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著录1912年至2020年间整理出版（包括影印与点校）的明人别集1.6万种,涉及作者3035人，是明代文史研究者的案头工具书，对图书馆丛书查重、出版社出版规划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汤志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沈周研究、明清文学。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沈周与吴中文坛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沈周诗文编年校笺”等重要课题。
【媒体评论】
1.学术质量较高，字迹清晰，价格也合理。
2.本书是明别集的全面研究整理，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
【目录】
目 録
序 ………………………………………001
前言 ……………………………………001
正文 ……………………………………001
附録一 影印叢書簡目 ……………… 813
附録二 著者姓名索引 ……………… 827
【前言】
四部之中,集部尤豐;集部之内,别集富。 别集之名,始於東漢,迄《七録》分類首定;别集之纂,肇于六朝,至《隋志》著録甚夥。 歷代别集之衆,無過于明清,以明人别集而言,《明别集版本志》著録 3600 餘種,《中國古籍總目》則存 7900 餘條,而據筆者估算,存世明别集近 1. 1 萬種,涉及作者約4000 人,惜至今未有全目。 得益於印刷技術的不斷創新與古籍出版之規劃漸密,自民國迄今,明人别集整理也漸趨繁複。 從《四部叢刊》 到“四庫” 書系,從《明人文集叢刊》(臺灣文海出版社)、《明代論著叢刊》(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到《明别集叢刊》(黄山書社)、《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大型叢書尤其是明别集專題文獻已匯編影印近萬種明人别集;點校本雖以單行整理居多,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知名叢書不斷有新品種推出,《明清别集叢刊》(人民文學出版社)、《明人别集叢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等專題性新叢書亦陸續加入。 21 世紀以來,地方文獻的“井噴式”出版逐漸改變了明人别集的整理格局,截至目前,點校本亦達千餘種。 明别集整理已初具規模,然因長期缺乏頂層規劃,積存了選目失衡、重複整理等問題。 有鑒於此,我們編纂了這本《明别集整理總目》,嘗試清點整理本書目,或爲今後的出版規劃提供些許參考,亦可省去讀者的翻檢之勞。
本書著録 1912 年至 2020 年間出版的明人别集約 1. 7 萬種,其中影印本(含總集中析出之成卷别集與别集後附録之小集)1. 4 萬餘種,合併重複版本後尚有 6000 餘種,涉及作者 2800 餘人;點校本 1542 種,涉及作者 765 人;總計作者 3039 人。 本書所録明人範圍,上限爲卒於洪武元年(1368)之後,下限爲生於天啓元年(1621)之前,明末清初歸屬有争議之作者酌情處理,外國使臣與傳教士不録。 明人别集僅限於漢語著述,少數民族語言所撰别集不收。 集中包含詩文而囊括四部者,視爲“大全式”别集收録。 反之,冠以“集”名而實際未含詩賦辭章者(如付慶芳點校《潘季馴集》,僅收《河防一覽》 《兩河經略》而未收其别集《留餘堂集》),本書已盡數篩除。 單獨成書之奏疏、事狀、語録、學則等不收,尺牘、隨筆、小品、游記之類凡有叢書影印歸入集部者,則從寛存録。
總集中析出之别集亦酌情收録,全集型總集如《三華集》 《六李集》 《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原爲合刊之屬,現一應拆分統收;選編型總集如《閩中十子詩》《潮州耆舊集》《詩慰》《盛明百家詩》等,《明别集叢刊》已析出影印,即依例著録;再如《回族典藏全書》單印《滇南詩略》中《馬繼龍詩選》等三種文集,本書即保留此三條書目,其他單獨成卷之小集不再著録。 原附於他人集後、未得單獨刊行之小集,如孫陞《孫文恪公集》二十卷附録其妻楊文儷《詩稿》一卷,今將《詩稿》作爲楊氏别集著録,後加“附《孫文恪公集》後”以説明版本來源。
本書所録書目,僅限 1912 年至 2020 年間的紙質出版物(包括自印本、内部出版物等。 《明人别集稿鈔本叢刊》原計劃於 2018 年出版,實際於 2021年面世,今破例收入),縮微膠片、光盤、網絡書影等數字出版物及涉及明别集點校但尚未正式出版的學位論文不收。 “整理”僅指影印與點校兩種基本的古籍整理形式,1912 年之後的雕版印本及鈔本不收。 影印涉及石印、珂羅版印及 CTP(計算機直接製版技術)等現代電子化技術;點校包括校注、箋校、譯注等體例,僅文字重新排印而無標點者(如《四部備要》)不收。
本書著録以作者爲目,同名者加字號區分,僧人俗名、自擬化名、避諱易名、習稱尊名等爲便宜檢索,於正文中一并著録名號信息。 本書按作者生年先後大致排序,生年俟考者按科第、交遊編入,從總集中析出而身世無考者,按其原書中位次排序。 原附於他人集後今析出而爲新集者,參考《中國古籍總目》之順序酌情調整。 各目之下,先影印本後點校本,並用不同字體加以區分。 少數以點校本作爲底本影印者,在點校本後補充影印信息,不另外在影印類中二次著録。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 年出版的《叢書集成新編》實乃據民國間《叢書集成初編》翻印,故本書僅著録其影印古籍與補配之零種,影印《初編》之排印本不再著録。
影印古籍著録書名、卷數、版本等基本信息。 爲節省篇幅,大型叢書僅著録叢書名稱、别集所屬輯數或册數等,具體出版信息詳見附録之“影印叢書簡目”;其他影印本直接在正文中著録出版機構、出版時間等信息,索引部分不重複標注。 叢書同名者加出版社以示區分,如《叢書集成續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 (上海書店)。 影印叢書被多次翻印者,僅著録通行版本,其他版本可參見附録之簡目。 《四庫全書》因多次重複影印,如文淵閣四庫全書除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鷺江出版社 2004 年、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綫裝書局2013 年、臺灣文史出版社 2016 年、人民出版社 2016 年亦先後全印或選印,因此本書只列《四庫全書》通行影印本條目,選印類僅録《四庫全書珍本》一種,其他選印或翻版不再著録統計。 綫裝書局 2013 年至 2018 年出版的《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十輯 750 册,共收録明人别集 369 種,均係翻印自“四庫”書系,本書亦不再著録。
相同版本古籍被不同叢書影印者,按叢書出版時間先後著録,不同版本古籍則據底本成書先後排列。 宋濂、陳獻章、王守仁等别集版本系統較爲複雜者,則先按版本系統大致分類,再按成書先後排序。 不同叢書影印同一别集但題名、卷數或版本信息著録略有不同者併爲一種,在括號中附差異説明。 文瀾閣四庫全書中補鈔部分,亦予以注明補鈔者及卷數,如清光緒間丁申、丁丙兄弟補鈔者簡稱爲“丁鈔”;補鈔卷數相對複雜者,限於篇幅僅著録補鈔總卷數,如丁氏補鈔《東里續集》卷十二、十三、十九至二十一、二十七至三十七、四十二至四十六,僅著録爲“丁氏補鈔二十一卷”,原鈔本則不做任何説明。
點校本僅著録初版信息,按初版時間先後排序;不同印次者視爲一種,不重複著録。 明確注明增訂本、修補本或同一點校者不同出版社、同一點校者同出版社但編入不同叢書者則予以保留。 點校本與其他著述合册然獨立成卷者,亦從書中析出著録。 總集被析出影印者,若有相應點校本則同加存録。 今人點校的新編總集如《全元詩》 《全元文》 《全明詩》 《全明文》 《全粤詩》等成卷者酌情收録。 王守仁等人别集點校本甚多,僅從出版史或學術價值角度選擇著録,普及本、選譯本、青少年兒童版等通俗讀物酌情删除。
本書附録“影印叢書簡目”與“著者索引”兩種,以供讀者檢索。 “影印叢書簡目”按書名音序排列,系列叢書則相對集中後再以出版先後爲序。 同一叢書多家出版社重複影印者,正文僅著録通行版本,其他版本可參見附録,著録版本前加“∗”以示區分。 “著者索引”僅收明别集作者,編者、點校者不收。
本書編纂過程中,先後承蒙葉曄、李開升、王啓元、許建業、龔宗傑、鄭雄、杜歡、徐隆垚、楊宜師、林振岳、王英達、高虹飛、張文、王耐剛、黄阿明、段雙喜、陳誼、盧禮陽、陳英浩、王孫榮、南江濤、李偑、馬昕怡、張春國、沈從文、徐慧、王俊雙、杜怡順、顧雷、趙曉濤、俞芝悦、石曉玲、施雨露、何安平、葉楊曦等友人帮助,郭天琪、唐藝真同學協助做了初步統計工作,均致以誠摯的謝意。 北京孫劍先生專注于明别集的收藏,不僅惠示藏書目録,還贈我多種稀見整理本,助我良多;開升兄百忙之中賜序,尤爲感念。 如此規模之影印與點校出版物如何著録尚無先例,我們反復商討後摸索出本書體例,又遇滬上封城,部分資料難以覈驗,疏訛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編者謹識
2022 年 5 月 21 日
【免费在线读】
【序】：
古籍整理與文獻學相表裏,文獻學爲古籍整理的理論,古籍整理爲文獻 學的應用。 古籍整理的基本流程主要是查目録、辨版本、校文本,對應文獻 學的三大分支,目録學、版本學和校勘學。 明别集整理是明代文學文獻學的 基礎工作,也是對明代基本史料的校理。
從整體看,古籍整理實際上包括了古籍的收藏、鑒别、編目、校勘、輯佚、 出版等所有方面。 明别集的整理也是如此。 從收藏、編目方面看,自《文淵 閣書目》以下的很多公、私書目中收録了明别集。 這種收藏從性質上來説可 分爲兩種,一種是文本性收藏,一種是文物性收藏。 雖然明中期已經形成了 文物性藏書家群體,但明别集在明代還難以進入文物性收藏。 明代的藏書 家如范欽天一閣、祁承 澹生堂等均有八百種以上明别集,都是文本性的收 藏。 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録明别集七百多種,很可能也是來自他的藏書,也 是文本性收藏。 可惜的是,除了天一閣所藏目前尚有約三百種存世(閣中所 存不足百種,二百餘種存於海内外各大藏書機構)之外,祁、焦和其他大多明 代藏書家一樣,其所藏或散佚殆盡,或未見系統性流傳。
帶有文物性質的明别集收藏,大概始於清代大藏書家黄丕烈,據不完全 統計,黄氏所藏明别集當在六十種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有黄氏題跋。 目前 存世者四十餘種,均爲各館頂級善本。 士禮居流風所扇,明别集開始進入主 流藏書家視野,但短期内仍未能進入善本書目,比如瞿氏鐵琴銅劍樓和楊氏 海源閣的善本書目别集只收到元代,僅在海源閣的普通本書目《海源閣書 目》中收録了明别集。 稍晚的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别集部分達四十五卷,僅 在後一卷收録明别集,列爲附庸。 再晚到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十五卷 的别集中明代已占到三卷。 隨後出現專門收藏明本及明别集的藏書家,如陳田聽詩齋收録明别集善本二百餘種,鄧邦述專收嘉靖本,並爲藏書樓命名 “百靖齋”,收録善本明别集六十餘種。 張壽鏞約園收藏善本明别集一百餘 種。 蔣汝藻傳書堂得天一閣、聽詩齋兩家所藏,收明别集達四五百種。
前人对明别集的編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首先是《千頃堂書目》, 它是《明史藝文志》的母本,收録明别集數量之巨堪稱空前絶後,而且其編纂 體例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 比如其排序以科第先後爲主要標準,王國維 爲蔣汝藻編《傳書堂藏書志》時,明别集即用《千頃堂書目》之法排序。 其影 響所及,當代版本目録學的集大成之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明别集排序也 是采用的科第法。 另一部比較重要的書目是《古今書刻》,其所收明别集分 地區排列,對考察明别集的版本有重要參考價值。 另外王重民《中國善本書 提要》 也值得重視,蔣汝藻所收天一閣、聽詩齋所藏明别集,先入北平圖書 館,後因戰争輾轉流離,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這部分明别集大多可以在《中 國善本書提要》中查到比較準確而詳細的著録。
從出版方面看,古代明别集的整理刊刻有一些比較明顯的規律,比如别 集多由門人子弟或地方官員編纂、刊刻於家鄉或任職地,這對我們鑒别明别 集版本很有幫助,反過來,對比不同地區刊刻的明别集,也會加深我們對版 本學的認識。 再如許多作家在刊刻較完整的文集之前,會有單刻小集刊行, 而全集的流行往往會淹没單刻。 小集多出於著者自編,而全集則往往成書 於門生故舊子姪等後人之手。 此類文集的編刻其實也是對文人著作的一種 整理,而古人整理的原則與我們今天常有不同,比如不管作者自編或後人編 輯,往往都不憚於修改、潤色文字,甚至將整篇詩文改寫或撤换,使其文字面 貌在整理中發生變化。
古人編刻總集其實也是對别集的一種整理方式。 就明别集而言,較早 比較大規模的整理當推明嘉萬之間俞憲編刻《盛明百家詩》。 這首先是對明 别集的一次大型搜集和收藏工程,達三百三十家。 俞氏所收大多爲作家早 期刊行的别集,很多後世已不見流傳,因此其書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其後錢謙益編刻《列朝詩集》、朱彝尊編刻《明詩綜》、陳田編刻《明詩紀事》, 皆爲浩瀚巨帙。 其中《明詩紀事》所據明别集中有二百餘種流傳下來,可以 覆案。
今日學界所言古籍整理主要指民國以來的影印和點校。 明别集的成規 模整理,始自《四部叢刊》,大擴張於“四庫系列叢書” (《四庫全書》及存目、 續修、禁燬、未收、著録、底本等七大系列),至《明别集叢刊》 《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而專收明别集,均爲影印,規模宏巨,總量近萬。 點校則相對較少且 較分散,但總量也已有兩千餘種。 將這一萬二千餘種明别集整理成果匯總 編目,就是湯志波、李嘉穎所編《明别集整理總目》。
提到目録,常被引用的有兩句話,一句是王鳴盛所云:“目録之學,學中 緊要事。 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 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 師,未易明也。”這句話出自其《十七史商榷》 卷一條,此條講《史記集 解》分八十卷的問題,細味此條及下條討論《史記索隱》 《史記正義》之文,其 對目録的應用主要是據正史《藝文志》 《經籍志》查明《史記》三家注原本的 卷數,將目録用於考證,蓋即其所謂能校書、能讀書者。 目録可爲考證之資, 確實可以説明目録學之重要,但却並不足以稱“學中緊要事”。 目録的 本質是對文獻的分類排比,而許多學問的步就是分類,分類往往是學術 研究開端,甚至决定了整個研究的基本框架。 研究的資料從目録中檢得,檢 得的文獻再根據研究需要編製出新的目録,形成參考文獻和資料長編等,然 後依據基本文獻將研究對象分類,形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時也生成論文目 録。 可以説,廣義的目録或目録學貫穿了整個研究過程,這才是目録學當得 起“學中緊要事”的根本所在。
另一句常被引用的是章學誠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校讎通義· 叙》),幾乎成爲目録學不可移易的宗旨,其實這種認識大有可議。 通過 分析目録的分類可以窺見學術源流,圖書分類也應該盡可能照顧學術源流, 這一點没有問題,但考辨學術源流應該是學術史研究的目標和原則,而 不是目録學的原則,更不是原則。 目録是供查書用的,因此目録的 體例、標準應該服務於這一基本目的,也就是以方便查書爲基本原則。 不同 類型的目録體例容有差異,但共同的原則應該是方便使用。 比如藏書目録, 如果是藏書家自用的話,常依據圖書排架次序編目。 如明代李廷相的《濮陽 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録》之書按房間和櫃子分類排序,《四明天一閣藏書目録》 也是按千字文編號的櫃子順序安排圖書的。 如果按考辨學術源流的標準來 看這些目録,顯然方枘圓鑿。 館藏目録屬於藏書目録一類,通常管理員使用 的目録也是每個庫房一本。 如果要打破庫房界限按四部順序編製目録,一 般是爲了出版供學界使用。 使用者變了,標準自然也要變,而方便使用的原 則是不變的。 學術在不停地發展變化,學術源流也在變化;即使同一時間, 不同人對學術源流的認識也是不同的。 而目録爲了方便大家使用,分類需 要盡可能統一、穩定,而不宜爲考辨學術源流而不停地變化。 四部分類幾百年來保持穩定而不隨學術的巨大變化而變化,原因即在於此。
《明别集整理總目》 (以下簡稱《總目》)正是爲了方便學界查詢明别集 及其整理情况而編製的目録。 這個目録的作用及其爲研究者帶來的便利可 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首先,研究者使用明别集時,可以通過《總目》迅速找到整理本,還可以 進一步在諸多整理本中選擇影印本或點校本,再通過判斷、比較,選擇某一 種影印本或某一種點校本。 任何一位明代作家的整理本,一索即得,省去了 大量翻檢的辛勞。
其次,《總目》爲明别集的整理工作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清單,爲分析明别 集整理及研究現狀帶來了極大便利,是有志於從事明别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的學者的利器。 如嘉靖本《潛溪集》有《明别集叢刊》等六種影印本,洪武本 《宋學士文粹》有《中華再造善本》等五種影印本,乾隆本《新喻梁石門先生 集》、萬曆本《朱楓林集》也均有五種影印本,至於四種、三種影印本的情况更 多,而弘治本《楓林先生文集》却未見影印,整理工作很不均衡。 再如王世貞 詩文集被影印者僅中國版本就有二十二種之多,且其中大半都有兩種以上 的影印本,但其點校本却只有寥寥三種,且均爲小册,可見王集點校工作頗 爲滯後。 而王集影印本雖然很多,却仍有遺漏,如《入楚稿》《入晉稿》等尚未 見影印。
第三,《總目》對出版社古籍整理項目選題、圖書館、博物館館藏古籍整 理規劃、地方政府整理地方文獻都有較爲直接的幫助。 近年在政府主導下, 古籍得到全社會極大關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得到空前發展,越來越多的出 版社涉足古籍整理領域,圖書館、博物館一方面出於社會需求,另一方面也 有自身發展需要,開始制定館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地方政府也越來越重 視地方文獻整理,各個省級、地市級甚至縣級的地方文獻叢書紛紛立項、出 版。 明别集是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本書對明别集整理書目的匯總,顯 然對這些工作具有直接的參考作用。
第四,《總目》不僅將各種常見或不常見叢書中的明别集以及大量單行 出版的明别集匯集在一起,而且搜集了許多未曾公開出版的明集整理本。 志波兄十多年來一直專注於搜集明别集的整理本,幾乎每次見面都會談到 他爲了搜集某個非常冷僻的整理本如何山重水複,尋得後又如何白日放歌。
《總目》中收録的近百部自印本和内部出版物就是他這番心血的見證,如臺 北市駱姓宗親會 1970 年自印本《駱台晉先生文集》、永康李氏還讀齋 2005年自印本《王麓泉集》、福安縣圖書館 1980 年自印本《葛衣集》、開元文化企 劃 2004 年自印本《鳴玉集》以及文成縣政協文史委 2010 年内部出版物《盤 谷集》、雲霄縣人大常委會 2009 年内部出版物《雲山居士集》、達川市方志辦 1998 年内部出版物《天問閣文集》等。
《總目》的編排體例也有值得探討的地方。 《總目》爲明别集專科書目, 因此不存在分類問題,面臨的主要是類别内排序問題。 斷代别集一般按時 間排序,這方面也没太大争議,需要討論的是以什麽時間爲標準。 《總目》是 以人物生年爲準,是當代比較常用的做法,《總目》編者曾出版《明人年譜知 見録》,掌握大量明人比較準確的生卒年,爲此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不過在 明别集目録的編纂史上,時間標準却有多種選擇。 前面提到過,自《千頃堂 書目》《傳書堂藏書志》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是以科第先後排序。 《明 史藝文志》則是按以人物政治活動的時間先後爲序。 因此時間也有多種 標準。
我們比較一下生年排序和科第排序的優劣。 生年排序的優點首先是可 以把一個人的一生都考慮進來,比較全面。 其次是標準簡單明了,容易操 作。 其缺點是生年往往不易獲得,更難準確到月、日。 古人傳記類文獻除了 行狀、墓志銘等少數體裁之外,常不記載生年,而很多人連傳記也没有,生卒 年考難殺學者。 科第排序的優點是準確時間相對更容易獲得。 古代科舉發 達,明清達到巔峰,科舉文獻非常豐富,不僅有幾乎完整的進士題名碑,而且 人物傳記基本都會重點記録科第情况,還有大量的地方志不僅對進士大書 特書,而且舉人甚至部分貢生也會詳細記録科份、姓名及終官。 另外科第時 間對人物有特殊意義,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畢業參加工作時間。 以這個時間 爲準,某種程度上可能更能從社會活動的角度反應人物的實際情况。 但科 第排序也有明顯的缺點,首先雖然科第很重要,但畢竟不是一個人的全部生 活,不如生年更全面。 其次科考未中或未參加科考者難以安排。 從《中國古 籍善本書目》中明别集的情况來看,雖然進士、舉人佔了大多數,但二者之外 的貢生、藩王、武將、商人、僧人等也有不少,這些人作品的次序安排就很費 斟酌。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將科第排序運用到淋漓盡致。 它以進士搭建基本 的排序框架,首先按進士科份排序(同科進士按名次排序),其次是同科(即 進士科份的前一年)舉人。 至於貢生、藩王等人,則排在本朝(如嘉靖朝) 後一科之後。 偶爾也會有極個别的例外情况,比如何良傅爲嘉靖二十年三甲第七名進士,正常排序,其兄何良俊爲嘉靖十二年歲貢,並無進士、舉人功 名,按體例應排在嘉靖之末,但實際却排在了何良傅之前,突破了規則。 有 時候也會因體例原因出現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如王寵置於正德之末,與文 徵明、蔡羽等友人相近,但其兄王守爲嘉靖五年進士,反而在後。 如果將王 寵調整到嘉靖之末,其時他已去世三十多年,顯然不妥,這是體例本身的缺 陷。 另外還有一些,如方獻夫爲弘治十八年三甲一百五十六名進士,却次於 同科三甲一百九十八名孟洋之後;左國璣爲正德十一年舉人,却次於正德十 六年進士之後;霍涯爲嘉靖八年二甲進士,却次於三甲之末,這些應該屬於 疏誤,非體例之過。
早在明嘉靖年間,致力於整理明代文獻的無錫俞憲編成《皇明進士登科 考》,隨後又輯《盛明百家詩》,皆爲一代經典。 志波兄爲俞氏五百年後之同 志,多年來致力於以詩文研究爲中心的明代基礎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手 中積累了大量成系統的資料,他不願獨享,遂於 2020 年推出“明人研究基礎 文獻叢刊”種《明人年譜知見録》,《總目》即第二種,兩者分别有關傳記 與詩文,恰與俞氏二書相應。 我與志波兄相識於復旦古籍所的課堂上,十年 來在明代文史研究中一起成長,這次他打破名家作序的慣例,命序於我,我 雖自知淺陋,但想到昔日俞氏《皇明進士登科考》闕洪武朝三科進士題名,賴 范欽天一閣藏登科録而全,我雖無東明公之能,或許也能爲明代文獻整理工 作略盡綿薄,遂勉力成文以報。
壬寅上元後二日李開升於天一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