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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文化典籍，记载了汉末魏晋时期士族名士的逸闻趣事，涉及魏晋时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等多方面内容。是古代文言笔记小说代表作。书中所传达的魏晋玄学思想、名士风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的编纂就是为了将这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辞典》从《世说新语》36门中遴选韵味隽永、意蕴深厚的篇目，让读者一览《世说新语》这部经典名著的精华。全书顺序仍然按《世说新语》原书36门类分类编排。每一门类前均以刘强先生撰写的《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作为开篇解题，发明门类大意与价值，说古论今，激扬奋发，赏心悦目。每一篇故事可分为作品原文、注释鉴赏两个部分构成。鉴赏部分在融通把握全书的前提下，通过对所选每一则《世说》篇目文本做文学解读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阐释，让读者了解并近距离感受魏晋时代的历史状况和人物风采，领略魏晋风流等中国文化传统的魅力。书后附以刘强先生编纂的《世说新语》相关参考书目、龚斌先生编纂的《世说》人物事迹年表，以便读者更深入地查考求证。
【内容简介】
《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精选南朝刘义庆编撰的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故事四百余则，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四十余位，历时四年，编纂而成。全书仍按《世说新语》原书三十六门分类编排，每一门类前均以刘强先生撰写的《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作为开篇解题，发明门类大意与价值，说古论今，激扬奋发，赏心悦目。每一篇故事均有作品原文、注释鉴赏两个部分构成。鉴赏文字或疏解文意，或分析人物，或抉发微旨，以通俗生动的文字，赏析《世说》故事，为您重现魏晋风流。书后附以刘强先生编纂的《世说新语》相关参考书目、龚斌先生编纂的《世说》人物事迹年表，以便读者更深入地查考求证。
【作者简介】
刘强主编，骆玉明、戴建业、龚斌、蒋凡、钱南秀等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编纂。主编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资料汇编》《论语新识》《四书通讲》等专著二十余种。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主讲嘉宾。
【目录】
德行
仲举礼贤4
鄙吝复生10
叔度汪汪14
清流自任18
真人东行20
泰阿桂树22
难兄难弟24
有义无义26
雍熙之轨28
管宁割席30
去之更远33
华王优劣35
王祥孝母37
阮籍至慎39
不见喜愠41
生孝死孝44
乞物行惠47
有德有言49
灭性之讥51
以布赎才54
名教乐地56
含饭吐哺59
一炙之恩61
奴价倍郎64
清操清识66
不复畜妾68
不卖的卢70
阮裕焚车73
四时气备76
莫得淫祀79
常自教儿81
杀鼠不悦83
范宣受绢85
惟忆离婚87
仲堪俭约90
试守孝子93
乞弟养母95
身无长物99
言语第二
颠倒衣裳104
徐孺子月108下戏
小时了了111
覆巢之下115
亲亲之义118
祢衡试鼓121
德操采桑125
……
【前言】
序一：《世说新语》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骆玉明
《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内容主要记述从东汉末到东晋上层社会名士的言行。一部著作能够被称为经典，必须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容载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编理而成的书，内容又只是分门罗列篇幅短小的人物故事乃至名流的片言只语，它何以可置于经典之列呢？
简单地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在这一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士族阶层则是魏晋社会的中坚。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辑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
它的内容分别而言，大概全部是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但是，不仅原来收录那些资料的书籍大多散佚，而且，如果不是经过编撰者有选择地博采群书重加整理，上述效果也并不能如此显明地体现出来。正是作为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载体、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世说新语》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
另外需要补充一句：当我们谈论《世说新语》的价值时，是把刘孝标注包含在内的；因为刘注在征引各种资料对原书加以补证时，客观上也起到了与原书相同的作用。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
一般认为，曹丕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除了魏晋之外的朝代，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当我们说“魏晋士人”这个概念时，并非专指士族阶层中人；它的意思要模糊一些，范围也大很多。譬如“单门寒士”也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在许多情形下和士族——又常常被称为“世家大族”——正好是对立的。但魏晋时代士族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必然会影响和支配整个“士人”群体。鲁迅认为，从《语林》《郭子》到《世说新语》，这类“志人小说”的流行，与普通士人需要模仿高级士族的谈吐举止有很大关系，这是可信的。
在汉王朝趋向崩溃、士族势力不断成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儒学也逐渐衰微。当然，儒学并没有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儒学的某些内容（如关于“礼”的探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但它的独尊性的权威地位已不复存在。自东汉后期以来，在对儒家经典加以新的阐释的同时，老庄学说不断兴盛，佛教思想流布日广。所以，魏晋成为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异说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思想史上创获尤其丰富的时代。《世说新语》虽然并不收录长篇大论，但它所记人物言行，却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代上述重要特色。
《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揭示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
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而《世说新语》不仅保存了许多魏晋玄学清谈的名目和若干重要内容，描述了清谈展开的具体场景和氛围，而且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记录了魏晋士人经清谈风气熏陶而呈现的各种机智有趣的言论。
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却在根本上又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
因此，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
所谓个性意识的自觉，从内在的底蕴来说，是强调以个人的体认为真理的标准，以一己之心定是非；从外在的表现来说，是处处要显示一己的独特之所在，纵使不能优越于他人，也要维持自具一格。殷浩答桓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便是此意。所以《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行，每有标奇立异、惊世骇俗之事，若同于流俗，便恐为人所讥；像士大夫的手持粉帛，行步顾影，在后世以为荒唐可笑，在当时却是一种上流社会自我标榜的风尚。
中外一些研究者还把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两者都存在文学艺术的兴盛与个体自觉的强化相互关联、大致同步的现象。众所周知，魏晋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音乐、绘画、书法乃至围棋，大致也都是在魏晋时代产生了质的变化并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呢？因为，虽然文学也可以用于宣传、教化，虽然音乐、绘画之类也可以作为富贵者日常玩赏的对象，但它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而魏晋时代正是由于士人个体意识的强烈，导致他们对文学艺术热烈爱好，同时也引发了它的兴旺成长。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有关的优美的故事，譬如嵇康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死的记载。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人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士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国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就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
《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行、智慧和美的理解与热爱。
在上面的论析中，我们强调了《世说新语》的时代特征。要说到这部古小说的艺术，也完全和它的时代特征分不开。在魏晋时代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高级人物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和风韵，所以《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关注也以此为中心。它描绘人物，多从细处着笔，却又往往托意深远，令读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油然而生钦羡。
汉末以来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人物品藻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比较来定高下辨是非的，所以《世说新语》描绘人物多用对比方法，借一方为另一方作衬托。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学清谈，言谈的机警、隽永和出人意料的趣味为世人所重，《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谈，自然多妙言俊语，令人心旷神怡。受此种风气的影响，连带地在叙事写景时，书中文笔也以言约旨远为胜。
这里没有必要对《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做条分缕析的交代，只是想通过以上几个要点，看出它基本的特征。玄学风气下一代人物的风韵情致，虽相隔千载，而历历可见，这就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的成功了。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续仿者甚多。大约而言，唐代有刘肃《大唐新语》、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代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代有何良俊《何氏语林》、焦竑《类林》，清代有王晫《今世说》，至民国初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总共有数十种之多。这构成了一种著作类型，其特征就是以人物逸事为主要内容，性质介于小说与杂史之间。
从文体上说，《世说新语》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的简约玄澹、富于韵致、既讲究精炼又不避口语的特点，有时被称为“世说体”，不仅对上述续仿之书深有影响，还影响到其他散文与小说的写作。
不过，也正是由于《世说新语》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之后，它特有的魅力已不可能被复制。所以尽管续仿之作甚多，却没有一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免费在线读】
德行
德行者，德性与品行之谓也。在内为德，在外为行。孔子教育弟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又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四科之中，德行居首，其余三科无不赖此以大以明。《论语•先进》皇侃疏引范宁曰：“德行，谓百行之美也。”又《抱朴子•文行》：“德行者，本也；文章，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居首，颇有宗经、征圣之意，故论者径以“新论语”目之。然细读《世说》可知，其旨归趣向，又与《论语》大异其趣，而自有彼一时代之新精神与新风尚者在焉。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变乱频仍，儒学渐趋式微，老庄乘势抬头，又加佛教东渐，道教兴起，诸种思潮风云际会，磨合激荡，遂酿成中华文明史上一十分特出而别具光彩之玄学时代。故其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好尚，颇不同于周秦两汉。即以《德行》一门而论，便有儒表道里、礼玄交织之况，如陈蕃以仕访隐、叔度汪汪难测、管宁割席断交、阮籍至慎玄远、嵇康无喜愠之色、乐广以名教中自有乐地、阮裕因人不借而焚车、谢安常自教儿、王恭作人无长物等，皆时代风气作用于人物言行之征也。又《德行》门以仲举礼贤事发端，亦大可注意。盖名教与自然之角力，孔孟与老庄之消长，彼时已露端倪；而士大夫群体之自觉，与夫王纲解纽之乱局适成反对，故党锢之祸于是乎起。换言之，若无东汉人物之风骨节义，所谓“魏晋风度”，实无从着落矣。《世说》虽“小说家言”，而颇重史实与史识，昔人谓其“变史家为说家”，洵非虚语。此读《世说》者，不可不知也。……
【书摘与插画】
仲举礼贤
陈仲举言为士则①，行为世范，登车揽辔②，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③，至，便问徐孺子所在④，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⑤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煗⑥。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德行》第1条
【注释】
①陈仲举：陈蕃（？－168），字仲举，东汉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桓帝时，与李膺等反对宦官而被免职。灵帝即位，封高阳侯，后与窦武谋诛宦官曹节、王甫等，事泄被害。②登车揽辔：坐上车子，拿起缰绳。辔，牲口的嚼子和缰绳。这里指走马上任。③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④徐孺子：徐稚（97-168），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贫有气节，屡征不仕，隐居终生，时称“南州高士”。⑤主簿：官名，主管文书簿籍，为属官之首。白：禀告。府君：对太守的尊称。太守办公的地方称府，故称太守为府君。廨（xiè）：官署。⑥武王：即西周武王姬发，周王朝的建立者。式：通“轼”，本指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这里作动词用，指俯凭车前横木以示礼敬。商容：商纣时的贤大夫，为纣王所贬。闾：指里巷门口。武王过其闾而式之，正是礼贤之义。
【鉴赏】
今人读古书，即使囫囵吞枣，不能终卷，恐怕也不会错过开篇首章，或者“得胜头回”。作为《世说新语》全书的开篇条，这个“仲举礼贤”的故事当然也就“先声夺人”，千百年来，不仅吸引了历代读者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而且围绕对它的解读而产生的“信息量”，也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有些信息是它本身自带的，有些信息，则是历代读者和研究者渐次增益、附加甚至是“赞助”的。我们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一一详述，这里，仅就以下三点稍加说明。
一是历史故实层面的信息。
综合历史记载和刘孝标的注释，这个故事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陈蕃是东汉后期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不仅位至三公，而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士林领袖。“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正是对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简明概括。而“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则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这段话经之所以常被征引，就因为其寥寥数语便揭示了汉末政治动荡、宦官专权、清议风起、士节挺立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当时乱政祸国的宦官集团代表的是一股沉渣泛起的“浊流”的话，那么，摆在像陈蕃这样带有儒家淑世理想和节义精神的士大夫面前的一个使命，便是“激浊扬清”，使政治重回正道，使天下“海晏河清”。所以，当时以陈蕃为首的一批朝廷重臣联合太学生，发起了一场反对阉宦专权的政治运动，是为著名的“清议”运动，这些“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清议名士，俨然成了时代的一股“清流”。不幸的是，这批有着天下关怀和道义担当的士人，却被宦官诬陷为试图谋逆的“党人”，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先后两次遭到皇权与阉党的联手清剿，当时受到株连而被囚禁、流放、杀害或禁锢终身者达数百人，史称“党锢之祸”。明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再来读这开头四句话，顿觉其虚实相生，气势沉雄，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幅苍茫悠远、风流蕴藉的历史画卷，引入遐想，意趣横生。
不过，历史大事的记载显然不是《世说新语》的重点，我们看到，在对陈蕃其人做了十分精要有力的概括后，作者马上宕开一笔，转而对“仲举礼贤”这件小事展开叙述，仿佛镜头从全景式鸟瞰，突然推进为中景、近景式现场跟拍——“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寥寥几笔，便使读者在极富跳跃性的语言节奏中，得以从一个特殊事件逐渐逼近历史现场中的风流人物。
二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信息。
要知道，陈仲举来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做太守，并非升迁而是贬谪，而他下车伊始，未到官衙，便要先去拜访一个叫徐孺子的隐士——“欲先看之”四字，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主簿的话——“群情欲府君先入廨”，其实也反映了读者的心声，在这里，“群情”和“己欲”，一外一内，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中了。两个“先”字，前后呼应，相互角力，隐隐透出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来。其实，主簿所代表的“群情”只是不希望“府君”太过任性，并无对其“欲先看之”的徐孺子有任何不敬。但也正在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异中，陈蕃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凸显。他说：“当年周武王得了天下后，连席子都未坐暖，便去到贤人商容的闾巷拜访致敬。我今天也想礼贤下士，又有何不可呢？”陈蕃用武王礼贤的故事来为自己张目，“席不暇暖”正是要强调“欲先看之”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合情的——对于一个求贤若渴的人来说，先解渴才是迫切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作者不继续往下交代事情的结果，大概正是为了让读者的注意力专注在“礼贤”二字上。我们会问：怎样的人才算是“贤者”呢？孔子的回答是：“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里的“贤”，竟然是和“避”和“隐”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乱世中是如此。而陈蕃所处的正是一个乱世，在他看来，像徐孺子这样能将隐居进行到底的人，当然就是“贤者”了。而陈蕃礼敬这样的贤者，未尝没有某种不足与外人道的“代偿”甚至是“自赎”心理。这是“体制内”的人面对一个主动选择“体制外”生存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心理，其中有羡慕，有钦敬，或许还有几分自卑。《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正是在这一复杂心理的驱使下，“礼贤”的行为对于陈蕃而言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这故事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易觉察的时代大拷问，即在儒家理想濒临破灭之际，士大夫如何面对出处、去就、仕隐的生命抉择，这是一个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一样艰难的反诘和追问。生逢乱世，选择仕进，有可能就是“向死而生”；选择退隐，也许才是为自己打开了一道“生门”。这个故事正是在这些“画外音”“言外意”的交响中，展示着它的思想及文化的双重魅力。
三是编撰体例及文体特色层面的信息。
我们读古书，首先要明其体例。《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和文体特征究竟如何？作者刘义庆未曾明说，但我们从这条故事中便能窥知大概。
首先，以陈仲举开篇，等于为全书划定了一个时间上的大致限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述缘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又说：“记载魏晋清谈之书今存《世说新语》一种，其书所录诸名士，上起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之谢灵运，即渊明同时人而止。此时代之可注意者也。其书分门别类，以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及识鉴、赏誉、品藻等为目，乃东汉名士品题之遗意。此性质之可注意者也。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起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说由魏晋清谈上溯至汉末清议，将汉魏之际时代思潮演变递嬗之轨迹，阐发明白，也为我们阅读《世说》，提供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深广背景，很值得参考。
其次，此条还是理解全书选材、性质、风格的一把钥匙，地位举足轻重。首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仅明确了全书撰述之对象皆为一“世”之“士”，同时也暗示了名士的“言”与“行”乃是全书关注的焦点。有人把《世说》当作“清言”小说或“轶事”小说，正是抓住了“言”与“行”这两大记述重点。而鲁迅干脆以《世说》为“志人小说”，说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则是把握住了这书在中国士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余英时先生也说：“《世说》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党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说》所收之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大于其下限也。”（《士与中国文化》）所以，今天的人要了解汉末魏晋的士风与世风，《世说》可谓是不可多得的手材料。
第三，虽然是记载士人言行轶事之书，但“记言”与“记行”又有侧重，大抵以记言为主，记行为辅。所以我们看到，在门类与门类、条目与条目之间，显然“省略”或“删节”了不少内容，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空白”。这种“留白”的手法，不仅是绘画书法的技法，也是我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典型的文体特色。《世说》的文体是颇具“现代性”的，很像是西方文论所谓“空间形式的小说”，或者“活页式小说”，又像是戏剧或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书中每一个片段都是对历史的某一个局部事件的“抓拍”和“定格”，合起来看犹如博尔赫斯所谓的“沙之书”，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又具有单独欣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世说》的语言是高度简练而隽永的，叙事的节奏因为目的性很强而显得快捷而轻灵，似乎作者完全没有宏大叙事的兴趣，而是忙于把人物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精彩瞬间或嘉言懿行展示给读者。这样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使《世说》无心插柳地建构起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被后世不断仿效和接力的独特文体——“世说体”。
当然，因为历史信息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也就给注释家留下了用武之地。《世说》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到齐代就有一个叫史敬胤的学者为它作注，梁代又有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合称“四大古注”）。我们读了这些古注，就会知道，作为一种古老的记述形式，《世说》是和史传叙事迥异其趣的。换言之，史传的巨细无遗、完整详备的叙事模式，恰恰是《世说》所要扬弃的。譬如，就“仲举礼贤”的故事而言，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会问：陈蕃到底有没有去拜访徐孺子呢？作者对此没有任何交代，似乎去不去无关紧要，想要去和说要去才是重要的。好在还有刘孝标的注（本书以下简称“刘注”）。刘注引袁宏《汉纪》说：
蕃在豫章，为稚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这条记载成了对故事本文的有效补充。我们据此可知，陈仲举不仅“去”了，徐孺子也“来”了。而且，陈还特意为徐设计了一张即使放在现在也很“时髦”的床榻，徐哪天来就哪天放下给他睡，人一走便把床榻悬挂于壁上，完全做到了“专床专用”，以致留下了“陈蕃悬榻”“徐孺榻”这样风雅的典故。今天江西南昌的徐家坊，古地名就叫“悬榻里”。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句，也是从仲举礼贤的故事演化而来。今天我们到酒店住宿，也雅称“下榻”——但说实话，徐孺子所享受到的“悬榻”“下榻”的特殊礼遇，恐怕是与我们无缘的。
（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