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①《好朝南》书名脱胎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她说，聪明女性的独立方式，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而我们说，女人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且好朝南。
本书选取了22位女性作者，写了24个真实的生命片段。社会赋予女性非常多的刻板印象，要结婚、要忠于婚姻、要生孩子、不要离婚、要爱自己的孩子，等等，如果女性不这么做，会面临什么呢？书里的24个女性，就是24个不同寻常的“离经叛道”的故事，她们有人不想来月经，有人不想结婚，有人一定要离婚，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有人一辈子与女性结盟，有人奋起反抗性侵……这些女性从自己内心生发出力量，活出了女性原本的样貌。她们都是个性的声音，却与当下的女性觉醒发生了极大的共鸣。
②《好朝南》的作者大部分都不是“职业写作者”，不以写作为生。她们的身份背景多元,有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老师、医生等，这使得本书故事多样，内容极为丰富。
③《好朝南》是译文纪实第二本原创图书，与国内比较成熟的写作平台三明治合作。
④特邀插画师为本书画了4幅插画，它们是配合本书的四篇文章的主题的，具有极强的艺术感。
【内容简介】
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
养育了3个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长期遭遇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
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业停滞,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
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
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
作为一名女性,不想来月经,可以吗?
送给妈妈一个跳蛋作礼物,会怎么样?
22位女性作者，24个真实的生命故事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说：“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好朝南》里，这些女性写作者用文字构建自己的 “朝南房间”。她们大都不以写作为生，把故事写下来的目的，是理解自己。
这些故事是非常私人的个体遭遇，是对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的生命片段，是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轻易对别人提起，甚至连亲密的家人朋友也不知晓的经历。
通过写作，她们向身处的境况提问：作为女性，“我”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这些经历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构成了“我”的一部分？
她们写自己的生命，也用生命写作。
【作者简介】
想要描述时代变迁里中国人的多元生活状态，“三明治”是一个丰富的意象。成立于2011年的三明治，是一个帮助大众记录自己生活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更是将生命成长叙事运用于个体探寻的Life Writing实验。
我们目前开展了这些实验：每日书、短故事写作社群、出版策展、播客电台，以及位于上海的线下文化空间。微信公众号：china30s。
【目录】
12个问题
一个问题01 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
一个问题02 我是女性，我不来月经，可以吗？
一个问题03 究竟什么是“处女情结”，什么是“处女枷锁”？
一个问题04 送给妈妈一个跳蛋作礼物，会怎么样？
一个问题05 一位遭遇性侵谋杀案的女性，如何死里逃生？
一个问题06 养育了三个孩子的二十二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一个问题07 长期遭遇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
一个问题08 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
一个问题09 在婚姻之中，还有可能回到“单身”状态吗？
一个问题10 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
一个问题11 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
一个问题12 该如何让伴侣理解，我不想生养孩子？
12种境况
一种境况01 父母沉迷麻将，我曾经是“麻将留守儿童”
一种境况02 从留守女童到乡村教师，我经历过的那些梦魇
一种境况03 菜市场里的姐妹家常菜馆，和进进出出的女人们
一种境况04 走入无边人海里
一种境况05 一间诊所和三段跨国婚姻，我们是同事、姐妹和家人
一种境况06 对相亲对象的要求，家人只有四个字：男的，活的
一种境况07 36岁，我在大厂996，和先生养育“互联网孤儿”
一种境况08 离婚是因为一个妈妈想活着，想活得更自由
一种境况09 一位女性在银行工作十一年的抗争史
一种境况10 35岁未婚女性跳槽，新公司可能会视之为“不稳定因素”
一种境况11 45岁未婚未育，我愿意一直独居
一种境况12 女人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好朝南
【前言】
序
1928年，46岁的伍尔夫曾在剑桥大学做过两场关于女性和写作的分享，讲稿经过修改和拓展在1929年正式出版，名为《一间自己的房间》。书中伍尔夫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女性写作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因为伍尔夫而建立了近百年的紧密关联。这本书的命名灵感亦源于此，但多了些“中国语境”。顺着伍尔夫的话往下说，我们希望女性不仅能拥有一间独立房间用于写作，而且这个房间还好朝南（似乎只有中国人特别在意房子是否朝南），有能够让充足阳光倾泻入室内的窗户。它温暖、洁净、安静、舒适，提供书写和表达的空间，亦为独处和向内的探索提供保护。这是《好朝南》名字的由来。
《好朝南》是一本由22位中国女性共同写下的、关于她们某一段生命历程的非虚构作品合集，你将看到22位女性亲笔写下的24个真实的生命片段。
该如何认知和描述这些不同的女性个体和她们的生命经验？贴标签是容易的。照“常规”，可以按情感状况进行分类，单身、已婚、离异、单亲，单身还可能划出“大龄单身”的子项；也可以按照不同生命经验所涉及的话题进行分类，比如婚姻、生育、职场。连续的生命经验可以被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以便他者的指认和带入。
但我们不希望用标签化的方式，来对这些鲜活个体以及她们的经历进行再度审视。任何一位作者以及她们写下的经历，都不应该被简单归类。我们所在的环境中已经有太多过分快速的粗暴归类，缺乏对这个世界复杂性的共情和理解。标签无法让我们真正认识一个个体和她所处的境况，只能让贴标签的人获得一种达成理解的假象，一种对外在世界虚幻的掌控感。
于是我们试图回到每一位女性书写这些作品时的状态。
我们试图这样理解：当她们写作时，这些文字或是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提问和梳理，或是对一种生存处境现象学式的还原描述。12个女性提出的问题，12个她们所处的境况。它们看起来是非常私人的个体遭遇，但每一则讲述背后是更多隐形于“主流”视野的女性群体，她们难以得到应答的“提问”，即便同属女性的其他个体也未必了解的“处境”——
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养育了3个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长期遭受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业停滞，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作为一名女性，不想来月经，可以吗？送给妈妈一个跳蛋作礼物，会怎么样？
书中的12个问题和12种境况，远远不能穷尽让女性感到困惑和挣扎的议题，或女性正在经历（事实上不少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状况。但发出声音和尝试描述本身，意味着对“正视”的鼓励。任何讨论和改善，首先基于敢于直面的勇气。
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命书写
《好朝南》中收录的24篇女性主题的非虚构作品，大部分作者都不是“职业写作者”，也就是说，并不以写作为生。她们的身份背景多元，有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老师、医生等。她们所在的城市或国家也各异，济南、恩施、广州、上海、北京、合肥，美国、澳大利亚等。
大部分作品完成的方式，是在14天里由一位来自非虚构写作平台“三明治”的编辑和她们一对一地工作。写作者初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想写下点什么的冲动和念头，编辑和作者沟通具体方向、确定写作选题，之后作者每天或每几天写下几百字，编辑再根据作者写的内容给予反馈和建议，比如如何寻找合适的开头和结尾、如何搭建作品结构、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风格，直至作品终修改完成。在“三明治”中，这个项目叫做“短故事学院”，发起于2017年，有超过1000位写作者在“短故事学院”写下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本合集收录了部分女性写作者的作品。
因此从一开始，这些作品就不是奔着什么功利性目标去的，也和“流量”“爆款”无关。每位写作者想要书写和讲述的冲动是一个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们对自己的生命本身进行提问、整理，落成文字。
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作者在完成这篇作品那一刻的生命状态，像一颗琥珀。
在书写中，这些女性写作者可以暂时脱离某个单一的既定身份或标签，暂时跳出“你是一个妈妈/女儿/老板/员工，你就应该……”的逻辑范式，抽离出来，去回望自我。她们通过书写，仿佛在平行时空中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悬浮的房间，可以在里面舒展筋骨，写些“离经叛道”的话——她们真正想说的话。
鲨鲨是一位广州的“新手妈妈”，她写自己有一个不敢告诉孩子的秘密——她觉得自己“不爱”自己的孩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完全让渡和牺牲自我的“理想母亲”。然而一个母亲一定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并且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去爱吗？
毕业后不久回到家乡工作的阿离，匆匆恋爱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婚后阿离才发现先生有诸多不太对劲的地方，比如不停攻击贬低她的相貌和身材、信用卡花呗每月的欠债无法偿还、常有大大小小的暴力行为比如拧青胳膊和扇耳光……一次意外冲突中，阿离被先生掐住脖子几近窒息，终于下决心离婚。她写下遭受家庭暴力后，自己是如何在没有家人支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并与有暴力倾向的先生成功离婚的经过。
目前45岁仍然未婚未育的淑伶，上一段感情结束于11年前。因为年龄的关系，她反而逐渐从一定要走进婚姻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心理上逐渐预备好“一个人到老”。她在关于自我的书写中描述45岁未婚未育的生活，以及一直独居的可能性。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另一种女性生命状态的路径。
她们所描述的这些生命经验中，有的是隐没于水面之下的巨大冰川，是对她们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的生命片段，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轻易对别人提起，有的经历甚至连亲密的家人朋友也从不知晓。对于书写内容与暴力、伤害有关的作者而言，这个过程尤为艰难。这些经历也许长久地在她们身体中不断回荡，碰撞出让人无法忽略的感受，疼痛、怅然、焦虑、困惑，让她们难以回避、遗忘和掩藏，不得不去探索、思考和尝试应答：作为女性，“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经历这些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构成了“我”的一部分？该如何与之相处？
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回溯这些过往生命经验的过程。去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坐在时间的暗处，被涌动于意识深处的感受和情绪再一次全然裹挟。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借由写作，她们得以去明晰当时身处漩涡之中的自己无法看清的一部分真相，关于自我，也关于一个性别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和写作者既是因为一个项目结成的“工作关系”，也是两个个体的相互照见。参与所收录作品编辑工作的编辑有万千、旁立、童言、恕行、二维酱，以及我。作为编辑，我们常常被这些女性写作者的勇敢和坦诚所震撼，也时刻提醒自己，编辑的工作是平等地支持和引导，而不是扮演高高在上的权威。作为编辑首先要将这些女性视作一个独立的、立体的人，一个“人”，不用某种媒体范式或者的好坏标准去衡量、评判她们的写作。
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命质地，可以经由文字自然地流淌出来。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写作中的女性图景：私人的亦是公共的
一个“普通人”的向内探索和对外表达，是有价值的吗？许多作者在讲述和书写个体故事的初，会有这样的顾虑和疑问。这些经历和情绪，会不会太“家长里短”，太“鸡毛蒜皮”，太不值一提了？真的有讲出来、写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的必要吗？会不会不够宏大和重要，没有公共性？作为编辑我们总是一遍遍地鼓励这些作者，你的感受和讲述都很重要，首先允许自己讲出来、写下去。
至于私人经历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个个体如何自我认知，如何建立和维系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承接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每一件小事都可以说是有“公共性”的。每一个讲述出自己经历的女性，不仅仅是在讲述自己的“鸡毛蒜皮”，而是描绘出当下女性生存状态图景的一块小小拼图。任何宏大的议题，终归要落于具体的个体身上，而微观的私人生活总是毫无遮掩地显现着更巨大、更不可见的外在社会结构。
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够重要。女性写作者这种习惯性的自我低估和被抑制，由来已久。
美国作家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梳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对于女性写作的抑止和打击，方式包括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成就个别化等。93年前伍尔夫也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文学评论家对不同小说主题的双重标准：“女人的价值观经常不同于男人的价值观，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占上风的是男性的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非常重要’，追求时尚和买衣服则‘琐屑无聊’。这些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转移到小说。评论家会这样假设，嗯，这是本重要的书，因为这是关于战争的书；哦，至于这本书，无关紧要，因为写的是女人在起居室里的情感。战争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
但什么是重要的？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标准由谁来界定？
在这本书的开头，你会读到一个关于“阴道哑铃”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海一家医院妇科的盆底肌门诊，作者沈平林站在诊室门口，听到医生和患者的谈话，有因为子宫脱垂需要切除的，也有子宫颈掉出体外急需手术的，有一大笑就会漏尿且持续了两三年的。她写道：
女人们站在门口排队，一个接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排队的人们并不交谈，在叫号机机械的声音里，个个面无表情地直立着，似乎无悲无喜。
轮到我了，我走了进去。
沈平林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生完两个孩子后不久，发现自己在陪孩子大笑、奔跑时突然因为漏尿，裤子湿透了，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医院。沈平林被确诊为盆底肌障碍，开始接受系统治疗，但医生也没把握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在医生的建议下，沈平林除了定期去医院看病，还去药店买了一盒可以在家进行辅助治疗的阴道哑铃。
作者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她全程是带着愤怒和希冀写下这段经历的，写的时候感觉故事已经冒到嗓子眼儿了，如鲠在喉，不得不写。她发现，市面上有无数种书教人们从受孕怀胎开始如何生养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但几乎没有人告诉妈妈们，生产过程究竟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哪些损伤，又应该如何尽可能地减轻这些损伤。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她希望她们长大以后，不是被推着向前稀里糊涂地做了母亲，而是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后，理性决定是否要做母亲。
这是属于作者沈平林的私人经验，但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损伤以及长久以来对这种损伤的漠视，是真实发生在很多女性，甚至不同代际女性身上的共同经验。我们得以通过一段被揭开面纱的私人经验，去看见更多有过相似经历的女性，去讨论被遮蔽的遭遇和感受，去思考为何如此、未来能够如何。
如果这样的私人讲述没有公共性，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共性，才有讲述的必要和价值？
女性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
在《好朝南》中，还有几篇不太常见的描绘女性友谊的作品。
曾在湖北安陆一个菜市场度过童年的大满，写下她的母亲和菜市场里几位女性长辈之间的情谊。她们原本有各自的买卖，卖干货、卖水果、卖早餐，经历丈夫意外去世、生意失败等变故后，一起开了一家饭店，取名姐妹家常菜馆。大满写道：“可能比起孤军奋战，她们更需要的是共鸣，不靠知识，靠古老的经验。比如说，一起开家菜馆，再为它上个招牌。”
哪怕过了20年，意阑仍然记得次见到向月的场景。她们相识于正式进入初一前的暑假军训，后来两人熟起来，一起午饭、一起去图书馆借书，相互分享看过的小说，一起放学回家。两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是青春期的非正式“浪漫情感”，还是进入异性恋前的“同性依恋”？分不清楚，似乎也没有厘清的必要。意阑写道：“因为人生中爱过一个女性，我得以有力量去抵抗自己生命里的黑暗，慢慢地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
在美国开了一家诊所的W医生，写下自己和小徐、花姐延续20多年的友谊。她们在国内一家医院工作时是同事，而后W医生因为结婚前往美国，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小徐和花姐分别因为W医生的牵线搭桥来到美国成家，安定下来。她们在人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彼此支持，她们的关系是同事、姐妹，亦是家人。
在过去几年中“三明治”所编辑的女性议题作品中，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并不多见。我们有时会疑惑，为什么女性友谊没有成为常见的书写主题？女性是如何感受和认知自己与其他同性个体的关系的？过往对女性关系的认知饱含偏见——女性之间似乎只有“宫斗”，无论是职场中的同性竞争、家庭中的婆媳之争，在男性凝视中，紧张的女性关系背后是对“被垂青”的争夺。女性的主体性在这种凝视和扭曲中被消解了。
在这个议题之上，女性能不能重新拿回话语权，去思考和讲述属于自己性别群体的故事？作为女性写作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奢侈地为女性友谊这个主题保留了三位写作者的讲述。
谈到女性友谊主题，不得不提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埃莱娜•费兰特写下莉拉和埃莱娜从少女时代到晚年延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巧合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人公之一埃莱娜也是一位作家。2015年，费兰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时，谈到了在小说中让女性角色写作的设定：“在我们女人身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面对危机时，我们会试图写作，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种私人的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得到控制，让我们写出信件、日记。我总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那些女人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
当被追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时，费兰特回复说：“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在语言、用词、句子的结构、语体的转换中找到女性的我，展示出笃定的目光、真诚的思考和感受，同时保留了一些很不稳定的思想、行动和情感。”她说：“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
费兰特谈得真好。当女性有机会拿起笔去书写自己的经历时，她所要考虑的首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真诚朴实地面对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勇敢而深刻地理解并呈现作为一个女性亦是一个人类个体的立体性、复杂性。
当我们通过书写抵达更深处的真实自我，确认并寻回自己的存在经验与感受，在写作和阅读的往复中，无数种隐秘的女性私人情感将连接成为更宽广的共同整体。每一位女性无论是否选择写下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广阔的共同整体之中，都有无数女性与她同在。
三明治编辑 李依蔓
2022年8月22日
【书摘与插画】
养育了三个孩子的二十二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文｜W医生
Z先生翻到印满密密麻麻文字中的一个表格，指着中间的一条横线，对我说：“这里，你把你的单身公寓地址写一下，签一下名。离婚协议其他的部分，我会填好。公证完就可以递交到郡民政局后确定。”
我抬头看着他，有点不敢相信他的平静。这会不会是他情绪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备？我的头皮不禁有一点点发麻，心跳开始加快，手心微微出汗。我拿着笔，犹豫要不要在他面前写下我的新地址。我搬到单身公寓已经快两个月了，日子过得很不错。重要的是，以往那种回到家里就觉得压抑的感觉一扫而光。
“我想通了，假如不能和以前彻底切割，我和你都没有办法继续各自的生活。我想给彼此一个机会。我们做回同桌吧。”Z先生心平气和地看着我，难得地带了点幽默，“不要用这种怀疑的眼光看我，我是认真的，比当年请你考虑一下我，还要认真。”
他话音刚落，我眼前不由自主地回放我们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从小学的三个月同桌，到毫无交集的十多年，各自成长，到戏剧性地重逢，十二个小时内决定闪婚，然后移民，生活在一起二十二年，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房子从小换到大，到更大，到如今决定和平分手。原来一辈子也不是那么长。
我们的前半生，都有哪些改变？是时间改变了我们吗？还是能被时间改变的，是那些本来就不坚牢的东西。成长，工作，结婚，生育，这些好像都是社会里预设好了的人生必做的论文题，既然拿到了，就要努力去完成吧？
“你们显然在成长的步调上出现了不一致。往后是共同成长，还是各自分开，就要看你们各自的学习能力，以及决心了。但不管怎样做，首先要忠于的是你们的内心。任何一段关系，从根本上都是回到你和你自己的关系上来。”几年前在接受婚姻顾问辅导时，哈琳娜对我们说。她是一位胖胖的白人老妇人，有三十多年心理治疗和家庭关系辅导经验。关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美国人的做法是求助于专业的婚姻咨询协调人士，再到律师，再到法院。他们劝和不劝离的方式是：离婚成本很高，要想清楚。
“她没有在这段婚姻中得到营养。”哈琳娜对Z先生说，“你是否除了她，就没有别的可以专注了？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吗？为什么？”
“因为她不成熟，天真，过分善良，做事冲动，不顾后果。她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险恶。”
“她是一个成人，受过高等教育，她当然可以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她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你也是成人，你只要对你自己负责，你必须收起你的控制欲，‘为她好’的出发点不是理由，你需要专注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她。”
回来的路上，他沉默不语。到家后我们坐下来，他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对你的保护是一种控制。原来你对别人的否定是这样敏感，什么话都容易伤到你。我们真的如此不了解对方。”他又自顾自地讲了很久，似是辩解，也似呓语。
他很少在我面前讲这么多话。大部分的时间，Z先生都是不主动沟通的。他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生活中的事情，若是他能不关心，或者不愿意参与的，不想惹麻烦的，一概用这句话来应对。一开始，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优点，这孩子懂事，不八卦，不顶嘴，服从上级。特别是当碰过几次钉子，看出我母亲在家庭的权力范围后，他更加无原则地顺从她，甚至自诩为“傀儡”，在所有的家庭矛盾中都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他的惯性沉默，如严肃的潭水一样，常常令我恨不得向里面扔两块石头。
虽然平时话少，但他一旦生气起来，从平静到暴发中间没有必然的警报。沉默的人一发起脾气，会显得格外有震慑力，使大人小孩和狗都很害怕。我父亲曾用“钟馗”来形容他。有些人的怒气是虚张声势的泡沫，虚无的浩大；而他的怒气是山泥倾泻，前一刻风和日丽，后一秒山崩地裂。小孩子的房门被砸开过，里面的东西被毫不留情扔掉；电脑被抢走举高摔坏过，天花板的吊扇被怒吼震动过；我陪着受惊的孩子们失声哭过：这些都和墙壁上家庭照里露出的笑脸形成了对比。
一开始，Z先生虽然情绪疏离但行为上很尊重我的态度，让我窃喜过。他尊重伴侣隐私，比如手机摆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多看一眼，桌面上摊开的日记不用担心会被偷窥。可就像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的好坏之分，当他这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的态度延伸到生活里，在看似给予我极大自由的同时，是相互沟通的严重匮乏，以致虽然结婚了二十二年，我一天比一天感觉到孤独。
我从2013年3月30号发条朋友圈，到他有微信并加我为好友，中间隔了七年。期间我写了多少关于生活、工作的文字，发了多少照片，多少育儿的感悟，他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几家报社陆续登出我的一些文章，我们家庭交际网络扩大，他也是后知后觉的。他父亲曾经说，四个孩子里（Z先生、他妹妹、妹夫、我），只有我可以和他们聊得来。今天回想这句话，我不应该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想一想，如果我能多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了解他父母抚养他的模式，知道“逃避”是他从小远离麻烦、自保的方式，“暴怒”是因为他无力掌控局面时内心恐惧，“沉默”是他拒绝沟通的表现，也许我不会那么受伤。因为我是一个情绪化而且超级敏感的人，心思更是细腻得可怕，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重话就能让我伤心难受好久。这样的两类人，要想做到互相理解、包容，需要付出的努力显然要比别人更多。
大前年的11月，我和大儿子开车去俄亥俄州参观一所录取了他的大学，在路上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婚姻的对话。他说：“婚姻是你希望和某人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形式。首先，你自己是一个具备幸福力的人，对方也是一个具备幸福力的人。你们先是投缘的好朋友，相处下来，发现可以生活在一起，却没有减弱彼此的幸福，反而因为彼此的存在，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处理更大更复杂的事情。你们互为动力，形成合作关系，分担风险，共享成果。终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比一个人更快乐。这里面当然有彼此包容的成分，但却是你在结婚前就已了解的细节，你选择了接受，并承诺包容，而不是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彼此和婚前有多么的不同。”
他看着我，说：“妈妈，我绝不会像你和爸爸那样结婚，这种事情我不会允许它在我身上发生。太糟糕了。”
“有那么糟糕吗？”
“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美国人在决定结婚前，平均约会多长时间，你知道吗？九年。在这九年里，通过约会，充分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并且共同面对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到后，才会决定是否以及和谁走入婚姻。”他从小就是一个old soul（老灵魂），也是我家的“金句王”，一直是我的buddy（老友）。
什么？九年！我惊叫了起来。怎么可能？九年，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好吗？九年的青春啊。儿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接着说：“瞧，这就是你们。一定要把婚姻和年龄啊，生孩子啊这些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结婚就是commitment（承诺）。如果结婚前互相不了解，你们commit个什么？别说九年，只要不足够确信，就不贸然决定。”在这些从小思辨能力就很强的孩子面前，我向来词穷。
“我希望通过结婚，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离开原来的家庭环境。你是知道的。”
儿子表示理解，他接着说：“你要知道，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爸爸不是你的出路，没有任何人是，我真希望当年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1998年的年底，离元旦还有两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位美国的Z姓同学回国了，希望和我见一面。她已经见过了，还一起吃了饭，说同学很有礼貌，很尊重长辈。既然同学山长水远回来了，我应该礼貌回家见一面。母亲说：“你一直在学英语，考托福，准备出国或者考研，你是从一开始就不准备留在我们身边的，对吗？你就是想跑得越远越好。既然如此，你就回来和同学聊聊，他说在出国这件事情上，也许可以帮忙。不要觉得我什么都反对你。”母亲曾说过，全世界对我的反对和批评加起来，也没有她对我的多。凡事都喜欢和她“顶嘴”的我，始终不是她的理想型女儿。
我听后有点心动，于是科室调班和连续值班后，就从医院所在的城市坐长途巴士回了家，见到了我的小学同桌Z先生。感觉还是挺陌生的，小学四年级时我插班到他的班上，五年级和他同桌三个月，之后我考上了重点中学，他读六年级（即重读），晚我一届也考上了同一所中学，算是我的师弟。
高考前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纽约的信，信寄到了我的班上。看了信，知道他随家人移民美国了。信里他主要是希望以后能保持联系，他附了一张他的照片，是出国前在北京颐和园前拍的，个子瘦小，笑容可掬，穿一件墨绿色的POLO短袖T恤。当时我没有回信，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给他回信。大学期间我们陆续有一些通信，礼貌寒暄，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随着实习毕业分配工作，我的地址不断变化，我和他也就完全失联了。
这次见面，彼此都有点生疏。毕竟大家之前都没正眼瞧过对方。上一次讲话可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带着他逛小镇，其实我对小镇也很疏离，高考失手后，我寒暑假基本不回家，每次回家也照例和我母亲大吵大闹，和高考前如出一辙，待不了几天。从小到大，我和她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剑拔弩张，一直是个谜。从我懂事开始，我们就是“相克”的，连一次心平气和坐下来讲话的情形都没有。仿佛我身上有个隐秘的按钮，一按就能使我从天使秒变魔鬼，母亲就是那个知道按钮在哪里的人。
那天下午在小镇上逛了一圈，我们不咸不淡聊了点往事，拜访了我们共同的化学老师，再一起去餐馆吃了一顿饭。夜雨里我们往回走，Z先生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他问我对男朋友有什么要求。我还真想了想，列举了三条。，要和我志同道合，性格善良。第二，不能眼高手低。第三，有什么事情可以摆到台面商量沟通。他说：“就这样？别的什么身高、外表、职业都没有要求吗？”
我说，那些都是变量，都不是我在乎的。说到这里，刚好也到了我家楼下，我们停下了脚步，收了伞。Z先生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我，因为除了我，没人这样关心他，他很感动，也已经喜欢了我很多年。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考虑一下，让他做我的男朋友。而且他很快就大学毕业了，就算不真结婚，他也能够帮助我实现出国梦，以此“报恩”。记得当时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从此自由飞翔的我。
路灯下，我看着比我高不了几厘米的他，真是又瘦又矮，和我梦想中的白马王子似乎不沾边，可以说是毫无感觉。他接着说：“如果你答应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很珍惜，因为你一直是我的选择。”从来没有被男生直接表白过的我，心里有一点小欢喜，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也是有人喜欢的。结不结婚是次要，但我一直很喜欢小孩，所以当时脑海里反应就是：“终于不用偷生了，不怕计划生育了。”但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却是这一句：“我要问问我妈。”
回到家里后，我把Z先生的事情跟母亲提了一下，心里觉得她肯定不会同意。一来我工作业务水平很好，技术全面，基础扎实，人缘也好，在单位是内科急诊科各个科都争着要的香饽饽。单身，模样也还好，还是党员。文能给科室出墙报、给领导写稿，武能参加文艺表演、能出救护车，一宿一宿地加班，很能吃苦。还能烧一手好菜，科室里的护士姐妹好多尝过我的手艺，所以我们主任说我是“绩优股”。我对“贤妻良母”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受用的，总觉得那就是成家后幸福的基本要素。其实会这样想还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在婚姻中需要什么，能获得什么，又能提供什么。二来我觉得父母不会放心让我嫁给一位方方面面都“配不上”我的男生，他们很重视“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我似乎从来不觉得母亲对任何一位男生（或任何人）真正认可过。
没想到母亲居然点头了。父亲则更是高兴，连连说：“总算有男孩子上家里来了。”当年的我，终究没有尽全力去寻找爱，去表达，去追求，而是被动接受了面前的选项，颇有点功利主义。
当时母亲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讨厌他吗？”
“啊？怎么会讨厌？连感觉都没有。”
“不讨厌就行。你总是想出国，想离开，我也劝不听你。反正我们培养了你，真是千辛万苦，没想到还是没能留在自己身边。既然你要出国，这个方式我放心，起码不会为身份而奔波，不用像那些留学生一样洗盘子。而且，我和你爸爸实在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去留学，你也要理解我们为什么一直反对你出国。”
“那我不用喜欢他的吗？”
“他不是一直喜欢你吗？你不讨厌他，这就够了，作为结婚，这样的基础可以了。恋爱谈太多没用，多少夫妻结婚前爱呀爱呀后还不如那些没谈过恋爱的。而且妈妈也去你们一中了解过他和他的家庭，镇上并不大，想查清楚一个人的底细不难。这样知根知底的，我们就比较放心。听妈的没错。不过我有些话是必须亲自和他说清楚的。”
“哦。”
是我太想有自己的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就够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相爱”，那不仅仅需要运气，还首先需要自觉、自知和自爱。这些都是我欠缺的。
第二天Z先生上家里来了，他和我父母在聊天，我自己跑开到阳台砸核桃去了。不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似乎是说了一下家庭环境，隐约听见Z先生说家境不算好之类的。
我听见母亲对他说：“只要你答应我们一点，去到美国之后，一定先让她读书，我们才能同意。只有她读书，你们才可能好起来。我们总不能培养个医生女儿，反而嫁到美国去唐人街打工。图啥？”又听见父亲说：“她可聪明了，读书可好了，一定要读书，她能使你们的家运完全改变。不让读书我们就不让她出国。”
Z先生一一答应了下来，并且也守诺了。后来我一到美国，儿子出生后三个月，我就开始读书，并在短时间内以全A的GPA 40满分拿到学位，以当年新州针灸师执照考试口试面试满分拿到了执照，开始了自己的医疗事业至今。
拜访我的父母两天后，Z先生就回了美国。分开前他答应我两件事，，一定去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生育力，没有的话这桩婚事就拉倒了。（可见我多么喜欢孩子，所以他曾经说过自己就是我的生育工具，这句话似乎也没毛病。）第二，假如结婚后我不幸福，我可以提出离婚。对于后一条，他更是一口答应，原因是他认为，他的婚姻本来就是希望帮我“出国”，是报恩式的“假结婚”，只是没想到我居然真的答应了。这一点，也是婚后我们一旦有矛盾争论时的灰色地带，毕竟两人的结婚“动机”都不太纯。
我回到医院后，和闺蜜护士小徐说，我要结婚了。她眼珠子快要瞪出眼眶了，问：“和谁？”
“和一个一直深深爱着我，而我却毫不知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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