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群星闪耀（一场现代主义的流动盛宴，咖啡馆、酒馆及其他灵感聚集地）-当当网

重磅推荐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寻访现代主义地标性艺术聚集地，重现孤独艺术家的创意集会：以地点为线索，寻访现代主义极具标志性的酒馆、咖啡馆、个人工作室及艺术聚集地，展现了聚会的创造力。

★跨越时空，再现半个世纪先锋盛况：巴比松画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形成，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印象派渐次出现，本书截取片段，将不同艺术团体的故事汇聚成一幅现代主义繁盛图景。

★私人化视角结合一手资料与丰富史实，描绘现代主义艺术的黄金时代：故事本身连同故事发生地，都成为后世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抛弃艺术史的艰深，采用漫谈形式，收录200余幅珍贵老照片及艺术画作，全面展现时代风貌。

★全球重量级策展人、艺术馆及博物馆负责人推荐，《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其“难以被超越”。

【内容简介】

毕加索×高更×马拉美×里尔克×马蒂斯×伍尔夫
花神咖啡馆 | 黑山学院 | 蓬塔旺 | 伏尔泰酒馆 | 威尼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热潮兴起。从城市街道、自然村落到海岸岛屿，从私人住宅到公共咖啡馆，知名艺术聚集地及聚会场所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的创造力。

在本书中，资深学者玛丽·安·考斯流连于现代主义诞生之地。卡夫卡与爱因斯坦常去的布拉格咖啡馆，高更及众多艺术家流连的法国阿旺桥，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聚会地……我们看到一场“流动的盛宴”，现代主义大师依次登场，极具先锋色彩的时代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简介】

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美国作家、艺术史学家、英法文学领域资深学者，1933年出生，1956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得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曾撰写普鲁斯特、伍尔夫、毕加索、达利等人的传记，也曾翻译马拉美、布勒东、勒内·夏尔等多位重量级法国作家的作品。2004年10月，玛丽·安·考斯出版自传《到船屋去》，2019年以86岁高龄出版《现代主义群星闪耀》。

【媒体评论】

在世学者中，很少有像考斯这样既博学又有一手材料的。她的文字跨越时空，带领读者踏上一次思想与历史的发现之旅。本书饶有趣味、极富洞察力，展现了聚会的创造力——即便新媒体无处不在，但花时间在酒吧、咖啡馆、沙龙及艺术空间聚集，仍是人类创造力的核心。——詹姆斯·M. 布拉德伯恩，米兰布雷拉国家图书馆总馆长

考斯的作品文字精练、研究细致，对于任何对现代主义的历史及其文化遗产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本书。——迈克尔·R.泰勒，弗吉尼亚美术馆首席策展人

在这本生动的、令人爱不释手的书中，考斯写到遥远过去那些令人惊叹的“创意聚会”。作品融合了八卦、极强的创造力及文化分析，我们得以享受其中。——克里斯托弗·本菲，蒙特霍利约克学院

旁征博引但没有落入理论窠臼，通俗易懂，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Rain Taxi书评

考斯眼光独到、态度宽容且有良好的艺术品位，很难被超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旅游指南，你可以想象自己带着它在巴黎、威尼斯或布拉格漫游。这本书可以出现在学术图书馆，可以出现在艺术图书馆，也可以出现在个人书架上。——北美艺术图书馆协会

考斯华丽的探险展现了半个多世纪里各种现代主义者的聚集地，为那些对欧洲及美国现代主义诞生及发展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详细的路线图。——《选择》杂志

【目录】

【前言】

前言：一条聚集的线索

人们究竟是基于何种原则，选择把一些事物归聚到一起，尤其是事关聚集本身时？论及“聚集”时，我们应该如何称说如此多的艺术家和作家聚居地，还有遍地开花、逐年增长的画室、学校和书店？创意团体正是在这些地方聚集，围绕一张桌子或一个想法，相同或相异观点频频交会。我们又该如何绘制现代主义的地图？
至关重要的是，不同于那种艺术集群目录，比如经多人调研编纂而成的《艺术家及作家聚居地：创意工作者的隐居、静修与栖息之地》（Artists and Writers Colonies: Retreats, Residencies, and Respites for the Creative Mind , 2000），本书对于聚集的群落采取的是私人化的视角。大体而言，极具创造性的群体可以用一条集中的线索串联起来：一群数量不定，大致有相同话题、生活方式、工作甚至思维习惯的人，他们的聚集可能会赋予所有参与者全新的、不同于他们各自生存方式的想象力与决心。我对这一话题的初想法与集会有关。集会可大可小，通常都围绕一张圆桌展开，目的是维系某种身体或精神上的需求。集会也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临时起意，但它必将涉及一种转移，即激动人心的对话从象征物质需求的桌面转移到画布、纸张或乐谱之上：从桌子到画面、文本等。
关于这些聚居地的叙述大不相同，而差异本身就足够吸引人。冲突——比如相互矛盾的报告——值得玩味，而非懊恼。聚集在一起的创意工作者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会因艺术家的性格冲突而变得格外激烈，但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鉴于这份清单记录了19 世纪至今的社交模式，就必定需要一条穿引的线索。因此，我会重点强调那些我有过私人接触、回忆和联系的聚会地点。这些接触有的是基于家庭联结，有的是出于职业需要，有的是多年以来萦绕在我脑际的研究议题，还有的是对这个议题的回归。请允许我引用马丁·杜伯曼的一句话，他对黑山学院历史的描述方式同样适用于我：“我认为，是时候让历史学家把他们的性格和名字都写入书中了。”我很感激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这些聚会场景致敬。关于这些场景的回忆常常涌上我的心头，而它们留在文化地图和文化历史上的影响如此之大，远非个人和群体兴趣所能及。这些聚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圆桌谈话
当然了，一段谈话，无论其形式或氛围如何，都是活跃和鼓舞艺术生命的核心：与其他创意生灵交流共事，正是这本书的关键——可惜这些场景无法再现，只能大致还原。这一限制在我看来却有着积极意义，我是一个想象主体，而非誊写员。这已经为我们的讨论涉及的内容设定了界限。我面临的诱惑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基于一生的印象，去描述发生在画室、书店、会议厅、研讨室、图书馆大厅，或那些同样重要的定期或临时集会场所中的种种场景。
请允许我暂不铺陈，仅举几个例子。说到巴黎的书店，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书友之家”，这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于1915年在奥德翁路开设的图书馆兼书店。后来在1919 年，莫尼耶与她形影不离的伴侣西尔维娅·毕奇合并了生意，正是后者创办了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书店，并在1920 年将书店从迪皮特朗路8 号搬到了位于奥德翁路12 号的一块更大的地盘。好几代作家都受到了这二人的款待和滋养，包括米娜·罗伊、布莱尔（安妮·威妮弗雷德·埃勒曼）、希尔达·杜立特尔、珍妮特·弗兰纳、朱娜·巴恩斯，不用说，还有娜塔莉·巴尼。格特鲁德·斯坦因在这里待多久都不嫌够，她写信给弗朗西斯·斯泰洛夫——后者于1920 年创办了高谈书集书店，即纽约版的莎士比亚书店——信中说：“我们都在这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至于我们想讨论的咖啡馆，恐怕要从格拉纳达彼时的阿拉梅达咖啡馆说起。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的十五年间，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就是在这里聚集起了年轻的文学团体“小角落”。他会选择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大声朗读他的作品。或者我们可以从马德里的奇科特酒吧说起——路易斯·布努埃尔一生中曾多次回到这家酒吧拍摄电影。再或者，我们可以从庞波咖啡馆说起，早在学生时代，布努埃尔、达利和洛尔迦就常常在这里相聚。洛尔迦同样会在这里大声朗读他的戏剧，三个人不止一次地一致同意其中一幕“狗屁不通”。5 这些咖啡馆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想赞美的精神。围绕圆桌展开的谈话活泼生动，丝毫没有学究气。
19 世纪60 年代的巴黎，克利希大街上的托尔托尼咖啡馆和盖尔波瓦咖啡馆十分红火。盖尔波瓦咖啡馆有两间长屋，刚好能容纳下巴迪侬团体的成员。这一团体的核心成员是爱德华·马奈，此外还包括亨利·方丹- 拉图尔画中的那些艺术家，他们常常选择周日和周四聚在咖啡馆。［我们还记得拉图尔画的那幅《致敬德拉克洛瓦》（Homage to Delacroix，1864），画中詹姆斯·惠斯勒正居中间，尽管这与画作标题并不相符。］这些聚会场地成了他们的大本营，至于聚会给他们带来的是恼怒还是自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估计两者都有）。若能知晓，想必很有趣。比如马奈为盖尔波瓦的主人画了一幅画，名叫《好酒》（Le Bon Bock，1873），但不知道这幅画获得了怎样的回应。这一团体中其他著名人物包括皮埃尔- 奥古斯特·雷诺阿、弗雷德里克·巴齐耶、惠斯勒本人、莫奈、塞尚、摄影师纳达尔（本名加斯帕德- 费利克斯·图尔纳雄），还有作家埃米尔·左拉和西奥多·庞维勒。
三十年后，莫奈仍念念不忘这群神采奕奕的伙伴，写下了这一聚集的魔力：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谈话更加有趣的了，他们的观点永远在碰撞。你的头脑会保持机警，你会想诚心诚意、不偏不倚地做调研，你被源源不断的激情包围，可以连续工作好几周，直到脑海中的那个项目确定成形。你离开咖啡馆的时候，觉得自己变得硬实，已经准备好应战，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头脑清晰。
位于皮加勒广场的新雅典咖啡馆，则聚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包括马蒂斯、梵高和德加。德加的《苦艾酒》（L’Absinthe，1875—1876）正是取景于此。
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原名“Eric”，他名字里的字母“k”正反映了这位天才的古怪，他会一次性购买七件灯芯绒套装——在这家咖啡馆里弹钢琴，也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年轻的莫里斯·拉威尔。超现实主义者相聚在白色广场上的西哈诺咖啡馆，关于这家咖啡馆，后文还会详谈，但它的精神应在这里得到欢颂。
正如塞巴斯蒂安·斯密在《竞争的艺术》（The Art of Rivalry）中所说，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等级秩序。马奈是巴迪侬团体的非正式领导，而年纪较小的德加则很少坐下来，总是在后面的台球厅里来回踱步，并且“喜欢突然从外面冲过来，扔下几句辛辣尖刻的评论，令人拍案叫绝”。读者只要对德加反犹、反对德雷福斯的故事有所耳闻，知道他既不喜欢孩子也无法忍受鲜花，就会立刻认出1919 年保尔·瓦莱里的《与泰斯特先生夜叙》（La Soirée avec Monsieur Teste）文中的那位反英雄人物。德加拒绝承认该作是题献给他的，可他明显就是标题里的那位“头先生”（Mr. Head）。他激辩说：“愚蠢不是我的特长。”这的确不是他的特长，但他还有不少别的显眼之处。
若利斯- 卡尔·于斯曼在他近再版的文章《咖啡馆常客》（Les Habitués de Café）中，精彩地描述了那些经常光顾咖啡馆的人，也提到了他们常去闲荡的原因以及咖啡馆的布置：有一些酒饮在咖啡馆之外的任何地方饮用，都会失去酒饮本身的独特之处，失去它的味道和香气，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这些酒在自己家或者朋友家里会变得虚伪，几乎粗俗得令人厌恶……所有被酒毁坏肠胃的人都会承认，这些开胃酒的终结果其实是倒人胃口，然而即便如此，对于那些曾经站在肮脏的大理石桌台前心不在焉饮酒的人，开胃酒却是必须的。
这些人每天都定时回来，灌酒下肚。当然，他们完全可以在任意一个酒商那里买到这些腐蚀性的液体，甚至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好；他们也完全可以坐在家里，用更舒适的方式品酒。但公共空间的魅力令他们着迷，而咖啡馆的神秘之处也就此展开……
这些咖啡馆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即便是这个动荡的世纪也无法将它们撼动。它们坐落在巴黎，在塞纳河的左岸，这里的街区散发着神圣又亲昵、古老又温柔的气息。在第六行政区的边缘地带，聚集着牧师和图书装订工、书店和宗教画的商贩，而咖啡馆的常客聚集在这里，按自己的风格创造出了这些小餐馆，里面无人玩闹，几乎无人说话，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举止就像是身处一个老寡妇的陈旧客厅。

发展中的艺术聚集地
不同国籍的艺术家会涌向特定的艺术聚集地。我们知道在沃普斯韦德的艺术家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也有德国人；圣艾夫斯和格雷有很多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聚集在蓬塔旺的是英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据称那里曾有四五十位不同国籍的画家。
当时，先锋派小众出版圈中的人士为了聚会或阅读，都会聚集在美术馆、沙龙和私人住所，例如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在新泽西里奇菲尔德的住所，即著名的格兰特·伍德艺术聚集地，与杂志《里奇菲尔德一伙》（Ridgefield Gazook）有关的成员就在那里聚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朋友喜欢聚在纽约的艺术画廊291；梅布尔·道奇的沙龙则聚集了《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位于西67 街33 号的艺术家工作室是沃尔特·艾伦斯伯格和路易丝·艾伦斯伯格的家，也是《盲人》（The Blind Man）杂志的大本营，在那里你随时可以找到如星光般璀璨的艺术家和诗人：米娜·罗伊、阿瑟·克拉凡、杜尚、“男爵夫人”艾莎·冯·弗雷塔格- 洛林霍文、查尔斯·德穆斯、曼·雷、莫顿·尚伯格、查尔斯·德穆斯、约瑟夫·斯特拉、马里厄·德·扎亚斯、让·克罗蒂、华莱士·史蒂文斯、朱丽叶特·若什、阿尔伯特·格列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加布丽尔·布菲- 毕卡比亚。
艺术聚集地通常会有一个主导力量，例如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艺术聚集地都有著名的个人或小团体：巴比松和米勒相关，蓬塔旺先是和罗伯特·怀利有关，后来自然是与高更相关，普罗温斯敦则是和查尔斯·韦伯斯特·霍桑有关；20 世纪40 年代，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总是与马克斯·恩斯特和多萝西娅·坦宁联系在一起，许多艺术家从欧洲远道而来，比如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和伊夫·唐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妻子玛丽安·麦克道威尔受到了罗马美国学院的启发，创办了“麦克道威尔艺术村”；康涅狄格州弗罗伦斯·格里斯沃德别墅的关键人物是贝丝·波特·凡诺和罗伯特·凡诺；1907 年的莱姆艺术村与托马斯·科尔、弗兰克·杜蒙德密不可分；20 世纪早期的圣菲艺术村与杰拉德·卡西迪相关；黑山学院则和查尔斯·奥尔森相关。
远离尘嚣之地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好的例子莫过于缅因州孟希根岛上的那个泥泞偏远的小渔村，那里是罗伯特·亨利、爱德华·霍普、乔治·贝洛斯和洛克威尔·肯特逗留的好去处。在美国和欧洲，沿海村庄艺术聚集地的数量迅速增加，人们热情追捧，不仅因为美景，也因为地处偏远。于是法国出现了翁弗勒尔、杜瓦讷内，还有牡蛎乱蹦的康卡勒；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傍水胜地则包括科斯科布和特鲁罗。

有桌之地
如我们所知，聚会之地多种多样，其间摆放的桌子也各不相同，有真实的也有假想的。一群人可能会定期或偶尔聚集在这些桌子周围，不管桌面上摆的是什么东西，是液体还是固体，艺术家都会从相聚中汲取能量，然后将其运用于其他水平或竖直的平面——不论是画架还是乐器、写字桌还是纸张，这种能量将成为创作的物质基础。
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聚会场所，虽然也保持着特定的仪式和等级秩序，参与者却是不断变动着的，比如纽约市那几个传说中的酒吧、餐厅和演出场所。过去有名的聚会场所包括马克斯的堪萨斯城俱乐部，安迪·沃霍尔曾在那里的里间举办过展览；聚集了抽象表现主义者和其他艺术家的雪松酒馆；还有近的巴雷什尼科夫艺术中心和“红鱼”表演中心，那里有可以围坐的小桌子，还有各式表演者和节目。人们可以交流分享，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2017 年，在“红鱼”，一群颇具修养的奥利维埃·梅西安爱好者，将日本钢琴家木川贵幸的演出票抢购一空。木川贵幸演奏了《鸟志》（Catalogue d’Oiseaux ，1956—1958）这一杰出作品，该乐曲阐释了77 种鸟叫声，也糅合了他对能听到鸟鸣的这些法国地区的理解，包括埃克兰山、布列塔尼菲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小岛、普罗旺斯的莱博和阿尔皮勒山。环顾四周这些先锋音乐信徒，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来“红鱼”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就像爵士乐爱好者相聚在“蓝色音符”一样。我不由得想起库尔特·施维特斯那同样让人望而生畏的乐章《原始奏鸣曲》（Ursonate ，1922—1932），完全是由对鸟声和其他声音的模仿写就的。在参加这场纪念梅西安的音乐会时，我发现与其说聆听是为了辨识出高山红嘴山鸦、金色黄鹂、黄褐色猫头鹰和森林云雀的叫声，不如说是为了倾心感受作曲家的诗意文本。七本乐章被逐次介绍，鹬鸟悲伤的啼鸣声在重复中隐去；紧接着，雾气之下的水流退去，发出阵阵溅水声，夜晚徐徐展开。这样的音乐聚会通常都杂糅了声音、视觉与回忆。
我们一再到访的地方，常常会留在记忆中被反复讲述，尽管这些记忆并不会在纸上以文本的形式清晰地呈现。例如，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旅馆、玛丽·亨利在普度旅馆（原先是别墅）附近的餐馆或咖啡馆，以及弗罗伦斯·格里斯沃德在旧莱姆的住宅——一群人在那里会面、作画、聊天。大大小小的人群围绕在一张桌子、多张桌子或壁炉和画架周围。在沙龙和画室里，这些群体将滋养不竭的艺术创造力，而这些精神养分与身体摄入的物质养分同等重要。食物大小各异，形状和材料各异，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目的。本书的灵感之一源于电影和小说中圆桌聚会的场景，比如《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 ，1973）、《美食总动员》（Ratatouille，2007）和《巴贝特之宴》（Babette’s Feast，1987）。
这本书并未收录音乐聚会场所，比如德国的达姆施塔特。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达姆施塔特流派相聚在达姆施塔特国际新音乐夏季课程。这一课程由沃夫冈·斯坦纳克于1946年创办，滋养了许多音乐家，比如皮埃尔·布列兹、路易吉·诺诺、莫顿·费尔德曼、卡尔海因茨·斯托克豪森、大卫·图尔多、埃德加·瓦雷兹、捷尔吉·里盖蒂和伊阿尼斯·泽纳基斯的重要作品。时至今日，韦伯恩与梅赛因仍在此地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相聚“后工作室”
人们总是想象创造者在画室或书房独自工作。比如格伦·古尔德坐在他的矮椅上，弯着腰在键盘上弹奏；又如塞尚在普罗旺斯的房外独自摆弄着他的静物。这种浪漫的想法，有时候需要让位于那些自行组建或被邀成行的团体，比如罗马路上围绕着伟大诗人斯特芳·马拉美的聚会，又如在枫丹白露的美国音乐学院，年轻的钢琴家们围绕杰出的音乐教师娜迪亚·布朗热所形成的团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各种学院和机构都是极其重要的。比如朱利安学院设在巴黎的几个分支机构；辗转从德绍到柏林再到芝加哥，一路经历种种转变的包豪斯学院；又如19世纪70年代的格拉斯哥学院，学院培养了玛格丽特·麦克唐纳、弗朗西丝·麦克唐纳等格拉斯哥女孩，她们也是“四人组”的成员；再如1882 年成立的格拉斯哥女性艺术家协会，为女性艺术家聚会和展览提供了场地。格拉斯哥男孩则在威廉·约克·麦克格雷戈的工作室会面，他们受到日本版画、法国现实主义和詹姆斯·惠斯勒的影响。而惠斯勒在伦敦的家、切尔西工作室和巴黎巴克路10号的工作室，也成为艺术家、收藏家和他们的朋友们常常相聚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后工作室运动”蓬勃发展，它延展了“艺术家是孤独的”这一概念，而本书也是这一概念的延伸。“后工作室”的模式是现代的，天才不再隐居于与世隔绝的单间，工作和谈话地点往往相邻或在同一公共区域，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或在特定的时间见面，友好或敌对地相处，也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交流。这种聚会的鼎盛时期无疑是在19 世纪末，以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这本书收录的聚会超越了这一时间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