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本书为历史名家汪荣祖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多年前曾由岳麓书社、中华书局引进，好评如潮。该书已绝版多年，本次为全新修订版。
2.当今中国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阅读此书，探寻中国近代化外交的起源，回顾东方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外交往。
3.本书回顾清朝首位外交官郭嵩焘的挫折与奋斗，追寻中国从“天朝”到“万邦”的艰辛转变！郭嵩焘恰如鲁迅比喻中铁屋子里的“先醒者”，但他却是一个悲剧色彩浓重的“先醒者”。他最先醒来，惊恐地看清了国家将衰败于狂澜之中，他拼命地试图砸破铁屋子，但却被这屋子里昏昏沉沉的梦游者束缚住手脚，挣扎哭号中，痛苦地眼见着国家终于走向了衰败。
【内容简介】
本书讲的是晚清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的生平略事，郭氏历经道咸同光四朝，早为皇帝秘书，办过盐务、军务，做过广东巡抚，后又出任中国第一位驻英法公使。
郭嵩焘是近代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侪辈的士人，早就洞悉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走向世界。然而这种认识却受到举国人士的讥嘲和辱骂。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然而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
【作者简介】
汪荣祖，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旌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1961），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硕士（1964），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71）。自1971年起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执教三十一年。现任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等。出版《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诗情史意》《史学九章》《槐聚心史》等中英文著作二十余种。
【目录】
新版自序
初版弁言
第一章湘阴郭家的麟儿
第二章亲身体验鸦片战争
第三章与太平军作战
第四章咸丰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巡访津沽鲁东
第七章黯然南归惊闻国变
第八章应李鸿章之请赴沪任职
第九章到广东去当巡抚
第十章粤东攻防与左郭交恶
第十一章荔湾话别前后
第十二章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伤逝
第十四章城南书院
第十五章海疆多事奉诏入京
第十六章重游京师与新任命
第十七章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首任驻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置身西欧文明
第二十一章激赏严又陵
第二十二章坚决请辞的底蕴
第二十三章辞行观光归程
第二十四章初返春申追诉《申报》
第二十五章自沪返湘不愿北上
第二十六章定居省城长沙
第二十七章不忍不谈洋务
第二十八章晚年心境
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参考书目
【前言】
遥念湘阴介士魂，深寻旧梦素心存。
惊涛岸拍千堆雪，定海谋开百道门。
欲挽狂澜徒有志，洗磨折戟已无痕。
当年远见人间变，隔世方知郭叟尊。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新版自序
二十世纪我久居北美，学界同仁常言：一本学术著作能有五年的生命力，已经可称幸运。这本《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于1993年在台北初版，三十年后，享有盛名的湖南岳麓书社，认为拙著所述湘贤郭嵩焘，仍有可取之处，购得东大版权，在大陆再版，使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此书。作为作者，自然十分高兴，欣然应岳麓郑龙先生之嘱，撰一新序，略作回顾与再思。
此书缘起，始自1981年，那年我于流寓海外三十五年后，初访祖国大陆，该年秋天到访武汉大学，得以拜识久仰的唐长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长者，和蔼可亲，我与其相谈甚欢。他言及正在研究吐鲁番文书，忽然提起近年发现大量的郭嵩焘日记，并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难得的上好史料。我听后印象深刻，很快购得四大厚册的《郭嵩焘日记》。披览之下，内容之丰富，令我大感兴奋。记得曾在清华大学教外交史的蒋廷黻，后来参与外交事务，对其乡贤郭嵩焘的外交长才，敬佩有加，特于1950年代，希望台湾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写郭氏传记。多年后由尹仲容创稿，由郭廷以编定，再由陆宝千补辑，于1971年完成《郭嵩焘先生年谱》。因当时不知有郭日记，年谱缺漏甚多。后来宝千兄利用日记再补辑年谱，出版续编一厚册，足见这部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重要。
名人日记多矣，但价值参差不齐，罕见如郭日记之翔实完备，他一直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记未于生前或身后披露，百余年后无意中被发现，可见他原无意公诸于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间，实话实说，真情流露，少见隐晦，自是可贵而难得的史料。所以我搁下其他工作，于课余之暇，全力撰写此书。郭嵩焘留下的文献不少，诗作也多，但丰富的日记提供了难得的生活面向与感情世界。我不是偶尔引用日记，而是做地毯式的扫描，以铺陈郭氏生平的脉络，其中有不少惊喜的发现，例如从日记得知，他是如何从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顾，有书可读，犹如“水上旅馆”（boatel），与现代的“汽车旅馆”（motel）,相映成趣。我也从日记惊喜地看到郭与陈宝箴、三立父子的真挚友谊，以及赏识留英的后辈学子严复，正如严复后来悼郭挽联所说：“平生蒙国士之知。”可见他知人之明。我在书中有专章论述郭大人如何“激赏严又陵”。亡友李国祁教授曾说，拙著颇能“深入郭嵩焘的内心世界”，这多半要归功于精彩的郭嵩焘日记。郭海行四万八千里，深入西欧，提到许多人名、地名、府名、学名，无不用他的湘音来拼，难以辨认，如将理雅各（James Legge）译作里格；将牛津鲁道夫旅馆（Randolph）译作兰多甫；将牛津大学的万灵书院（All Souls College)译作阿勒苏尔士；将怀特岛（the Island of Wight）译作歪得岛，诸如此类。我追寻郭氏行踪，参照地图，将郭译一一复原，以便读者。最近岳麓书社出版卷帙庞大的《郭嵩焘全集》，日记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册。
日记之外，诗作也是绝佳的史料。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几无不能诗，故而留下的作品难以数计。郭嵩焘的诗作也极为丰富，且是高手。诗言志言情，从诗中也能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鸦片战争那年，郭正在浙海，森严门户已被摧坏的感受，见诸于诗。郭于咸丰年的鲁东之行，在诗中透露“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的心情。同治收复天京，太平天国覆灭，郭以“撑起东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开日月新”的功勋，且在含蓄的诗意中，表达功高不赏的弓藏之惧：“谁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梦醒时。”郭不讳言，曾国藩一生谨慎，对至亲好友如刘蓉与郭自己，从不荐引。他也于诗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复进取。诗也最能触及灵魂的深处，长子郭刚基，也是曾国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焘在诗中透露了哀伤的真情：“晨昏已断门闾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毁谤中辞去驻英法公使，即将回国，道出“去住两随松竹健”的孤怀。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友朱克敬字香荪，劝郭“肯容疑谤道才尊”；不过，郭仍难以释怀，还是要“提防醉语更传讹”，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间忧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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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19世纪西力东侵，欧美人挟其坚船利炮以及商业资本，打开亚洲的门户，其势如惊涛骇浪，莫之能御。亚洲国家仓猝应变，无论在武备与心理上均不足以应对此一史无前例的巨变。今日回顾历史，东亚二国——中国与日本——虽同在外力侵逼下起而应变，日本的应变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咸同中兴尚在明治维新之前，然而明治维新三四十年后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同光自强运动三四十年后却是甲午惨败以及庚子国变。中、日同被西方势力逼向世界，追求富强，日本的成功，更衬现中国挫败之甚。
无论成败，各有原因可说。德川日本虽然锁国二百余年，但兰学一线从未中断，故明治之前西学已有基础。而其封建制度亦有利于应变，如德川幕府应变不利，而长州、萨摩诸藩应变较顺，卒于美国兵舰示威江户湾，受辱之余，发动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明治天皇收还版籍，中央一统，开创了明治维新，走向世界的新局。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西洋教士虽早于明末来华，然自雍正禁教之后，中西文化实已隔绝，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甚浮浅，而满清中央集权颟顸无能，既难应变，又无可资应变的地方势力。太平天国之起，固无助于应变，内乱更助长外患。所谓中兴，实在有名无实，无论宗旨与规模，全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中、日之间一败一成，诚非无故。
郭嵩焘一再感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明洋情，不知如何应付洋人，以致屡次延误，使洋务愈来愈难办，国家也愈来愈艰危。这也就是说，中国应变愈早，自强的胜算愈大：不仅仅是因中国的国势日绌，而且是因列强的侵略性日增。这个“时机”问题，颇值得一究。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鸦片战后五六年），欧洲革命导致三十三年西方旧秩序的解体；革命虽不成功，但列强必须重组均势。洪秀全金田起义时，英国仍是唯一的世界性工业国，法国的工业力限于欧陆，俄国尚落后，美国更不足道，日本仍在闭关，而中国正遭遇到空前的内乱，坐失应变自强的良机。同治中兴尚未为晚，但已力不从心，见识亦不够。及光绪初年以后，德国崛起，危及均势，引发列强争霸，英、法、德、俄诸国分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以充实一己的资源与声威。日本约同此时维新，效法列强，不仅免于受害，反而有余力伙同西洋侵略，而中国正首当其冲。
郭嵩焘出使英、法时，颇注意俄、土战争，知道西方列强中，英、法为友邦，德、俄为友邦；回国途中更忧虑日本之起，类此都可见他对世界形势有基本的认识。他还注意到柏林会议，此一会议的结果又暂时恢复了列强的均势与国际和平。但郭氏回国后竟投闲置散，对世界的看法亦不被决策者重视，清廷的应变仍然无方，妄想与霸权力拼，以致藩邦与利权大量丧失，而又无可奈何。于郭嵩焘逝世前后，中国即将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正极力奔走呼号变法。变法之紧急，正可见国家之危急，已到崩溃的边缘。
然中国之所以如此，论者每归咎于以天朝自居的政治立场，以及文化大一统概念下的拒外观点，而又以此政治与文化观点，来自两千余年的儒家传统。传统阻碍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能并存之说，遂甚嚣尘上，认为非彻底打倒传统，全盘西化，中国不足以言现代化。此种议论自“五四”以来，余波荡漾，迄今未竭。
但是近三十余年来，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现传统与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传统因素颇有助于现代化的发展。就以日本而论，如德川时代儒学中的伦理价值，对于日本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大有助益。同一儒家传统何以有助于日本，而有碍于中国？两国政治社会环境不同，自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可探，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仅以传统与文化为说，已显得空泛不实。
郭嵩焘生长于此一挫折时代，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对国家与人民的遭遇特为敏感，而且慧眼独具。我们不妨从他的眼光来探看此一问题。无论他的出身与教育，都属当时的主流。他亦以儒学自任，并对礼学有深入的研究。尽管许多保守派将他视为离经叛道之人，但他从未自认为儒家叛徒，事实上亦从未向儒学挑战。至少深厚的儒家背景并未阻碍他认识西方，走向世界。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障碍是南宋以来虚骄的士风。南宋以来的士大夫阶层，固然大都信奉儒教，但虚骄之气显然是一种社会风气，未必扎根于儒家经典。风气之形成，有其时代背景。自两宋以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元、清两朝，即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兴建。士大夫高唱夷夏之辨，引发情绪性的反应，一反汉唐时讲究理（接之以礼）、势（备而守之）的政策，而“务为夸诞”，竟侈言用兵于靖康、绍兴积弱之后。
郭氏指出，史家班固曾说，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则多主征伐；但宋、明以来，言战者却大都出于文人，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甚至轻易开启衅端，使曲在我而不在彼。所以他撰写《绥边征实》一书，以检讨从秦汉到明代的“边防战守之宜”，突现其得失成败，以明“兴衰治乱之大原”，“砭南宋以后虚文无实之弊”。
郭写此书，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杨联陞指出，郭嵩焘从未把洋人比作牲畜；古人将夷狄视若牲畜，因夷狄野蛮而无文明，而郭氏认为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杨氏又说郭氏主张传统的羁縻政策，其实郭氏曾一再明言，洋人绝非传统的夷狄之比，西洋文明固高，其各国之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不似旧时夷狄的狼奔豕突，是以他有“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之说。情势既然大异，古代的政策无论攻伐与羁縻，都不足有为。他之所以要征实过去的绥边政策，正欲揭出南宋以来的虚骄士风。那种虚骄在宋、明时代，已足招祸，何况与坚船利炮的洋人对抗？势必每况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