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新作
☆六大主题、全新视角和写法，阐释中国思想文化精粹
☆颠覆常规思维，升级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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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有关中国思想史的最新思考
杨念群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了多部政治史、社会史的著作，《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则是作者第一本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本书以作者深耕的政治史、社会史为基础，将儒、释、道、法、墨等置于思想史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来书写，特别是专辟两章深入阐释甚少被传统思想史关注的天下观、正统论，反映了杨念群教授对中国思想史的最新思考，新见迭出。
全新视角和写法，六大主题，七十多个核心话题，快速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精粹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通过梳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总结出中国思想史的六大主题，包括天下观与中国的形成、正统论与王朝统治、儒法思想的互异与互补、老庄思想中的生存智慧、宋明新儒学为何新、中国佛教如何世俗化，可以说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俱已囊括。本书以上述六大主题为纲，围绕周礼、天下、九州、五德终始说、五服制度、文质互补、夷夏之辨、大一统、改正朔、仁义观、公与私、兼爱、法后王、法时王、无为、柔弱胜刚强、逍遥游、齐物论、藏拙、新儒学、心学、知行、致良知、轮回说、禅宗公案等七十多个核心话题，阐释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粹，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人们日常思想行动的影响。这样一部以主题、话题方式书写的中国思想史，可以帮你快速提取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粹。
颠覆常规思维，升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杨念群教授曾说过，颠覆需要从打破常识开始。本书为我们普及了很多历史“新常识”。比如杨念群教授认为，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演变态势，把中国“自觉”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完全是在与西方抗争时出现的新事物，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却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中慢慢形成的一种潜意识。比如讲到新儒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心、性、理、气等高深的概念，是形而上的高深学问，但是本书告诉我们新儒学恰恰是将汉唐高深的经学世俗化了，可以说新儒学是世俗化的儒学。比如历代王朝高度重视通过“天人感应”立“正统”的规矩，却自宋朝改变了，更重视“天人合一”，更强调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比如说到华夷之辨，我们会联想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但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并不是完全封闭和排外的，夷狄可以升格为华夏成员，华夏关系网之内的人也可以变为夷狄，也就是说华夷身份可以互相转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等等。书中这样颠覆人们常规思维的内容还有很多，阅读本书无疑会升级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内容简介】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摒弃传统思想史著述仅仅关注具体人物、作品的写法，提炼出包括天下观、正统论、儒法思想、老庄智慧、新儒学、中国佛教在内的六大主题。本书以上述六大主题为纲，围绕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历史观念或历史现象，如周礼、九州、五服制度、五德终始说、文质互补、夷夏之辨、大一统、改正朔、公与私、仁义观、逍遥游、齐物论、禅宗公案等，分别总结出十几个不等的核心问题，从思想史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以舒朗隽永的笔触，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人们日常思想行动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拓展中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2019）、《“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2022）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目录】
第一章 没有古代的“天下”，难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 1
“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 //“周礼”奠定了中国的精神底色 //“天下”登场，中国有了方向感 //“九州”是“大禹”用脚丈量出来的 // 虚虚实实看“九州”// 古帝王常常表演与上天沟通的游戏 //“九州”是一个古代经济地理专用名词 //“五服”是“天下观”的政治制度设计 //“中国”无内外，“天下”是一家 // 古代的“夷”和“夏”是怎样区分的 //“夷”可变“夏”，“夏”可变“夷”//“中国”的版图会因族群迁移变大变小 // 宋明之际的夷夏观 // 从“天下”到“国家”观念的演变 // 到底“中国”该不该有君主 //“中华民族”观如何挑战古代文明等级论
第二章 为什么古代帝王都要立“正统” ....... 65
中国古人的字典里没有“未来”这两个字 //“五德终始说”与朝代的循环往复 //“回向三代”与“文质互补”//“五德终始说”在汉代是怎么体现的 // 帝王立“正统”还需要“改正朔”//“祥瑞”降临与“天命”感召 // 汉唐帝王特别惧怕“天谴”// 政治预言的神秘力量 // 帝王自带“神迹”光环的故事应运而生 // 皇帝立“正统”的规矩在宋代以后改变了 // 好谈“大一统”的清朝人 //“大一统”观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
第三章 儒法思想：从寻求差异到彼此互补 ....... 121
周代礼制秩序如何塑造儒家观念 // 孔子首度发明“仁”，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修养 // 古代中国的人伦秩序和社会关系起源于儒家思想 // 孔子如何处理自身欲望与他人欲望的关系 // 孟子“仁义”观奠定儒家心理修炼的基调 // 荀子“性恶说”及其影响 // 现实君主为什么比古代圣王更加重要 //“公”与“私”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 //“游侠”为何成为儒家的眼中钉 // 谈论“兼爱”的墨家最终成为历史尘埃 //“大一统”国家为什么选择了儒家思想 // 法家精神：寻求规则的“确定性”// 从荀子的“法后王”到法家的“法时王”//法家如何处理“法”与“术”的关系 // 法家“驭臣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 什么是法家的臣子“进言之术”
第四章 老庄思想：俗世中的生存智慧 ....... 195
众说纷纭的“道”究竟是什么 //“无为”一度成为汉代皇家的宣传口号 // 道家的“自由”是如何被后人误解的 // 真的是“知识越多，越无用”吗？ // 柔弱胜刚强：老子的基本处世态度 //道家“藏拙”的奥秘是什么 //“逍遥游”是幻想成为一个超大的“自我”//“齐物论”是认识事物相对性的一种方法 //“知识”不是用来判断是非，而是为了顺应自然 // 庄子思想的核心是一种生存哲学 // 不能割裂且互为镜像的儒道思想
第五章 宋明“新儒学”到底“新”在哪里 ....... 257
为反官学而诞生的“新儒学”运动 //“新儒学”夺取了“道”的使用权 // 新儒家的“理”该怎么解释 //“天理”与“人欲”的缠斗 // 怎样缩短“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的距离 // 新儒家是如何推动儒学走向世俗化的 // 一个人的“心”到底有多大 //“知”与“行”是一回事吗？ // 致良知突出“心灵”在处世中的首要作用 //“新儒学”与西方思想的挑战
第六章中国佛教如何成了一种入世的智慧 ....... 331
人为什么总会感到痛“苦”// 从“十二因缘说”到“轮回说”//摆脱“苦”的办法：戒、定、慧 //“现世现报”还是“来世果报”//佛教的“隐身术”：格义 // 佛教与儒家都谈“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 禅宗的减法 // 禅宗公案 ：一场场猜谜游戏 // 禅宗与明清文人的精神传统
【书摘与插画】
第一章 没有古代的“天下”，难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如果你打开一幅当代中国地图，映入眼帘的一定是一派广袤无垠的景象，它东起海滨，西抵高原，南到海角，北达寒极。可就在此刻，你也许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错觉，以为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版图就是如此这般宏大绚丽。实际上，你眼中看到的“中国”，是当代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中国”是另一番模样。
明代有一个学者叫杨守敬，他编了一套《历代舆地图》，画出了从春秋到明代的疆域和建置，如果与当代中国地图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地图上主要标注出了明代内地十八行省的位置，而新疆、西藏、青海、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都不在其中。你一定会很惊讶地询问，这两幅图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明代“中国”的范围与今天相比怎么显得如此狭小？
其实，如果你打开另一个朝代——南宋——的地图，展示在你眼前的疆域面积还不及现在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当然，如果再往前追溯，汉唐两个朝代的疆域边界显然比宋明要辽阔许多，可是如果回溯到秦朝以前，“中国”版图的尺寸又会缩小到只有中原地区这么一小块面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
学习中国思想史，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当代地图上的“中国”图景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描绘出来的，并不是过去的“中国”。古代“中国”的版图一直在不断地伸缩移动，“什么是中国”的含义也在持续发生变化。
“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面。这尊酒器内壁底部镌刻的铭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这里需要稍加解释，“中国”的“中”字有“中央”的意思，“宅兹中国”大概就是周王居住在中原地区，具体说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因为周朝的国都建在此处。我们看“国”这个字，它的外围轮廓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框子，表示王者占据着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当时周王能够管辖到的范围差不多也就洛阳周围这么一块地方，这说明当时所说的“中国”指的是洛阳周围一带，它代表着地理空间。那么现代“中国”为什么有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呢？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详细地解释一下。
古代的周王朝主要是由姬姓和邻近的姜姓两个氏族构成。这两个氏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当时他们人数较少，被东部的商族人统治着，周武王讨伐商朝成功后取而代之，相当于少数人征服了多数人，心理上总感到不那么踏实，觉得应该弄明白自己究竟胜在何处，到底比商人优越在什么地方。经过一番思考，周人决定把历史倒推回去，与商朝之前的夏朝建立联系，声称自己是夏朝的继承人。
古代“中国”又称“华夏”，因为周人认为自己起源于“中国”，同时又是“夏”的继承人，于是把“华”字放在“夏”的前面，目的是表明夏朝文化优美典雅，就像一件华丽衣服上的装饰物一般绚丽耀眼。“华”被当作“夏”的修饰词，至少貌似比商人高明优越。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周人这么斤斤计较未免有些小心眼，但如果站在周人的角度考虑，仅靠这么一点人口居然战胜了强大繁盛的商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周人有意把祖先源流追溯到夏朝，充当起了夏朝文明的继承者，他们编排出夏朝比商朝优越的一些理由，在字面上故意营造周人的文化优越感，想借此提升本族的凝聚力。
那么，周人与商人比较，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按照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嫡长子继承制，嫡庶待遇有高低之分，次子得到的好处肯定相对比长子要少一些，这样的安排才能构成等差级别，只有在家庭内部首先建立起等级秩序，才能逐步推广到更远的亲戚圈子，最后一直延伸，推衍到君主和官吏，形成更为普遍的宗法制和君臣关系。我们常说的封建制度就是这么起源的。在商朝的统治秩序中，殷王只是相当于诸侯结盟的首领，双方没有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周人打破了此前君主和诸侯相对平等的态势，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新秩序。第二条是建立祭天祭祖的宗庙体系，这就是后来屡次被孔子称道的礼乐制度。第三条是严禁同姓结婚。
周人既然拒绝同姓婚姻，要不断繁衍子孙后代就只好与邻居姜姓氏族通婚，姬、姜两个姓相互抱团生存，关系自然走得很近。亲属纽带依赖遗传链条维系彼此团结，所以流动性非常小，显得特别排外。周王有意把支子、母弟、甥舅等亲戚圈子划在“华夏”范围以内，而与姬、姜两姓关系的远近被设定成是否能成为“华夏”一员的主要参考标准，其余氏族都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周王相当于“华夏”集团的大家长，围绕血缘的亲疏远近编织出了一套辨别身份等级的礼仪秩序，这就是“周礼”的起源。周人既然自以为生活在“中央”，周王理所当然是这套秩序的核心权威，他发布的所有命令都是出于血亲乡谊的考虑。
周王作为姬姓族长，在夺取商朝土地之后，又当上了周朝政治首领，这样就同时拥有了家长和君主的双重身份，要处理的日常事务越来越多，于是开始发明一些管理办法，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把土地分配给一些近亲，让他们分别建立各自的小国家。周王和诸侯之间仍然使用家族的行辈相互招呼，与周王同姓的长辈诸侯叫叔伯，周王称异姓长辈诸侯叫舅舅，其他同姓诸侯以兄弟相称。
周王的统治范围一圈圈地向外扩散，王都和诸侯控制的地区奉行一种叫“乡遂”的制度。“乡”是指生活在王都和近郊的居民团体，“遂”是“乡”以外的民众居住的地方。生活在“乡”以内的居民叫作“国人”，住在“遂”里面的人称作“庶人”或“野人”。国人身份是自由民，有参政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必须服兵役和劳役，到战国时期，“国人”与“庶人”的身份界线开始模糊，但仍须保持相当的距离。姬姓诸侯的封地往往和一些有敌意的异姓氏族混杂交织在一起，经常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
姬姓诸侯为了规避风险，共同对抗敌人，相约一起对周王室表达忠诚，以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宗主与君主、诸侯之间全靠亲戚关系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连接起一张“封建”关系网。“封建”与“家族”合为一体是周朝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朝疆域内分布着许多小国家就是宗族关系的体现，列国之间一般都会打着“尊王”旗号，彼此相互照应，共同讨伐华夏圈子之外的异族对手。
周武王灭掉了商朝，自称“华夏”，但夏文明只是被他们当成对抗商人的精神支柱，到了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辅政的年代，通过制礼作乐，使得周代文明变得越来越“雅致”，慢慢褪去了商代文化过于原始的巫术特征。商人喜欢祭拜鬼神，自从头脑中出现“帝”的观念，即开始把“天”“帝”和一些地位比较低级的鬼神放在一起祭祀，商王常常为此要杀掉大量牲畜和活人。周人灭商后，周公明确规定献祭时不许杀戮活人，使用牲畜的数量也大大减少，规定宰杀牛羊不得超过十二头。
与商朝人相比，周人更讲究把祭祀当成与上帝沟通的象征性心理活动，以培养道德敬畏感，不一定非要杀戮活体表达虔诚，觉得那样做无异于舍本逐末，容易荒废对人世间的责任。周代与商朝的区别就在于许多言行中的“巫术”成分大大降低，采用更加文明的礼仪制度去替代野蛮的习俗遗留。至此，“雅”既是周代的王道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的标识，“雅”与“不雅”成为区分“华夏”与“非华夏”身份的重要尺度。
“周礼”奠定了中国的精神底色
中国古代讲“礼”的重要典籍《礼记》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解释了什么叫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也就是说，“礼”就是辨别血缘关系远近，据此建立身份秩序的一套标准。按照“礼”的规定，离姬、姜两姓较近的族群要厚待一些，反之就排斥打压，血缘亲疏决定各个族群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等级，由此经常引发诸侯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纠纷。
周朝建立后分封了不少诸侯，据说多达七十一国，姬姓就占了五十三人，一些非姬姓的族人，比如楚国人的祖先源自火神祝融氏族，与西周远祖比较疏远，不属于周室最初的亲戚圈子，自然在“礼”的秩序里容易被边缘化。有些地处边远地带的诸侯国不甘心一直被当作“华夏”之外的夷狄之人，不断通过发动战争为自己争取名分和利益，争取挤进被姬姓垄断的等级秩序。
“周礼”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尊王”。周王是位于中央的君王，诸侯是臣子，诸侯的责任是为周王拱卫四方，维护周朝的安全。“尊王”必须遵循一定的族群伦理规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具备这个资格。比如，诸侯国君主不得混淆父子夫妻的名分，有些家庭关系混乱的诸侯（如楚平王娶了儿子的未婚妻当妻子，犯了父纳子妻的乱伦大忌）就没资格承担“尊王”的责任。即使某个诸侯国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如秦国、楚国和吴国都是当时很强大的国家，因为不属于周王的近亲圈子，也一度不被允许参加周王或华夏首领召集的盟会。当然，也可能出现某些特殊情况，春秋是乱世，如果周王遭遇威胁，那些身处华夏边缘的诸侯若能及时出手营救，就有可能被接纳为“中国”的成员。参加朝会的华夏圈子内部的诸侯国一般分别拥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称，非华夏圈子的诸侯不在授予爵秩之列，但是如果表现良好，也有机会“进于爵”，被授予贵族爵位。
周王要维系周礼秩序，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不断举行各种祭祀活动，通过祭拜天地、祖先的仪式展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不断提醒那些参与祭祀的诸侯明确自己的等级身份和责任，以便加强华夏族群的凝聚力。祭祀就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崇拜仪式，需要制定规范与准则，目的是获得祖先和神灵的保佑，长久下来就形成了“礼”的雏形。所以“礼”最初来源于神秘的神祇祭祀活动。
华夏族群有一个远古流传下来的观念，认为祖先和英雄人物死亡，只有形体消失，灵魂并未随之逝去，仍生存于另外一个世界，只是不像活人那样直接看得见，于是对这些不死的魂灵萌生敬畏之情，由此形成侍奉祖先的风气。在商代，祖先与天神崇拜是混融在一起的，在商人的世界里，祖先与神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分别，祖先活着的时候是人，死后就变成了神，都可以作为祭祀对象，因为他们认为，祖先与神祇都在保护着氏族、部落与国家的生存，承担着保佑延续氏族血脉的责任。
祭祀的仪式往往非常繁复，相当于做一套巫术法事。在商代祭祀由商王来主持，据说商朝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占卜祭祀。商王不但是人间的政治领袖，还是与上天沟通的“大巫”。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为他操行巫事的人，古代文献里称这些人叫“巫史卜祝”。有人认为，先秦时代的那些君王，无论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真有其人，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兼有“巫师”的职能，往往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这些“大巫”据说都有些特异功能，比如汤王会祈雨，就是有本事通过做法让上天降雨止旱。在古代农事中，干旱是对粮食收成的最大威胁之一，因此，是否有能力祈求上天降下甘霖，确实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拥有神奇能力的最突出证据。是否能行“巫事”，彰显出的是一种政治智慧，是否拥有这种智慧与掌握权力的大小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做法”的能力越强，拥有的权力就越大。辅佐王者这个“大巫”的一些“小巫”，如“巫史卜祝”等职业群体，都必须学习一些天象与历数知识，并凭借这些知识去提前预测一些事情，为王者的政治与军事决策提供参考。这些“小巫”官职的大小大概也与他们的占卜能力成正比。
祭祀神人和祖先需要一些具体器物和程式化的东西提供支持，这就是周人所说的“制礼作乐”。商人祭祀不太讲究程序，至少祭祀规则没那么严格，到了周代以后，周王开始考虑怎么样使得祭祀更加条理化、规范化，特别是剔除商朝那些动不动就杀人的原始野蛮做法，这就是后人常说的祭祀礼仪的人文化过程。祭祀对象既然是祖先，那就必须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把参与祭祀的人安排成有序的等级，分别设计出与之相应的仪式、服装和姿态，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都有特殊的规定。我们说干什么事要讲究“礼数”就是这个意思。从商朝到周朝，在祭祀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周王不仅要维持一个神人“大巫”的形象，还要想办法让普通人都参与到祭祀过程当中，体会其中的蕴意。因此，周代完成了与西方宗教分道扬镳的一次重要转折，那就是想方设法把外在的仪式内在化，把它变成每个人内心都遵守的一套准则，对“德”的弘扬与解释就是实现这个转折的重要步骤。
我们评价一个人“有德性”，无疑是对其品格的高度赞誉。如果说一个人“缺德”，那肯定是因为他的品格相当低下。通过把对上天的尊敬转化为一种心理上的道德建设，是周人对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这和西方人的宗教思想演变路径恰好相反：西方人主张向外发展，内心的崇敬之情统统献给上帝，由上帝来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和信仰 ；周人则主张向内发展，由内心的道德引领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
周公“制礼作乐”是从外在规范的角度确立道德的重要性，以便别亲疏、树尊卑、明贵贱、定名分，始终围绕着血缘纽带这个核心内涵展开；孔子主张“仁”，那是一种内心自觉服从“礼”的规训的学说，一个说“外”，一个论“内”，构成一种互补结构。这样一来，原本只是少数人垄断的“巫事”，一旦被揭去神秘的面纱，就被转化成能够广泛参与的人间俗事，比如“礼”最终变成了辨别君臣、上下、长幼、男女、父子、兄弟各自位置的伦理规则。因为每个人都有祖先，举行对祖先的祭祀就等于与个人生活发生了紧密关联，自然不会局限在上层王者的政治与军事事务之中，而是逐渐变成了理论上全民均可参与的一种仪式。当然，祭祀祖先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需求直到数千年以后的明清时期才成为可能，但周公对祭祀的规定和阐释毕竟为后来的民间化奠定了基础。
《礼记·礼运》中也谈到“礼”的人文含义，先王发明礼制是出于区分野蛮与文明的目的，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先王原来生活在简陋的洞穴之中，不懂燃火做熟食物，只会生食草木和鸟兽之肉，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不会穿丝织的衣服，后来才懂得用火炙熟食物，知道修筑宫榭楼台，裁剪布帛，制衣遮体。从此知道养生送死要通过祭祀鬼神上帝，听从上天的回应，再安排人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伦秩序最终必须通过祭祀礼仪的举行才能得到妥善安置，这就是“礼”的核心思想。
还有一部记载礼仪的书是《周礼》，内容十分庞杂，大量篇幅都是用来解说礼仪等级秩序的具体内容，“礼”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要符合一定的规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在丧礼中如何选择忌日和丧仪地点，参加祭祀的人应该站在什么位置，祭服的样式如何选择等细节都有讲究，也记载着像“投壶之礼”这样的仪式。“投壶之礼”就是宴饮时客人练习把箭投入酒壶的一种游戏。成套的礼仪设计使得“周文明”与相对粗粝原始的商文明划清了界线。
到了春秋末年，随着一些诸侯大国的势力持续增长，他们通过军事征伐确立盟主地位，周王室的权威不断下降。有人称当时的史书《春秋》几乎没有一天不记载战争，又说“春秋无义战”，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诸侯都是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不休。
春秋以后的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习惯走马灯式的轮换诸侯盟主了。从齐桓公、晋文公到楚庄王，他们轮流充当诸侯霸主。当时出现了一种说法，叫“诸夏”，不再单说“华夏”了。在战国文献中，已不再使用“华夏”一词，说明战国兼并剧烈，诸侯国的数量越来越少，有资格充当“华夏”身份的诸侯却越来越多，他们打着“尊王”旗号，却不一定经过周王亲自确认。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尊王”到底如何定义，常常任由势力强大的诸侯随意发挥和解释。
谈到这里，不妨略微总结两句。春秋战国时期有关“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地理界定上来说，“中国”最初就是周王室势力能够直接延伸到的邻近地区，周王通过分封近亲诸侯对这些地区予以间接管辖。随着周王权威的衰落，诸侯国只是象征性地打着“尊王”的旗号，这说明那时候的“中国”是围绕“周王”及其血缘关系网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其范围的大小常常依据周边国家与周王关系的亲疏远近不断伸缩调整。二是“中国”之所以称为“华夏”，是从文化上给出的定义，周人通过“礼”来规范和约束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族群，经由尊卑等级的划分超越了原始血缘关系。制定了各种礼仪规范后，周人就自信地认为，周朝的文明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商朝，足以成为后世遵循的典范。
“天下”登场，中国有了方向感
周人自称是夏朝继承人，周朝自称“华夏”，如此看来，好像周人最早意识到自己身处天地中心。实际上，在周朝之前，殷人就曾经把都城河南商丘当作祖先宗庙所在地，起了个名字叫“中商”，这个“中”字被认为是“中国”这个叫法更早的起源。与此同时，殷人还产生了方向感，形成了以商都为原点辐射到东、南、西、北方向的“四方”观念。有了“方位”意识，古代“天下”观就开始萌芽了。古人仰望天空，俯看大地，得到的直观印象是，上天如同一顶巨大的帐篷覆盖在大地之上，把世界想象成了一个“天圆地方”的模样。
那么，有了“中国”，为什么还要有“天下”呢？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像个“点”，而“天下”是个“面”。或者说，“天下”是自带方向感的“中国”。《诗经》中有一句话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四方”就相当于“天下”，与“中国”既处于相对的位置，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古书中，描绘“天下”最频繁的有两个词 ：一个叫“九州”，另一个叫“五服”，分别概括出“天下”的不同侧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各自的含义和区别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