”,他觉得自己很渺小,像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可大地正是由千千万万的微尘组成。苑伟的文学创作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他的文学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有现代主义小说的感觉,虽然写的都是打工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他叙述得很有张力,心理活动很丰富,如《北京随想》讲述了“我”跟随表哥来北京打工的故事,把初入北京、刚刚开始打工的战战兢兢和谨小慎微都刻画得很细致。二是苑伟的写作有一种身体感,小说中的主人公用单薄的身体来感受、体验颠沛流离的生活,尤其是面临随时失业、朝不保夕的状态。他写过一篇《曾经睡过的地方》,记述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就像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后者相对抽象和象征化地书写“我”在路上的奇遇不同,苑伟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现了离开家的兴奋和胆怯。他们蜷缩在小货车的车厢里,感受着野外的寒冷和对未来的不安。为了躲避检查,小货车经过检查站时一路狂奔,文中写道“毡布由噼啪响变成了吱吱长音,风穿过被子,我像裸体飘在空中似的”。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也预示着以后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车厢里,“我们只有挤得更紧才能抵抗寒风,保住体温”。如果用90年代流行的批评语言,这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和“身体写作”。只是苑伟所经历的“出门远行”,代表着80年代末期以来成千上万名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大历史,“身体”成为感受时代饥寒的外衣。三是苑伟的作品带有自觉的工人意识,这也是不多见的现象,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路》,讲“我”和表哥在三年木工学徒结束后想当老板、自己创业的故事。这部作品带有成长小说、残酷青春的味道,两个人买了辆二手摩托车就上路了,“在路上”经历各种困难,陷入绝望、失望、自我鼓励等情绪之中,最终只能认命,放弃当小老板的梦想,接受做一个打工仔的宿命。四是苑伟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性,他善于贴着某个人物,沿着人物的逻辑走到极端,最后实现反转,如《得寸进尺》讲的是电话卡诈骗的故事,受害者如何一步步上钩,又一步步被诱导为施害者。《适得其反》呈现了想早点睡觉的“我”与做网络直播的出租房邻居之间的一场冲突,这种“亭子间”式的空间分布很容易让人想起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从事体力劳动的“我”和数字直播行业的打工者比邻而居,处于相似的社会位置上。而《暗夜前行》是讲“我”的邻居老徐,在北京打工很多年,年龄大了就收废品,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北京的故事。

万华山是个才子,也是与命运抗争的90后。从他的朋友圈了解到他青年时代遭受老师、父亲的暴力,很早就离家到南方打工。2017年万华山跟着诗人小海来到皮村,参加了文学小组。华山做过图书编辑,曾在一个食品文创企业工作,待遇非常好,领导也很看重,正打算提拔华山当小负责人的时候,华山拒绝了,他不喜欢竞争的环境,也不喜欢商场的尔虞我诈,他还是想写作和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华山也参加了“我们”剧团的演出,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排练到很晚。华山读的书很多,也很有文学鉴赏力,他喜欢先锋文学,写的作品也最像小说。有一次,我问华山,生活压力大不大,华山笑笑说,习惯了,他想以后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可以编编书、写写剧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华山参与了《新工人文学》电子杂志的创办过程,因为他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这本电子刊物能够持续下来,和华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在东莞演坏人》讲述了华山早年在广东打工时当主持人、走穴演员的故事。疫情期间,华山离开了皮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郊区做民宿工作。我想华山的才华不会被埋没,他会写出厚重的作品。

最后,我想谈谈新工人文学的意义。一是,尝试重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里的生活指的是日常化、现实的生活,因为劳动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新工人文学作品中充满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细节;二是,发挥文学的媒体功能,文学是相对低成本、廉价的文化媒介,每一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劳动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创作文学,这使得社会资源处于弱势的新工人有可能挪用和借用文学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再加上自媒体时代里,文学发表和阅读更为便利;三是,新工人文学带有民间性、业余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我的这些朋友都不是专业化的作家,甚至也不奢谈能变成职业作家,他们的写作大多来自自己生命中的所见所闻,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齿轮刻下的印痕。

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借文学之名,创作出更多有个人生命温度和时代感受力的作品。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声音。

2022年4月

燕园南门窗外


【书摘与插画】

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

施洪丽

……

成都的九眼桥劳动力市场,也叫职业介绍所,坐落在锦江河畔,斜对面就是竹影婆娑的望江公园,曾经,薛涛姑娘在里面制笺写诗,等候她的情郎。劳动力市场空坝子、栏杆、外面的台阶,或坐或站,黑压压一片,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

有一天,来了一个瘦女人,她要招五个服务员到武汉的川菜馆工作,要求身高一米六,二十五周岁,工资一千元。

很快就招够了。当时成都餐厅服务员的工资一百元左右。那时人贩子猖獗,经常有人被拐卖到外地去,受尽折磨,生不如死。我多了一个心眼儿,对瘦女人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营业执照。”

“啪”的一声,我的身份证被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摔在地上。工作人员怒从心头起,骂我:“不要你去了,想挣钱门儿都没有,想去也不要你了,人不人鬼不鬼,过场还多。”

若干年后,有位小妹说,她也是听人说的,那五位挣高工资的餐厅服务员被卖到内蒙古了,职介所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发生这件小风波,职介所不待见我,认为我差点搅黄他们的生意,我找工作小心翼翼。

芳芳饭店的李二哥,招餐厅服务员,他车上载了冻虾、活王八、鸭肠以及时鲜果蔬等,这不是人贩子,我们上了车。

芳芳饭店在机投镇的入场口,机投镇属双流管辖,与成都市二环路亲密接触,交通便利。清乾隆九年,即1745年,建机投桥而得名,历史上的机投镇,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五代前蜀皇帝王建曾在此建南苑。饭店面向宽阔的成双大道,美丽的清水河与饭店东南门毗邻而居。河畔两岸疏密相间分布着梧桐、泡桐、榆树、小叶榕、红叶李。老板李二哥承包了一公里河段,客人可以品茗、垂钓、对弈、红袖添香四不误。

我的工作本来是餐厅服务员。但我不喜欢做服务员,学不到技术。我到饭店的时候正值中午。饭店刚走了一位洗碗工和一位墩子。洗碗池里面油腻腻的盘子堆成山。我趁机洗盘子而不是去端盘子。

主厨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尹师,精神矍铄,体力充沛,背微驼,有一个残疾儿子。传统川菜做得地道,巴适。一位把春芽烘蛋读成春芽拱蛋,把西兰花说成石花菜的乡村老厨师。

“让你干啥的?”尹师问。

“我不知道,可能是服务员吧。”我含糊回答。

“你不要洗碗了,少个墩子,你来切菜,让李二哥重新去找一个洗碗的。”尹师给我安排这份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怀感恩——切菜之余,尹师还教我们厨工炒菜,对我后来从事家政工作大有裨益。

芳芳饭店其实是一家综合性的小型度假村,卡拉OK厅很有特色。

老板李二哥,矮胖身材,目光寒冷。他初二辍学,打架斗殴,不务正业。他父亲李大爷,在县武装部上班,有点小成就,存了一点钱,儿子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李大爷在成都一家大型水产批发市场盘下一间铺子,让李二哥卖水产。

李二哥有经营头脑,折腾几年,挣了不少钱,开始经营度假村。他人脉运作至臻至善,据说,跟县里某些机关老大关系融洽。

饭店共有员工四十多人,有些员工是老板亲戚。卡拉OK厅的小姐不算员工。

垂钓组的大陈,下岗前是火柴厂职工,会下盲棋,内江市象棋比赛第二名。下岗后,做起贩卖蔬菜的小买卖,“大生意要靠走,小生意要靠守”,大陈每天守个菜摊子,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操着卖白粉的心,挣着卖白菜的钱。大陈只能挣卖白菜的钱,重要的是,市场里卖菜的小贩能下象棋的,一个巴掌数得过来。大陈物质精神双亏,干脆来省城找事做。

我进饭店比他晚,不知为啥,李二哥给他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二百五。

这位仁兄,做事慢吞吞的,性格软柿子型。长得长度宽度都不理想,有一次下午空闲时间,他教我们厨工下象棋,尹师批评了我们一顿,下象棋,在尹师看来,雕虫小技,毫无用处。大陈当初是奔着棋牌来的,本想凭他的一技之长,到饭店陪客人下下棋,轻轻松松地捞点小钱。

李二哥瞧不起下棋,下棋没进项。他热衷于顾客赌牌,能抽头钱。管他的,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这位大陈,以前厨房的一些工作是他分内的,比如杀蛇、宰鸡。他常常把蛇吊在棋牌室的门口,有点类似凌迟,不仁道,太慢太血腥。我们看不惯,私下议论一番。大陈笑嘻嘻丢一句:“你们自己杀。”

厨房里,炒一灶、二灶,是男士,剩下的清一色娘子军。

尹师也要求厨工庖宰。厨工亲自庖宰,能更好地处理食材,食客也认为更专业,心里感觉更舒服。

我们仁慈多了,用抓肉的抓子,慢慢把蛇抓出来,左手捏紧颈部,蛇身缠在我们右手臂上,客人验证一下,手起刀落,蛇血,蛇胆配上两杯白酒。分分钟就端上餐桌。

有一天,我杀了七条蛇。《圣经》上说蛇引诱夏娃,上帝惩罚它们终身吃土,用肚子走路。人比上帝残忍,我们要了蛇的命,蛇不甘心,被扔在垃圾桶里,蛇头,好几分钟还在张嘴,蛇尾,两三小时还在扭动。我经常祷告,蛇,千万别来找我,我是迫不得已。

李二哥老婆常说,我们厨房里这些女娃子,胆子大,蛇都敢杀。

有一天午后,我听到嘤嘤哭泣之声。我问服务员什么事,李二哥表妹小赵,一个牙尖舌怪(搬弄是非)的餐厅服务员说,二哥把她们的身份证烧了。

另一个服务员插嘴,有个女孩在吧台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身上只有一角钱了,喊她男朋友来接她。

小赵,这个幸灾乐祸的走狗。

“当然要烧哦,谈好的工作不干,搞耍嗦。”

90年代的机投镇,黄赌毒甚嚣尘上。原来,李二哥在劳动力市场找了几个小女孩。来之前告诉她们是卡拉OK厅服务员,来之后,让做小姐,坐台。小女孩不同意,想离开,李二哥就把她们的身份证烧了。李二哥骂几个小女孩耍他,浪费他时间,说好又反悔。烧身份证是最轻处罚。

那时当地职业小姐如过江之鲫,早期下海的她们,江湖上游走多年,以挣钱为己任,坐台,出台,酒水,门门清。日结,分成该多少,绝不含糊。李二哥人精,算盘一划拉,眉头一皱,觉得还是骗易掌控的小女孩划算。

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熬绿豆稀饭,卡拉OK厅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到了厨房。我们后厨见不了她们,除了作息时间不同,她们的饭菜,我们准备好了之后,也有专门的服务员送上楼,用餐完毕,服务员撤下杯盘,由洗碗工清洗。

浓妆艳抹也遮不住她幼稚的面容。

“妹妹,多大了?来多久了?”我打招呼。

小女孩姓周,对杯盘碗碟、油盐酱醋兴趣浓厚。我们断断续续交流了二十多分钟。周小妹十七岁,做小姐之前,在餐馆工作了八个月,做服务员顺带洗碗,每月一百二十元钱。刚来的时候,在芳芳饭店卡拉OK厅做“服务员”,陪客人跳舞,客人有时动手动脚,做了三天想辞职。

这次,李二哥变乖了,没为难她们。反而是李二哥的帮手小清姑娘主动把工资结给她们,一百五十元。只有一位女孩走了,其余的都留下来了,包括周小妹。

周小妹很知足这种生活,她还把一个辍学的发小,两位打工时认识的餐厅服务员介绍来挣大钱。

聊天结束时,周小妹撂下一句:“我爸让我寄钱回家盖猪圈,我挣一天的钱就够了。”

上世纪末打工,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薪水,是好多行业不成文的规矩。另外,又没有劳动合同,工资双方口头约定。发工资时,少给你,你也没辙,工作中扣钱的项目也比比皆是。有些老板还诱骗员工把工资存在他那里,说现金放在身上不安全,每个月领二三十零花钱,辞职的时候再拿完。大陈曾说,他的薪水就存在李二哥那里。社会舆论对农村打工者的态度也不友好,如果你有工作,如数领到了工资,那恭喜你遇到了好心的老板,你该感恩老板;你遭遇不公,只能认倒霉。

从中秋节就开始飘雨,淅淅沥沥的。天空愁云惨淡,随着雨落下一阵寒意来。节后大概一星期吧,晚饭过后,外面黑黢黢的,李二哥让垂钓组的大陈和小袁滚,一分钱工资没有。小袁刚从大山出来,十八九岁的样子。李二哥说,有顾客钓上鱼不想要,贿赂大陈和小袁,让他们放回河里。这事被垂钓组的一位员工告发了。

当时,市场上的草鱼,批发价一斤两块八左右。零售价三块五左右,但是钓起来的鱼要贵些,六元一斤,饭店的秤是六两秤。李二哥可不管损福伤禄折寿那些古语,直接短四两。顾客的鱼一咬钩,垂钓组的员工马上用舀网舀起来。明明只钓了十五斤鱼,饭店的秤一称二十五斤。

有些顾客狡诈,只想享受钓鱼的乐趣,并不想要鱼,何况饭店的秤还有猫腻。李二哥聪明透顶,深谙员工心理,对部分员工,他就实行“钓鱼执法”。

有些他看不惯的员工,他就让他们存工资,每月给点零花钱,再想办法把他们踢走,让他们少拿工资,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钓鱼执法”看起来更文明,更合理。他用这方法,搞了点昧心钱。

第二个月发了工资,厨工小张、我、徐姐合伙买了中华香烟给尹师,尹师嗜烟如命,我们想练练手,学点儿厨艺。有点可怜的简单厨艺,后厨员工在饭店工作的时间要长些,也算有点出路。

尹师开始教我们啦!先要定些规矩。

每天炒菜之前一定要亲尝所有的调味料,了解真正的五味杂陈。为啥?一是谍术,厨师薪资高难免有人不爽,整人的手段之一,调味料加盐。二是经验,炒勺后背粘上的盐一定要抹掉。厨师炒菜可不能用嘴尝咸淡。

川菜红案厨师一般用的是耳锅,又重又烫,不像北方用带柄的马勺。川菜特别讲究颠锅颠勺,需要臂力强大,真不是花拳绣腿虚晃一下。传统川菜除了色香味以外,“油多不坏菜”也被奉为圭臬,特别讲究亮油,不能说炒好了菜,油花花却没有一点。麻辣味加浓浓油烟,呛死个人,我们娘子军自叹弗如,做不了川菜红案厨师,大家只学了点皮毛。

餐厅服务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服务员的薪水领完没有我不清楚,但愿都领完。但被辞职的后厨,一个子儿都没少。

“不听话的,走的时候我不给工资。”李二哥老婆说。

“你敢,饭店里面又嫖又赌,我们去报社告你们。”这是厨工对李二哥老婆的反击。当时我们天真地以为,报社能管这些破事。

过了两年,我买了东西到芳芳饭店去瞧尹师。镇子上搔首弄姿的风尘女子失踪了。同尹师聊天得知,镇子上抓了几个卡拉OK厅老板去判刑,李二哥的亲弟弟、李二哥的干亲家,都抓了,判一年。小姐云游四方去了,饭店生意比以前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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