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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经济学的祛魅之书。经济学与我们因其专有理论而产生距离。但别怕，数学和模型并非洪水猛兽。这本书要告诉你，模型可以是生动的寓言故事，而数学也只是经济学家不够聪明才需要的工具。

呈现经济学模型的鲜活样貌。“学了经济学模型有什么用？”许多学生临近毕业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课本教会你如何在虚构的假设条件下运用特定模型解答问题，而这本书则要向你展示，在剥离了假设、充满着变化的现实世界，模型如何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真正福利。

消弭学科间的潜在误会。社科领域存在着对经济学高度依赖计量与模型，忽视文化与历史的批评。而本书作者想以谦逊的姿态、辩证的视角向非经济学家传递：经济学的优势即在于其纷繁复杂的分析框架。经济学模型是多样的，模型对许多现实的忽略恰好是其价值所在。

主打一个轻松有趣，但又不失其硬核本质！经济理论可以是严肃的，经济学模型可以是难懂的，但这本书拒绝这样的风格！本书以造型可爱、色彩鲜明的“乐高模型”封面呈现了9种经济学模型，并随机附赠4款“模型使用指南”书签之一。揭开它的可爱外衣，你会发现经济学模型真的很有用！


【内容简介】

经济学是一门有门槛的学科吗？抽象模型、数学分析、专有理论，似乎都足以将人拒之门外。经济学也时常被诟病其语言故作艰深、形式枯燥难懂，它所呈现给世人的，似乎只能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但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只能止步于此吗？不！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经济学中看似抽象难懂的模型，

其实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用来理解现实世界的*佳工具！

本书包含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丰富实例，讲述了经济学模型如何改善社会福利的故事。不仅如此，作者丹尼·罗德里克还指出：经济学家是因为不够聪明才需要数学的；经济学并非要倡导单一宏大的叙事，而是要透过各种多样化的小模型来理解世界。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打破经济学无意建立的门槛，感受经济学模型的独特魅力。


【作者简介】

作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经济增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著有《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悖论》等。

译者：刘波，中山大学经济法学硕士，现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知名媒体人、评论人。代表译作有瑞·达利欧的《原则》、保罗·克鲁格曼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


【媒体评论】

一位世界上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写的这本书，道出了作为经济学家的意义，写得引人入胜、极尽详细。它既解释了经济学家为什么且在什么时候经常做对，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常常误入歧途。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如洪水般的经济学畅销书。它们中的许多旨在取悦读者、赞美经济学。我还没有遇到另一本与《经济学好实用》一样读起来令人愉悦的书，与此同时，它批判性地审视了经济学的方法论。这本书不仅呈现了作者的学识，还有他极佳的文笔。

——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家

好的经济学家成就好的方法论者，而丹尼·罗德里克则二者兼具。他的《经济学好实用》是给该学科领域之外的人解释经济学的优势与不足的著作。

——泰勒·科恩（Tyler Cowen)，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该书的出版是一项对经济学学科极具价值的贡献······在为经济学中好的东西辩护的同时，罗德里克也为整个学科提出了一个目标。

——《金融时报》


【目录】

导言 经济学理论的利用与误用 01

章 模型的用途 07

模型的多样性 09

作为寓言的模型 14

作为实验的模型 17

不符合现实的假设 20

数学与模型 24

简单还是复杂 30

简单性、实用性和真实性 35

第二章 经济学建模科学 37

澄清假说 38

当直觉误导我们的时候 46

经济科学的进步方式:不同时候用不同的模型 52

模型与经验模型 59

模型、权威与等级 62

错误与“连错都不算” 66

第三章 如何选择模型 69

对增长战略的诊断 72

模型选择的一般原理 78

验证关键假设 78

验证机制 82

验证直接含意 83

验证附带含意 90

再论外部有效性 92

第四章 模型与理论 95

价值与价值分配理论 98

商业周期和失业理论 105

作为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 114

理论其实只是模型 119

第五章 当经济学家犯错时 121

忽略之错:2008年金融危机 125

执着之错:华盛顿共识 131

经济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 137

权力与责任 142

第六章 经济学及其批评 145

重新思考常见的批评 146

价值观问题 152

欠缺多样性 161

雄心与谦逊 170

跋 二十诫 175

经济学家十诫 175

非经济学家十诫 176


【前言】

导言 经济学理论的利用与误用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构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在三周后离开时，他们已设计了一套将维持三十多年的全球体系的宪章。这套体系是两位经济学家智慧的产物：英国经济学巨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凯恩斯和怀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但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由两次大战期间的历史所塑造的思维模式。他们的目标是避免金本位制末期的动荡与大萧条。他们都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固定汇率制（但一定情况下可以调整）；国际贸易而非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两个新国际机构加强国际合作，这两个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

事实证明，凯恩斯和怀特设计的机制非常成功。无论对发达市场经济体，还是对后来逐渐独立的许多国家而言，它都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时代。终在20世纪70年代，投机性资本流动的滋长破坏了这个体系，对此凯恩斯早有警告。但它一直是全球机制设计的典范。每当世界经济动荡时，改革者的动员口号都是“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52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建议纽约市地铁采取一套新的计价系统。他提议，在高峰时间和客流量多的路段提高交通费，在其他时间、其他路段降低交通费。这套“拥堵定价”系统不过是把经济学的供求定律应用于公共交通领域。差别定价将使时间需求更灵活的旅客有动力避开高峰时段。这将使客流量逐渐变得均衡化，既降低地铁系统的压力，又实现更大的总客流量。维克里后来还为公路和汽车交通建议了一套类似的收费体系。但是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无法实行。

后来新加坡首先把拥堵定价理论付诸实践。从1975年开始，进入市中心商业区的司机需要交费。1998年一套电子收费体系将其取代。新体系可以根据不同司机在道路网内的平均行驶速度，对其征收不同的费率。所有记录都显示，这套体系缓解了交通拥堵，提高了公共交通设施的利用率，降低了碳排放，而且为新加坡政府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其成功引来伦敦、米兰、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效仿，在实施中各有一些具体的改良。

1997年，在祖国墨西哥担任助理财政部长的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圣地亚哥·莱维（Santiago Levy），试图改变墨西哥政府的减贫思路。当时的减贫项目主要是以食品补贴的形式补助穷人。莱维认为这些项目效率低、效果差。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信条是，对于穷人的福利而言，直接的现金补贴要比特定消费品补助更有效。此外，莱维还觉得，他能利用现金补贴作为杠杆，提升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比如，通过向母亲提供现金，要求她们确保子女入学、得到医疗服务。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这样的项目能给予母亲激励机制，促使其投资于子女的未来。

Progresa（后相继改称为Oportunidades和Prospera）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个大型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项目。除了这套准备渐进推行的项目之外，莱维还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执行方案，可对该项目有效与否进行精准评估。该项目只是基于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使决策者思考减贫项目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积极效果的显现，该项目成为其他国家的范本。巴西和智利等十几个拉美国家终都发起了类似项目。甚至纽约市也在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主持下，启动了一项试验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减贫项目。

以上是三种经济学思想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分别是世界经济、城市交通和减贫计划。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学家都通过把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应用于公共问题，重塑了世界的一部分。这些案例呈现了经济学的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例子：运用博弈论设计通信频段的拍卖体系；帮助医疗界分配住院医师的市场设计模型；支持竞争与反垄断政策的产业组织模型；近年来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央行广泛接受了通胀目标制。1当经济学家得出正确的理论时，世界也变得更美好。

但是，正如本书的很多例子将要表明的，经济学家也经常失败。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试图解释，为什么经济学有时做得对，有时做得不对。“模型”——经济学家用于理解世界的通常是数学化的抽象分析框架，是本书论述的核心。模型既是经济学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模型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虽然不是量子物理或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但依然是一门科学。

经济学包含各种模型，而不是单一的特定模型。经济学通过扩大模型的数量、提高模型与现实世界的拟合程度而不断进步。因为人类社会的灵活性，经济学模型必须是多样化的。不同的社会条件需要不同的模型。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发现普适的通用模型。

但是，部分由于经济学家把自然科学当作榜样，他们有误用模型的倾向。他们常常会把某个模型误解为在任何条件下皆适用的模型。经济学家必须克服这种倾向。他们必须根据条件变化、根据关注对象的变化而谨慎选择模型。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更自如地在不同模型之间转换。

本书既赞赏也批评经济学。我为经济学的核心辩护是：经济学模型在知识创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我批评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常犯的方式性错误，即他们对模型的误用。我提出的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我怀疑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我对经济学的批评，尤其是我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看法。

在与许多非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交流时，我常常困惑于外界对经济学的看法。很多抱怨司空见惯：经济学是简单化和与世隔绝的；它提出普适性断言，忽视了文化、历史及其他背景条件的作用；它将市场这个抽象概念视为现实；它充满了潜在的价值判断；它未能解释和预测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些批评中的每一项，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未能认识到经济学其实是多种模型的结合体，这些模型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不导向固定的结论。但是，当经济学家未能在自己的职业中展现这种多样性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要自负其责。

从一开始就要澄清的另一点是，人们已经开始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一词。一种定义基于具体研究领域。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如何运行的社会科学。第二种定义是基于方法：经济学是一种运用特定工具研究社会科学的方式。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学的特征是形式化的建模与统计分析，而不是与经济有关的具体的假说或理论。因此，经济学方法可应用于经济之外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决策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

我主要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一词。我对模型的好处及其错误应用的所有论述，都同样适用于以模型方式开展的政治学、社会学或法学研究。目前公共讨论中的一个趋势是，只把这些方法与所谓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联系起来。由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普及的这种思维，已被用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从相扑选手的比赛，到公立学校教师的欺诈行为，都运用谨慎的经验分析和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推理。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让经济学琐碎化，只关注经济学方法的世俗、日常应用，而回避了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市场何时有效、何时失灵，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如何协调，等等。

在本书中，我只集中于这些更为重大的问题，说明经济学模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期待经济学提供普适性解释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太丰富，不能用固定化的框架来解释。但每个经济学模型都像一份小地图，显示部分山川河谷。放在一起，经济学家的模型就是我们认识无穷无尽的社会经验山川河谷的指南。


【免费在线读】

经济学家设计模型来反映社会交往的显著特征。这样的交往通常发生在商品和服务市场。经济学家倾向于对市场做相当宽泛的理解。买家和卖家可以是个人、企业或其他集体组织。几乎任何东西都可成为商品和服务，包括政治职位、地位等不存在市场价格的东西。市场可以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或国际市场。市场可以是有形的，如集市；也可以是虚拟的，如远程商务。经济学家通常关注市场的运行情况：市场是不是有效利用了资源；市场能不能改进，如何改进；交易收益是如何分配的。不过，经济学家也会用模型来说明其他机制的运行情况，如学校、工会、政府等。

然而，究竟什么是经济模型呢？便捷的解释是，模型是对事物的简单化，通过剔除干扰因素，来表现某种具体机制如何运行。模型集中分析特殊原因，研究这些原因如何在某个体系中产生效果。建模者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揭示整体的不同部分之间某些类型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你在看这个无比复杂的现实世界时难以觉察的。经济学中的模型与医生、建筑师使用的物理模型没有区别。你在医生办公室看到的呼吸系统的塑料模型，就只显示肺的细节，而忽略身体的其他部位。建筑师可能造一个模型来反映某栋房屋周边的地貌，或显示屋内布局。经济学家的模型与此类似，只不过不是物理的，而是用语言和数学来象征性地表现的。

经济学常用的模型是供求模型，这是每个经济学初学者都熟悉的。它表现为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交叉，两个坐标轴代表价格和数量。供求关系图和两条交叉的曲线，似乎早出现在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古诺的一本书里。古诺今天更多以对双寡头垄断的研究而为人所知，而供求曲线通常被归功于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著的流行教科书。它所代表的虚拟世界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其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没人有能力影响市场价格。这个模型忽略了很多因素：人可能有物质动机之外的动机；情绪或者错误的认知惯性可能遮蔽理性；有些生产者的行为可能是垄断性的，等等。但是，它的确能说明现实市场经济的一些简单的运行原理。

（节选自章：模型的用途）


【书摘与插画】

经济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

经济学有什么特殊之处，使经济学家更容易犯上述的忽略之错与执着之错吗？其他学科的学者，比如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是不是在公共讨论中表现得更好？我不确定。一个区别在于，经济学家更显眼。因为许多经济学家在公共场合中活动，常常是政策咨询的对象，所以当他们犯错时，他们的错误更容易被人注意到。尽管如此，是什么导致经济学家经常误入歧途，仍值得思考。

首先，我们要明白，公众很少能知悉经济学家的全部观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自视为科学家和研究者，以写论文为职业，而不是就当前事务宣经讲道，也不是鼓吹特定的政策。媒体或议员助理很少联系这些经济学家，即使联系了，他们也通常会拒绝发表意见。当他们愿意参与公共讨论时，他们会说明自身观点的许多前提和例外情况，而这会让听众如堕五里雾中。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典型的象牙塔学者，他们会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评论公共议题，至少在没有做更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是这样。

那些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要么对政策建议有强烈自信，要么愿意忽略其中的微妙细节，或二者兼有。他们对于公共议题有明确的立场，因而在媒体、智库和向政府提建议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经常是成功的“政策企业家”，能使现实变好。无线频段使用权拍卖和航空业去监管化，都是有坚定信念的经济学家说服政治家采纳的做法。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意见也许更令人怀疑，而且其他经济学家或许会以犹疑甚至鄙视的态度，看待这些鼓吹者的观点。但这些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很少会主动在公共场合提出质疑。

在“华盛顿共识”狂热达到潮的时候，我曾和一位研究生撰写一篇论文，批评无条件地宣扬自由贸易能推动发展中国家增长的观点。我们指出，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因模型、因国家而异的。我们还表明，并不存在有力、统一的证据来支持某种观点。在广泛传播后，我得到了两种反应。坚定的“华盛顿共识”鼓吹者认为，我是在搅浑水，破坏自由贸易的美好事业。但还有很多人表达了赞赏，他们抱怨，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过头了，很多时候已得不到经济学研究的支持。我对第二种反应感到意外，因为它来自此前并未在公共场合表态的人。尽管他们怀疑，但他们选择沉默。所以，经济学家在公共场合传递的信息，并不代表学界的整体意见。事实上，学界的观点要复杂得多。

显然，经济学家经常过度推崇市场。直言不讳地说，经济学家常常觉得这是他们专有的地盘。他们觉得自己懂市场的运行机理，并担心大多数公众不懂。当然在这两方面，他们大体上是对的。经济学家知道市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失灵，但他们觉得，公众的担忧常常是由于见识短浅，或者杞人忧天，所以他们就过度地为市场辩护。经济学家觉得，供求关系、市场效率、比较优势、激励机制都是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需要在无知的大众面前捍卫它们。

在公共讨论中支持市场，在今天几乎已成为经济学家的职业义务。因此，经济学家在公共领域的声音，也许与他们在内部会议上的讨论大相径庭。在经济学家之间，讨论市场的缺点以及可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干预，都是被允许的。以有想象力的新方式证明市场失灵，能够赢得学术声誉。但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趋势是团结一致，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综合征，我称之为“野蛮人只在一边”的心态。这种心态认为，希望对市场施加限制的都是有组织的游说者、寻租的权贵等危险者，而希望市场更自由的人即使犯错，其本意也是好的，因此危险性要小得多。如果支持前者的主张，就等于是给野蛮人输送弹药，而如果与后者站在一起，坏的情况也不过是犯下某种不诚实之错，而没有任何严重的后果。

在被迫表态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支持更为市场导向的主张。在本章开头列出的经济学家有明显共识的命题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倾向。在完整单子的全部14项中，只有一项是明显偏政府的，即认为在衰退期间实行财政刺激有好处。据说90%的经济学家赞同以下命题：“对于未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而言，财政政策（如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有明显的刺激效果。”一些命题反映了在不同类型的政策之间的偏向：应该在整个商业周期期间保持预算平衡，而不是每年保持平衡；现金补贴比免费食品等实物补贴更好；福利制度应该用“负所得税”取代（一种累进税制，政府向贫穷家庭提供转移支付）。绝大多数建议都主张多依靠市场，少依赖政府干预。

除了普遍的亲市场倾向外，经济学家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并非总是能良好地处理模型与现实的关系。因为经济学家受到的教育类似，还使用共同的分析方法，所以他们表现得很像一个同业公会。模型本身也许是分析、反思、观察的产物，但经济学家对现实的看法更多是在启发中形成的，是彼此间非正式交谈和社交的副产品。这种“回音室”效应很容易导致信心过度，或者是对普遍的看法，或者是对流行的模型。同时，这种同业公会心态还导致经济学自我隔绝，拒绝倾听外界批评。模型也许有问题，但只有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才可以这么说。经济学家低估局外人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不懂模型。经济学界更看重机智而非审慎，更看重有趣而非正确，所以其流行风尚并不总是能自我纠错。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经济学界的学术规范并不要求经济学家深入思考模型所适用的条件。如果就一个模型直接询问经济学家，他们可以长篇大论地讲述推出某个结论所需的所有假设，毕竟这正是建模的意义所在。但如果问他们这个模型是更适用于玻利维亚还是泰国，是更符合有线电视市场还是柑橘市场的情况，他们就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经济学界的规范只要求建模者对模型的现实相关性做出有限的总体声明。分析出模型的具体适用条件，以便用它来更好地理解现实，则是读者或使用者的任务。如东安格利亚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萨格登指出的：“经济学中……似乎有一个惯例：建模者不需要明确说明他们的模型对认识现实的意义。”这个额外因素增大了模型被误用的可能性。模型可能被抽离掉初始条件，应用于不合适的场合。

吊诡的是，在经验性较强的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其研究者几乎都直接和数据、现实证据打交道，但这其中的问题也许还更严重，因为这些研究背后的模型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具体化。分析的经验性给人一种对现实了解很多的错觉。许多经验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根本不需要模型。毕竟，他们只是探寻某种东西是否有效，或者A是不是造成了B。但在所有的因果关系判断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模型。举例而言，如果更多教育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是由于教育的回报，还是因为教育提供了更勤奋工作的动力，因而提高了收入？把这些隐含模型搞明白，可以使研究结果的性质明确化，同时使人注意到模型依赖于具体条件。一旦模型被摆出来，我们就能看到结论取决于哪些条件，以及结论能不能被轻易地推广到其他场合。

如前所述，随机田野实验是当今有趣的应用研究之一。研究者通过这种实验，检验特定的政策干预是不是能带来预期的效果。这种实验的目标是直接揭示现实——具体的现实。但是，这种实验基本上也不说自身研究结果适用于哪些具体条件不适用于哪些条件，不说干预适合于具有哪些特征的经济和社会。所以，这些事实上很有条件局限性的研究结果，很可能给人以普遍适用的印象。

终的结论是，经济学家的实践与职业偏向，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但能不能说，这些缺点是根本性问题，因为它们的存在，整个经济学都存在固有缺陷，难以反映社会现实？我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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