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
1.题材新颖。本书为专门探讨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交通路线的专著，市面上关于这方面的图书较少。目前古代交通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秦汉以降，春秋时期的研究相对匮乏，特别是以往研究多集中陆路忽视水路，本书对涉及黄河津渡的交通路线也做了精细梳理。
2.小切口，大问题。以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交通路线为切入点，引出当时列国间的战争、盟会等重要活动，包括大家熟悉的“围魏救赵”“退避三舍”等等。
3.资料丰富，研究扎实。本书以《左传》记载为核心，结合相关文献材料、考古出土报告、卫星地图等数位资料，逐一分析并还原了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的主要交通路线。
4.思想性和学术性兼备。交通是历史研究的枢纽问题之一。古代交通路线往往具有传承性与延续性，不少秦汉道路是在先秦交通基础上发展而成。还原先秦时期交通样貌，对把握秦汉以降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5.图文并茂。除文字考辨和叙述，作者还自绘数十张交通路线图，清晰直观而让读者一目了然。
编辑推荐
目前古代交通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秦汉以降，春秋时期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缺少像《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这样兼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的专著。交通是历史研究的枢纽问题之一，还原和还原先秦时期交通路线，对把握中国交通史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专门探讨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交通路线的学术专著。全书以国别为划分依据，以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为研究范围，以《左传》中战争、盟会等空间移动记载为核心，兼及巡狩、遣使、出奔、迁徙、婚姻、丧祭等内容，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和考古出土报告，以及卫星地图等数位资料，逐一分析齐、衡、晋、秦四国的交通路线，还原了春秋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道路交通网络。了解先秦时期交通样貌，对把握秦汉以降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作者简介】
徐鼎鼎，女，浙江杭州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博士，现任教于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学，在《南方文坛》《贵州社会科学》《思与言》等期刊及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认知与情怀》《古典新探》。
【目录】
绪论
- 研究背景及目的
- 文献回顾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 齐国交通路线考论
- 齐都临淄南向路线
第二节 齐都临淄西南向路线
第三节 齐都临淄西向、北向、东向路线
第四节 小结
- 卫国交通路线考论
- 卫国迁都路线
第二节 卫都帝丘北向路线
第三节 卫都帝丘东向路线
第四节 卫都帝丘西向与南向路线
第五节 小结
- 晋国交通路线考论(上)
- 晋国都城考
- 晋都新田北向路线
第三节 晋都新田东北向路线
- 晋国交通路线考论(下)
- 晋都新田东向路线
第二节 晋都新田西南向路线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 秦都雍东向路线
第二节 秦都雍东北向路线
结论
引用书目
致谢
【前言】
序
2016年9月，徐鼎鼎同學進入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爾後邀請後學指導其碩士論文。是時後學正籌備開展“《左傳》交通路綫研究”項目，鼎鼎同學與另外二名同學參與其中。鼎鼎同學勤勉努力、認真嚴謹，因此後學放心將研究齊、衛、晉、秦四國交通路綫之任務委請鼎鼎同學協助。鼎鼎同學甄選并閱讀大量文獻，2017年始撰初稿。2019年6月鼎鼎同學以《〈左傳〉齊、衛、晉、秦交通路綫》爲題，高分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并獲得委員一致讚賞。同年8月鼎鼎同學考取香港中文大學，師從潘銘基教授攻讀博士學位。鼎鼎同學博士論文《〈史記〉〈漢書〉戰爭路綫比較研究》，以秦二世末年至漢武帝時期爲範圍，從地理交通角度切入，比對《史記》與《漢書》互見資料之差異，對秦末漢初交通情況亦有深入認識。
古代交通路綫往往有傳承性與延續性，不少秦漢道路是在先秦交通基礎上發展而成。對秦漢交通之了解與掌握，有助於還原先秦時期交通樣貌。鼎鼎同學撰寫博士論文之際，希望將春秋齊、衛、晉、秦四國交通路綫補充修改後出版，後學對鼎鼎同學積極進取、精益求精之態度深感欣慰。鼎鼎同學於2022年7月完成博士論文答辯，隨後整理與修訂書稿。她反覆校對內容，核查引文與注釋頁碼，重新繪製全書附圖，并增補撰寫博論期間之發現。後學亦將近年對衛國西向、北向路綫之觀點與其分享，協助她完善這二條路綫之構成。鼎鼎同學處事細緻認真，經她半年有餘之努力，欣聞本書即將出版，故而寫作此序。
目前古代交通研究成果多集中於秦漢以降，春秋時期之研究相對匱乏，尤其缺少兼具全面性與系統性之專著。鼎鼎同學廣泛吸取前人成果，以《左傳》戰爭、會盟、巡狩、遣使、出奔、遷徙、婚姻、喪祭等涉及空間移動之記載爲論述核心，查閱大量文獻深入分析，力圖還原春秋交通路綫之概貌，其佳處體現於三方面：
其一，春秋時期距今遙遠，不少地名已難確定今址，或意見紛陳而莫衷一是。鼎鼎同學廣泛搜集眾說，結合傳世文獻與考古成果，將單一地名之考證與該國整體交通網絡佈局結合，往往能釐清正誤而修訂舊說，得出較可信之結論。
其二，交通路綫往往受地形地貌制約，如論述秦、晉、衛之交通路綫，不可避免須考慮黄河津渡之分佈。尤其晉國乃“表裏山河”，太行山脉、吕梁山脉與河水、汾水、少水等川流皆影響道路建設。在探究交通路綫過程中，鼎鼎同學以傳世方志文獻爲基礎，吸收前人現有研究且結合現代衛星地圖，所擬交通路綫凡須渡黄河者，必依循文獻可考津渡，穿越山嶺亦多沿可查之古道，其結論也更具參考價值。
其三，論證交通路綫若缺少地圖，常令讀者如墮五里霧中。鼎鼎同學雖未有地理學相關專業背景，但透過自學地圖繪製，爲本書每一章節附上交通路綫圖，所論四國各有一幅交通總圖，清晰直觀而讓讀者一目了然。
春秋時期交通路綫研究相對冷門，希冀本書之出版，無論對《左傳》學或史地交通研究，能有添磚加瓦、彌補空缺之作用。鼎鼎同學如今已獲博士學位，不日將入職高校，開啓另一段教研生涯。後學忝爲鼎鼎同學碩士論文指導老師，期許鼎鼎同學繼續貢獻更多優異成果。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黄聖松
2023年3月6日撰於成大中文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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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國都城考
《左傳》中提及之晉都共有翼、絳(故絳)、新田(新絳)三處，桓二(710 B.C.)《傳》：“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第98頁)《集解》：“翼，晉國所都。”(第98頁)僖十三(647 B.C.)《傳》：“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第224頁)《集解》：“雍，秦國都。絳，晉國都。”(第224頁)成六(585 B.C.)《傳》：“晉人謀去故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第441—442頁)其中，據近代多次考古發現及學者反復考證，已可確定新田位於今侯馬市晉國都城遺址。而關於翼與絳之地望，則至今仍未有定論。或認爲翼、絳實爲一地，在今山西翼城縣境，或認爲翼、絳應爲兩地，則兩地分别位於何處又有較大之分歧。
鄒衡《論早期晉都》認爲翼或位於翼城縣南梁故城遺址，絳則與晉國初封之唐同地，位於翼城縣與曲沃縣交界處之天馬—曲村遺址。李伯謙《天馬—曲村遺址發掘與晉國始封地的推定》認爲唐、翼同地，位於天馬—曲村遺址。謝堯亭《北趙晉侯墓地初識》認爲天馬—曲村遺址絶非絳，應爲翼或早於翼的另一晉都。周健、侯毅《關於晉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認爲天馬—曲村遺址應爲絳，翼城縣南梁故城遺址、葦溝—北壽城遺址應爲翼。王立新《關於天馬—曲村遺址性質的幾個問題》認爲天馬—曲村遺址并非唐、翼或絳，而最有可能爲燮父所徙居的晉。翼城縣葦溝—北壽城遺址可能爲絳，南梁故城遺址可能爲翼。任偉《西周封國考略》認爲翼在天馬—曲村遺址，絳在葦溝—北壽城遺址。馬保春《晉國歷史地理研究》認爲葦溝—北壽城遺址并非是絳，絳須在澮水流域中流鄰近絳山處進一步尋找。以下爲山西翼城縣、曲沃縣天馬—曲村遺址、葦溝—北壽城遺址、南梁故城遺址分布圖，提供讀者參照。
綜上所述，近代多次考古發掘使得學界已基本認同翼、絳應爲二地。早期學者或認爲絳當在天馬—曲村遺址，但隨着後續新的考古進展，尤其是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的發現，天馬—曲村遺址作爲絳都的可能性已基本排除。此後王立新、任偉等學者多認爲絳應在葦溝—北壽城遺址，但也存在一些異議，如馬保春《晉國歷史地理研究》：“絳都之得名，當與‘絳山’‘絳水’有關，所以，其位置或許在絳山周圍附近，而今葦溝—北壽古城距離絳山相對較遠，所以這裏恐怕不是故絳之所在。”然而鄒衡《論早期晉都》：“葦溝—北壽城遺址曾發現戰國至秦的‘降亭’陶文，‘降亭’即‘絳亭’。我曾以爲‘晉之絳地，字本作降’，‘絳地名的涵義，很有可能就是從山坡上降到平地的意思。’”鄒衡根據葦溝—北壽城遺址曾發現戰國至秦的“降亭”陶文，認爲“絳”本義爲“降”確實有一定道理。而葦溝—北壽城遺址之地勢則正如《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記》所言：
葦溝—北壽城遺址本身也可分爲兩部分：北部在山坡上，南部在平地上；第一期遺址都發現在北部，而從第二期開始主要分布在南部，“降亭”陶文也恰好出土在南部。這樣，從早期到晚期，從北部到南部，人們就不難形成“降”的概念。
任偉《西周封國考疑》亦曰：
葦溝—北壽城遺址可分爲南北二部分，北部包括後葦溝村與葦溝村之間，鳳家坡村亦在其内，地處綿山(覆釜山)東南，屬於由西北而向東南，高差約50米的坡地，南部包括葦溝村以南，老君溝村以東，北壽城村亦在其内，與翼城縣城連成一片，則屬於平坦的盆地。南北兩部分落差50米左右，古城位於盆地，正好形成降的概念，或許絳都之名正由此而來。且即使“絳”真與“絳山”“絳水”有關，葦溝—北壽城遺址只是相對新田遺址與天馬—曲村遺址而言距離絳山較遠，其本身距絳山不過十餘公里。
其餘認爲葦溝—北壽城遺址并非絳都的主要理由還包括其遺址規模較小與距離聞喜縣(曲沃)較遠等，但這皆是當初相較於天馬—曲村遺址而言。如今天馬—曲村遺址已基本不可能作爲絳都，則葦溝—北壽城遺址成爲絳都的可能性應重新受到重視，對此王立新《關於天馬—曲村遺址性質的幾個問題》一文已做過論辯，此處不再贅述。
葦溝—北壽城南部平地遺址的繁盛期恰好是從西周中晚期開始的，就年代而言具備作爲絳都的條件。而在出土文物方面，葦溝—北壽城亦含有大量晉文化遺存，《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記》：“在遺址南部平地，葦溝村與北壽城之間，我們發現了一座城址。在此城址内，晉文化連綿成片，地面上遺物俯拾皆是，斷崖上的灰層、灰坑隨處可見。”
綜上所述，在未有新的考古發現以前，現存的遺址中葦溝—北壽城遺址爲絳的可能性最高。
翼都地望主流説法大抵分爲天馬—曲村遺址與南梁故城遺址兩派，王立新《關於天馬—曲村遺址性質的幾個問題》：
《史記·晉世家》：“翼，晉君都邑也。”司馬貞《索隱》云：“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雖未明言徙都於翼，但由晉侯而稱翼侯，自當是國都更遷的緣故。與魏國遷都大梁之後，於王名前加“梁”字乃是類似的情况。故孔穎達《毛詩唐譜正義》就更直接地説：“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可見，晉國都翼可能始於昭侯。而天馬—曲村遺址則至少從西周中期偏早即已步入了繁榮時期，顯然與以翼爲都的年代不合。再者，昭侯别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之後，曲沃發展很快，以至於“邑大於翼”。今聞喜西南古城址即所謂古曲沃的規模遠小於天馬—曲村遺址。顯然，以天馬—曲村遺址當翼是很不合適的。
本書交通路綫之論述以《左傳》記載的時間範圍爲斷限，涉及翼都的部分極少，因天馬—曲村遺址難以作爲翼都，且翼城、曲沃縣一帶又并無新的考古遺址發掘，所以本書暫將翼的位置定於南梁故城遺址。
晉國雖曾多次遷都，然無論作爲都城時間長短或交通網絡之輻射狀態，新田無疑是晉國交通核心。本書以晉都新田爲基準，分北向、東北向、東向、西南向四節，説明自新田輻射晉國全境之交通路綫。
摘自徐鼎鼎著《春秋時期齊、衛、晉、秦交通路綫考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第1版。
【书摘与插画】
衛國遷都路綫
衛國始都朝歌，定四(506 B.C.)《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晉人杜預(222—285)《春秋左傳集解》：“殷虚，朝歌也。”(第948頁)《史記·衛康叔世家》：“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水經注·淇水》：“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于茲邑，分其地爲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爲三監。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爲衛。”《康侯》銘文：“王朿伐商邑，令康圖于衛。”陳夢家(1911—1966)《西周銅器斷代》謂此記載周成王伐武庚後，封康叔於商邑而爲衛都，且曰：
此銘王所伐的商邑，當指朝歌而言。較早的《書》《詩》皆有商邑之稱，而與四方或殷國爲對文：《酒誥》：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立政》：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牧誓》：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如此，則《康侯》銘文可佐證康叔封於朝歌。
《尚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題漢人孔安國(156 B.C.—74 B.C.)《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唐人孔穎達(574—648)《尚書正義》：“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清人阮元(1764—1849)《校勘記》：“沬字上脱‘《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脱‘鄉’字。”《毛詩·鄘風·桑中》：“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漢人毛亨(生卒年不詳)《傳》：“沬，衛邑。”漢人鄭玄(127—200)《箋》：“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綜上所述，則“殷虚”“商墟”“商邑”“妹”“沫”皆指朝歌，即康叔始封之衛都，位於今河南省鶴壁市淇縣。“關於淇縣朝歌周圍的遺迹，當地文物部門曾進行過調查和試掘，收集到一些陶器和骨器等殷代文化遺物，其年代約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時代，與安陽鄰近的浚縣、輝縣分布有殷代遺址的現象近似。”
魯閔公二年(660 B.C.)衛國爲狄人所滅，遷於曹邑，閔二(660 B.C.)《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第190—191頁)
衛人從國都朝歌逃亡至曹，則朝歌與曹之間應有道路交通。《傳》謂“敗諸河”“宵濟”，知衛人遷徙途經渡口。《水經注·河水》：“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清人顧棟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以下簡稱《大事表》)：“衛之楚丘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北岸爲浚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是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漕邑”即“曹邑”，《毛詩·鄘風·載馳》：“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知“曹”亦作“漕”。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曹，衛邑，當即今河南省滑縣西南之白馬故城。”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以下簡稱《索引》)：“曹(漕)，春秋衛邑，在河南滑縣東廿里。”白馬津在今河南滑縣與浚縣之間，曹邑則在今滑縣東二十里。衛人自朝歌東行至白馬津，渡河後繼續朝東南行即可至曹邑。
爾後衛人遷都楚丘，僖二(658 B.C.)《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集解》：“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第199頁)則衛人遷楚丘似稍晚於魯僖公二年春。《史記·衛康叔世家》：“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筑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前人或將此僖二(658 B.C.)《傳》之楚丘與隱七(716 B.C.)《經》“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第71頁)之楚丘混爲一談，《集解》將隱七(716 B.C.)《經》之楚丘誤認爲“衛邑”，漢人班固(32—92)《漢書·地理志上》載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曲英傑《史記都城考》：“古楚丘城在今山東曹縣東南，當即爲衛文公之都所在。”然顧棟高《春秋兩楚丘辨》辨之甚詳：
春秋時有兩楚丘。隠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馬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縣，一在漢巳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爲名，爲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即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杜佑《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并同。而朱子《詩集注》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尤顯然較著。
衛文公所都之楚丘位於滑縣東六十里，距曹邑僅四十里。衛人自曹遷至楚丘，其間應有交通道路相連。
後三十年，衛遷都帝丘。僖三十一(629 B.C.)《經》：“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集解》：“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虚，故曰帝丘。”(第286頁)《水經注·瓠子河》：
河水舊東流，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衛成公自楚邱遷此，秦始皇徙衛君角于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
《大明一統志》：“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索引》則謂帝丘在河北濮陽西南三十里。(第147頁)今河南省濮陽縣東南五星鄉高城村南有高城東周遺址，其地理位置、規模、時代、文化内涵等皆與衛都帝丘相吻合，應爲帝丘遺址。從楚丘遷都帝丘，動員人力與物力應頗盛大，兩地間當有交通路綫相連。以下依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册一“鄭、宋、衛”地圖製成“圖7衛國遷都圖”，提供讀者參照。
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謂道路便利是選擇都城之重要條件，馬正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亦言：“中國早期的城市大都是政治統治的中心，選擇城址也必須以交通方便爲原則。”春秋諸國大抵以國都爲交通樞紐，故本書討論衛國交通路綫即以衛都爲核心開展。衛國雖多次遷都，然無論作爲都城時間長短或交通網絡之輻射狀態，帝丘無疑是衛國交通核心。本書以帝丘爲基準，分北向、東向、西向與南向等節，説明自帝丘輻射衛國全境之交通路綫。
摘自徐鼎鼎著《春秋時期齊、衛、晉、秦交通路綫考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