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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梁漱溟诞辰130周年,特别精选纪念版。再现“中国ZUI后一位大儒”的25场思考。
·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在于错把欲望当志气。
·梁家人亲自选编审定,以《梁漱溟全集》为蓝本,从先生毕生400万字著作中精选而成。珍稀版权,诚意特献!力求向读者展现一个气质尚侠、介直疏朗的大儒。
·这个世界会好吗?怎样才能把自己安排对?一份致新新青年稳定内核的精神处方!
① 我现在差不多没有旁的要求,我所求的是能够常常心安理得,内部很妥帖。
② 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
③ 我只是爱有我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见解。
④ 一切福祸、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
·最懂年轻人的——思想家 ╳ 哲学家 ╳ 文化巨擘 ╳ 国学宗师!
① 人生需要,岂徒衣食而止?故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
② 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厌离之后。
③ 人生是靠趣味的。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无浓厚兴趣,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
④ 其实“我”不须扩大,宇宙只是一个“我”,只有在我们精神往下陷落时,宇宙与我才分开。
⑤人不要老怀抱着一个希望,好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未来,反而把当前的事情看轻了,忽略了,不能够好好地在当下用心。
·既适合文化哲学专业读者,也适合初学者/感兴趣的人群。在这个“提不出问题,也没有答案”的时代,让我们多谈谈哲学,多想想办法。
希望你不要对困惑熟视无睹,做一个对自己有办法的人。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纪念梁漱溟诞辰130周年所推出的文化精选集(特别纪念版)。选篇以《梁漱溟全集》为蓝本,从《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经典著作中精选篇目,由梁漱溟家人钦定,诚意特献!
全书分为五辑,从学问、修养、理想和态度等主题入手,瞄准“人生和社会”,结合梁漱溟先生一生自学之路、待人接物之“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态度,试图为当下内耗严重、急需精神重建的年轻人提供一份精神读本和解决方案。
第一辑“做一个对自己有办法的人”——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
第二辑“思想可开悟 人生可翻新”——放眼来看,心胸就可以开大,什么事情不用着急,不要常常颠倒在喜怒哀乐之中。
第三辑“多谈谈哲学 多想想办法”——问题来了,正是我们创造的机会到了。
第四辑“精神有所归 生活有重心”——说话是力量小,一定要在说话之外,办法在说话之外,在空口讲之外。
第五辑“志趣有所感发 便是一次向上”——“我怎么样去生活”的问题没有唯一不二的答案,我们只能告诉人去觅他的路,觅了路如何走而已。
当变幻莫测的世界无法把握,我们只能把握自己。不要对困惑熟视无睹,做一个对自己有办法的人——读一读梁漱溟先生“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梁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与做人》和《人心与人生》等,是一个真正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儒者。他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其一生所学、所为都围绕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探寻价值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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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季羡林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费孝通
·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马歇尔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著名学者 林毓生
·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著名学者 许纪霖
·梁先生是一位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新儒学大家,为国事、为安定、为团结、为文化、为教育等付出了毕生精力,一身正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令人敬仰。——评论家 王进玉
·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张中行
·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字,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美]艾恺


【目录】

第一辑“做一个对自己有办法的人”
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

自传
我的自学小史
这便是我的人生观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值得感念的岁月

第二辑“思想可开悟 人生可翻新”
放眼来看,心胸就可以开大,什么事情不用着急,不要常常颠倒在喜怒哀乐之中。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治道与治世

第三辑“多谈谈哲学 多想想办法”
问题来了,正是我们创造的机会到了。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绪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自序”
中国文化要义之“绪论”
中国文化要义之“自序”
中西学术之不同

第四辑“精神有所归 生活有重心”
说话是力量小,一定要在说话之外,办法在说话之外,在空口讲之外。

合理的人生态度
略说自觉及意识
一个人的生活
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
人生的意义
朝话二十则

第五辑“志趣有所感发 便是一次向上”
“我怎么样去生活”的问题没有唯一不二的答案,我们只能告诉人去觅他的路,觅了路如何走而已。

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司马迁《史记》不可信
爱因斯坦的宇宙观


【免费在线读】

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

讲到朝会的来历,就要谈到我的生活。大体上说,我自二十岁至二十九岁为一段落。此段落为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岁以后重转回入世的路,一直到现在。二十九岁那年,在济南教育厅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时已在北大讲过),民国十年付印,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说到求友;在结论中又曾说到我的主张和希望——要复兴古人讲学之风,使讲学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近十数年来我就是如此做,从那时起(民国十一年)也就有了许多朋友跟我在一块。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之一员。朋友们在一起相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来共相策励,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民国十三年,我辞去北大教职,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办高中,后来又辞职回北平,高中学生即有一些随着我们到北平的。
在北平师生共约十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十七年我在广东接办省立第一中学,朋友团体也随着到了广东,当时我同黄艮庸先生等拟了许多办法,都是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紧者有五点,现在在邹平还保存有二点,即朝会与部班主任制。十八年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其学则是我拟的,内容大多是从那边——广东一中转来的。现在邹平则又是从河南转来的。
在第一届研究部时,朝会每由我来讲话,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无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吾人的自觉力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只有在超越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优越的力量是完全从此处来的。所以怎么样让我们心里常常清明,真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
古代的贤哲,他对于人类当真有一种悲悯的意思。他不是悲悯旁的,而是悲悯人类本身常常有一个很大的机械性。所谓机械性,是指很愚蠢而不能清明自主,像完全缺乏了自觉地在那里转动而言。人类最大的可怜就在此。这点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明白;只有常常冷眼去看的时候,才能见到人类的可悲悯。
人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超脱这个不自主的机械性呢?那就要在他能够清明自觉的时候。不过,这是很不容易。人在婴儿时代是很蠢的,这时他无法自觉。到了幼年、青年时代,又受血气的支配很大。成年以后的人,似乎受血气的支配较小;但他似乎有更不如青年人处,因这时他在后天的习染已成,如计较、机变、巧诈等都已上了熟路,这个更足以妨碍、蒙蔽他的清明自觉。所以想使人人都能够清明自觉,实在是一大难事。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人类之可怜在其不能清明自觉,但自今以前的人类社会,能够清明自觉者,实在太少了。
中国古人与近代西洋人在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创造与成就,但他们却像是向不同的方向致力的。近代西洋人系向外致力,其对象为物;对自然界求了解而驾驭之。中国古人不然,他想在求了解自己,驾驭自己——要使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办法。亦即是求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能够减少,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中国人之所谓学养,实在就是指的这个。
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清明,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

言志

今日早晨想到《论语》上“盍各言尔志”一句话,现在就言我之志。
“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
我愿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在这混乱的社会,无论在思想上、在事实上,都正是彷徨无主的时候。这时候做人最难有把握,有脚跟。常见有许多人,在开头的时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后来每每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促使社会益发入于混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八十年来,中国这老社会为新环境所刺激压迫,而落于不幸的命运,民族自救运动一起再起,都一次一次的先后失败了。每一次都曾引动大家的热心渴望,都曾涨到一时的高潮;但而今这高潮都没落了,更看不见一个有力量的潮流可以系属多数的人心,而却是到处充满了灰心、丧气、失望、绝望。除了少数人盲目地干而外,多数人无非消极鬼混,挨磨日子,而其实呢,中国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可悲观的事。悲观只为蔽于眼前。若从前后左右通盘观测,定能于中国前途有很深的自信;只可惜多数人蔽于眼前,没有这眼光罢了!我是对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绝对乐观的一个人。我胸中所有的是勇气,是自信,是兴趣,是热情。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随便而有的;这里面有我的眼光,有我的分析与判断。(我讲的《乡村理论建设》便是这个,不复赘。)我是看到了前途应有的转变与结局,我相信旁人亦能慢慢地看到;因为从事实上一天一天在暗示我们所应走的而唯一可能的方针路线(乡村建设)。我的自信不难成为大家的共信;我的勇气可以转移大家的灰颓之气。大概中国社会不转到大家有自信、有勇气之时,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然而民族自救的最后觉悟、最后潮流毕竟是到了!我们就是要发动这潮流,酿成这潮流!这方向指针我是能以贡献给社会的——我充分有这自信。单有方向指针还不够,还须有为社会大众所信托的人格,为大家希望之所寄。因此,我要自勉作一个有信用的人,不令大家失望。

欲望与志气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地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因为背后存个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气,却很不自然,很苦,且难以长进。虽有时也会起一个大的反动,觉得我这样是干什么?甚或会完全不干,也许勉强干。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会自己搪塞自己。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那个地方搁下哪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很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张横渠先生颇反对欲望,谓民胞物与之心,时刻不能离的。自西洋风气进来,反对欲望的话没人讲,不似从前的严格;殊不知正在这些地方,是自己骗自己害自己。

谈习气

我常说,“一切罪恶过错皆由懈惰中来”,实是如此。精神不振,真是最不得了的事。最让人精神不振者,就是习气。凡自己心里不通畅,都是自找,而非由于外铄。心小气狭都是习气,也就是在里边有私意。人人都有要好的心;但终难有好的趋向者,就是因为习气的不易改。要想祛除习气,必须各人的生命力,能超拔于习气之上才行。
各人的习气不同,应时常反省,去求了解自己的习气。大概人类任何学问,都可以帮助人——让人的生命强大。苟能常于自身深加体验;更能于多方面留心,求其了解;则个人身心自然通畅,力量自然强大,习气自然祛除。自己老是缠住自己,挡住自己,这就是懈惰。最容易弱损自己的生命力。

求学与不老

我常说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时代,此即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较有勇气,喜奔赴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然此不过以血气方盛,故暂得如此。及其血气渐衰,世故日深,惯于作伪,习于奸巧,则无复足取而大可哀已!往往青年时不大见锐气的,到后来亦不大变;愈是青年见英锐豪侠气的,到老来愈变化得厉害,前后可判若两人。我眼中所见的许多革命家都是如此。
然则,吾人如何方能常保其可爱者而不落于可哀耶?此为可能否耶?依我说,是可能的。我们知道,每一生物,几乎是一副能自动转的机器。但按人类生命之本质言,他是能超过于此一步的“机械性”;因人有自觉,有反省,能了解自己——其他生物则不能。血气之勇的所以不可靠,正因其是机械的;这里的所谓机械,即指血气而言。说人能超机械,即谓其能超血气。所以人的神明意志不随血气之衰而衰,原有可能的——那就在增进自觉,增进对自己的了解上求之。
中国古人的学问,正是一种求能了解自己且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与西洋学问在求了解外界而对外界有办法者,其方向正好不同。程明道先生常说“不学便老而衰”。他这里之所谓学,很明白的是让人生命力高强活泼,让人在生活上能随时去真正了解自己;如此,人自己就有意志,亦就有办法。如果想免掉“初意不错,越作越错,青年时还不错,越老越衰越错”,就得留意于此,就得求学。近几十年来的青年,的确是有许多好的;只因不知在这种学问上体会、用功夫,以致卒不能保持其可爱的精神,而不免落于可哀也。惜哉!

秋意

现在秋意渐深。四时皆能激发人:春使人活泼高兴;夏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觉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让人起许多感想,在心里动,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余节气或过于发露,或过于严刻。我觉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动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秋天恰是一年发舒的气往回收,最能启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动的时候。但念头要转,感情要平。心平下来,平就对了。越落得对,其意味越深长;意味越深长越是对。我在秋天夜里醒时,心里感慨最多。每当微风吹动,身感薄凉的时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涌。可是最后归结,还是在人生的勉励上,仿佛是感触一番,还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于文学,但很知道文学就是对人生要有最大的领略与认识;他是与哲学相辅而行的。人人都应当受一点文学教育。这即是说人人都应当领略领略人生。心粗的人也让他反省反省人生,也当让他有许多感想起来。当他在种种不同形式中生活时,如:四时、家庭、作客、作学生、当军人、一聚一散等等,都应使他反省其生活,领略其生活。这种感想的启发都是帮助人生向上的。

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够了。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和人家讲学问亦不往难处讲,只是平常地讲,而能讲之不尽,让人家看来很多。如果不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则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若被书本知识所压倒,则所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然的不能认识问题的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这就是无学问。

择业

关于择业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有两个:
(一)从自己主观一面出发来决定。看看自己最亲切有力的要求在那点;或对于什么最有兴趣。如自己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危亡问题之感触甚大,或对于自己父母孝养之念甚切,或对家庭朋友的负担不肯推卸……这些地方都算真切的要求。兴趣即是自己所爱好的,方面很多,自己兴趣之所在,即自己才思聪明之所在。这两方面都是属于主观的条件的。从这里来决定自己往前学什么或作什么:学这样或学那样,作这事或作那事。但自己主观上的要求与兴趣虽如是,而周围环境不一定就有机会给你;给你的机会,亦不定合于你的要求、兴趣。这时如果正面主观力量强的话,大概迟早可以打通这个局面。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二)由客观上的机缘自然地决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把自己的心放得很宽,仿佛无所不可,随外缘机会以尽自己的心力来表现自己。这时自己虽无所择而自然有择。这个态度一点不执着,也是很大方的。
最不好的就是一面在主观上没有强有力的要求,兴趣不清楚,不真切,而自己还有舍不开的一些意见选择,于是在周围环境就有许多合意与不合意的分别。这些分别不能解决—— 一面不能从主观上去克服他,由不合意的环境达到合意的环境;一面又不能如第二个态度之大方不执着——就容易感觉苦闷。苦闷的来源,即在于心里不单纯,意思复杂。在这里我可以把自己说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我个人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从前个性要求或个人意志甚强。最易看出的是中学毕业之后不肯升学,革命之后又想出家。可见自己的要求、兴趣很强,外面是不大顾的。从此处转入哲学的研究,从哲学又转入社会问题之研究与作社会运动;这仿佛是从主观一面出发的多。但这许多年来在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态度很宽大,不甚固执,随缘的意思在我心里占很大位置。就我的兴趣来说,现在顶愿做的事,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将所见到的道理,类乎对社会学的见地与对哲学的见地,能从容地写出来,那在我真觉得是人生唯一快事。但是目前还须应付许多行政事情,我识人任事似非所长,所以有时会觉得苦。可是我不固执,几乎把我摆在那里就在那里,顺乎自然地推移,我觉得把自己态度放得宽大好一点。“不固执”“随缘”,多少有一点儒家“俟天命”的意思。我自己每因情有所难却,情有所牵,就顺乎自然地随着走。
我的情形大概如此。同学对个人问题应从主观客观各方面来审量一下,或偏治学,或偏治事,治学治何种学,治事做何种事,来得一决定,向前努力。

没有勇气不行

没有智慧不行,没有勇气也不行。我不敢说有智慧的人一定有勇气;但短于智慧的人,大约也没有勇气,或者其勇气亦是不足取的。怎样是有勇气?不为外面威力所慑,视任何强大势力若无物,担荷若何艰巨工作而无所怯。譬如:军阀问题,有的人激于义愤要打倒它;但同时更有许多人看成是无可奈何的局面,只有牵就它,只有随顺而利用它,自觉我们无拳无勇的人,对它有什么办法呢?此即没勇气。没勇气的人,容易看重既成的局面,往往把既成的局面看成是一不可改的。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真是一个有大勇的人。他以一个匹夫,竟然想推翻二百多年大清帝国的统治。没有疯狂似的野心巨胆,是不能作此想的。然而没有智慧,则此想亦不能发生。他何以不为强大无比的清朝所慑服呢?他并非不知其强大;但同时他知此原非定局,而是可以变的。他何以不自看渺小?他晓得是可以增长起来的。这便是他的智慧。有此观察理解,则其勇气更大。而正唯其有勇气,心思乃益活泼敏妙。智也,勇也,都不外其生命之伟大高强处,原是一回事而非二。反之,一般人气慑,则思呆也。所以说没有勇气不行。无论什么事,你总要看它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无论若何艰难巨大的工程,你总要“气吞事”,而不要被事慑着你。

我的信念

第一个信念:我觉得每人最初的动机都是好的,人与人都是可以合得来的,都可以相通的。不过每个人亦都有些小的毛病。因人人都有毛病(不过有多少轻重之分),故让人与人之间,常有不合不通的现象。虽不合不通之事常有,但人在根本上说,向上要好,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究竟有其可合可通之处。在我们应努力去扩大此可相通相合之点,与天下人做朋友,而不与人隔阂分家。这是我第一个信念。我总是相信人,我总觉得天下无不可合作之人,我始终抱定这信念而向前迈进,毫不犹疑!
第二个信念:我觉得一切的不同都是相对的,比较的。换言之,即一切的不同都是大同小异。自其异者而观之,则无往而不异;自其同者而观之,则实亦无何大不同。所以彼此纵有不同,不必看成绝对鸿沟之分。更进一步说,即不同,其实亦不要紧,天下事每每相反而实相成。章行严先生因墨子有尚同之说,故标尚异之说,以为要欢迎异的,要异才好。我们在见解主张上不必太狭隘、固执;要能“宽以居之”,方能将各方面容纳进去。如果方向路子很狭隘,往前去做,难得开展。所以我于异同之见不大计较。此原则,我运用亦有时失败,不过那只是安排得不恰当;我现在唯有盼望我更智慧一点,不再蹈以前的错误,但我始终要本此态度做去。

谈合作

普通之所谓合作,大概都是指在经济上的事情,这是狭义的合作。这话不必说。现在说广义的合作。
有一位朋友说:“小合作有小成就,大合作有大成就,不合作就毫无成就。”此意甚的。这不独是说到经济方面,即是说到了人生的道理、社会的道理,亦无一不是这样。大概从现在往前去——往将来去,人类的社会关系,将慢慢地越来越复杂,大家必须在相关系中而生活;你想自顾自,与人分离而能独立生活,实在没有这回事。在事实上催逼着你非趋向于合作不可。若是各顾自己,则不唯自己不能生活,而社会的整个关系,都将不能维持。所以必须在合作的根本上注意一下。
怎样才能合作呢?在这里有一句顶要紧的话是:“气要稳,心要通。”怎样才能把气稳得住?就是要注意当下,在眼前问题上事情上下功夫;不能这样就是气不稳。如听我演讲,眼向外看就是气不能稳。再说心通,不独自己要通,尤要与人家的心相通;不与人家的心相通,则无由合作。气稳才能作,“作”字有了;心通——情谊通,这就是“合”字有了。
“心通——情谊相通”这句话,说容易很容易,说不容易也很不容易。别看两人在一起做事情,表面固然没有什么,但如果都是勉强对付,这样,事情就绝对不能做得好。所以情谊相通,为合作之根本。
但情谊又如何相通呢?这话不能从片面着想,必须从两方面来说:一面是自己,一面是人家。在自己一面必须常体会对方的心理、意思、情形才行。彼此必须互以对方为重,不容专替自己方面着想。如果你老是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着想,将人家的心理、意思,都放置而不顾,这个绝对不行。所以你必须先替人家着想。能替人家着想,就没有不通。通就能做,做更能通,越做越通,大家心情都顺了,就一切是没有不能做的了。情谊不通的结果,就是彼此互相顶着闹别扭,你干他不干,他不干你也许更不干,这样就会越弄越糟。
以上这个道理,不独居家过日子是如此,师生之间是如此,政府中人是如此,整个社会中人又何莫不然?人生是到处离不开人,到处必须与人相关系在一起生活过日子。既在一起生活,就应该“共谋一种好的生活”。所以大家必须记住:“合作的根本,即在情谊相通;情谊相通,必彼此互以对方为重;唯有情谊才可促进人类的好生活。”将这句话牢牢地记住,小心提防。此道理虽甚粗浅,然实为到处有用而终生讲求不尽的道理。情谊相通真是谈何容易啊!

三种人生态度——追求、厌离、郑重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我们仔细分析:人生态度之深浅、曲折、偏正……各式各种都有;而各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亦皆有其各种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笼统,而究难免于笼统。我们现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过是比较适中的办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手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物的问题,第三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妒、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得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指出儿童而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
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地尽力量地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依赖于外力之逼催,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深浅。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与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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