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有什么共同点？如果爱玛·包法利后解决了破产危机，她是否可以避免悲剧的结局？为什么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对冤家？英玛·伯格曼为何认为沉默是缓解心灵痛苦的方式？此类问题你都可以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找到答案。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格非新作。跟着大家读经典，一场属于文学爱好者的盛宴。
※“我相信，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在文字中与卡夫卡、福楼拜、托尔斯泰等大师对话。
【内容简介】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格非全新修订的散文与文学评论集。格非以其严谨又不失风趣的笔调，在文字中与卡夫卡、马尔克斯、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英玛·伯格曼、门德尔松等文学、艺术大师展开对话，为读者带来一场不可多得的文学盛宴。
格非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被当代文坛誉为“作家中的作家”。本书共分为三辑，收录了他精心挑选的文化随笔、读书笔记与文学评论，每一篇都蕴含了他多年累积的写作及阅读经验。这些文章妙趣横生、深入浅出，带领读者拾起被忽视的细节，体会伟大作品给予心灵的震颤。
【作者简介】
格非
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清华大学教授。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著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月落荒寺》，中短篇小说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青黄》等多部；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博尔赫斯的面孔》等多部。
格非属于擅长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坚韧、优雅、准确、睿智等特质，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风格鲜明，获得过一系列重要文学奖项：其中，《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隐身衣》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望春风》荣获届“文学奖”。此外，他还获得过“2004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2004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名、“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名、《新京报》“2011年度文学类致敬图书”、“2014年度老舍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目录】
辑小说的十字路口
003写作的恩惠
006作家的局限和自由
011小说和记忆
020长篇小说的文体和结构
025故事的内核和走向
041时代与经典
045常例与例外
048小说的十字路口
059故事的消亡
064发展主义观念与文学
第二辑十年一日
071十年一日
0881999： 小说叙事掠影
099雷蒙德·卡佛
102加西亚·马尔克斯： 回归种子的道路
115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13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复调
147《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
165《城堡》的叙事分析
195鲁迅和卡夫卡
209存在与想象
221《红楼梦》的真妄观
第三辑塞壬的歌声
231塞壬的歌声
235阳光的时间
240寂灭
243音乐与记忆
248我与音乐
252似曾相识的精灵
259寒冷和疼痛的缓解
266词语
270另一种形式
274博尔赫斯的面孔
【书摘与插画】
写作的恩惠
写作这项职业带给我的种种好处，是其他的工作(诸如工程师、机关职员、新闻记者)所无法替代的。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写作至今还算是一门职业或手艺，它尚能给我提供低限的经济保障，使我于无所事事之中并不感到太大的恐慌和惭愧。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时常能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与其他人很不一致。我不知道是周围的世界出了问题，还是自己本身出了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写作就非常慷慨而及时地对我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和思想予以了肯定。换句话来说，它给我的幻想、行为以至梦想赋予了某种形式，它很快使我安下心来，并感到了一定的自由。
当然，写作使我加深了对世界或存在本身的了解，只有在写作中，世界混乱不堪的图景才会暂时变得清晰起来，我开始为我所看到、感知到或记忆中的事物命名，并安排好它们的程序，它确实有些类似于游戏。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写作有些类似于在一片密林中开辟道路，它使我们能够感到事物的神秘，它的韵律和节奏、它的呼吸、它不安的悸动；通过写作，我理解并能想象存在的奥秘和浩瀚，它几乎无法被人们的感官和思想所穷尽。我相信，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写作给予我的另一个恩惠是，它能使人的感觉的触须保持敏锐而锋利的状态，它是真正的作品得以出现的首要条件。唯有敏锐能通向智慧之路，唯有智慧能够通向真诚，真诚或真实使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快乐，我希望这种快乐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石，耐久而经得起推敲。
说到快乐，我联想起很多朋友曾不时向我抱怨他们的职业，他们说：“我为某种职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比如，“我为了弄清楚一些词语的意义耗白了头发”)，“而职业本身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呢?”他们无非是在询问，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我认为，只要你在这项事业中发现一些真正的乐趣，牺牲永远是值得的。
我坦率地承认，写作常常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我所渴望的快乐。每当我写完一部较长篇幅的作品，走在阳光下，在慵懒的倦意中常能感到一种隐抑的激动，我常常想起庄子“朝菌不知晦朔”这句话来，它也总是在提醒我，与日常的享乐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
后，我想说，自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过浪费光阴，虚度生命一类的恐惧和苦恼。我的冥想、闲暇、游历和娱乐无一不和工作相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非只有不倦的工作才合乎道德，闲暇和静默无时不在给作品孕育养料。我每天十时起床(上午有课除外)，然后写作至下午四点，晚上的时间用来阅读和闲聊。我觉得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对写作中的苦恼故意视而不见，它同样具体而真实，不过，这又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想，除了写作之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诱人的职业，那就是在大学任教。现在，我同时兼有这两项职业，不仅心满意足，而且简直有些喜出望外。
1994年3月9日于上海
作家的局限和自由
沟通，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恰好可以解释我从事写作的潜在动机。“沟通”这一概念的复杂性质，不仅仅取决于主体的愿望和欲求，同时也与对象物的浩瀚和暧昧不明有关。在古印度，语言被视为人类存在的菁华，作家则是运用语言创造奇迹的人。写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神秘性。从埃及金字塔中出土的《亡灵书》，比较清晰地说明了那个时代作家或诗人所扮演的基本角色。诗篇的稿本之所以在殉葬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是由于亡灵们有理由相信，语言文字符咒般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与神灵相通。这一事例所提供的反证之一，就是作家或诗人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密。在古埃及，只有当人死后，灵魂开始旅行的时候，诗人作为灵魂向导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似乎并不热衷于描述一般的社会生活，经常出现于他们笔下的是花草、流水、星辰一类的事物。古典小说里的志怪故事历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就连《红楼梦》这样一部复杂的作品，时至今日仍然盛行着这样一种解释： 从作家较为深奥的意图来看，它更像是对《周易》所作的一次注释或说明。
到了二十世纪，当每一个个体的声音变得强大而不容忽视，沟通或交流的途径在日常生活中无限伸展的时候，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瓦尔特·本雅明称波德莱尔一类的作家为“拾垃圾者”，而罗兰·巴特则从哲学上宣布了作家主体地位的丧失。一方面是日常公众交流的虚假活跃，另一方面是真正意义上的“幽闭症”的开端，两者都是沟通受阻的明显信号。
对我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交流或沟通是作为一种负担或障碍出现的。当我企图与外界沟通，建立联系的时候，我想我所能做的首先是逃避，它使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静态的或无生命的事物上去。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不时受到了如下一些情形的怂恿和鼓励：写作意味着个人的独立工作，它是不用与人合作而生存的合法手段。可当我意识到这样一种构想也许只是个人对外界生活表示的恐惧和怯懦时，焦虑跟着就来了。通常，交流，置身于生活之中的愿望越是旺盛，自我封闭的意图也越是强烈。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一度相信，这一困境仅仅是我的天性造成的，它是无数个生存者中的一个糟糕的特例。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鲁迅的作品从中学时代就构成了我们成长的主要经验。当然，这种经验在开始时所带给我们的往往是强迫性的误会。后来，我读到了他的《野草》，一种全新的感受给了我初的慰藉。这个在我的印象中热衷于社会生活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到了中年被一种不可思议的虚无感缠住了。他甚至对母亲和妻子的存在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耐烦。我当时的感受是，他打算从虚无的矿砂中提取有价值的钻石。《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可供阅读的文本，还不如说是作家个人内心冲突的粗略记录。不管他采用了怎样的文体，对一个作家而言，它始终是好的记录。在鲁迅的中年，外在世界的一切可能性成为一种局限和障碍的时候，他的写作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种意义。的现实就是内心的现实，的真实，就是灵魂感知的真实。我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一扇大门的关闭，同时也意味着另一扇窗户的开启。障碍，不仅给写作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强度，而且它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外部社会力量所强加给他的限制，一度表现为监狱的高墙。墙壁和牢房阻隔了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在铁丝网的上方标出了自由的界线。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对于一个久处牢狱的囚徒来说，自由就是铁丝网上端那方晦暗的天空。它不仅确切存在着，而且几乎伸手可触。而当他出狱之后，随着铁丝网的消失，自由似乎也已无影无踪，而他的狱外生活则随处飘荡着一股监狱的气味。这一重要的发现无疑对他日后的写作构成了深远的影响。
卡夫卡也许是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具有使一切局限性转化为写作资源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他所关注的概念只有一个，那就是“障碍”。而在卡夫卡的笔下，这种障碍同时具有喜剧和宿命的色彩。
当一只老鼠误入一条狭长的甬道，它只能面对两种选择：要么被捕鼠器夹住，要么扑入一只猫的怀抱。而土地测量员K试图接近城堡的努力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揭示出，K的动机只不过是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作出某种说明。这也是卡夫卡自己所要寻找的说明。正因为K和卡夫卡还有一线希望，这种循环往复的自我折磨才遥遥无期。卡夫卡在二十世纪文学中所扮演的“圣徒”角色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卡夫卡并不是因为要拯救人类才开始写作的。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他个人的局限。交流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也许正是他从事写作的基本动力。
早在1945年，瑞典导演英玛·伯格曼在拍摄他的部电影时，就区分了两种现实。其一是物理上的现实，这是他竭力逃避和拒绝的。另外一种是心灵的现实，它形成伯格曼一生创作的焦点。他的很多批评者认为，伯格曼的主题是重复的，对白是枯燥乏味的，场景缺乏变化，他似乎打算使现代电影倒退到古老的戏剧表演的时代。而对伯格曼本人而言，电影技术上种种革命性变化只不过是无用的奢侈品，对于表现“呼唤与耳语”这个主题来说，仅有两个场景就足够了： 病榻是病人叫喊的场所，而客厅里灰暗的灯光则适合耳语。伯格曼影片里的主人公和他本人一样，心灵、思维和行动都受到了令人窒息的局限。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极为相似，英玛·伯格曼表现出了将个人的困境、个人与现实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转变为艺术资源和题材的能力，他的努力也为二十世纪的电影挽回了尊严。
但愿我的发言不要给诸位留下逃避现实和自我束缚的印象。面对真实生活的勇气恰恰是一个作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当一个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寻求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敞开的；当伯格曼声称远离物理现实的时候，当福克纳对公众生活表示厌烦和蔑视的时候，甚至，当博尔赫斯将晚年的失明视为一种恩惠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和心灵也始终是敞开着的。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观察和记录世界的方式，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信息也只能通过他的内心而产生意义。
普鲁斯特曾经说，写作只不过是将生活中的精华转变为文学的一项工作。假如一个作家由于担心自己的作品为另外民族的作品误解，而在写作之初就去考虑翻译的可能，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不是调查报告，而只能是心灵的直接现实。它应当经得起任何翻译和误解的考验。
1996年6月22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