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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一代文学巨匠的“为人生” 与“不尽才”


【内容简介】

他是新文学的巨匠,创作的《子夜》《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泽被后世;他是著名的编辑家,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为新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文字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奉献与努力;他临终前,捐献自己的25万元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

作者钟桂松潜心研究茅盾四十余年,钩沉史料,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别样的《茅盾传》。书中写尽了茅盾的艰难经历和巨大贡献,在茅盾家族的史料挖掘、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史实记录、茅盾的革命活动与艰辛付出等诸多方面全面超越了以往的茅盾传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茅盾形象。

他(茅盾)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巴金


【作者简介】

钟桂松,浙江桐乡人,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曾任浙江电视台台长,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茅盾、丰子恺等浙江现代文化名人研究。已出版《茅盾评传》《沈泽民传》《张琴秋传》等,另有《夜宿乌镇》《热海之夜》等散文集。主编有《茅盾全集》《茅盾文集》等,选编《茅盾家书》等。2022年2月,出版十卷本《钟桂松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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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满天,回归“五四”:最后的心愿

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即将召开,茅盾看到一些地方的代表中,还没有把一些应该来参加文代会的老作家列入代表名单,为此,2月6日茅盾又亲自出面给林默涵写信,认为:“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还说,“由此我想到,应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的省市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茅盾的建议引起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准备采取措施来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4月26日,茅盾又为林焕平的平反问题以及参加文代会问题给阳翰笙写信,希望各省市尽快给“右派”公开平反。

茅盾不仅为文艺界的老作家蒙受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呼吁,而且还为瞿秋白、张闻天、黄慕兰等革命家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吁。1976年10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对瞿秋白的评价还是沿用那个年代的说法,到1979年,茅盾在给人写信时,直截了当说:“秋白同志无论如何总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早期的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并且亲自向中纪委写证明材料。所以,在瞿秋白的平反昭雪过程中,茅盾是重要推动者之一。在张闻天同志的平反过程中,茅盾也以过来人的身份,积极推动。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茅盾写回忆张闻天的文章,茅盾爽快地答应了,及时写出了《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为推动张闻天同志的平反昭雪,做出了茅盾应有的贡献。

黄慕兰是茅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工作时的同事,也是我们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她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后来却蒙受不白之冤几十年。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黄慕兰不断上访,要求平反。她也找到茅盾,希望茅盾为她呼吁,为此,茅盾联络在北京的黄慕兰熟悉的阳翰笙、夏衍、胡愈之、梅益、赵朴初等名人,联名上书给邓颖超。茅盾还亲自起草给邓颖超的信,认为:“黄慕兰同志坚持地下工作,为党做了许多事。‘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至今尚未平反昭雪。您是深知慕兰同志的一生情况的,因此我们恳请您敦促有关单位,早日予以昭雪,不胜盼祷之至。”希望邓颖超出面敦促有关单位,给以黄慕兰早日平反昭雪。后来因为邓颖超已经有态度和指示,茅盾这封已经写好的联名上书的信才没有送上去。

毕竟年龄不饶人,耄耋老人茅盾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依然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全部心血,但是,劳累之后,自己的精力再也恢复不起来,开会,接待来人,应付各种题词求字,约稿,而自己要写的回忆录,紧赶慢赶,还只是写到三十年代,按计划还有十多年的时间的人和事,没有写。1980年8月的一天,茅盾和儿子韦韬聊天,韦韬说起,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产生了信仰危机,对于入党也不感兴趣了。茅盾听了以后,感慨道:我们那一辈人,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对信仰的动摇,对党的认识,如果以偏概全,都是不对的。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倒要认真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了。当时聊天以后,气喘吁吁的茅盾又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中去了。1981年2月20日,茅盾再也支持不住了,只好离开交道口南三条13号的家,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住进医院以后,本来茅盾以为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但是发现这次的情况与以往不一样,茅盾觉得这次异常的情况,有必要和儿子韦韬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茅盾决定在他身后向党中央提出来;另一件事是关于文学奖问题,茅盾和儿子韦韬在1980年9月就曾经商量过,当时茅盾曾经问韦韬:“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韦韬表示有二三十万吧。茅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 韦韬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茅盾和儿子韦韬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茅盾表示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所以这件事,茅盾和韦韬都是考虑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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