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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2023年起,《经典常谈》被列入人教语文八年级下册自主阅读推荐书目,该书是朱自清先生八十多年前写成的。为帮助中学生和一般读者了解古书,他用十三篇简练平易的文字,要言不烦地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阅读这本著作,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可能是文字上的,更可能是表述习惯上的,术语上的,或文化背景上的。首先,书中所介绍的内容,是今天的小读者并不熟悉的学术领域;而且简练的文字与密集的知识点是天然伙伴,有些地方,层次细密,颇多转折。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不要说中学生,就是中学语文老师,读起来都难免感到费劲儿。

侯会教授针对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基础,对《经典常谈》进行条分缕析的题解、评介和注释,并遴选文章所述经典的原文及相关的朱自清其他论著等,编为“参考资料”,酌加注释或译文,让小读者立马接触有代表性的经典原文,“尝鼎一脔”。这样做,不但能解决师生的阅读学习的困难,还能帮助他们对经典进一步深入了解,相信会受到中学师生和一般读者的欢迎。


【内容简介】

本书不是对《经典常谈》的简单再版重印,我们特别邀请了侯会教授对原著做出详注精讲,借以分享他多年研读《经典常谈》的心得。包括在每篇之前撰写“题解”以提纲挈领;对内文每个(或几个)段落撰写总结提示,帮读者厘清文章脉络;又对行文中的术语、典故、生僻词语做出详尽注解,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

此外,侯会教授还编选了有助于阅读理解原著的若干资料,主要包括具有参考意义的经典原文节录,与各篇主题相关的朱自清其他论著,以及“《经典常谈》人名词典”等。为了保持《经典常谈》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这些内容作为附录,另编为“参考资料”一册。

本书能为学生精读、教师备课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作者简介】

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撰有专著《〈水浒〉源流新证》《〈水浒〉〈西游〉探源》《食货〈金瓶梅〉》《物欲〈红楼梦〉》《银字〈水浒传〉》等。20世纪90年代,作者面向青少年读者推出学术普及读物“文学五千年”系列,后更名为《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和《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此后又陆续出版了《讲给孩子的国学经典》和《侯会给孩子讲古典文学名著》等,深受青少年读者欢迎。


【目录】

《经典常谈》(详注讲解本)

编者的话

《说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经典常谈》参考资料

一《说文解字》第一附录

《说文序》许慎(节录)

二《周易》第二附录

(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名

(二)《乾》卦的卦爻辞、《象》辞

三《尚书》第三附录

(一)《尚书》篇目

(二)无逸(《尚书》节录)

四《诗经》第四附录

(一)毛诗序(节录)

(二)《诗言志辨》序 朱自清

(三)关雎(《诗经》)

(四)芣苢(《诗经》)

五“三礼”第五附录

(一)《仪礼》篇目

(二)《周礼》篇目

(三)《礼记》篇目

(四)曲礼(《礼记》)(节录)

六“《春秋》三传”第六附录

(一)《春秋》三传目次

(二)郑伯克段于鄢(《左传》)

(三)郑伯克段于鄢(《穀梁传》)

(四)《国语》篇目

(五)里革断罟匡君(《国语》)

七“四书”第七附录

(一)《论语》篇目

(二)《孟子》篇目

(三)《论语》二则 孔丘

(四)《孟子》二则 孟轲

(五)《大学》(节录)

(六)《中庸》(节录)

八《战国策》第八附录

(一)《战国策》篇目

(二)孟尝君将入秦(《战国策》)

九《史记》《汉书》第九附录

(一)《史记》篇目(有节略)

(二)《汉书》篇目(有节略)

(三)报任安书 司马迁(节录)

(四)鸿门宴(《史记》)

(五)鸿门宴(《汉书》)

十 诸子第十附录

(一)《墨子》篇目

(二)《庄子》篇目

(三)《荀子》篇目

(四)《韩非子》篇目

(五)《老子》二则 老聃

(六)《庄子》二则 庄周

(七)《荀子》一则 荀卿

(八)《韩非子》一则 韩非

(九)坚白论(《公孙龙子》)(节录)

十一 辞赋第十一附录

(一)离骚 屈原(节录)

(二)七发 枚乘(节录)

十二 诗第十二附录

(一)论诗学门径 朱自清

(二)《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朱自清

(三)陶渊明《饮酒》一首 朱自清

(四)有关朱自清先生几部诗歌课程教材的介绍

十三 文第十三附录

(一)什么是文学? 朱自清

(二)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

(三)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节录) 骆宾王

(四)“吾日三省吾身”义疏(《论语集注义疏》节录)

(五)《大学》纲领(《朱子语类》节录)

(六)女二二圹志 归有光

(七)游灵岩记 姚鼐

附 录

(一)作者介绍

(二)《经典常谈》人名词典


【前言】

编者的话

书总是越读越薄——大多数书都是如此;但也有越读越厚的,如《老子》《论语》《孟子》等经典,再如摆在眼前的这本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

初读此书是在四十年前,一看书名就十分喜欢:“经典常谈”的意思,就是聊聊经典吧。翻开目录:五经四书,史汉诸子,辞赋诗文,全都是急需“充电”的内容。书中的语言又是那么平易亲切,把你引入经典的殿堂,却让你毫无畏难心、陌生感……

以前只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散文大家,拜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背影》;其实他还是成就很高的诗人,写新诗也写旧体诗,后者的数量甚至比前者还要多些。

当然,朱先生还是学者、教育家,教大学之前曾教过中学和师范,对国文(语文)教学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深入的思考。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正是语文教育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文言文面临着被语体文全面取代的局面,一直延伸到“五四”以后的“读经”教育,也听到了下课的钟声。

当此之际,朱先生高瞻远瞩,大声疾呼:“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当时的语文改革讨论中,有一种普遍论调,即“大学国文”……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朱先生则认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深一层’的‘立本’。”(《论大学国文选目》)——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朱先生的主张含蕴深刻。

今天,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仍保留着相当数量的文言文,不能不说与朱自清等学者当年的力争与坚持有关。在那场语文学科建设与改革的讨论中,朱先生是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他的意见最终得到尊重和采纳。他的主张不是空泛的,《经典常谈》便是他随后交出的一篇“古典训练”的教学大纲。

我初读《经典常谈》时,总以为这本读起来很轻松的“小册子”,作者写起来一定也很轻松,说不定一个暑假就搞定了。然而我想错了。

作者早就想为年轻人写一本经典入门书,为此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作者获得了为期一年的学术假,于是携全家临时迁居到物价较低的四川成都,开始了《经典常谈》的写作。

据日记记载,作者在1940年年底已写好部分书稿,并拿给同在成都的叶圣陶先生征询意见;但全稿的最终完成以及序言的撰写,已是1942年的1月。直到当年5月,作者的日记中还记录着书稿修改的消息。该书于当年8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首次刊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又由上海文光书店再版,传播益广。

两年后,朱自清先生病故,中华文化界为之痛悼。在成百上千的挽联中,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经典常谈雅俗共赏为文坛确立了标准与尺度;荷塘仍在月色失辉教我辈怎觅得背影和踪迹。”侧面记录了《经典常谈》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有位学者把《经典常谈》称作“一些古书‘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也有学者评价说:“一副冲淡夷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还有学者指出:“作为文学的散文,朱先生努力运用语言文字而得其自然;作为国学的著作,他对运用语言文字亦非常努力,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指出。”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文字上“切实浅明”“冲淡夷旷”“轻盈生动”“得其自然”,这本“小册子”本质上却是一部华夏数千年文化的“浓缩版”。书中依次介绍经史子集的代表作,其中经、史采取逐书讲解的方式,而诸子、诗、文等因作品繁多,不能一一列举,只能概述源流,略陈演变之迹。有位学者由衷赞叹:“……说一点自己的偏见,即这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乃是‘诗’‘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对一般读者而言,仅这两部分,若结合作品细细咀嚼理解,已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况且,此书毕竟是八十年前的作品,当时的学生,不但能读文言文,有的还能写上几笔。朱先生为当时的学生所写的书,八十年后的读者来读,就不能不感到吃力——难点不一定是文字上的,可能是表述习惯上的、文化背景上的,以及词汇术语方面的。

对这样一本不可错过的好书,我作为一名老读者,能不能为今天的年轻读者做一点“扶轮”的工作呢?

譬如,朱先生的文字简练平易,深入浅出;但简练的文字与密集的知识点又是“孪生兄弟”。而且书中所叙内容毕竟是学术性的,层次细密,颇多转折;没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读起来难免感到费劲。

我的做法,是在各节开篇撰写二三百字的“题解”,对本节内容做出扼要介绍,让读者对将要接触的新话题做到心中有数。而阅读正文时,我又在每个(或几个)自然段结束时,用几句简单明了的话,对前述内容做出总结提示;你把这看作一名老读者所作的读书笔记也无妨。年轻读者在不熟悉的语境中埋头阅读,难免有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待读至段尾,看到老读者写下的笔记,再回顾原文,没准本来拿不准的地方,会忽有所悟;对原文固有的逻辑线索,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也算是新老读者的一种交流吧!对于初学者,这样的交流还是需要的。

此外,困扰年轻读者的,还有不常见的术语、人名、典故等,我也替他们做一点注释的工作。书中原有注释近二百条,多半是对引文出处的提示,我们全部予以保留,并标明“原注”;需要做进一步解释和补充的,则以“编者按”的形式,将疏解文字附于原注之后。原注偶有讹误,也都做了调整修正。由于注释部分内容较多,我们特将其中涉及古今人物介绍的条目抽出,另立为“《经典常谈》人名词典”。——这是我这个老读者所做的第二项工作。

第三项工作,是结合各节原文,提供一些有助于阅读理解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一、相关典籍的目录(如“《尚书》篇目”、“《左传》目次”等);二、具有参考对照意义的典籍原文节录(如“《乾》卦的卦爻辞、《象》辞”,《离骚》节录等);三、与本节主题相关的朱自清其他论述(如《〈诗言志辨〉序》、《陶渊明〈饮酒〉一首》)等。——其中第二、三类资料例加“题解”;而第二类资料因涉及典籍原文,也都详加注释,并附有译文。

不得不说,第二类资料的选择,颇费踌躇,因为可选的内容太多,只好自定标准,务求合理。譬如,在“《诗经》第四”的附录中,我们选录了《关雎》《芣苢》两诗,目的是让读者通过实例了解何为“起兴”,何为“复沓”。再如,“‘《春秋》三传’第六”的原文节录,选择了《左传》和《穀梁传》对同一段经文“郑伯克段于鄢”的不同阐释,使读者通过对照阅读,了解两书的异同。类似的安排还有“《史记》《汉书》第九”,节录了两书对“鸿门宴”的不同记述。此外,“文第十三”涉及大量文体形式,不能一一举例,便挑选了不常见的“骈体”“义疏”和“语录”三种体裁,各举一例。至于奇句单行的散文,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人们容易接触到,故略去;只选了明人归有光和清人姚鼐的文章各一篇,借以展示“唐宋派”和“桐城派”的散文面貌。

为了保持《经典常谈》原书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我们将各节附录连同“作者介绍”及“《经典常谈》人名词典”另编为《〈经典常谈〉参考资料》的小册子,作为《经典常谈》(详注讲解本)的“伴侣”书,一同发行。

以上所做的工作,无形中已让这本“薄”书“厚”了起来;然而我们的最终目的,仍是希望读者朋友能准确、深入地把握作品的精髓,再逐渐把书由“厚”读“薄”,相信有这套详注讲解本的帮助,大多数读者都不难做到。

侯会

2023年4月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 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 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至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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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第七

【题解】“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大学》《中庸》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篇章,《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孟子》是孟子的著作,这两部在宋代也进入儒家经书序列,“四书”也因此在“四部分类法”中归属于“经部”。这四种书,最初为宋代学者程颢、程颐所推重,视为初学者入门书。至南宋学者朱熹,将这四种书加以注释整理,编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在后世被官方定为科举用书,影响至为深远。

【原文】“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 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总结提示】这三段介绍“四书”的由来。“四书”是《学》《庸》《论》《孟》的合称,在古代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又是科举用书,科举考八股文便是从“四书”中出题。最初重视这几种书的是宋代的二程,最终由南宋学者朱熹整理注释,编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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