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重版，涵盖与死海古卷相关的主要研究领域、参考众多文献，新增译者导读
★ “死海古卷”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伟大、惊人的考古发现。
★本书作者范德凯从事死海古卷研究二十余年。
★《今日死海古卷》大范围地涵盖了与死海古卷相关的主要研究领域，无论对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大有裨益。
★新增译者导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
【内容简介】
“死海古卷”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伟大、惊人的考古发现。
本书作者数十年致力于相关研究，参考了非常多的权威文献，甚至对死海古卷及残片进行考证，以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很大范围地涵盖了与死海古卷相关的主要研究领域。
本书对死海古卷的介绍，无论对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作者 范德凯（James Claire VanderKam），于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圣母大学，学术领域为早期犹太教和希伯来Bible，从事死海古卷研究二十余年。
译者 柳博赟，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获博士学位（与耶鲁大学联合培养），贝勒大学宗教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资深同声传译译员。
【媒体评论】
关于死海古卷的书籍有很多，但大都艰深晦涩，眼下这本可以作为很好的大众参考读物，它详尽地描述了考古遗址、文本和学术研究的历史。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引人入胜、简明易懂，还有很多珍贵照片。范德凯对死海古卷做出了深入、周密和公允的解读，而这正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Hebrew Studies
这本书对死海古卷的发现、意义、研究现状做出了清楚、细致、精彩的描述。若是有人对这些感兴趣，就应当一读。它不仅结构严谨，而且可读性强。
——Commonweal
供会众使用的图书馆都应当购进此书，帮助读者理解死海古卷这一半个世纪前的重大发现意味着什么。
——Church & Synagogue Libraries
【目录】
第二版前言
版前言
章 考古发现
一、简介
二、在昆兰的发现
(一)个洞穴
(二)其他的洞穴
(三)昆兰遗址
(四)勘定文物年代的方法
第二章 对手抄本的考察
一、《圣经》文本
(一)《圣经》卷子
(二)塔尔衮
(三)小书卷和金句纸
二、外典和伪典
(一)外典
(二)伪典
三、其他文本
(一)《圣经》文献注释
(二)经文改述
(三)律法文本
(四)敬拜规程
(五)末世论著作
(六)智慧书文本
(七)铜制卷子(3Q15)
(八)记录文件
第三章 确认昆兰群体的身份
一、爱色尼人假说
(一)老普林尼的佐证
(二)昆兰文本内容和爱色尼人的信仰和实践
二、“爱色尼人假说”的问题
(一)入会程序
(二)婚姻
(三)“爱色尼人” 这一称呼
三、其他理论
(一)撒都该人
(二)耶路撒冷起源说
第四章 昆兰的爱色尼人
一、昆兰群体历史简述
(一)前昆兰时期
(二)昆兰时期
二、昆兰群体思想和实践简述
(一)预定论
(二)两条道路
(三)“新约”群体
(四)《圣经》诠释
(五)敬拜
(六)终末及弥赛亚们
三、昆兰的爱色尼人及其在犹太教中的地位
第五章 死海古卷和《旧约》
一、《希伯来圣经》/《旧约》文本
(一)《希伯来圣经》/《旧约》时期
(二)昆兰之前的文本佐证
(三)昆兰的独特贡献
二、关于某些文本历史的信息
(一)《诗篇》
(二)《但以理书》第4章
三、《圣经》正典
(一)昆兰之外的证据
(二)在昆兰发现的证据
第六章 死海古卷和《新约》
一、简介
二、死海古卷和《新约》的相似之处
(一)语言和文本
(二)人物
(三)实践
(四)末世论
三、结论
第七章 关于死海古卷的争议
后记
索引
【前言】
《今日死海古卷》导读
柳博赟
“死海古卷”，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名词，自带一种古老而异域的风情，似乎其中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宗教奥秘。事实上，多年以来，围绕着死海古卷的解读、争议，甚至阴谋论的猜测确实一直未曾止息。因此，国际学术界也终达成了共识，死海古卷的真实内容和历史背景，不应只是少数通晓古典语言和宗教的学者的专利，而是应当全面公开。而当初参与解读并编辑出版死海古卷文本的研究者，就成为了对这一主题进行科普介绍的人选。
《今日死海古卷》的作者范德凯（James C. VanderKam）是美国圣母大学神学系希伯来圣经方向的荣休教授，其专业研究领域为早期犹太教与圣经。他从事死海古卷及相关文献研究长达30多年，对死海古卷文本的保存和解读有手信息。他著述颇丰，其中就包括我们眼前这本《今日死海古卷》。
若是有读者对死海古卷、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等话题感兴趣，那么这本书是不二之选。它非常系统地介绍了死海古卷的发现、发掘、年代勘定、其中的圣经文本、外典和伪典文本、特有的宗派文本、死海古卷群体的身份和神学立场、死海古卷和旧约新约的关系、关于死海古卷的争议等话题。让我们来简述一下相关内容。
死海古卷的发现可谓极富戏剧性，也正逢巴勒斯坦地区时局动荡的年代。与古卷相关的那些人，他们个人的经历与国家的命运都交织在了一起。在1946年底或1947年初的某一天，贝都因牧人向死海附近昆兰平原西边山崖的一个洞穴扔石子，偶然发现了洞穴1，其中有7份用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书写的卷子。随后有学者确定它们属于爱色尼人，一个古老的犹太教派。在几经易手之后，犹太学者获得了这些卷子，并在以色列建了“圣书之龛”保存古卷。
1948年，以色列建国，次中东战争打响，巴勒斯坦人的“劫难”开始了。发现古卷的贝都因牧人之一穆罕默德·阿赫迈德·哈迈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后死在了约旦的难民营里。促进古卷鉴定的叙利亚正教教士布特鲁斯·索米（Butrus Sowmi）死于以色列对圣马可修道院的轰炸。曾经出资购买古卷的叙利亚正教都主教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和协助出资的教友安东·基拉兹（Anton Kiraz）流亡海外，在美国去世。这些跟古卷有关系的巴勒斯坦人，后都没能善终在自己的家乡。
洞穴1的批发现已经非常曲折，而随后考古学家和贝都因牧人更是展开了发掘竞赛，目前已经在12个洞穴中发现了古卷和其他文物，其中洞穴4、洞穴11也收获颇丰。好几位著名考古学家对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断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法国学者罗兰·德·沃尔（Roland de Vaux）的观点。他将昆兰遗址分为两个主要定居时期，其中第二个时间段又可以划分为三期：期始于公元前140年，终于公元前31年的地震。第二期始于公元前4年希律王驾崩，终于公元68年罗马镇压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起义。第三期始于罗马在此处驻军，终于公元二世纪巴·考克巴（Bar Kokhba）起义。这与古卷文本的年代勘定也有彼此对应的关系。
近年争论的“死海古卷真伪”问题，也涉及年代勘定的问题。其实，作者在本书中早已做出了详细的回答。在古卷出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定年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准确度也更高。书中介绍了三种传统及现代的定年法：古文字学、加速器质谱仪、文本内证，并给出了文本列表及定年对照表。结论是，在昆兰出土的死海古卷确实年代久远，是近两千年前的文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写下这些古卷的人是谁呢？按照学界的普遍共识，这一群体就是古代犹太教派“爱色尼人”。历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约瑟夫（Josephus）都曾经提到过这一教派。按照老普林尼的记载，爱色尼人住在死海西岸，离群索居，不婚不育。约瑟夫则着重强调了他们偏“预定论”的神学立场。而这些也与昆兰遗址和古卷文献有较高的契合度，成为了死海古卷出土之后，学者们判定“昆兰群体就是爱色尼人”的依据之一。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个远离尘世的教派书写的“死海古卷”中一定有神秘的文本，不为世人所知。实际上，死海古卷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希伯来圣经”（基督教也称之为“旧约”）的经卷，与存世的经卷没有太大的差异。其中摩西五经抄本总体数量多，其他经卷也有抄本，只有《以斯帖记》除外。当然，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的这个时间段中，犹太教“正典”尚未成型，所以我们只能讨论某一文献对爱色尼人的意义是什么，而不能从“正典”和“非正典”的角度去判断他们是否“正统”。
熟悉圣经文本的读者都知道，天主教圣经包含了“次经”或曰“外典”，新教圣经则没有将其收录。这些“外典”文献的抄本，也出现在了死海古卷里，比如《多比传》《便西拉智训》《耶利米书信》。而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视为正典的《以诺书》，其更古老的版本也出现在死海古卷中，与存世文献有所区别。此外，死海古卷中还有《五十禧年书》《十二先祖遗训》两卷“伪典”，它们是对五经中记载的祖先历史的补充和诠释。值得注意的是，《五十禧年书》在昆兰地区大量出土，这可能表明第二圣殿时期的爱色尼人非常看重这一文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宗派色彩很强的文献，比如“社团规章”，它规定了新人如何加入，成员如何召开会议，若是违反规章应如何惩戒。还有“圣殿卷子”，以摩西的口气描述了一幅未来新圣殿的蓝图，并指明要按照太阳历守节期和律法。“战争卷子”则是预言末世之战，己方“光明之子”大战敌方“黑暗之子”，两方都有天使助阵，一边是正义天使，一边是堕落天使。这一宗派将自己视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一环，于是还写下了《哈巴谷书》《那鸿书》《诗篇》等诠释文本，指出神圣经文所预言的就是自己。这些文本也让我们能够得知当时的一些时事和争端，从而进一步了解爱色尼人和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其他宗派。
如果说死海古卷中有比较神秘的文本，那应该算是现收藏于约旦考古博物馆的“铜制卷子”了。其他卷子都是皮纸和纸草质地，所以铜制卷子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而且，其中提到的是金银器等大量珍贵宝藏的埋藏地点。有人猜想这是圣殿财宝，甚至真的去按图索骥进行挖掘，但都失望而归。即使真的曾经有财宝，也早已被人取走了。
坊间还常有传闻，说死海古卷颠覆了存世圣经。但其实死海古卷与存世希伯来圣经文本差别不大，反而是对希伯来圣经校勘学的一个有益补充，可以和玛索拉文本、七十子译本、撒玛利亚五经进行比较研究，建立一个抄本谱系。不过，死海古卷也有独特的贡献。比如，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结尾处，死海古卷比存世文本多出一段，使叙事更加完整。存世文本很可能因为誊抄错误漏掉了这一段，而一些圣经译本也已经把这个重要的孤证补回了经文之中。
至于死海古卷与新约有什么关系，简单的回答就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昆兰爱色尼人群体的灭绝要早于新约成书。不过，既然基督教和爱色尼派都衍生自公元一世纪犹太教的大背景，那么死海古卷仍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当时的资料信息。比如，死海古卷中的一些希伯来语字词可能与一些新约希腊语字词相对应，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新约文本。还有，根据“社团规章”文本，昆兰群体也在期待弥赛亚，但他们期待的不是一位弥赛亚，而是两位。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位世俗领袖“以色列的弥赛亚”，还有一位祭司领袖“亚伦的弥赛亚”。这与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可以两相对比。此外，昆兰建筑群里有很多蓄水池，以供定期进行仪式化沐浴，因此有人猜测或许施洗约翰与昆兰群体有关，但这也只是猜测，并没有实质性证据。
在书的后一章，作者范德凯简述了与死海古卷的编辑和出版相关的争议。死海古卷从发现到出版经历了很长时间，其间几经波折，涉及古卷的合法归属、文本公开权限、编辑者的立场等诸多问题。1989年，范德凯加入了死海古卷核心研究小组团队。在被视为“死海古卷官方文本”的《犹太沙漠中的发现》系列里，有13卷是他负责编辑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内部视角，让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出版工作一度如此缓慢。不过，如今死海古卷的文本已经全部公开了。对死海古卷研究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通过他这本《今日死海古卷》进行了解。在每一章末尾，还有“书目短注”可供延伸阅读。
后的后，回忆起我次打开The Dead Sea Scrolls Today，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博期间的老师杨克勤（K. K. Yeo）邀请我来翻译这本书，在此对他的信任再次表示感谢。翻译这本书带给我很多乐趣，希望对死海古卷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一窥古代世界和古代文本的真貌。
【免费在线读】
早发现的七份古卷
约翰·特莱沃(John Trever, 1915-2006)是初看到死海古卷的学者之一。1948年，有人把古卷的文本带给他，他随即拍照，[4]并写了一部考察详尽、记录完整的历史，来讲述初在昆兰发现的古卷。他所写的报告大部分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记录。根据他的记载，1947年冬天或春天(可能是1946年底，因为贝都因人自己是这样讲的)，三个贝都因牧羊人走到了死海的西北边叫作“昆兰”的地方。当时这里还在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的管辖范围内。这些牧羊人彼此是亲戚，都属于塔阿米莱(Ta’amireh)部落。当时他们正在放牧羊群。其中一个人名叫朱玛·穆罕默德·卡里尔(Jum’a Muhammad Khalil)，生平喜欢洞穴探险。他闲来无事，为了消遣，就向昆兰平原西边山崖的一个洞穴扔石头。一块石头飞入了洞口，里面传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当时他们三个人并没有进去看看是什么碎裂了。两天后，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艾德-吉卜(Muhammad ed-Dhib，真名是穆罕默德·阿赫迈德·艾尔-哈迈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的牧羊人在同伴醒来之前就早早起床，找到洞穴并费力钻了进去。他在里面发现了十个罐子，每个大概两英尺高。让他很懊恼的是，十个罐子里面有八个是空的，只有两个罐子里有东西。一个装满了泥土，另一个装了三份卷子。其中两份卷子缠着麻布。后来这些书卷被确定为《圣经》的《以赛亚书》手抄本、“规训手册”(Manual of Dicipline，它为社团定下规章，后来就被称为“社团规章”)以及对《哈巴谷书》预言的诠释。后来，这个贝都因人又发现了四份卷子：“诗篇”或曰“圣诗集录”(被称为“感恩圣诗”或“圣诗卷子”，希伯来语Hodayot)、另一份不全的《以赛亚书》抄本、“战争卷子”或曰“战争规章”(这是一份末世论文本，描述“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决战)和《创世记》外典(即《创世记》衍生出来的故事)。
1947年3月，这些卷子被带给一位名叫堪多(Kando)的古董商人，他的真名是卡里尔·伊斯坎达尔·沙欣(Khalil Iskandar Shahin，约1910-1993)。堪多是叙利亚正教教会的教友。他联系了另外一位名叫乔治·以赛亚(George Isaiah)的教友。然后，乔治·以赛亚跟耶路撒冷的圣·马可修道院的都主教(大主教)阿塔那修·耶书亚·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 1907-1995)谈及此事。我们应当注意，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新近发现的这些古卷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古卷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更不知道其身价几何。有人认为古卷上的文字可能是叙利亚文，所以古卷才被拿到了叙利亚教会的教友那里。他们之间显然达成了交易，不论堪多和乔治·以赛亚把这些书卷卖了多少钱，都要把其中的三分之二付给那位贝都因牧羊人。1947年的夏天，都主教撒母耳与贝都因人安排了一场会面。这个故事后来流传甚广：有一个修道士并不知道这一安排，所以当贝都因人来到圣·马可修道院敲门的时候，他竟然把这个穿着寒碜的人拒之门外，差一点错失了获得珍贵宝藏的机会。误会终被消解，而都主教花了24英镑从堪多那里买了四份古卷，那时24英镑相当于大约100美元。都主教买下的古卷是大《以赛亚书》卷子、“规训手册”(“社团规章”)、《哈巴谷书》注释和《创世记》外典。
都主教询问了不同的专家，以获得新近买下的这些古卷的信息。其中一位专家是以利亚撒·苏克尼克教授(Eleazar Sukenik, 1889-1953)，他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考古学家。当时巴勒斯坦并不安全，英国托管当局的统治摇摇欲坠，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而联合国正在激烈讨论以巴分治。在这种情况下，长途旅行非常艰难，并且充满危险。尽管如此，当苏克尼克得知在伯利恒有一位古董商人正在卖古代的卷子，他还是冒险于1947年11月29日秘密来到伯利恒。就在当天，联合国通过了以巴分治的决议，使以色列得以建国。苏克尼克很清楚这一机遇意味着什么。他见到了都主教没有买下的那三份卷子。当他确定这些卷子确实年代久远之后，就将其买了下来。11月29日他买了两份，是“圣诗卷子”和“战争卷子”。12月他买了第三份，是第二张《以赛亚书》卷子。到了1月份，有一个名叫安东·基拉兹(Anton Kiraz)的熟人给他看了属于都主教的那四份古卷，还允许他暂且保管。他并不知道，这些卷子和他刚刚买到的卷子是出自同一个地方。他自然想全部买下来。但是，都主教撒母耳决定暂时先不卖。因此，在洞穴1发现的七份卷子就流落到两个地方，而卷子的内容也会由不同的人出版。
[8]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好几拨人认出了都主教撒母耳手里的大《以赛亚书》卷子。但是，苏克尼克似乎是个认定羊皮纸确实年代久远的人。不仅如此，他认为这些卷子很可能与古代文献中提到的爱色尼人有关。苏克尼克给出的理由是：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Pliny 公元23-79年)曾经记载过一群爱色尼人，他们居住在死海岸边，与隐-基底(En-gedi)不远。而发现古卷的洞穴应该就在这一地区。我会在第三章分析普林尼著作的相关段落。
这时距离穆罕默德·艾德-吉卜发现古卷已经过了一年。很少有人知道古卷的存在，而即使是那些知道古卷的人，也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而且，只有那些与贝都因人单线联系的人，才知道发现古卷的洞穴具体在哪里。1948年2月，与苏克尼克打过交道之后，都主教主动联系了耶路撒冷的美国学院(American School in Jerusalem)。当时，威廉·布朗利(William Brownlee，1917-1983)和约翰·特莱沃正在那里值班。他们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还从美国东方研究学院总联(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拿到了年度资助。特莱沃不仅是学者，也是摄影师。他做了一番安排，把这些卷子拿到美国学院拍照。当时条件很糟糕，例如胶卷质量较差，供电常常中断，等等。但是，他还是成功拍摄了都主教拿来的文献。这是早的文献照片，其中包括大《以赛亚书》卷子、“规训手册”(“社团规章”)和《哈巴谷书》注释。照片的效果好得出人意料，直到今日还是一个无价的珍贵记录，让我们能够看到古卷1948年2月的样子。很遗憾，现在这些羊皮纸已经变质了。当时美国学院的院长是耶鲁大学的米拉尔·巴罗斯教授(Millar Burrows, 1889-1980)，当古卷次被拿到学院的时候，他还在巴格达。学院的学者和巴罗斯院长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特莱沃拍摄的文本。其中有一份让巴罗斯想起了循道宗的一种“规训”，于是这一文本次得了一个现代的名字：“规训手册”。2月份的时候，特莱沃写了一封信给威廉·福克斯威尔·奥尔布莱特教授(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奥尔布莱特教授任教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权威的犹太古文字专家。他在看到寄来的样品之后，马上认定这些卷子确实年代久远，并且回复说：“衷心祝贺你们，这是当代了不起的手抄本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