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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语新解》依《论语》原著体例,逐篇白话试译,并详加注解。不仅博采历代众说,也有著者新观点,是钱穆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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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论语》为儒家经典著作。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大儒为之注释不绝。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成为以后历代学子考试书。钱穆先生作《论语新解》,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博采众家之长,力求融会贯通,解证更加精当独到,如其所云:“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论语新解》更适合现代人阅读。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也曾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1990年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目录】


再版序

论语新解 上编
学而篇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论语新解 下编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附孔子年表


【前言】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士,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六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氏《集释》篇幅凡百四十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朱《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傥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

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泾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

 本书先属稿在一九五二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話。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費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濬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一九六〇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溃于定。惟体例则一仍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一九六三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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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篇第二(一)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以德: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谓之德性。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所谓以人治人。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北辰,即北极星,古人谓是天之中心。所,犹位。共音拱,众星拱之,围绕北极而旋转运行。为政治领袖者,能以己之道德作领导,则其下尊奉信仰,如众星之围绕归向于北辰而随之旋转。

孔门论学,重人道。政治,人道中之大者。人以有群而相生相养相安,故《论语》编者以《为政》次《学而篇》。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真实,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为政亦非例外。此亦孔门论学通义,迄今当犹然。

本章旧注,多以“无为”释“德”字。其实德者德性,即其人之品德。孔子谓作政治领袖,主要在其德性,在其一己之品德,为一切领导之主动。即如前“道千乘之国”章,亦即“为政以德”。惟德可以感召,可以推行,非无为。其下喻辞。北辰动在微处,其动不可见。居其所,犹云不出位,自做己事,非一无所为。《孟子》曰至诚动物,《大学》以修身为本,皆可与此章相发。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为政以己德为主,譬如天上的北辰,安居其所,众星围绕归向着它而旋转。”

 为政篇第二(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诗经》三百零五篇,言三百,举其大数。

一言以蔽之:蔽,包盖义。《诗》三百,可举一语概括。

思无邪:《鲁颂·駉篇》辞。或曰《诗》有美、刺、正、变,所以劝善而惩恶。则作者三百篇之思,皆归无邪,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又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讬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此说似较前说为得。《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诗》曰:“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祛祛,强健貌。徂,行义。谓马行直前。思马之“思”乃语辞,不作思维解。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然亦不当大违原义。故知后说为允。

今按:学者必务知要,斯能守约。本章孔子论诗,犹其论学论政,主要归于己心之德。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学者当深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诗经》三百首,可把其中一句诗来包括尽,即是‘思无邪’。”

述而篇第七(二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行,其中一人是我。不曰三人居,而曰三人行,居或日常相处,行则道途偶值。何以必于两人而始得我师,因两人始有彼善于此可择;我纵不知善,两人在我前,所善自见。古代善道未昌,师道未立,众德之进,胥由于此。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中庸》亦言:“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皆发挥此章义。

孔子之学,以人道为重,斯必学于人以为道。道必通古今而成,斯必兼学于古今人以为道。道在人身,不学于古人,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不学于今人,不见此道之实有所在。不学于道途之人,则不见此道之大而无所不包。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知道无不在,惟学则在己。能善学,则能自得师。本章似孔子就眼前教人,实则孔子乃观于古今人道之实如此而举以教人。孔子之教,非曰当如此,实本于人道之本如此而立以为教。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此后孟子道性善,皆本于此章所举人道之实然而推阐说之。然则孔子之创师道,亦非曰人道当有师,乃就于人道之本有师。《中庸》曰:“道不远人”,其斯之谓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师了。择其善的从之,不善的便改。”

子罕篇第九(二十七)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凋,凋伤义。凋在众木之后,曰后凋。春夏之交,众木茂盛,及至寒,尽归枯零。独有松柏,支持残局,重待阳和,所谓“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然松柏亦非不凋,但其凋在后,旧叶未谢,新叶已萌,虽凋若不凋。道之将废,虽圣贤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能守道,不与时俗同流,则其绪有传,其风有继。本章只一语,而义喻无穷,至今通俗皆知,诗人运用此章义者尤广。吾中华文化之历久常新,孔子此章所昭示,其影响尤为不小。

【白话试译】

  先生说:“要到岁寒,才知松柏的后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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