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何被陈寅恪视中华文化之“造极之世”的宋代，吕氏却认为它“斯文已丧，古礼尽失”？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个被视为文化高度发展之时代，当时的士大夫却掀起追溯遥远三代的复古风尚。本书以吕氏为什么复古、复什么样的古、如何复古为主线，揭示了吕氏为何将“复古”视为终身志业，并如何“自牧”实现独善其身，立体展示吕氏家族的复古实践，分析其理想在墓中的具体投射，还原北宋文人对时代的回应和个人表达。
★透过北宋名门的家学理想，不断被发现的宋代如此生动
北宋一朝，能与“峨眉三苏”相提并论者，只有“蓝田四吕”。这个“五子登科”的名门望族中，以《宋史》为其列传的吕大防以及金石学巨擘吕大临为著。被列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是目前考古发现保存完整的士大夫家族墓园，墓园设置规整讲究，严格按照墓主人生前的复古理念设置和规划。这个北宋名门，生前遥望三代，身后亦将墓葬作为其家学理想的后宣示，这般复古追求和身体力行既无先例，亦无后来者。书中从实物走进北宋特立独行者的内心世界，从中发现“不断被发现的宋代”中的真实个体。
此外，书中还特别关注到吕氏家族与北宋文化的关系，如吕氏仿古器铭的题写方式与北宋流行的文人题壁和书画题跋等现象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到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文化趣味，在注重吕氏家学传承的同时，亦关注到吕大防、吕大临与以苏轼为首的文化圈的交往，以及共同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取向。
★四条研究线索交织下还原的宋代名士文脉，看中国考古学鼻祖如何访古与鉴古
吕氏成员之一吕大临所著《考古图》被视为金石学扛鼎之作，他受家学影响，重视古代遗物遗迹本身，主张从古迹中追复古礼。本书亦综合运用美术史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从吕氏家族的墓葬本身着手，层层剖析文献记载、考古报告、传世文物与墓葬实物之间的关联，从古器物实践和丧葬实践角度还原他们隐秘的复古行迹。
★发现吕氏家族中的女性声音，在文人氏族中的她们如何彰显身份？
宋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和女性读写现象日趋流行，在以书香传家的吕氏家族中，其女性成员有着怎样的文化生活？本书专门对此进行讨论，强调宋代文化生活中常被忽略的女性参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艺术史的书写范式，展现出更为立体的北宋文化面貌。
【内容简介】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系列变革，影响既深且远。而蓝田吕氏家族是北宋时期生活在京兆府蓝田（今陕西蓝田）的名门望族，是以吕氏四贤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在思想、学术、仕途上都颇有建树，对我国古代和当今社会的很多领域都有一定影响。由其家族墓的考古发现可知，经过慎重规划的蓝田吕氏家族墓是儒家多代人合葬家族墓地的典范，从布局和随葬器物等细节均体现了他们追求的礼学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在丧葬方面的理想主义表达。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的考古发掘又为研究其家族理想的具体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本书在美术史和考古学的双重视角下，以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为中心，参照同时期其他家族墓和关中地区葬俗传统，剖析蓝田吕氏在墓园布局、墓葬排列和具体设置上的诸多特别之处，并通过比较分析随葬器物的类型、材质、铭文等，尝试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分析吕氏如何在丧葬实践中践行古礼。
【作者简介】
胡译文，1988年生，博士，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本硕博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交流学习。主要从事中国美术史和美术考古的研究与教学，论文发表于《美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艺术学研究》《形象史学》《美术大观》等学术期刊。
【媒体评论】
北宋复古问题长期备受学界关注，囿于实物材料的缺乏，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念层面，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为复古问题在实践层面的讨论提供了重要材料。胡译文洞察到这批考古新材料的重要性，并以复古实践为主题展开讨论，具有学术价值和前瞻性。同时，她考虑到蓝田吕氏作为文人的特殊身份，将其复古实践置于北宋文人文化和交往中进行讨论，颇有新意。以往美术史关于宋代文人艺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人画，运用墓葬遗存探讨文人性的研究则十分有限，本书是一次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贺西林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是一次十分难得的考古发现，不仅墓地布局清晰、排列有序、遗存完整，更重要的是墓主的特殊身份——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及其家族的五代直系亲属，以及随葬器物的特殊性，即以大量古器和仿古器随葬，为研究北宋复古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绝佳案例。胡译文敏锐地捕捉到了吕氏家族墓中的“复古”主题，以考古发现为基础，运用视觉艺术的研究思路，讨论了吕氏家族的复古思想和在丧葬方面的复古实践，注意到吕氏在“复古”与“经世”之间的调和，提出吕大临的复古实践是“行礼而知变"。本书是一部考古学与美术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梅田
【目录】
绪 论 古器物学与宋代复古问题 1
章礼失何求：蓝田吕氏与北宋中期古器物研究 35
第二章葬以复礼：蓝田吕氏的丧葬实践 71
第三章宝而藏之：蓝田吕氏的古器物实践 119
第四章题写的场域与意图 219
结 语 复古——士大夫的焦虑还是理想？ 244
附 录 249
后 记 274
【前言】
序
复古是贯穿中国文学和艺术发展始终的核心问题，北宋是中国复古浪潮的一次高峰。从皇家的礼乐建设到文人间收藏和研究古器的盛行，使复古风尚一时兴起，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正是文人的重要代表，并有古器物图谱《考古图》存世。据吕大忠夫人樊氏墓志载述，蓝田吕氏一家数代复古学礼，“宾、祭、婚、丧莫不仿古”。北宋复古问题长期备受学界关注，但囿于实物材料的缺乏，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念层面，2005 年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复古观念与实践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
蓝田吕氏家族墓埋葬了吕大临及吕氏五代嫡系成员，世系清晰，是一次十分难得的考古发现，不仅墓地布局规整、排列有序，而且遗存丰富，并有大量古器和仿古器随葬。胡译文敏锐地洞察到这批考古新材料的重要性，并以复古实践为主题展开讨论，选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前瞻性。从目前考古发掘北宋墓葬的整体情况来看，无论墓地布局还是随葬品，蓝田吕氏家族墓都较为特殊，而如何处理这批材料，则是美术史研究关注的问题。本书正是结合美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之作。
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从美术史的视角出发，试图回答观念层面恪守古礼的蓝田吕氏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践行古礼，是胡译文在书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她注意到吕氏在墓园布局和墓位排列上追慕先秦昭穆之制，采用竖穴木椁制度，而随葬的仿古器又刻意与三代古礼保持距离，“复古”实为“变古”，正是吕大临“行礼而知变”的具体体现，富有洞见。胡译文关注吕氏墓古器和仿古器铭文的视觉性，同时考虑到蓝田吕氏作为文人的特殊身份，将考古材料置于北宋文人文化和交往中进行讨论，提出吕氏的复古实践既是其家族尊古复礼理想的体现，更寄托着其家族借由学习和追复古礼，修养德行的君子之志，颇有新意。以往美术史关于宋代文人艺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人画，运用墓葬遗存探讨文人性的研究则十分有限，本书是在这方面的一次有益探索。胡译文本科、硕士、博士皆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和博士阶段随我攻读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以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她学术功底扎实，视野开阔，训练有素。本书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该论文获得中央美术学院 2021 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具有学术开拓意义。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北宋复古问题的深入讨论。希望她再接再厉，取得更好成绩。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西林
2022 年 11 月 5 日
【免费在线读】
具体来说，吕氏的复古实践包括丧葬实践和古器物实践两方面，本书注重复古问题在实践层面的讨论，即从实际可见的器物和现象出发，辅以传世文献，同时关注文本、实物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试图构建一种以实物为主体的叙事模式，通过对具体实体/物，如墓地布局、葬制选择，古器、仿古器实践和古物改造，以及相关现象，如铭文题写方式和内容的细致观察，剖析其背后反映的观念和文化，并试图阐释这些观念是如何运用于实践的。
总体思路上，本书关注实物、现象本身，同时注重其背后的人及二者间的关系，既透物见人，又见时代，见文化，将吕氏家族的复古实践放在整个北宋文人文化中考察，是本书的基本视角。
章以墓主为着眼点，关注蓝田吕氏本身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化面貌。以出土墓志为核心勾勒出清晰、具体的家族世系传承，并对蓝田吕氏生活的北宋中后期的复古趋势和古器物研究情况加以铺陈，建立历史语境，与此同时，探讨吕大临《考古图》的成书背景和具体特征。
第二章聚焦吕氏家族墓，讨论吕氏复古实践中的丧葬实践问题。首先指出吕氏墓园和墓葬在规划布局和具体设置上的诸多特别之处，并试图揭示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观念和思想来源，同时关注随葬品的普遍性特征。对女性的态度亦是古代礼制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第二章第三节主要讨论吕氏家族女性墓的设置和随葬品，并对其反映的时代文化特征做出剖析。本章三节之间在视角上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从墓园布局到墓葬设置再到女性墓葬的专门讨论，层层递进，节节缩微；由面到点，既关注整体的布局，又注意见微知著。
第三章则转向吕氏墓中“藏品”，讨论吕氏复古实践中的古器物实践问题，尝试将考古发掘的古器和仿古器作为吕氏藏品的核心部分进行讨论，对比同时期士大夫墓葬随葬品，从器类、形制、归属及功能等角度阐述这批材料的特别之处，并对其中有代表性且频繁出现的器物，如敦、磬，以及特别现象如古物改造，做专门讨论，试图揭示这些实践背后潜在的观念和意图。本章四节平铺并列，彼此间独立，各自成节。
第四章就吕氏墓随葬仿古器铭文的具体形式和特殊的处理方式，即题写行为做细致观察和分析，并与北宋时期的文化风尚如器物题铭、文人题壁和书画题跋相互联系，进而反观吕氏家族古器物实践的面向乃至整个复古实践问题。
后，通过以上对于吕氏家族复古实践的分析，重新回到原初的问题，进一步反思对于蓝田吕氏来说，复古究竟意味着什么，相比于吕氏家族墓发掘之前，我们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正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发现，文献记载的吕氏复古观念不再是“空谈”，也正因为吕氏遗著的传世，吕氏墓遗物也不会是“失语的孤儿”，二者的有机结合，既为我们勾勒出生动鲜活的吕氏家族及其复古实践的整体面貌，更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北宋时期的复古研究与实践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同时通过对具体实践的细微观察与视觉剖析，呈现出北宋文化的多样性，为审视时代文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书摘与插画】
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古物收藏与研究
何为“士大夫”？这是本节开始讨论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
自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兴起以来，这一称谓较为复杂，阎步克以现代语言做一简化的概括，将之定义为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的结合，这一概括清晰明了。就宋代社会而言，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层面，士大夫都是十分重要且独特的群体。一方面，他们通过科举登科入仕，参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致君行道”，成为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人身份著书立说，通过宣扬思想主张实现自身的文化理想。二者虽相关却有别，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面向。
北宋中期是士大夫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先秦古器物不断出土，尤为时人所重视，长安宝货行是北宋古物流通的主要场所，《嘉祐杂志》记载长安宝货行“搜奇物者毕萃焉，唐诸陵经五代发掘皆空，太平兴国中具衣冠掩塞长老犹见之”。士大夫家多收藏有古器物，如文彦博曾从长安宝货行重金购置一玛瑙，府中人不知为何用，多云墓中得之。又郑樵《通志二十略》引陆佃《礼象》所记，当时士大夫家大多有古铜爵，章惇家有古铜象尊，秘阁及文彦博、李公麟家皆有古铜爵。与此同时，部分士大夫开始收藏和研究古器，与皇家不同的是，士大夫关注古器本身，面向古器金石的考订，试图寻找古的真实面目，以“考古”实现复古，突破了以往依据经典文本研究古制和古礼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古器物收藏，由刘敞倡导，欧阳修接续，蔡襄、苏轼等人应和，即蔡絛所记：“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其中刘敞著有《先秦古器图》、欧阳修著有《集古录》，李公麟著有《考古图》，惜均已不存。现存者有刘敞《先秦古器记》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嘉祐中在长安任职。长安为秦汉故都，经常发现古器，刘敞悉购而藏之，并著《先秦古器记》，收录他在长安所得11件先秦古器。在刘敞看来，面对古器上的文字，即便是专研古物的学者也未能尽识，古器因年代久远而被传为至宝，并非因其功用，因此他提议，“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以便学者“多见而识之”，故而“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可见对于刘敞而言，古器物研究的功用在于证经补史。
刘敞好友欧阳修也热衷于收集古器物和碑刻等，“三代以来至宝”，制成拓片，汇为《集古录》，现已不存，但据他在写给蔡襄信中的自述可知，这些拓片为庆历乙酉（1045）至嘉祐壬寅（1062）十七年间收集所得，共计千卷。6 欧阳修曾为收集的拓片撰写跋尾，于嘉祐八年（1063）集成《集古录跋尾》，留存至今。《跋尾》记录了古器和碑刻铭文并多有评论，如“叔高父煮簋”一条，在记录铭文和形制后，欧阳修评论道：“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礼家作簋，传其说，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实亡，此器可正其缪也”。可见《三礼图》中所记内圆外方、盖象龟形的簋是当时礼家作簋的主流，而这在热衷金石的欧阳修看来，实为不古，需正其缪。从史学角度，欧阳修的古物收藏和研究有其重要的面向，他在《集古录目序》中明确指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既注重自身学术，又考虑到后世传承。在古器物的史学功用上，欧阳修与刘敞有着一致的认知，二人交往甚密，欧阳修每于书有疑，都会请教刘敞，而刘敞更是“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欧阳修十分佩服刘敞的博学。
从现存欧阳修金石研究的文献来看，他对金石的关注有几个突出特点。
种类上，不限于钟鼎古铜器，还包括石刻等“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圣君贤士桓碑、序记，以至诸家之字书等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古物以往不受重视，为“世人之所弃者”。
时间、地点上，不限于三代，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
形式上，忠实抄录古物的文字，因担心转录失真，故保存其拓本，通常为刘敞藏其器，而欧阳修录其文，并将拓本装裱收藏起来，“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同时意识到“聚多而终必散”，因此“撮其大要，别为录目”。
与同时期皇家收藏为不同的是，欧阳修《跋尾》中虽也对古铜器的形制做以介绍和评论，但从收录比例来看，他更偏向碑刻的收集，尤其注重石刻文字，他曾自述：“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前世之遗文而藏之。”与此同时，书法也是欧阳修关注的重点之一，“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余事，亦有助于金石之传”，他曾撰有《集古录目序》，但自谦“文陋”，遂请书法家蔡襄誊写。
欧阳修在行文中多次强调自己收藏金石拓片的喜好与世俗之玩好不同，如他在给蔡襄的书信中写道：“窃复自念，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集古录目序》中也曾自述：“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这一方面体现出欧阳修对于金石之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更反映出他对于自身喜好区别于其他士人的明确意识，以好“古”和“世人之所弃”为自豪。欧阳修好友苏轼也曾提到对于“物”的态度，在给王诜“宝绘堂”所作记文中苏轼提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欧阳修和苏轼反对的“世人之所贪者”和“留意于物者”，正是米芾所鄙夷的“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的“好事者”。
此外，需特别注意的是，欧阳修收集古器碑刻拓片并结集成册的大部分时间，正处于他被贬官出京之时，而非在朝参政时期。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受范仲淹牵连，被贬为峡州令，庆历五年（1045）落为龙图阁直学士，降知制诰、知滁州，庆历五年正为前文欧阳修与蔡襄信中提到的庆历乙酉。他也曾自述在收录金石遗文之时，正是他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之时，即“罪戾摈斥，水陆奔走，颠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忧患悲愁”，而即便在这种困苦之下，他仍“未尝一日忘也”。从这一角度来看，《集古录》与他曾为皇家编修的《太常因革礼》《新唐书》《新五代史》完全不同，为欧阳修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学术研究，而非作为官僚的“业绩”，寄托着他作为文人的文化理想，或也是他标榜自身，区别于其他“好事者”的重要途径。苏轼曾评价欧阳修“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时代稍晚的李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翟耆年曾评价：“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著有《考古图》《周鉴图》《古器图》《洗玉池古玉图》等，均已不存，其中《考古图》为已知较早的古器物图谱，为“（李公麟）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每卷每器各为图叙，其释制作镂文、款字训义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可见《考古图》以图谱记录器物，著录铭文，并配图说评述，聚焦于古器物的考据，其编纂体例很可能影响了稍后的吕大临《考古图》的编写。
综上，相比于皇家制礼作乐、收藏古器以确立其正统性的复古主张，北宋中期士大夫古物收藏与研究开始转向金石本身，关注器物的形制、文字以及其与经传、史学之间的关系，至于是否拥有古器，则并非关键，虽刘敞、李公麟也收藏古器，但主要出于学术研究和传于后人。如赵明诚所述，这一时期士大夫的古物收藏与研究，“实始于原父，而集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且在古物的史学价值之外，开始关注到碑刻文字的鉴赏和自身“性颛而嗜古”与世俗之嗜的不同。古物赏鉴自欧阳修开始为士大夫所重视，之后的苏轼、李公麟、米芾等人均热衷于古物书画的赏鉴，米芾十分推崇“赏鉴者”，传世绘画《西园雅集图》（图1-3）描绘了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群体赏鉴书画古器的雅集文会活动，而这一时期部分士大夫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其作为文人“博闻好古”的独特性，刻意与俗世相区别，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所述“（画中）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也侧面反映出这一点。不同于皇家制礼作乐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北宋中期以来士大夫则在复追三代的同时，转向对自身修养、学识独特性的建构。
只为功夫不艳妆：独立女性墓与女性书香
（节选）
值得注意的是，5座女性独立墓中虽也随葬有剪刀、熨斗等女工用具和粉盒、簪、耳坠等梳妆用品，但部分随葬品与夫妇合葬墓中女性一侧随葬品存在较大差异。如吕省山夫人墓、吕仲山夫人墓和吕倩容墓中出土数件铜镜和石器，并有常出于男性墓的香炉或砚台（图2-16）；吕锡山夫人墓也出土石器，如煎茶具石釜，以及可能专为丧葬定制的八棱执壶；吕倩容墓中随葬青釉注子、注碗等酒具，造型细致精美。类似注子和温碗还可见于吕大圭墓，但后者为锡器。注子为斟酒器，注碗为温酒器，此类器物为宋代的常见器具，有瓷器、银器等多种材质。吕倩容墓还出土黑釉银兔毫盏、青釉刻花渣斗等茶具，以及玻璃珍珠饰品等，显然规格较高。据墓志记载，她明慧异于常童，尤得祖父母钟爱，因此吕倩容虽为女性且未嫁，但其墓中随葬如此精美的器物，应与祖父母的重视有关。另，吕省山夫人墓出土一件金扣边，吕锡山夫人墓随葬有珍贵的水晶珠和贝饰，以及数件银器如镜盒、银盒等，银器在吕氏家族墓中较为稀有，被盗品中有几件银器。吕锡山夫人墓还出土一件绿釉鼎，此类仿古器主要见于大字辈和山字辈男性成员墓中。此外，庶母马氏虽为媵妾，出身低微，但墓中出土有通体鎏金的银簪、石器钵以及水晶坠饰和蚌器，且马氏墓志为吕大钧撰写。据墓志记载，她曾勤恳侍奉吕蕡及夫人52年，养育其子8人，且8人皆出仕，可见其在吕氏家族的重要地位。
总体上看，以上 5 座女性独立墓的随葬品，在材质和种类上均较合葬墓中女性一侧要丰富，且大量随葬石器，另随葬有稀有材质如水晶、金器、玻璃、珍珠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3座墓随葬有砚台、墨块等文房用具和石香炉，其中吕省山夫人墓出土砚台底部有墨书题记：“□氏丁亥孟□葬”，可以确定专为女性制作。砚台和香炉为宋代文人书斋的常见配置，如赵希鹄《洞天清录》中记录当时文人书斋一般装饰有挂轴，挂轴前置一桌案，案上放置香炉、琴、砚等，这一场景在传世绘画中也可以见到。从这一点上看，除具体数量外，5座女性独立墓中的随葬品与男性墓随葬品在种类和材质上差别不大，许曼在讨论福建地区宋代墓中男女随葬品的关系时亦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如看待男性士人的文雅之物一样，将上述文房用具看作女墓主对于自身文化学识和雅好的侧重，而这一特征，一方面与吕氏家族的夫人们大多出身书香名门有关，另一方面也正反映出北宋以来社会中开始普遍显现的重要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无论在同时代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品中均不鲜见，但吕氏家族墓无疑是为集中和显著的例证。
君子之器——吕氏家族随葬仿古敦的一个面向
敦在周制中为士之用，这是吕大临及其家族的共识，因此吕氏家族随葬敦符合其身份，且从出土情况来看，仿古敦主要出现在大字辈和山字辈两代家族成员的墓葬中，墓主分别为吕大圭、吕大忠、吕大临、吕景山、吕义山、吕至山。虽吕英墓也出土仿古敦，但据考古报告，这件瓷敦出土时内盛骨灰，其功能或与其他几件不同。此外，如前文所述，这些仿古敦多置于男性一侧，应为男性专属，但并非全部男性成员都随葬敦。吕氏家族未随葬敦的男性墓主有三类：一为早夭者，如吕大受、吕大观；二为在外征战途中，病故后归葬者，如吕大防、吕大钧；三为夫人下葬时丈夫健在者，如吕锡山、吕仲山和吕省山。由此可见，在吕氏家族内部，敦严格控制为男性使用，即便志趣相同的同辈成员，如果早夭或尸骨未下葬墓中，也不能随葬敦。如此严格的规范，在具体实践时，却又与真正的商周青铜敦有着诸多矛盾之处，甚至与吕大临《考古图》中记录的敦也多不相同。
将吕氏家族认知中的敦与三代青铜敦做对比则不难发现：材质上，吕氏家族墓仿古敦为石质，而不是三代礼器常见的青铜；时间上，敦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新式礼器，为礼崩乐坏之后的新兴器物，而非儒家礼制的典型器；空间上，吕大临墓仿古敦与马家塬墓青铜敦较为接近，马家塬在战国时属西戎之地，而非中原儒家文化圈；文字上，吕氏家族墓仿古敦的铭文虽模仿金文以求古意，但明显与金文相去甚远，且西周青铜器铭文多刻在器物内壁，东周开始刻于外壁，而吕氏家族墓仿古敦的铭文均在器物外壁。以此来看，吕氏仿古器实践的诸多行为与真正的三代之“古”相差甚远。
斯文与自牧
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文人力倡儒家复兴，宋初欧阳修、石介、柳开等人沿着韩愈的文化方向，继续推行古文运动，以三王治人之道重建宋代政治、文化秩序，思想上逐渐由以文学为中心向以道学为中心转变，正如柳开门人张景在《柳公行状》中曾道：“天下用文治，公足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三代之治。”显然，对于欧阳修指出的“三代而下，礼乐为虚名”的问题，时人已经寻找到一条出路，即“建三代之治”。北宋自太祖时已开始制礼作乐，“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不同的是，关于复古问题一直存在两条主线：北宋中期以前皇家制礼作乐侧重于制度本身，目的在于恢复太平盛世，重建社会秩序，仁宗以后虽开始转向“回向三代”，但仍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面向政治制度本身。而从学术层面，以碑刻古器物等追三代之制，以“考古”实现“复古”，则是在斯文已丧之时士大夫所做出的回应。
阎步克曾指出，儒生的“礼”乃是特指，特指古代与经书说的那个样子。虽然他针对的是汉代的古礼复兴，但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认识北宋士大夫的复古态度，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群体的复古主张，他们所复的“古”和“礼”均为三代古礼，而非历代延续的礼仪制度不同的是，汉代儒生复古、复礼依据的是经书，而北宋士大夫在经书的基础上，开始“考古”，面向古物金石的考订，试图寻找古的真实面目。本书关注的蓝田吕氏复古实践，正处于北宋中后期士大夫“考古”的文化浪潮下。吕大临《考古图》及一系列文集为蓝田吕氏考订古礼的重要研究成果。蓝田吕氏不仅考古，而且躬行古礼，注重实践。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与复古实践有关的实物遗存较少，而吕氏家族墓无疑是一个绝佳案例。无论是墓地尊卑有序布局的设置，还是随葬古器、仿古器的特殊行为，都是吕氏家族将古礼付诸实践的重要方式，共同构成了该家族的复古实践。宏观上说，以上研究和实践成果均为吕氏家族面对所处时代所做出的回应，即以著书立说和身体力行实现复古以追三代之制。
具体来看，在吕氏著书立说和躬行实践的内部，又显现出诸多差异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如在《考古图》等吕氏遗著中，吕氏寻本探源，试图探究古器、古礼的真实面目，以相对严谨的态度，如实记录所见、所学和所思，详细考订；在墓园布局上，严格践行古礼，参照昭穆制度、宗子法及祔葬观念设计规划。前者寻求历史的本真，后者注重古礼制度的延续，二者均为吕氏面对北宋时代的发展走向而选择的道路。这条路早在欧阳修、刘敞时已有了方向，而吕氏在这条路的实践上更进一步，不仅正史传之阙谬，更身体力行，以重建斯文。
在吕氏家族墓随葬仿古器的制作上，则显现出诸多与三代古器的差异性特征。这可能与传统儒家“重道轻器”的观念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吕氏似乎刻意与古拉开距离，如吕氏墓中随葬的石敦，在器类和铭文字体上仿古，但在具体材质、形制、铭文写法和题写方式上，又与三代古器有所区别，似古非古；随葬的石磬倨句多呈直角或稍大，在形制上与《考古图》所记倨句几乎成 180°的“造磬”不同。石磬、石敦的随葬者为蓝田吕氏家族中为显赫的大字辈及其部分子辈—山字辈。尽管当时蓝田吕氏在学术上有很高声望，但从官阶来看，除吕大防曾任哲宗朝宰相外，其余成员大多为官阶不高的文散官，或登进士而不仕，而家族中官阶的吕大防终于流放途中去世。因此，相比于身居高位直接参与朝政的士大夫，蓝田吕氏更重于学术，虽与部分朝中官员交往密切，且其著书立说中不乏政治态度的显露，在整体倾向上，更面向“内”而非“外”，注重自身学统、修为和品位的建立，讲求自牧以独善其身。在这一点上，全面且深入地追复和践行古礼无疑是其重要途径，进而实现修养德行的君子之志。而随葬仿古器上诸多似古非古之处，以及题写方式的考量，或正是这一目的的具体体现。相比于以往墓葬中对墓主身份地位的彰显，蓝田吕氏墓更强调体现家族的学问修养和雅好志趣。由此可见，吕氏的复古实践，既面向历史，更面向自身。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无论从古器物实践还是丧葬实践角度，吕氏家族的复古追求与身体力行实属特例，既无先例，也无后来者，是北宋时代的特立独行者。历史的毛细血管往往牵动着时代的脉搏，正是这一特例，让我们看到具体且鲜活的北宋士大夫家族形象。吕氏家族尊古复礼的学术传统，虽大体符合北宋仁宗以来从宫廷到士大夫阶层的复古浪潮，但他们对于古礼的恪守与全方位地复古实践，相比于仁宗及徽宗时期的复古实践，有着不同的面向和追求。而这种差异，既为我们了解整个北宋时期不同阶层复古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反观古器物研究与实践在整个吕氏家族复古实践中的位置找到了突破口。
更为有趣的是，北宋这个在蓝田吕氏等当时的文人看来斯文已丧的时代，正是一千年后陈寅恪所提出的中华文化之“造极之世”，更是我们今天所普遍认为的文化高度发展之时代，这种古与今认知间的张力一直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循环往复，故而当代学者驰骋于“历史”与“历史记忆”之间，虽漫漫长路，却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