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政治史学丛编”之一，融合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思考“自然民族”如何转变为“文化民族”
★ 作者拉采尔，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先驱人物。
★ 拉采尔具有将博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等相关领域熔于一炉的能力，因而本书视野开阔、知识广博。
★ 本书致力于考察世界各民族在地表上的具体地理分布和生活习俗，以及文明迁移的历史。
★ 作者思考和试图回答的深层次问题是：“自然民族”如何转变为“文化民族”？
【内容简介】
《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定律》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民族志》卷的长篇导言，探讨的主题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定律”；二是拉采尔晚年（1901年）发表的长文《生存空间：一项生物地理学研究》，这篇长文通常被视为其政治地理学基本原理的总结性归纳。
本书探讨的深层问题是：“自然民族”如何转变为“文化民族”？拉采尔在描述人类从自然人向文明人演进的“文化迁移”历程时，始终紧扣世界地理的自然区域和自然民族的变迁。
【作者简介】
作者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德国人文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历任《科隆日报》记者、慕尼黑技术专科学校和莱比锡大学教授。致力于研究人类迁移、文化借鉴和人地关系，对人文地理学有系统论述。著有《政治地理学》《民族志》等著作。
译者 方旭，湖南衡阳人，现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领域为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发表论文/译文多篇，与人合译出版《地缘政治学的世界》《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拉采尔》《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定律》等著作。
译者 梁西圣，男，山东费县人，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专任教师、西南政法大学地方立法研究院专任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西方法理学、法律方法论、法治教育等，发表论文/译文多篇。
【媒体评论】
本书（《民族志》）提供了一个从事人类民族研究，尤其是从事早期人类文化历史舞台上的野蛮人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轮廓框架，因此本书有助于现代人认识自己、权衡自身优劣，甚至从发展历程预知未来的可能性。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英国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人类学教席首任教授）
这是自普理查德（Evans Prichard）和威茨（Waitz）时代以来，展现人类较低民族的知识所进行的广泛尝试，因为此书吸收了大量旅行者的研究、有关欧洲原始人的展览、大博物馆的公开信息。
——魏尔啸（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人类学家、病理学家、古生物学家）
【目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 1
英译本导言 ／ 7
英译者前言 ／ 17
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定律(方旭、梁西圣译) ／ 21
一 民族志的研究任务 ／ 23
二 人类的处境、形态及数量 ／ 27
三 人类自然民族的地位 ／ 38
四 文化的本质、增长和传播 ／ 46
五 语言 ／ 59
六 宗教 ／ 72
七 科学与艺术 ／ 105
八 发明与发现 ／ 120
九 农业和畜牧业 ／ 133
十 衣着与配饰 ／ 141
十一 居住 ／ 151
十二 家庭与社会习俗 ／ 159
十三 国家 ／ 180
生存空间：一项生物地理学研究(袁剑、李倩 译) ／ 191
英译者引言 ／ 193
一 地球上的生命和空间 ／ 198
二 地球表面积的变化和生命的发展 ／ 201
三 作为生命特征之一的空间掌控 ／ 208
四 征服还是殖民？ ／ 217
五 生命密度、栖息密度和物种密度 ／ 227
六 空间对生命的追溯作用 ／ 234
七 空间的争夺 ／ 241
八 边界地带 ／ 251
九 广袤的空间维持生命 ／ 255
十 新生命形态发展中的空间现象 ／ 259
十一 创造中心还是保存区？ ／ 266
【前言】
中译本说明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是现代德意志帝国（1871—1918）崛起时期的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但更以地缘政治学的先驱人物闻名后世——他的《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1897，715页）被誉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作之一。
拉采尔的成名作是两卷本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1882/1891）和三卷本的《民族志》（Völkerkunde，1885—1888），史称现代“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的奠基之作。《人类地理学》关注“人类分布的共同因子”，《民族志》则致力于呈现世界各民族在地表上的具体地理分布和生活习俗以及文明迁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基于现代地理学的人类学志（Ethnography）。
按今天的学科分类，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和《民族志》都属于文化人类学。可是，在如今的文化人类学教科书中却找不到拉采尔的大名，在人类学简史一类读物中，他甚至没有获得值得一提的地位——《民族志》篇幅巨大，却无缘进入“西方人类学名著”之列。即便在专门论述德国的人类学发展史的文献中，拉采尔也仅被附带提及。按照一种大而化之且有失偏颇的说法，拉采尔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秉持“以天才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论，把历史中的文化迁移视为穿越“时空”的主要动力。由于他对历史上文化迁移过程的探究并没有“依靠实践经验这一要求”，他的历史人类学显得是一种“冥想史”。
将拉采尔《民族志》的长篇“导言”与杜尔哥（1721—1781）的《普遍历史两论提纲》尤其《政治地理学论著纲要》对比，人们很容易看到，拉采尔的《民族志》不过是为杜尔哥的文明进步论普遍历史图表添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而已。
三卷本《民族志》出版不到十年就有了英译本，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牛津大学设立人类学教席时的首任教授爱德华•泰勒（1832—1917）亲自撰写导言，给予很高评价，而拉采尔的其他著作迄今没有英译本，这是为什么呢？格莱德希尔从人类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现象时说，“没有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能够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一个从未受到过西方文明影响的人类社区，更不用说那些实际上先于旧世界和新大陆的早的文明所形成的社会”。格莱德希尔若读过《民族志》的英译本——《人类史》，他断乎不会做出这样的断言。当然，格莱德希尔所揭示的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欧洲大国殖民扩展的关系，倒是能够解释为何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有热情翻译如此大部头的《民族志》。
拉采尔在文化人类学史上仅有边缘地位，但在政治地理学史上的地位却相当显要。如此差异引发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拉采尔后来发展出的政治地理学与他的历史文化人类学是什么关系？政治地理学真的是从属于文化人类学或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拉采尔曾有过从历史文化人类学向政治地理学的转向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转向又意味着什么呢？
《民族志》篇幅巨大，长达2254页（新式排版也有近1600页）。卷题为《非洲的自然民族》（Die Naturvölker Afrikas，1885，660页），第二卷题为《大洋洲美洲亚洲的自然民族》（Die Naturvölker Ozeaniens,Amerikas und Asiens，1886，815页），第三卷题为《古代和近代世界的文化民族》（Die Kulturvölker der Alten und Neuen Welt，1888，715页）。
显而易见，“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区分是这部民族志的基本主题。拉采尔力图表明，人类诸民族在从自然人向文明人演进的历程中并不同步，有的很早就成了die Kulturvölker［文化民族］，而有的直到19世纪还是die Naturvölker［自然民族］。如何理解这一世界历史现象？
全书的总括性长篇导言题为“民族志的基本定律”（Grundzüge der Völkerkunde），用今天的说法应该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定律”，因为，拉采尔在描述人类从自然人向文明人演进的“文化迁移”历程时，始终紧扣世界地理的自然区域和自然民族的变迁。显而易见，拉采尔试图结合18世纪至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哲学和历史语文学以及自然进化论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文化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由于拉采尔致力于描述“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在地表上的分布（配有1160幅展现民族特征的素描）及其相互斗争，这部大著又具有人文地理学性质。
在长篇导言临近结尾时，拉采尔提到了国家作为“文化民族”政治组织的作用，并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进步论所理解的“文明进步”提出了质疑：
战争不断不就是级人类的原初状态吗？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迄今为止，我们自己的和平除了靠武装之外别无他法。但在我们中间，战争冲动的迸发打破了文明状态所要求的那种更长的休战间歇。在我们说到的民族中，像中世纪“暴力统治”这样的状态通常很持久。即便如此，也必须指出，野蛮人中也有和平的民族和爱好和平的统治者。我们不能忘记，自然民族打得血腥和毁灭性的战争，不是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而是与欧洲人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奴隶贸易那样在他们中间掀起如此腥风血雨，造成了猎奴的可怕后果，而正是更文明的陌生人的贪婪煽动起了奴隶贸易。
“更文明的陌生人的贪婪”除了指盎格鲁美利坚人的“贪婪”还会指谁呢？现代欧洲民族的确“更文明”，但也更贪婪。事实上，人们已经能够从拉采尔的这一长篇导言中看到他的政治地理学思想萌芽。
全书篇幅巨大，这里译出的仅是长篇导言部分。拉采尔生前曾单独刊行这篇导言，可见它具有提纲挈领的内涵。
中译依据英译本迻译，而英译本实为德文本的意译，未必句句紧扣德文原文。
拉采尔晚年（1901年）发表的长文《生存空间：一项生物地理学研究》通常被视为其政治地理学基本原理的后归纳，我们收作附录，便于读者对观。这篇文献晚近才被译成英文（2018），表明英语学界已经意识到，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拉采尔的文化人类学。
刘小枫
2021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免费在线读】
人类的处境、形态及数量
（节选）
人类的统一
人口数量严重依赖于其领土，因为这对他们的内部发展、分布以及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人口总数量约估为15亿，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发展结果。人们通常认为发展的体量与地球资源的增加有关，但现代条件下的发展超过了这一限制。欧洲和亚洲文明范围之外的民族组织不允许任何人口密度的存在。小集体耕种着他们的小块土地，彼此之间被宽阔的空地隔开，这些空地要么用作狩猎场，要么闲置着。这限制了交往的可能性，让人的固定聚集变得不可能。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其农业要么不存在要么趋于消失，他们住得太稀疏，通常每24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只有1人。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巴布亚的季亚克人有一些农业活动，我们在同一地区发现每24平方英里则有10到40人，人口规模进一步发展，例如在中部非洲或马来群岛，我们发现同范围的人口有100到300不等。在美洲的西北部，住在海岸上以捕鱼为生的民族每20平方英里内达到100人，而养牛的游牧民族也大约如此。在大洋洲兼事渔业和农业的地方，我们发现人口密度高达500人。西亚草原上半定居、半游牧的人口也达到了同等规模。在这里，我们跨越了另一种文明形式的门槛。在贸易和工业结合起来的地方，每24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有10000人（如印度和东亚）或15000人（如欧洲）。
这些数字显示梯队底层的人口多属于不同区域和国家。所有处于自然状态的民族都住得相当稀疏；而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分布得都很密集。相对于后者来说，前者更依赖于土地；相似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其统摄性的分布比例一致。我们在精心栽培的、人烟稀少的玉米种植区和水草丰茂的耕种地区之间所看到的差异就是文明的结果。
人口密度不仅是稳定和有力增长的保障，也是促进文明的直接手段。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交流就越多，文明成果就越不会被浪费，竞争就越能提高人们力量的活跃性。人口的增长和维系与文化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地域广阔但是人口稀疏的地方意味着低等的文化；相反，我们在古老文明地或者是新兴文明出现的地方发现，人口都分布得紧凑稠密。中国和印度的居民人数为6亿，但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中国西藏、突厥斯坦等地的中间地带面积广阔，可人口尚不及他们的六十分之一。地球人口的七分之六都在古老的文明国家。
民族的迁徙
尽管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历史表明，我们即使在古代也观察到同样的增长趋势，但是尚未开化的民族提供了人口缩减的例子，而其他地方就算有人口缩减，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再就是战争和瘟疫等伤亡的结果。人口非常稀少是他们衰败的原因；人口稀少的民族更容易至于萎缩或消失的地步。生命力的迅速增长是所有处于文明较低阶段的民族的特征。他们的经济基础狭窄且不完整，贫困的窘境往往走向绝路，饥荒也是家常便饭，并且我们生活必需的所有科学卫生预防措施也极度匮乏。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的斗争中，例如在北极地区或南半球的草原区，在人居世界的范围内，他们经常屈服，直到完全消失，直到整个民族消亡。正如通常所说，蛮族的灭绝仅仅是因为与优秀文明接触而致，这个观点是一个错误。但进一步考虑，我们能够认识到自我毁灭是一种不经常发生的情况。
内外因素通常相互作用；如果没有另一方的作用，它们也不会如此迅速地结束。人口健康增长的基础是性别的大致平衡；这些化外之民普遍感到不安，他们儿童的数量很少。战争、谋杀和绑架都会导致人口减少。人类的生命价值并不大，牲人祭司和吃人行为足以表明这一点。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远未拥有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健康。非洲的黑人可以被单独描述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美洲人比所谓“文明人”更容易患上疾病，并且难以适应新气候。
在欧洲人出现之前，这些民族在许多地区因疾病而慢慢消亡。但毫无疑问，文明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原来的社会。文明压缩了可用空间，从而改变了其中某种条件，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自然状态下民族的特殊社会和政治安排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文明带来的欲望和享受与这些人通常的生活方式或劳动能力不协调。文明给他们带来以前未知的疾病，在新的土壤上发生可怕的劫掠，以及不可避免的争吵和战斗。
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较大的地区，文明的进步导致土著民族被挤入不利的地区，因此他们的人数减少了。在较小的岛屿上（如古巴和海地），土著人几乎已经灭绝，在某些情况下则被较强大的民族吸收，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已经消失了。弱势群体体格更好或自然条件更有利则延缓了这一进程，就像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地区、在北美和墨西哥一样，这一进程正在进行中，但这种混合终将以废除作为个体和独立民族的原住民而告终。有些重大的转变已经发生，有些则正在进行，在广大的地区，由于这些被动的运动，也就不可能想象人们处于稳定状态。远至西经95°，北美洲只能显示出印第安部落的遗址；在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几乎只剩下不到1000名土著居民。而北亚、北美、澳大利亚和大洋洲被欧洲化只是时间问题。
成千上万的例子表明，在所有这些变化和运动中，民族不可能保持不变，即使是人口多、数以亿计的民族，也无法在他们周围汹涌的骚动中站稳脚跟。不同血缘杂交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飞速进行。来自北非和东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正在压迫黑人，其中非洲大陆南端偏远的部落在其闪米特特征中表明了这些影响存在已久。在霍屯督人的地盘我们发现了拥有欧洲血统的巴斯塔尔德人（Bastaards）。在加拿大，几乎所有的法国人定居点都显示出印第安血统痕迹；在中南美洲，梅斯蒂索人（Mestizos）和白黑混血（Mulattos）已经比纯种印第安人更强大；在大洋洲，马来人和玻利尼西亚人与太平洋的黑人混血；在整个中亚地区，蒙古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血脉混杂在一起，深入欧洲方向，影响到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北部和东部。
在所有征服性的技艺中，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呈现出更庞大的主体、更快的增长和优越性，他们在任何气候不利的地方都能在征服过程中占据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高级民族当今不占主流的地方，高级民族也会同化低级民族。如果有什么能慰藉当地民族的普遍消亡的话，那就是这一事实——大部分原住民的人口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会慢慢增长。毫无疑问，人们喜欢重复一种自称基于旧经验的说法，即父母双方的恶习在混血儿中占主导地位，但纵观当今的国家生活就足以表明，白黑混血儿、梅斯蒂索人（欧裔与印第安人混血）、［13］黑人和阿拉伯混血儿在美洲和非洲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主要身份。一旦民族的混合继续进行，高级民族的新鲜血液就会注入其中，这种升级趋于缩小民族间的差距。我们只需要考虑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已经多么接近欧洲人后裔的水平，他们在刚被征服时，似乎被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所隔离。
民族差异
如果世界历史显示，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即使偶有中断但仍不断进步，那么文化民族之间存在的自然数量优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增长更快的民族将过剩的人口倾泻在其他民族身上，而文化的影响本身就是快速增殖的原因或条件，因此更高级的文化自然占上风。文明的传播似乎是文化民族世界一种自我加速的产物，文明的传播一直致力于更加彻底地实现人类的统一，这种统一立即形成了其目标和任务，其欲望和希望。
总之，如果试图追溯人类重要的一部分人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会发现起点是几个相邻的变种，或者如布卢门巴赫（Blumenbach）所说，是人类物种的退化形式。这些变种初只有几点汇合；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加，他们接触也就越来越多，后彼此渗透和融合，以至于原来的各种变种都不再以曾经特有的形式存在了。然而，剩下来的是——今天的民族中仍然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北半球的白人和蒙古人，南半球的黑人。这些民族包含了大陆挤压和海洋断裂的进一步对比；［14］包含了北极地区深处交错的世界和受极地影响而被海洋隔绝的世界。黑人民族，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太平洋地区，可能曾经比现在居住的区域更偏北；但无论如何，他们冲动地来到了现在的居住区，总是处于更偏南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