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此书涉及北宋精英社会和文化中的孝道和习俗转移，丰富了我们对宋代士人生活和北宋朝廷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的理解，将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话题——孝道的深入式研究著作。书中涵盖了包括2000多篇墓志铭在内的广泛的语料库，作者精心地将这些史料纳入北宋士人的孝道实践这一解释框架之中，并使之深深扎根于具有说服性的史料解读。
【内容简介】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在这本深度研究著作中，作者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不仅标志着政府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
【作者简介】
张聪，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著有《行万里路：宋代旅行与文化》，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与姚平合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与伊沛霞、姚平合编）等。
刘云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海外汉学（侧重宋代）的译介等工作。著有《内忧外患：东封西祀一场空》《（宋史）宰辅列传补正》《吕颐浩年谱》等。
【目录】
【前言】
中译本前言
很高兴《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中译本能如此之快得以出版。这首先要感谢师姐姚平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余鸣鸿老师。在本书还只是校样的时候，师姐就把它推荐给了余老师。余老师很快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联系并签订了中文版的出版合同。经朋友塔夫茨大学许曼老师介绍，我随即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刘云军老师联系。刘老师立即答应承担本书的翻译。承各位师友相帮，使本书的出版进行得如此顺利，在此一并致谢！
刘云军老师为翻译此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自然不是一句简单的感谢就能一笔带过的。我与刘老师之前从未谋面，但已从他的诸多译作中熟知大名。这一次与刘老师合作，深为他的文字功底、做事效率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折服。举两个例子为证：其一，在英文原作中，为避免过多人名干扰阅读体验，对很多不为人熟知、在书中出现频率很低的宋人，省略了其字号，只以姓氏代称。刘老师在翻译过程中查找并补全了所有人的名字。其二，本书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全宋文》，原注释中只标明了作者及《全宋文》的册数、卷数和页码，没有列出文章标题。刘老师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增补了这方面信息，还对几处引文和我对原文的理解错误予以纠正，并加译者注。能够遇到如此负责的译者，实属幸运！再次对刘老师表示感谢！
我在英文前言中已经提到，本书是之前宋代旅行文化一书的自然拓展。前书着眼于频繁远宦在宋代士人身份认同，士人社会文化生活，及新的人—地关系形成中的重要意义。本书则关注同一批精英人士如何平衡自己的问学入仕志向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遭遇既有共同之处，同时又有多样性。几乎所有人都曾在孝亲和仕宦之间陷入两难，甚至“多”难的处境。这个项目历时远超预期，主要原因是考察的重点几经大的调整。而终选择从孝道的角度来体现宋人及其家庭的诸多情感困扰和理性选择，部分得益于对当代人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的观察而引起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许可以拉近我们与古人的距离。
本书的初衷之一是讲述一些真实的，人性化的故事。虽然受学术研究的局限无法进行过多润色渲染，但仍希望书里很多简短的叙述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生活在千年以前的父母儿女，男女老幼们复杂多样的经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尽力建构了不下几十个家庭或看似普通或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因多种原因，有些被迫忍痛割爱，终没有写进现有的章节。这次借中译本出版，把成文的有关“南丰曾氏”和“为祖父母守丧”的部分压缩篇幅，分别加入了、第二章， 使之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
张聪于2021年岁末
【免费在线读】
第四章
追思忆往：作为孝道表达形式的墓志书写【118】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赵氏在儿子安某的官舍中去世。在计划安葬的过程中，安某准备好母亲的行状，把它寄给了强至（1022—1076），并提出了以下要求：“不孝不能致封号之荣于父母之存，今死且葬，若妇仪母规又将泯而不克纪，是重不孝之恨于已穷，君忍不铭吾母耶？”
北宋墓志铭和书信来往中保存了数以千计类似的记录。士人们在准备安葬父母时常常求助于朋友同僚以期彰显父母的名节美德。安某的原信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强至为赵氏所作墓志铭中保存的信件片段，却揭示了墓志铭作为一种纪念文化和孝道表达形式的重要性。对安某来说，找一位名人给母亲写墓志铭是一个孝子应该，也是必须做的事情，尤其是在他没有为母亲赢得任何封赠的情况下。安某于是准备好母亲的行状，求助于好友。强至当然理解安某对他的期望，尽职尽责地把赵氏描绘成一位异常贤惠的女人。此外，强至的作品还赞扬了安某作为孝子渴望母亲不朽的愿望。赵氏墓志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关安某的请求和强至与安某两人关系的叙述。鉴于他对安某品格的钦佩，强至写道：“某又何可辞？”
本章以数百方墓志铭、个人书信和专门讨论墓志铭写作的文章为依据，探讨北宋时期墓志铭书写作为一种重要孝行的确立。这一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首先，北宋墓志除了作为墓主传记，常常用很大篇幅讨论墓志铭的功能和人子为父母获得墓志铭的责任。其次，这些文本会例行公事地详细描述成功为父母求得墓志铭的儿子（通常是仕宦之子）在想方设法打动墓志作者时表现出的非凡的孝道情怀。这种叙述的结果之一是，在以追思缅怀父母为目的的文本中，凸显了家庭中仕宦之子的作用，并因此把他塑造成了孝子的楷模。【119】第三，墓志铭作者在其作品中通常会提及他们与死者和求铭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这种关系，他们把自己塑造成杰出孝道表现的积极倡导者，并将墓志铭转化为表达孝道的理想的，重要的工具。
除了强调墓志铭在北宋精英孝道观念中的重要地位外，本章的另一个目的是阐明使墓志铭书写过程复杂化的诸多因素。作者的拖延和敷衍以及死者家属的过分的和不合理的要求是造成双方长期扯皮和互动不愉快的原因。由于缺乏社会关系或与有名望的作家的交往，许多士人终未能为父母获得墓志铭。生活中的其他不确定因素，如政治上的失意和英年早逝，也给本已艰巨的任务增添了更多的困难。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对及时完成丧葬礼，以及对孝子的刻画和自我认同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