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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历时代巨变,探索变局背后的能量与忧患
自1914年受北洋政府之邀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亲历了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惨案、国民革命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20世纪初中国的大变局。他探索中国文化中“挑战时间的力量”,批判欧洲人在中国引发的“白祸”,也忧心革命中中国传统审美和中国精神的“没落”,敏锐地揭示出了变局背后的能量与忧患,为理解这一时段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描摹众生苦乐,填补百年前空缺的历史细节
在华11年,安特生所结识、交往的既有袁世凯、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这样搅弄风云的大人物,也有人力车夫、仆从、兵卒、农夫农妇等为时代所摆弄的平民百姓。他以200余幅弥为珍贵的照片与细致逼真的文字描摹,全方位地展现着那个时代中国的众生相,填补了诸多空缺的历史细节。


【内容简介】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作者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者,对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巨大贡献。1914年北洋政府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自此他成为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如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多元政治、袁世凯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多种科学机构的创立等等。著有《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黄土地带》等书。

译者
主译: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全球史、德国哲学以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大阪,2017—2018年度)会长以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自2017年)副会长。主编的刊物有《全球史》、《寻找》、《东亚文化交涉学刊》(英文)等,有论著、译著、编著多种出版。


【媒体评论】

“龙与洋鬼子”,这是中国与西方沟通折冲的一个隐喻。这本亲历记像一幅风俗画,用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图像,透过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讲述了百年前活生生的中国故事。捧读此书,你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定会加深了解,并有所反思。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丁文江、袁复礼等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使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开创伊始,就具有相当高的国际水平。李雪涛教授及其团队翻译的这本《龙与洋鬼子》,使中文学界的读者可以拨开种种意识形态的迷雾,直接聆听这位“洋鬼子”的讲述,功莫大焉。
——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

大量手闻所未闻的材料,作者的细致观察,基于人道关怀的迭出洞见……这本了不起的著作,是极其难得的记录,让我们有机会再次体会发生在百多年前我们先辈经历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们又如何折射出、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他者的视角对于自我理解至关重要。这本迷人的著作,给20世纪初中国的演变,提供了新的洞察。
——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目录】

导 读/李雪涛
前 言
章 中华帝国
第二章 北方与南方
第三章 中国农民
第四章 中国经济
第五章 苦力
第六章 红山插曲
第七章 旅途中的老妇人
第八章 活的中世纪
第九章 寺庙之国
第十章 满人与革命
第十一章 宜昌之龙
第十二章 专制君主的倒台
第十三章 重归龙旗下的北京
第十四章 曹哥小传
第十五章 军阀
第十六章 春天的预兆
第十七章 传教士
第十八章 白祸
第十九章 上海的五卅惨案
第二十章 未来
第二十一章 民族主义
第二十二章 国民革命(1926—1927)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前言

当瑞典出版商要我讲述我在为中国服务11年的印象和想法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表达我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在中国,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第二故乡一般。
中国现在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但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的主要是这些革命、内乱、掠夺和政治阴谋的外在叫嚣。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科学和文学先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因此我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的崇高价值和生命力。
借此我也有机会反思一下在东方的外国人的活动,如果说在这个领域我有一些尖锐的评论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为我们白种人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所以我不能忽视任何可能损害我们良好声誉的事情发生。
因此,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描述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这是其一;其二是讲述中国在适应西方机械工业生活方面的艰巨使命。
很自然地,我无法全面地讨论这个微妙而繁杂的问题。我主要描述了我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了使得在几章中对我所描述的印象保持当下感,在这些章节中,我给定了日期,并可以明确地确定其中一些是从写于1915 和1916 年的札记中来的。
当本书于1926 年在瑞典首版的时候,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事态发展如此迅速,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有必要探讨一下北伐战争的后期发展,这场内战正在动摇帝国的根基。因此,我为这本美国版撰写了两个全新的章节,以使革命的故事和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故事保持了状态,但即使是现在也不能清楚地预见这场战争的结局。
在本书中有关我的科学研究只是粗略地谈了一下。我的妻子协助修改了书稿,我的秘书英格丽德·斯塔克(Ingrid Starck)小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同样感谢埃森(I. Essen)夫人对书稿终细节所给予的卓有成效的帮助。


安特生
1928年8月1日于斯德哥尔摩


【书摘与插画】

第四章 中国经济
一天晚上,我们在河南和陕西旅行时,沿着从河南府向西通往陕西的大路,走进了硖石村一个朴素的小客栈。天黑了,我在院子里踱着步,等着我们迟到的仆人和驮着行李的牲口。
突然,一个苦力悄悄地从大门溜了进来,他扛着两个同样大小且重量相等的担子。与苦力在扁担的压力下移动时明显的困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个子的矮小使我很是好奇。接着进来一个又一个,一共五个人,他们熟悉这片土地,走进一个小房间,放下他们的担子,喝了一碗温水,点燃了他们的烟斗。
我忍不住叫来我的助手郑先生,请他把这些“旅客”的差事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苦力是从陕西的西安府来的,要前往河南府,有二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现金”,也就是说中国的旧铜币,他们长途旅行的目的是把这些铜币兑换成银币。幸运的是,几天前我就曾深入地了解过这件事,这让我立刻明白了铜和银两者之间的关联。由于大战期间铜价的上涨,一些聪明的日本人发现,把中国铜钱买来,将其中的铜还原出来是件好生意。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开始向日本大量出口现钱,这一贸易终呈现出如此规模,以至于中国财政部也认为,应该开始从流通的铜钱中收集和提取黄铜。
但还是让我们回到苦力的话题上来吧。根据郑先生提供的信息,每个苦力携带的两个担子的价值约为4美元50美分,以瑞典货币计算约为17克朗。换言之,在中国,在一个地方廉价购买流通的铜钱,将这些价值10美元的担子运到250公里以外的地方卖掉是值得的。买卖双方的差价多也不过是每人一担货物盈利几克朗,为了这个价格,苦力不得不往返十天的路程,此外还要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的工资。而且,此事可能并不是苦力能承担的,他们只是西安府一个商人的手下而已,他们将铜钱卖给了河南府的另一个商人,这样一来,前者就可以在交易中分得一大笔利润。
类似的例子我还可以举上很多,它说明了中国劳动者的工资之低以及他们极其简朴的生活水平。
至于交换手段的使用,在许多地方,现金(流通的铜钱)是使用的,一枚铜钱的价值约为1 美分的1/35,这便使得人们有兴趣去深入理解中国零售交易的简易之处。
如果雇主是中国人,每天5.5分至7分钱的工资是可以接受的,而没有经验的外国人可能会很高兴地以17分至22分钱的价格获得一个搬运工或一个助手。
如果我们认为,不仅要为苦力本人,而且还要为他的家人(通常包括一大批儿童)提供较高的正常工资,那么很明显,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对一个美国劳工来讲,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
肉类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每年的重大节日,特别是新年才会出现。对于华北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必须放弃他们每天都吃米饭的观念。大米是富人的饭食,穷人靠小米、玉米、高粱、各种豆类、卷心菜和洋葱养活自己。树叶有时甚至是他们菜汤的主要成分。尽管价格极其便宜,但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这种饮食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当然,我在一些地方看到过肚子饿胀的孩子们,但一般来说,中国男人是瘦而结实,女人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乡下人不需要购买商品就能维持其简单的生活。在山西南部的山区村庄里,除了盐和少量的铁器外,农民几乎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这些人懂得知足常乐的话,而且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心地善良的人是不会经常地被强盗和税吏的恐惧所骚扰的,尽管有时也会有蝗虫、干旱和发洪水等天灾,但他们的生活一般来讲会非常幸福的。
中国国内经济的一个自然阶段是对所有废物的利用,其程度是我们欧洲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从富人家的废渣堆里扔出来的煤渣,马上就围上了满身灰尘的小男孩,他们挑出未被烧尽的煤渣。收旧衣裳的人的生意非常重要,尤其是妇女,她们常常背着旧衣裳包,抱着一个正在哺乳的孩子,安静地走着。
中国人热衷于储存的主要东西自然是天然肥料。如果你在直隶省的道路上走上很长一段路的话,就会注意到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是过路的驮畜休息和“出恭”的特殊场所。这只是在道路旁挖掘的一英尺深的长方形的坑,其整个的宽度和长度足够容纳一头骡子,里面铺着高粱秸秆之类的东西,一则提示疲累的骡马这柔软的地方可用来歇息;二则也可收集它们留下的粪便。一旦有一匹骡子、驴子或是小马率先在这块地方排下自己的粪便,后来的牲口势必难以自禁,停下来照葫芦画瓢。假设一个旅行者带着一支由十只驮畜组成的商队前进,骡马在这里排便,既是对牲口本身的盘剥,也耽误了旅人的时间,可安慰的是道旁不断高耸的那座臭粪堆,证明它们的“供品”没有白费。
一个外国人曾经告诉我,在古时的中国宴席上,走进后院来报答主人的好客是一种好的形式,尽管这一说法也许并不完全可靠。然而,事实上,收集粪便是一项与收旧衣裳的人享有同样高声誉的职业,尽管与此相反,收集粪便更是男人从事的工作,不仅包括孩子和老人,实际上也包括壮年的男人。拾粪的设备是一个截短了的圆锥形状的木制容器,用一把放在后面的小铲子,能很便利地收集起街道上的粪便,然后可以巧妙地从肩膀上扔到容器里。这不仅有骡马、狗的粪便,也有猪和人的粪便,这是因为人以及这些牲畜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街道上的缘故。
在北京,一车粪肥能带来12 美分左右的惊人价格,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工作是有利可图的。在一个名叫斋堂的山村,我偶然发现在一座庙宇后面有个小男孩从粪堆里偷东西往篮子里装,看到他那负罪感的神情,我感到滑稽。
在任何一个方面,这种急切的收集都没有比获得燃料更值得人们注意的了。没有可燃的东西经过家门,孩子们只能走出村庄去收集树枝和干草。他们不仅收集高粱的粗秸杆,高粱可以长到一个人的两倍高,我还见过他们将草连根挖出,然后把土抖掉,剩下的草用来做燃料。
但这种为生存而辛勤劳作的做法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在他们采集树枝和可燃草的许多地方,其实在只有几英里远处就有极好的无烟煤,但由于道路简陋,加上缺乏购买力,煤炭只能供当地消费。更糟糕的是,山里的人用可怜的树枝生火,而自从原始森林被砍伐以来,山里就没有树木了,每一棵树的枝条都被小小的砍柴人无情地砍掉。在寺庙中或在断崖上无法接近的地方的树木,还没有被砍伐,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树木现在就生长在可怜的裸露的山上。林业是一个神奇的词语,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将改变中国北方广大山区的景观,创造新的生命源泉。但要取得任何重大成果,都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力,因为任务是极其艰巨的,特别是考虑到9月至第二年6月的干旱少雨的情况。
缺乏适当的道路对旅行的外国人来说是极其不快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建立了绝不可轻视的铁路网,但是乡村公路是个大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政府要员们的关注。这个国家被许多非常古老的公路所横穿,其中有些地方的交通非常拥挤,任何一个习惯了我们建设得比较好但空无一人的道路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是,这些大动脉日夜都聚集着旅行者、驮畜、赶车人、两轮车、独轮车和其他运输工具,除非陡峭的山口或水道使得一些地方的人不得不进行干预,大部分的道路都不是人工建造的。否则,这些著名的帝国道路就要穿越平原和山脉,其间也会有绕道的现象,并不断与耕地发生冲突。事实上,这些无定形的道路被允许在耕地上寻找新的道路,这有趣地证明了中国农民的随和宽容,他们满足于在新的道路上挖几个浅而曲折的坑而已,而在类似的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会求助于法律的保护,或者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会求助于铁丝网和猎枪。
西方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是支配性的,是通过简化货币和采取措施,打破税收壁垒和消除中间商,努力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变得简单和便宜。在中国,这种趋势似乎恰恰相反。
人们只需要对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有点实际的认识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只能粗略地谈一谈。
北京和其他城市通常的兑换标准是墨西哥鹰洋(约合48分)。一鹰洋名义上分为100分,每1分又可以分为10厘现金:但消息灵通的经纪人会知道,此时每一枚铜钱的价值已大幅下降,一鹰洋可以换成110枚到130枚的铜钱。相反,如果我拿1 鹰洋到一家商店去买一件价值30枚铜钱的东西,而且由于缺乏经验或考虑不周而没有零钱,我只能拿回70枚铜钱;换言之,店主就可以从中多赚10到30枚铜钱。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去天津做一次为期三天的火车旅行,在帝国饭店用一张北京签发的钞票付账,就只能打一定的折扣,这就意味着无论在哪里兑换,都必须准备损失一笔或多或少的本金。这是从流通货币中到处提取微利的常规程序。
每一个新来的外国人都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反复无常情况感到惊讶,并要求进行货币改革。但经过仔细研究,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对利润的巨大兴趣强烈反对改变的做法。在我看来,在荒山上种植绿色的树木比改革中国的货币体系更容易些。
如果我想租房,通常不可能跟房主本人谈,我根本见不到他。取而代之的似乎应当由一个中间人来安排此事。但当一切都清楚了之后,他会告诉我,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额外租金,必须支付给他和其他三个或四个先生作为佣金,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交易有关。如果我生气,中间人会对我的无知抱歉地微笑。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奇怪的安排是一种既定的习惯,他们会据此行事。
毫无疑问,这种创造非生产性利润的做法是使剩余人口获得生计的众多手段之一。其他的谋生手段,如偷盗和贿赂,虽然没有合法化,但却非常普遍。
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个多么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啊!然而,我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时间,因此我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外在的观察。
土匪活动是一种现象,在对被烧毁的村庄、出其不意被攻击的商队、惩罚性的征服以及其他技术改进进行现实描述之后,可以看出这是无法消除的。中国人天生是不爱惹事的,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商人,因此成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跟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
在山西的一次旅行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也许能说明上述的问题。闻喜县(Wen His Hsien)的县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强盗团伙的故事,据说这个团伙在我们要去的山路上实施抢劫。我们实际上被当作囚犯关押,因为县长对我们之后的行动并不负任何责任。
当时已经旱了很久了。这种情境对农业非常不利,在向水神“龙王”求助未果后,这一地区的人们终于束手无策,只有恳求外国传教士向他们的上帝祈雨了。
我们跟县长在一起开了一个长会,后答应等一天,之后无论如何会有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的助手郑先生高兴地向我敬礼:“现在他们不再抢劫了,得回家种地去了!”
这种认为做土匪是他们干农活以外的一个行当,是一种季节性的职业,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去从事的观点,我对此有很多话要说。1915年10月,我和新常富(Erik Nyström)教授在中国北方的红山上从事挖掘工作,当时大约有五十名苦力帮忙,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表现很好的家伙中有许多人在闲暇时候,在没有更好的工作的时候,会从事抢劫活动。
在我们继续山西之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异常和蔼可亲的警官,他负责护送我们,曾经亲自抓捕了许多强盗,而且掌握了大量与这些强盗相关的信息。在我问到有关强盗的来源问题时,他有把握地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强盗是由于行窃的恶习而成为强盗的,而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由于迫不得已才去作恶的。
但是,尽管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社会改革和开辟新的就业领域来打击土匪,但如果对贿赂采取比现在更严厉的措施,对中国社会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这样严厉的制度在古代是受人尊敬的。一位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年轻中国人近告诉我,历史上蕞大的贪污犯是乾隆皇帝(中国的太阳王)统治下的一位宰相,正是在乾隆的统治下,中国迎来了后一次的昌盛。清朝统治末年的腐败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袁世凯的大量严厉惩罚措施表明,这种习俗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亡。
但在这一领域,我们也必须为充满悖论的经验做好准备。看来,按自古以来的惯例,收取佣金至适度限额的制度是得到支持的,要打破这一制度,将比货币改革更为困难。对于微不足道的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完全听天由命了。
在我来北京的头几个月里,有一个漂亮整洁的小学生到我家里来,他在假期里四处推销丝绸刺绣,我当时觉得这些东西非常漂亮,但后来发现却很普通。我买了一些,总共花了不少钱。当他拿到钱就要走的时候,却要我跟着他走出门,不然看门人会从他身上榨取一定比例的提成。我对这种事情感到愤慨,按他的要求做了,看到他并没有受到干扰就走到街上。
但从那时起,我对在这里的生活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我意识到,在那一次,我是如何让一个小偷抢走了我自己仆人合法的财产,并堂而皇之地溜出了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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