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柯林武德重要遗作中文版完整面世，集中反映柯林伍德生命后十年中的历史哲学思考。
【内容简介】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其遗作《历史的观念》为其赢得了无限声誉。而《史学原理》是柯林武德生前计划作为《历史的观念》的姊妹篇共同出版的另一卷历史哲学著作，并对其寄予厚望，甚至视为毕生之作。遗憾的是，柯林武德去世前只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写作计划，且手稿始终未被后人发现。
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发现《史学原理》手稿，本书即根据这份手稿编辑而成，同时还增补了八篇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在这些手稿中，柯林武德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德雷和杜森两位编者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导言，对手稿的内容、编辑始末和所涉及的柯氏历史哲学思想之问题做了深入介绍。此次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文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对于学界的相关研究亦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学家，被誉为20世纪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之一。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1927年起为罗马史讲座教授，1935年起为温弗莱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直至1941年退休。著有《哲学方法论》《形而上学论》《历史的观念》《自然的观念》《自传》《新利维坦》等。
编者简介：
W. H. 德雷（W. H. Dray, 1921—2009），渥太华大学哲学荣誉教授，著名的历史哲学家，著有《历史学中的规律和解释》《历史哲学》《作为重演的历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等。
W. J. 冯·德·杜森（W. J. van der Dussen, 1940— ），荷兰开放大学人文科学教授，著名的柯林武德研究专家，著有《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论柯林武德、历史学和文明》等。
译者简介：
顾晓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
【目录】
致 谢 １
编者手记 ２
编者导言 ３
部分 历史学诸原理
卷导言 ３
章 证据 ７
第二章 行动 ３９
第三章 自然与行动 ７７
第四章 过去 １０６
历史学与哲学 １０８
第二部分 历史哲学论文和笔记(１９３３—１９３９)
通向一种形而上学笔记 １１３
作为理解现在的历史学 １３５
就职演讲:粗略笔记 １３８
作为历史的实在 １６３
历史学家能够不偏不倚吗? １９９
历史编纂学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笔记 ２０９
历史编纂学笔记 ２２５
自然与心灵讲座的结论 ２４０
参考文献 ２５８
索 引 ２６３
译后记 ２９1
【前言】
一、 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在哲学分支的数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不过，他为知名的工作还是在历史哲学领域。实际上，许多人认为他不仅是这个领域的一流理论家，而且是一位使用英语来表述的哲学家。柯林武德于1943年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一系列观念，有力地为在历史哲学领域工作的人设定了行动的议程。令人惊讶的是，柯林武德主要是通过他的遗著《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获得了这个崇高的地位，而这部著作是由遗稿执行人马尔科姆·诺克斯爵士（Sir Malcolm Knox）将他的大部分演讲笔记和手稿放在一起编辑而成的，尽管作为补充，柯林武德在1939年出版的《自传》（Autobiography）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历史观的发展历程。在柯林武德有生之年，除了后期工作（不包括1924年出版的《心灵之镜》[Speculum Mentis]）将历史的兴趣提升为一种探究形式之外，他还在20世纪20年代零散地写作了一些关于历史哲学的文章，但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
威廉·德宾斯（William Debbins）将这些论文汇编，于1965年出版，题名为《历史哲学论文集》（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他关于历史思想进展的“临时报告”，作为英国历史协会的小册子于1930年以“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为题出版；两篇公共演讲——一篇是《历史的想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这是柯林武德1935年当选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另一篇是《人性与人类历史》（“Human Nature and Human History”），这是他1936年入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的演讲。诺克斯将这两篇演讲也编入《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后论”部分（《历史的观念》，第205—249页）。
关于历史思想的核心观念，柯林武德认为历史探究是或应当是“自律的”（autonomous），更具体地来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众多著名的柯式学说中，跟这一立场紧密相连的是，历史学家需要把他的结论建立在证据（evidence）而非证词（testimony）之上；历史学家要在他的研究中把系统性的提问放到首要位置；历史学家努力构造过去时要进行规范性的想象（disciplined imagination）；历史学家需要把表达思想作为他们兴趣的中心；历史学家要通过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人们所表达的思想来探寻对行动的理解。此外，柯林武德还强调历史学家研究题材的个体性，强调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强调历史的过程性特征，强调历史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当下的必然相关性。更重要的是，柯林武德坚持认为，历史哲学家要密切理解和认识历史研究的实际工作程序，只能“从内部”来展开哲学的批判。基于此，正如柯林武德所声称的那样，他是从历史研究的手经验中得出自己的史学理论，他经常也就被视为卓越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家（the historian’s philosopher of history）。柯林武德肯定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哲学家，他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写作历史，从而获得了实践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地位，这可以从他被同时任命为牛津的罗马史和哲学教师得到证明，可以从他出版有关罗马不列颠历史的两本专著和大量论文得到证明，还可以从他出版的许多考古学论著得到证明。很多人都将历史学著作和考古学著作看作两种不同标准的著作，但在柯林武德看来，考古学与历史学是有着紧密关联的研究。实际上，柯林武德一生当中，比之他一直念兹在兹的哲学著作，他在这些“次要”领域的工作使他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解释者对于柯林武德著作的解释所遇到的困难，部分是由于他写作迅速，部分是由于他总是在“用笔思考”（thinking on paper），这使得他的想法随时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柯林武德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改变原有的想法。诺克斯在《历史的观念》一书的编者序言中，首次试图将柯林武德的思想划分了几个阶段：从早年到1924年《心灵之境》出版的形成时期；柯林武德处于事业的漫长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柯林武德写作了《哲学方法论》和《历史的观念》一书的大部分章节；随后是柯林武德陷入怀疑论和性情易怒的时期，诺克斯认为写于这一时期的《自传》《形而上学论》《新利维坦》都是这些特征的表现。然而，诺克斯更关心柯林武德的哲学观，而不是他的历史观。与作为一种探究形式的史学理论——柯林武德自己有时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哲学——更直接相关的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他在《自传》中所提到的1928年所获得的哲学“启示”，他首次形成了历史理解需要重演过去思想的观念。与这一重大转折相比，柯林武德后来历史观的变化则相对较小，虽然他自己认为他后的工作与之前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二者很难等量齐观。然而，诺克斯把柯林武德1935年至1936年写作大部分《历史的观念》的时期和1938年至1939年写作《自传》和《史学原理》的时期归于同一阶段显然不妥。人们划分柯林武德思想发展阶段的另一种方式，是认为柯林武德有一个从实在论哲学向历史的观念论转变的过程，尽管他本人拒绝了“观念论者”的标签。事实上，在他专门讨论历史学的著作中，往往可以找到这两种立场的痕迹。
诺克斯在《历史的观念》的编者序言中说到，柯林武德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研究历史学的性质和意义，诺克斯认为这是他二十多年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高潮。以1936年以来的大学讲稿为基础，柯林武德计划将《历史的观念》作为另一本书的姊妹篇出版，尝试对从希腊至今的欧洲历史思想的发展进程进行历史的考察，这基本上是后来《历史的观念》一书的第II—V部分；另一姊妹篇的标题是“史学原理”。柯林武德去世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为后者计划写作的三分之一，这是他1939年在荷兰东印度群岛航行时完成的。但是，诺克斯决定把柯林武德关于历史的文章编成《历史的观念》一书，而不是柯林武德初计划的两本书，他仅仅从《史学原理》手稿中选择了三节，还不到原初可用手稿的一半，他认为其余的手稿没有足够大的价值或足够高的质量以供出版。
随着人们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了几本重要的解释著作，对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在不断增加，人们对诺克斯的编辑意见常常感到不解。令人感到更不解和遗憾的是，柯林武德本人对他想要说的东西赋予了崇高的价值。柯林武德不止一次提到他所计划的著作，因为他相信他的整个哲学经历都在为这一工作做准备，而且他希望这些著作能够流传下来。因此，当人们得知柯林武德几千页未出版的手稿1978年初由他的遗孀凯特存放到牛津大学新博德利图书馆，人们普遍希望在其中会发现《史学原理》的原稿。这些手稿确实包含了大量关于哲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主题的材料，其中有许多都跟历史哲学有关；1980年进一步存放的手稿，主要是1921年至1940年的道德哲学讲义，也有关于历史哲学问题的不同观点的材料。这些资料中的许多内容已经成为对柯林武德思想发展感兴趣的学者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有些手稿已经全部或部分出版了。但是，《史学原理》的手稿却不在其中。牛津大学出版社给的说法是，诺克斯完成编辑后，很可能销毁了手稿，这在那时也是正常的做法。因此，这些手稿可能就无可挽回地丢失了。人们只能根据一个简短而又让人遐想万千的纲要来猜测它可能包含的内容，这是柯林武德在他开始写作之前，在一份名为《历史编纂学笔记》（“Notes on Historiography”）的手稿中所提到的。
二、 丢失的手稿
相当令人振奋的是，1995年初，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在其档案中发现了《史学原理》的原始手稿。他们同时还发现了柯林武德为“自然与心灵讲座”所写的两个早期结论，诺克斯在编辑《自然的观念》时，放弃了这两个早期结论，而选择了第三个结论。在柯林武德死后出版的《自然的观念》一书就源于这些讲座。《史学原理》的手稿包含了一些令人惊奇的内容。在这里，柯林武德提出了一些关于历史探究的新学说，并以可能引起争议的方式发展了一些旧的学说。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发现重新找到的文本偏离了“本书计划”的大纲——这是柯林武德在《历史编纂学笔记》中所描绘的。
按照“计划”里所提出的，此书的规划如下：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前两个部分各分为四个章节，第三部分的内容仅以较一般的讨论方式来展开。在介绍了“历史”一词的涵义——尤其是柯林武德所谓的“专门化”或“科学”的涵义——的变化之后，部分将阐述现在的历史科学的主要特征。章将阐明证据的观念，将其与纯粹的证词，以及柯林武德所谓的依赖于证词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进行对勘。第二章将阐述人类行动或res gestae[活动事迹]的概念，将其与单纯的过程和变化进行对比，后者被归为伪历史（pseudo-history）。第三章将阐发历史理解的观点，涉及对过去思想的重演，柯林武德认为过去的思想仍然活在当下，而不是死亡和结束了。第四章将阐述柯林武德关于历史研究是心灵的自我认识的观点，并解释为什么其他研究心灵的方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此书的第二部分，柯林武德构想将要追溯历史学与其他类型的探究之间的关系。章将探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展现两者具有不可化约的差异性，并强调科学对历史思维的依赖，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历史学依赖于科学。第二章将历史学与其他的人文科学进行比较，这里的人文科学包括所谓的社会科学在内，尽管社会科学试图与历史学和历史方法脱离，它们仍然是一种隐秘的历史学（crypto-history）。第三章将考察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第三部分中，柯林武德将会考察被特征化的历史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关系。从历史思维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关系，可以建立一种独特的道德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整全的文明模式，它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以科学为导向的文明模式，柯林武德认为后者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这种改变的关键之处在于破除主体与客体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传统区分，并建立以重演式理解而非试图掌控或操纵为中心的人类关系方式。
实际上，柯林武德所完成的《史学原理》并没有超出此计划部分的范围，就部分而言，他也仅仅完成了前三章，xx第四章只写了一个简短的开头。附在后面的是讨论“历史学与哲学”的单页，或许可以将其合并到第二部分的第三章中。对“历史”这个词的各种涵义的初步讨论的承诺并没有兑现。章严格遵循《史学原理》的大纲，包括柯林武德对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批判，以及他对历史探究与犯罪侦查的异同之处的讨论。第二章则有点偏离了原初的计划。虽然柯林武德分析了历史学的恰当主题是人类行动，同时也回到历史学家如何从证据进行论证的议题，大大扩展了前一章提出的证据理论，并建立起《史学原理》与《艺术原理》之间的联系。但柯林武德没有像计划中所承诺的那样来讨论过程、变化和伪历史。第三章原计划讨论重演的议题，但柯林武德实际上并没有提到这个观念。不过，他确实探讨了相关概念的含义，即作为对行动的一项研究，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比之其他著作，他在这里更清晰地对勘了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异同之处。此书第二部分的章也讨论了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话题。第四章并不是关于心灵如何通过历史思维来达到自我认识的问题，而是讨论了历史探究是关于过去的这一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史学原理》手稿逐步背离了原计划：第二章有些偏离原计划；第三章与原计划只有些许的联系；第四章跟原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尽管第四章与第三章中所处理的主题有一些关联。
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学原理》手稿，还不到柯林武德原计划所承诺写作的三分之一。然而，这些手稿确实包含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新观念，比如，柯林武德分析了解释历史证据与理解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他认为非理性的行动也属于历史学家研究的范围。xxi这份手稿还进一步发展了柯林武德的读者已经熟悉的思想，比如，史学实践必须作为历史思维的性质和可能性之哲学论断的试金石；历史学与传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尽管它们看起来具有类似的探究类型；以及历史自然主义的危险。人们也可以发现手稿与柯林武德其他相似领域的著作，特别是《艺术原理》有重要的联系，我们在手稿中看到了他对思想与情感之间关系的分析，他认为情感也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题材，这导致他对以前的看法做出了惊人的修正。手稿中也有一些对我们熟悉的学说和事例的重新认识，并给出了新的例证，这些可以被认为是对一些已经引起争议的问题的一种回应。
鉴于现在所知的《史学原理》，以及如果柯林武德能够按照原计划或多或少地完成工作，再加上可能会增补的内容，我们能否认同他自己对此书的期望，比如，就像他在1939年2月14日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它会成为公认的“杰作”吗？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视角错位的危险。对于熟悉《历史的观念》和《自传》的读者来说，我们很难想象自己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前者只是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出现在参加柯林武德讲座的学生面前，后者只是他在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前夕匆匆写下的他想要说的一些话，他担心可能没有机会在有关历史的后一部著作中说出来。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柯林武德于1936年开设的形而上学后论（Metaphysical Epilegomena）讲座在1939年尚未出版；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打算要出版。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诺克斯编入《历史的观念》“后论”部分的两篇先前发表过的论文，虽然毫无疑问是非常精彩的，但它们都是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只能作为他思想发展方向上的中期报告，而不能作为他关于史学理论的确定性陈述。
这样的考虑使得柯林武德对《史学原理》的性质和预期的重要性的看法更为合理一些。尽管这部作品非常重要，因为这项工作无疑是他在这个主题上所做的后一件事，他自己已经做了如此多的工作，而且其中许多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和新颖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项工作似乎只不过是他关于历史学的一系列受欢迎和经常有启发性的著作的进一步补充而已。虽然这项工作包含了早先发表的意见的新发展，但很难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很难把它看作是一个终极的工作。这项工作并非意味着柯林武德此前的所有工作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例如，在近的《历史的观念》增补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柯林武德在1926年和1928年讲座中关于证据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比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同类主题的论文更出色，应该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柯林武德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一些关于历史思想的相对性和视角性的文章中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在后来的文章中既没有重复，也没有被取代。他在1935年以后所写的东西，也没有匹配他在就职演讲中归于科学的历史学家之系统性“构图”（picture-building）的讨论。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可以公正地说，后的并不一定是好的。我们在试图把握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全面考察他的所有相关作品。
诺克斯在《历史的观念》一书的编者序言中，对柯林武德1936年以后的手稿持有一些保留意见，他认为这些手稿是以“后来的方式”写成的，这并不是一种赞美。然而，作为哲学著作的一部分，比之柯林武德在史学理论领域所写的大部分论著，我们很难判断先前尚未发表的《史学原理》是更好，还是更差。柯林武德有时会倾向于采取迂回的方式来写作，尤其是第二章，有时他也会粗心地将其观点表达出来。但是，对于柯林武德在哲学著作上表现出一贯的随意挥洒而言，这并不是瑕疵。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柯林武德是一位直觉敏锐的作家，而且常常是一位急切易怒的作家。他一眼就看到了很多东西，也不总是考虑那些他的读者中可能智力较低的人。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在这里或其他领域的著作总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矛盾的。当他写作《史学原理》时，他更加急切。健康状况的迅速恶化，以及他强烈预感到自己不久将离世，这似乎只会驱使他继续前进。在他生命的后三四年里，他的成就是非凡的，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即使在更早的时候，无论他认为这一主题重要与否，他更有可能创作出令人兴奋和高度可读的作品，而不是精雕细琢的作品。柯林武德承认自己1933年出版的《哲学方法论》（一部优雅而有力的著作），是他一本能够完成并知道应如何完成的著作。然而，在我们看来，即使是他不完整的著作，作为对历史性质之富有成效的反思的一种启发，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未完成的《史学原理》也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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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动
一、 星转物移（Eppur si Muove）
每当有人问起任何一种科学的性质时，总要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个是“它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它是关于什么的？”如果读者喜欢更多音节的词语，个问题涉及科学的主观特征，即作为一种思维的特性；第二个问题涉及思维客体的特征，思维客体即在这种思维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的东西。
我在本章中试图展示的，不仅是在我提出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其中的个问题，而且我将要展示，当我在恰当的时刻开始提出第二个问题时，我们只能通过对个问题进行新近的和更仔细的思考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个问题已在前一章以初步和浅显的方式得到了回答。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都是通过提问来开展工作，并且通过使用所谓的证据来回答它们。证据是此时此地进入历史学家的观察视野之中的东西；在给定时间进入他的观察的所有事物，都是证据，无论它们是什么类型的，这使他能够（不仅如此，而且迫使他）回答他正在问的问题，并以某种方式回答那个问题。
本章旨在对第二个问题给出类似的答案。在本节中，我在考虑如何着手寻找答案。困难就在这里。单纯研究某种类型的思维，当然可以发现以这种方式思考的人认为他们在思考什么，但（似乎）很难发现他们是否正确。有些情况下，人们认为他们正在研究这件事情，实际上却正在研究其他事情。另一方面，你不能指望通过绕到你所问的科学背后来回答这类问题。科学必须是它自己关于什么的见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禁止询问有关其自身的证词是否真实；这只意味着回答这个问题所应该依据的那些原则是非常微妙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历史学是关于什么的？”这个问题，自然地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一个是“历史学家认为它是关于什么的？”另一个是“他们是正确的吗？”
回答个子问题是很容易的。历史学家认为，并一直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活动事迹（Res Gestae）、行迹和过去的所做作为的。
至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有一种方式显然是不可行的。如果一个*先生声称能够发现我过去的生活，而他告诉我的事情与我所记得的事情相矛盾，我就会认为他是个骗子。但是，在历史学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人会声称，他比历史学家更了解历史学家已经声称了解的过去的某些行动，并且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知道这一点，他能够使自己和其他人都同意这一主张是毫无根据的。
还有第二种方式，我们也必须排除。人们有时会幻想有人（可能会被称为咨询科学家）研究一般科学家的方法，观察他们所做的工作，部分是看他们是如何做的，部分是看他们是否做得正确。这些被称为哲学家的咨询科学家应该有权向这个或那个科学家群体宣称，“你相信自己思维方式让你拥有自己正在思考着的事情的知识是错误的。我研究过你所使用的方法，我有责任告诉你，它们是有缺陷的”。
这样讲话会让一个人对其他人产生一种非常愉快的优越感。而哲学职业的吸引力无疑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审判官的地位，凭借他们神圣的职位来评判所有以各种方式追求知识的人，而且，有些时候谴责它们是异端邪说。过去三个世纪里，至少在新教国家，欧洲社会的传统结构都是如此，这些谴责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它们是*法庭的裁决，其的功能是逢迎*裁判所的自大。没有一位执行官会将其付诸实践。但是，欧洲社会的结构正在发生相当迅速的变化。其中明显的一种方式就是，17世纪的宽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原则正在遭受攻击，并且新的迫害形式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哲学家们的谴责是徒劳的，让哲学家们谴责这个或那个科学家群体，就不再明智了。现在是调查他们的资质的时候了。
如果一位科学家被一位哲学审查官告知，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并且建立在这些方法基础之上的科学永远不会给他真正的知识，他认为有必要对此审查做出答复，正确的答复应该是这样：“星转物移（Eppur si muove），我的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事业。我向自己提问。我发明各种方法来回答它们。我发现这些答案是令人信服的。当我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旧问题正在消失，而新的问题随之产生。我没有认为它们是可靠的。随着我的工作向前推进，我发现自己不断地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如果我能够在未来继续前进，我将会发现并纠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错误。而且，我不是个人主义者，我欢迎批评，但是，仅当它是有见地的批评，也就是说，是那些了解我正在做什么的人所进行的批评，并能给我理由，让我认为他们可以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在我看来，这一立场是无可辩驳的。一位哲学家将有权宣称他对现代相对论物理学家拥有评判者的地位，假如他能够对现代物理学家这样说：“我已经通过我的哲学，知道了你试图通过自己的物理学想要回答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并根据你当然不享有的这些知识，我能告诉你，你的答案是错误的：所以说，你的方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会导致我所知道的错误答案。” 一位现代哲学家几乎不会用这么多话来表达这一点，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有类似的东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学会了足够的物理学知识，完全被灌输了当时的方法和理论。由于他没有认真研究这一课题，他没有发现这些方法和理论的致命缺陷，而这些都是当今物理学家的常识性知识（因此也不常被谈论）。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发明新的方法和理论来避免这些缺陷，因此，当他面对这些新方法和新理论时，就谴责它们的发明者是无缘无故的好管闲事的人，并通过诉诸他的审判权，尽其所能地进行阻止，或者至少蔑视这些新方法和新理论。他认为自己是在利用这些权力来抵御那些肆意制造悖论的人，而他有关物理的知识是从物理科学以外的其他来源获得的：源自“常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一种幻觉。他正在使用它们来捍卫他年轻时的、现今已过时的物理科学，反对那些使其过时的新方法和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这就是根据欧洲社会一直在施行的审查权力而总结出来的公式。在16世纪，它们不是被用来保护*免受科学的影响，而是用来保护中世纪的科学免受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的影响。在现代德国，官方审查机构谴责现代人类学是“犹太人”（即反爱国主义）的科学，并不是保护爱国主义免受人类学侵蚀的措施，而是保护18世纪人类学的“种族理论”免受20世纪的人类学影响的措施。这被证明是一种错觉。
任何科学都只能从内部进行批评。任何人想要发现一门科学是否成功，以及能否给出他所声称拥有知识的那个事物的知识，的方式就是亲自从事，并通过经验来发现它是否能在实践者的经验中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作为一种“咨询科学”的哲学观念，批评其他科学的工作，并将其评判为合理或者不合理，只不过是一种*裁判所的伪装，其尚未公开的目的是避免裁判官们成长的烦恼。
因此，我们不能在历史学家的背后发现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特征是什么，然后继续检查他的方法，以便找出它们是否适合研究这个特别的对象。只有亲自参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才能发现他所思考的对象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只有通过询问他所使用的论证是否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对于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心灵而言，这些论证的实际功能是否有强制性，我们才能解决那个对象对他来说是“单纯的表象”，还是“客观有效”。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对历史学的系统思考都必须以讨论历史学的主观性（a parte subjecti）开始，即探讨历史学作为一种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运转的特殊的思维形式。然后，我们还要继续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a parte objecti），即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事物，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获取关于它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主观部分的历史（history a parte subjecti）所使用的论证是强制性的，而不是许可性的，通过找出历史学家如何使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引导他们构想出他们正在研究的东西，我们在逻辑上必然能够回答作为客观部分的历史（history a parte objecti）的性质的所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