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作者上野千鹤子经典代表作
现代女性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十一位名家，十一部旷世名著，十一种女性的思想
女性的沉默，到此结束！
【内容简介】
本书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作者上野千鹤子的经典代表作。她通过对十一位著名思想家的十一部名著中的女性思想进行了深度剖析，从而对20世纪女性思想作了一个总结性回顾。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迎来了黎明期，正在思想形成期的上野千鹤子也受其深刻影响。她通过对那些开创女性思想的先驱们的概括回顾，将他们的足迹传递给后来的女性。本书主体分为两部分：部分题为《再读女性之书》，解读了日本女性作家及评论家诸如森崎和江、田中美津、富冈多惠子及水田宗子的作品；第二部分题为《以性别视角重审世界》，深刻剖析了米歇尔•福柯的、爱德华·萨义德的、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琼•瓦拉赫•斯科特以及朱迪斯•巴特勒等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的女性思想。
在今天，女性主义已经进入社会主流视野，本书对我们正确看待女性、女性主义以及女性的思想有着非常中肯和权威的判断，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成为理解女性和女性思想、掌握上野千鹤子思想脉络不得不读的经典作品。
【作者简介】
上野千鹤子
1948年生于富山县。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NPO组织“女性行动网络”（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其著作有《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女性的思想》《一个人后的旅程》《厌女》《国家主义与社会性别》《不惑的女性主义》等重要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力。
【目录】
第1部分 重读“女性之书”
003 第1章 生产的思想与男性一代主义：
森崎和江《第三性：遥远的爱欲》
004 自出生起就失去故乡的人
006 踏上言语之旅
007 共鸣的爱欲之声
011 追求“对幻想”
012 “我”这一自我
017 为未来编织的话语
023 第二章 引人共鸣的灵魂文学：
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
024 这并非纪实文学作品
025 “道子体”的发明
030 凭依的文体
031 失去的世界
034 与男性思想的诀别
036 “女性”的思想
045 第三章 女性解放运动的声啼哭：
田中美津《致鲜活的女性：纠葛挣扎的女性解放运动》
046 一张传单——《从厕所中解放》
050 从校园斗争到女性解放运动
054 关于“堕胎自由”
055 “我们希望创建一个人们能够，并且愿意生孩子的社会”
058 所有女性都是永田洋子
060 被记忆和忘却的历史
065 第四章 单独个体的虚无主义：富冈多惠子《藤衣麻衾》
066 女性解放运动的助跑者
068 单独个体的虚无主义
072 女性是和平主义者吗？
074 “非自然”的性行为
077 激进的评论家
080 人生就是消磨时光
085 第五章 用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解读日本近代男性文学：
水田宗子《叙事和反叙事的风景：文学与女性的想象力》
086 从美国文学出发
089 从“女主人公”到“主人公”
090 以坚韧的知性为支撑
092 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男性形象
095 对《男流文学论》的批判
100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
第二部分 以“性别”的视角重审世界
105 第六章 性既非自然也非本能：
米歇尔·福柯《性史（卷）：认知意志》
106 性研究的范式转换
107 《认知意志》
108 私密性让“性”特权化
111 性（sexuality）的近代装置
113 坦白制度
116 忏悔与日本人
123 第七章 东方是西方人的臆想：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东方主义》
124 范式的转换
127 东方人的历史作用
128 性别化的东方主义
132 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权力平衡
132 性别与“反向东方主义”
135 父权制下的反抗模式
141 第八章 恐同与厌女：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
142 酷儿批评的登场
143 何谓异性恋秩序
147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与男性同性恋
149 出柜与隐私
150 同性恋者的诞生
152 日本的厌女
159 第九章 社会性别论——换个视角看世界：
琼·瓦拉赫·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与历史学》
160 社会性别（gender）的定义
162 从“女性史”到“性别史”
167 “女性有文艺复兴吗？”
169 日本近代文学的“叙事谱系”
170 “男性市民”
175 第十章 服从即抵抗，抵抗即服从：
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底层人能发声吗？》
176 出生于原殖民地国家的英国文学教授
178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82 被认可的自杀——萨蒂（sati）
184 戴头巾的问题
186 日本的“服从”与“抵抗”
187 言语和行为
193 第十一章 颠覆边界：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194 巴特勒的登场
195 解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论
196 “女性”的主体性何在？
199 变革是否可能？
201 巴特勒与竹村和子
206 后 记
210 文库版追记
212 解 说
【免费在线读】
恐同与厌女：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
酷儿批评的登场
阅读《男人之间》（1985年）时，我终于解开了心中多年的谜团。原来如此。原来我一直以来憎恶的，并非男性同性恋，而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指的是“克制了性欲望的男性之间的联结”，而男性同性恋指的是“男性之间的爱恋”，两者似是而非。赋予这两种不同现象以不同概念，从而将其区分开来的，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美国人——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她是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塞吉维克认为，如果性（sexuality）是由社会建构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有相应的历史。于是，塞吉维克从19世纪的英国文学文本入手，探究性的历史，因为19世纪正是以异性恋为基础的近代家庭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男人之间》一书的副标题为“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涉及的作品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等人撰写的英国文学经典著作。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大类，即狭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男性作家的经典名著）和以女性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批评（重新评价未能受到重视的女性文学），塞吉维克的尝试属于前者。
塞吉维克同时也是一位酷儿批评家。酷儿批评从女性主义批评中发展而来，女性主义批评把gender（社会、文化上的性别差异）作为分析对象，而酷儿批评则在种种言说中探讨不能被归在性别二元论（男性与女性的二分）里的非异性恋的性，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的存在方式。
酷儿（queer）一词在日语中是“变态”之意。正如男同性恋者反过来利用歧视性的目光自称“okama”（男同性恋）那样，性少数群体也将他人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倒错”（perversion）、“异常”（abnormality）的目光为己所用，自称“变态”，可谓一种扰乱视听的话语战术。而这一战术，与男同性恋者中的“变装皇后”通过大量的女装表演，恶搞性别二元论秩序的做法不乏相似之处。“怎么样，这样看起来就像女性了吧？”变装皇后们通过恶搞，揭露出性别终归只是一场角色扮演罢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酷儿批评是从女性主义批评中诞生的，而在塞吉维克之后担起酷儿批评重任的又为何主要是女同性恋者。
何谓异性恋秩序
酷儿研究是性（sexuality）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提起性研究，或许会有人武断地将其视作关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但若要追问“性少数人群是如何被归为少数派的？”，我们就需要将异性恋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置于俎上。因为，正是异性恋的规则把无法被归为异性恋的各种性爱视为异常的、病态的存在，而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便是破解异性恋之谜。
由于性别（gender）研究和性（sexuality）研究的开展，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异性恋，逐渐被加上了“异性恋秩序”（heterosexism）“异性恋规则”（heteronormativity）“强制式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等称呼。异性恋是制度、是规则、是强制、是压迫。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出来质疑异性恋，因为异性恋的观念已经被自然化、本能化了。
塞吉维克一语道破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之间的连带关系，homosocial）和“恐同”（同性恋憎恶和恐惧，homophobia）的本质——把男性引向异性恋的制度。同时她还指出，“厌女”（厌恶女性，misogyny）这一概念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在厌女症的作用下，男性和女性被强制进行异性恋。
所谓异性恋，是指在性别二元论基础上将男和女一一配对的制度。它通过让男女成双入对地组建性关系，完成了对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构建。异性恋制度，实则是一种由“禁止”和“命令”构成的规定，让人们必须对与自己“相异的性别对象”产生欲望。
正因如此，在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中，选择谁作为性欲对象的所谓“对象选择论”成为核心内容。对异性产生欲望的人被视为正常人，而对异性以外的对象产生欲望的人则被视为异常的，并被进行病理分析。于是，同性恋者作为需要治疗和矫正的对象，被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在没有专门治疗方法的精神治疗过程中，他们会遭到电击，这种“治疗”方式与拷问并无二致。结果，“患者”们变得畏缩、老实，人们便认为是治疗起到作用了。这样的野蛮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一年美国精神医学会终于在DSM-Ⅱ分类（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中将“同性恋爱”从疾病列表里删除。在当时的社会中，宣布自己是同性恋需要极大的勇气。至少，公开声明自己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便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塞吉维克意识到，异性恋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而是“以女性为媒介的男性之间的联结”。为此，她援引了法国文学理论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的“欲望三角形”（塞吉维克称其为“性爱三角形”）理论。在“欲望三角形”中，欲望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欲望的客体。通过对女性的欲望，数名男性彼此确认了身份，他们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欲望主体。正是为了建立这种男性之间的联结，男人才会对被其他男人视为有价值的欲望客体（女性）产生欲望。在这种男—女—男的“性爱三角形”中，男性们是性的主体，而女性却只能沦为性的客体。
人类学家们也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的“女性交换”理论出发，把结婚看作“男性和男性之间交换女性的行为”，而不是“一对男女的结合”。
仿效这一观点，塞吉维克如此写道：
所谓交换女性的做法，是为了加固男性之间的连带感，将女性作
为可以交换的象征性财产使用，从而达成其根本目的。
（塞吉维克，1985=2001：38）
换言之，婚姻并不是一对男女之间联系的纽带，而是通过交换女性建立起的两个男性（两个男性集团）间的联结，女性只不过是男性间关系的媒介罢了。婚姻里潜藏着男性间的纽带这一本来目的，异性恋者中的男性真正想要联结的对象并不是女性，而是同性别的男性。
塞吉维克的观点中包含以下三个概念的组合：一是男性之间互相认可对方是男人的连带感。塞吉维克将其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之间的纽带）；二是为了让男性的欲望朝向女性，所以禁止对同性别的男性产生欲望，即“恐同”（同性恋恐惧）；三是将被排除在男性间连带关系之外的、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他者化，即“厌女”（女性嫌恶）。这便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的三位一体结构。
简言之，男人互相认可，彼此之间建立起连带感，而只有“物化女性”的男人，才拥有加入这个男性集团的资格。同时，男性间潜藏着对彼此产生性欲望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性欲望时时会被检查、被排除。唯有这样，异性恋制度才能得以维持。这是男性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排挤，他们调侃着“你该不会是男同吧”；不仅如此，对男同的厌恶之感已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身体之中，令他们本能地检查彼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为何很多强奸案都采取了轮奸的形式。有关强奸的研究表明，强奸并非出于性欲。强奸是将女性彻底差别化、他者化来对待，对其进行侮辱的仪式。通过与其他男性共有这种对女性的他者化，男性间的连带关系得以生成。例如彦坂谛（1933—）所述的战时强奸，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士兵强奸亚洲女性的恶行（《男性神话》，1991年）；Super Free社团事件，也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男学生对女学生的集团性强暴事件；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今，年轻人中仍时有轮奸案发生，每当我接触到此类报道，常常不由自主地心生这样一个疑问：面对被殴打过的、烂醉如泥的女性，男性真的会产生性欲吗？反言之，在即使在那样的状况下也能产生性欲、合伙侵犯女性的男人之间，构成的那种“互相承认是男人”的同盟关系，才是所谓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吧？
福柯在《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中探究了“不同样式的性（sexuality）”。他在研究古希腊时发现了少年爱的存在。在被称为“阿佛洛狄忒之业”的各种爱的行为中，古希腊人看重的不是异性恋，而是少年爱。
古希腊人认为，各种爱恋之中，异性恋的价值是的，它不过是为了履行婚姻义务而进行的行为而已。因此，在希腊语中，“familia”（家族）一词曾是包含了妻子、儿女、奴隶、家畜的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妻子只不过是进行再生产的工具，是作为自由民的男性家长的财产的一部分。女性献出的爱，在身为自由民的少年献出的爱的面前不值一提。
弗洛伊德将“欲望”分为“同化”（identification）和“性欲发泄”（libido cathexis）。只有渴望与“父亲那样的男人”同化，将“母亲那样的女人”视作爱恋对象的性的主体，才会被认为是“正常发育”的个体。而不能区分同化对象和爱恋对象的人（同性恋者），则会被定义为身患发育性疾病的个体。但在少年爱中，少年在想成为与年长男性一样的人的同时，也将年长男性作为爱恋的对象。对古希腊自由民（男性）这样的同性社会性（男性）集团来说，“男性性”的同化和爱恋具有一致性，故而容易形成自我陶醉的独立世界。而且，为了排除有可能威胁到成年男子的“男性性”的风险，少年爱的关系（年长男子和年少男子）由年龄大小决定，双方的关系是不可逆、不对称的。还有一点，在这种充满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中，女性丝毫没有立足之地。
……
【书摘与插画】
恐同与厌女：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
酷儿批评的登场
阅读《男人之间》（1985年）时，我终于解开了心中多年的谜团。原来如此。原来我一直以来憎恶的，并非男性同性恋，而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指的是“克制了性欲望的男性之间的联结”，而男性同性恋指的是“男性之间的爱恋”，两者似是而非。赋予这两种不同现象以不同概念，从而将其区分开来的，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美国人——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她是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塞吉维克认为，如果性（sexuality）是由社会建构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有相应的历史。于是，塞吉维克从19世纪的英国文学文本入手，探究性的历史，因为19世纪正是以异性恋为基础的近代家庭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男人之间》一书的副标题为“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涉及的作品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等人撰写的英国文学经典著作。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大类，即狭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男性作家的经典名著）和以女性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批评（重新评价未能受到重视的女性文学），塞吉维克的尝试属于前者。
塞吉维克同时也是一位酷儿批评家。酷儿批评从女性主义批评中发展而来，女性主义批评把gender（社会、文化上的性别差异）作为分析对象，而酷儿批评则在种种言说中探讨不能被归在性别二元论（男性与女性的二分）里的非异性恋的性，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的存在方式。
酷儿（queer）一词在日语中是“变态”之意。正如男同性恋者反过来利用歧视性的目光自称“okama”（男同性恋）那样，性少数群体也将他人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倒错”（perversion）、“异常”（abnormality）的目光为己所用，自称“变态”，可谓一种扰乱视听的话语战术。而这一战术，与男同性恋者中的“变装皇后”通过大量的女装表演，恶搞性别二元论秩序的做法不乏相似之处。“怎么样，这样看起来就像女性了吧？”变装皇后们通过恶搞，揭露出性别终归只是一场角色扮演罢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酷儿批评是从女性主义批评中诞生的，而在塞吉维克之后担起酷儿批评重任的又为何主要是女同性恋者。
何谓异性恋秩序
酷儿研究是性（sexuality）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提起性研究，或许会有人武断地将其视作关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但若要追问“性少数人群是如何被归为少数派的？”，我们就需要将异性恋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置于俎上。因为，正是异性恋的规则把无法被归为异性恋的各种性爱视为异常的、病态的存在，而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便是破解异性恋之谜。
由于性别（gender）研究和性（sexuality）研究的开展，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异性恋，逐渐被加上了“异性恋秩序”（heterosexism）“异性恋规则”（heteronormativity）“强制式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等称呼。异性恋是制度、是规则、是强制、是压迫。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出来质疑异性恋，因为异性恋的观念已经被自然化、本能化了。
塞吉维克一语道破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之间的连带关系，homosocial）和“恐同”（同性恋憎恶和恐惧，homophobia）的本质——把男性引向异性恋的制度。同时她还指出，“厌女”（厌恶女性，misogyny）这一概念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在厌女症的作用下，男性和女性被强制进行异性恋。
所谓异性恋，是指在性别二元论基础上将男和女一一配对的制度。它通过让男女成双入对地组建性关系，完成了对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构建。异性恋制度，实则是一种由“禁止”和“命令”构成的规定，让人们必须对与自己“相异的性别对象”产生欲望。
正因如此，在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中，选择谁作为性欲对象的所谓“对象选择论”成为核心内容。对异性产生欲望的人被视为正常人，而对异性以外的对象产生欲望的人则被视为异常的，并被进行病理分析。于是，同性恋者作为需要治疗和矫正的对象，被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在没有专门治疗方法的精神治疗过程中，他们会遭到电击，这种“治疗”方式与拷问并无二致。结果，“患者”们变得畏缩、老实，人们便认为是治疗起到作用了。这样的野蛮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一年美国精神医学会终于在DSM-Ⅱ分类（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中将“同性恋爱”从疾病列表里删除。在当时的社会中，宣布自己是同性恋需要极大的勇气。至少，公开声明自己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便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塞吉维克意识到，异性恋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而是“以女性为媒介的男性之间的联结”。为此，她援引了法国文学理论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的“欲望三角形”（塞吉维克称其为“性爱三角形”）理论。在“欲望三角形”中，欲望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欲望的客体。通过对女性的欲望，数名男性彼此确认了身份，他们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欲望主体。正是为了建立这种男性之间的联结，男人才会对被其他男人视为有价值的欲望客体（女性）产生欲望。在这种男—女—男的“性爱三角形”中，男性们是性的主体，而女性却只能沦为性的客体。
人类学家们也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的“女性交换”理论出发，把结婚看作“男性和男性之间交换女性的行为”，而不是“一对男女的结合”。
仿效这一观点，塞吉维克如此写道：
所谓交换女性的做法，是为了加固男性之间的连带感，将女性作
为可以交换的象征性财产使用，从而达成其根本目的。
（塞吉维克，1985=2001：38）
换言之，婚姻并不是一对男女之间联系的纽带，而是通过交换女性建立起的两个男性（两个男性集团）间的联结，女性只不过是男性间关系的媒介罢了。婚姻里潜藏着男性间的纽带这一本来目的，异性恋者中的男性真正想要联结的对象并不是女性，而是同性别的男性。
塞吉维克的观点中包含以下三个概念的组合：一是男性之间互相认可对方是男人的连带感。塞吉维克将其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之间的纽带）；二是为了让男性的欲望朝向女性，所以禁止对同性别的男性产生欲望，即“恐同”（同性恋恐惧）；三是将被排除在男性间连带关系之外的、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他者化，即“厌女”（女性嫌恶）。这便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的三位一体结构。
简言之，男人互相认可，彼此之间建立起连带感，而只有“物化女性”的男人，才拥有加入这个男性集团的资格。同时，男性间潜藏着对彼此产生性欲望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性欲望时时会被检查、被排除。唯有这样，异性恋制度才能得以维持。这是男性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排挤，他们调侃着“你该不会是男同吧”；不仅如此，对男同的厌恶之感已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身体之中，令他们本能地检查彼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为何很多强奸案都采取了轮奸的形式。有关强奸的研究表明，强奸并非出于性欲。强奸是将女性彻底差别化、他者化来对待，对其进行侮辱的仪式。通过与其他男性共有这种对女性的他者化，男性间的连带关系得以生成。例如彦坂谛（1933—）所述的战时强奸，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士兵强奸亚洲女性的恶行（《男性神话》，1991年）；Super Free社团事件，也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男学生对女学生的集团性强暴事件；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今，年轻人中仍时有轮奸案发生，每当我接触到此类报道，常常不由自主地心生这样一个疑问：面对被殴打过的、烂醉如泥的女性，男性真的会产生性欲吗？反言之，在即使在那样的状况下也能产生性欲、合伙侵犯女性的男人之间，构成的那种“互相承认是男人”的同盟关系，才是所谓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吧？
福柯在《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中探究了“不同样式的性（sexuality）”。他在研究古希腊时发现了少年爱的存在。在被称为“阿佛洛狄忒之业”的各种爱的行为中，古希腊人看重的不是异性恋，而是少年爱。
古希腊人认为，各种爱恋之中，异性恋的价值是的，它不过是为了履行婚姻义务而进行的行为而已。因此，在希腊语中，“familia”（家族）一词曾是包含了妻子、儿女、奴隶、家畜的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妻子只不过是进行再生产的工具，是作为自由民的男性家长的财产的一部分。女性献出的爱，在身为自由民的少年献出的爱的面前不值一提。
弗洛伊德将“欲望”分为“同化”（identification）和“性欲发泄”（libido cathexis）。只有渴望与“父亲那样的男人”同化，将“母亲那样的女人”视作爱恋对象的性的主体，才会被认为是“正常发育”的个体。而不能区分同化对象和爱恋对象的人（同性恋者），则会被定义为身患发育性疾病的个体。但在少年爱中，少年在想成为与年长男性一样的人的同时，也将年长男性作为爱恋的对象。对古希腊自由民（男性）这样的同性社会性（男性）集团来说，“男性性”的同化和爱恋具有一致性，故而容易形成自我陶醉的独立世界。而且，为了排除有可能威胁到成年男子的“男性性”的风险，少年爱的关系（年长男子和年少男子）由年龄大小决定，双方的关系是不可逆、不对称的。还有一点，在这种充满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中，女性丝毫没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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