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著名学者、翻译大家许钧主编，国内法国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顶尖学者共同编著，入选研究生教学推荐用书。
2. 跨越半个多世纪，全面系统梳理世界翻译研究重镇法国的当代翻译理论。
3. 全新修订，新增章节，涉及面广，涵盖翻译理论基本问题、翻译诗学、诗歌翻译、释意理论、教学理论、社会语言学观、文化视界、文学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史等多个细分领域。
4. 护封精装，优质纯质纸，版式疏朗，利于阅读。
【内容简介】
作为当代翻译研究重镇，法国译界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极具独创性的翻译理论，对世界范围内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以开阔视野和多样角度，对乔治·穆南以来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总结，回顾了当代法国译界对构筑翻译理论基础的尝试和对翻译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剖析了翻译诗学理论、诗歌翻译理论、释意理论等多种流派，详介了从教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视界、文学翻译批评、历史等面向对翻译所做的多元化研究。通过本书，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的整体面貌得以呈现，其创新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路对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具有较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许钧：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和第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媒体评论】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
——许钧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的编写者的学术意识和理论功底实在令人敬佩。他们的评介既中肯又客观……主编在选择评介的对象方面显示出了理论家所特有的敏锐。他们的选择，明着看是照顾到当代法国翻译研究各家各派的代表理论，其实暗中瞄准的是中国翻译理论。……这本著作有了较高的理论魅力，并在中国首开介绍某一国家翻译理论的先河……是近年来国内翻译界一部难得的、不可不读的理论佳作。
——《中国翻译》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法国译论研究的新开端
第一节 打开语言学的大门
第二节 “意义”与翻译
第三节 翻译与“世界映象”理论
第四节 翻译、语言与人际交流
第五节 翻译是可行的，但也是有限度的
第六节 乔治·穆南的贡献与局限
第二章 构筑翻译理论基础的尝试
第一节 何为翻译
第二节 翻译与外语教学
第三节 关于“先决否定”的论战
第四节 内涵与翻译
第五节 建立一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体系
第三章 翻译理论基本问题研究
第一节 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
第二节 意义：忠实的归宿
第三节 一个宽容而能动的“忠实”概念
第四节 “意义忠实”的实质与局限
第四章 翻译诗学理论
第一节 翻译诗学的基本观点
第二节 翻译诗学探源
第三节 翻译诗学与语言学
第四节 翻译诗学的比较与启示
第五章 诗歌翻译的理论建构
第一节 博纳富瓦及其“在场”诗学
第二节 博纳富瓦诗歌翻译思想
第三节 博纳富瓦诗歌翻译思想的启迪
第六章 翻译的释意理论
第一节 释意理论概述
第二节 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
第三节 释意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
附：释意理论术语概念提示
第七章 翻译教学理论
第一节 笔译推理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笔译推理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第三节 笔译推理教学的课程设置和训练进度
第四节 关于母语译成外语的技能训练
第五节 跨文化异语交际的对策
第六节 翻译教学师资的培训
第八章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第一节 法国社会语言学溯源
第二节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
第三节 翻译与“科学场”概念
第四节 翻译的“介入理论”
第九章 翻译的文化视界
第一节 “直觉性”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的最终合流
第二节 路德的《圣经》翻译与德语的统一
第三节 忠实与扩充—赫尔德的翻译语言观
第四节 歌德论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
第五节 浪漫派和他们的“无限相融”主张
第六节 浪漫派的思辨翻译论
第十章 建设性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
第一节 关于翻译批评概念的思考
第二节 对已有翻译批评的批评
第三节 一个可操作的批评方案
第四节 建构性的批评取向
第十一章 对翻译的历史思考
第一节 翻译历史研究的目的、方法与侧重
第二节 法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梳理
第三节 探寻西方翻译理论史的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增订本补记
【前言】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许钧翻译论丛”总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 45年了。回想这 4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是翻译。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厚爱，系列推出我的翻译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许钧翻译论丛”记录的就是我 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的构建力量。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余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发表了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提倡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译中努力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30多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 30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本论丛所收入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方面探索的结晶。
事实上，从最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回顾我的翻译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也不断深入，《翻译论》《翻译学概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傅雷翻译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现了我和翻译界的同仁在翻译理论、文学译介与翻译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鉴于此，这一论丛是开放性的，我会加倍地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有关翻译研究的新成果。
许钧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黄埔花园
【免费在线读】
第一章
法国译论研究的新开端
1963年，是法国翻译研究界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乔治·穆南以《翻译的理论问题》为题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其意义是明显的：首先，以翻译为研究对象，将翻译纳入了科学的研究范围，并被法国教学界和学术界所认可，为翻译研究登入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打开了通道。其次，翻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历史悠久，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目共睹，但对这一实践活动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乔治·穆南的《翻译的理论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并身体力行，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和审视，为翻译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固的理论基础，被西方译界称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乔治·穆南（1910—1993）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自 1961 年起至退休，一直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教授语言学和符号学。他一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著述甚丰，主要有《不忠的美人》（一译《美而不忠的翻译》，巴黎，Cahiers du Sud 出版社， 1995）、《翻译的理论问题》（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63）、《机器翻译》（海牙，Mouton 出版社，1964）、《语言学史—自其起源至二十世纪》（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社，1967）和《语言学与翻译》（布鲁塞尔，Dessart et Marduga出版社，1976）等。作为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翻译思想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均具有重大的影响，被视为“法国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其代表作《翻译的理论问题》更是被国际翻译界奉为经典。本章试结合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就该书的主要观点做一评述。
第一节 打开语言学的大门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研究范围的，是苏联的费道罗夫（Andrei Fedorov）。他在1953年发表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因此在翻译中，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翻译研究首先应当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并宣称只有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手段，才能科学地揭示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在他之后，移居加拿大的法国人让—保尔·维纳和让·达尔贝勒纳于1958年推出了以“翻译方法”为副标题的《法英比较修辞》，他们积极支持费道罗夫的观点，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并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目前备受重视的语言学的分析手段”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
在目前的中国翻译理论界，对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讨论颇多。首先有一种误解，认为现代语言学雄心勃勃，不安于自己的领地，要把翻译纳入自己的范围。其次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交换活动，因此，语言学不可能解决翻译的全部理论问题，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范围只能是把翻译研究引入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乔治·穆南对这些问题就有过思考。关于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乔治·穆南经过多方面的考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一个具有其独特客体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却一直被语言学研究所忽视。他指出：“关于翻译活动的科学研究，更为令人奇怪的是：任何一部完整的哲学论著都得将语言理论包括在内，但是语言理论却从不把翻译作为语言活动加以研究并列入自己的范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但也是普遍的语言活动，也许对语言和思维的研究都有一定启示。最近问世的有关语言学综合研究的重要著作对这一点也只字不提。翻译作为语言现象和独特的语言问题至今无人过问。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叶斯伯森（Otto Jesperson）、萨丕尔（Edward Sapir）、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论著中，难以寻找到四五处提及翻译的只言片语。被提及时，翻译事实上也往往只起个旁注的作用，用于论证与翻译毫不相关的某个观点，几乎从未就翻译而论及翻译。”他还发现，这种对翻译一无所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大百科全书中见不到“翻译”的条目：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意大利的或德国的百科全书，没有一行论及翻译及其历史与问题的文字（只有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是个例外）。 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对翻译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继续熟视无睹，将翻译排斥在其大门之外，是“语言科学的耻辱”。因此，当费道罗夫、维纳和达尔贝勒纳等为翻译大声疾呼，要求获得科学研究独立客体或独立领域的地位时，乔治·穆南认为这是翻译研究一个新的开端。
然而，乔治·穆南看到，争取使翻译在普通语言学论著中获得一席之地，让翻译像双语现象、语言接触现象、语言地理学或词源学一样，受到语言科学的重视，并非一件易事。除了语言学界的排斥之外，这一为翻译争取科学研究领地的努力还受到了众多翻译家的异议，他们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反对“把翻译说成一种严格地隶属于科学认识范畴，特别是隶属于语言分析范围的活动”。如法国的爱德蒙·加里，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既有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丰富经验，又有在国际重要会议长期担任同声传译的经历。他认为费道罗夫和维纳等的论点“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在他看来，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无法复归于语言学完全合理的科学定义的统一性。他指出，“文学翻译不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项文学活动”，并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诗歌活动，要译诗，译者必须善于表现出诗才；剧作翻译若要达到演出的要求，就不可能是语言活动的结果，而是戏剧活动的成果，不然，语言是译过来了，但因为不注意戏剧艺术，却不能供演出；至于电影译制，更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学范围的特殊的电影艺术活动，因为对应词句的选择必须尊重演员的口形、语流、动作以及影片的音乐、画面和视像规定的情景，甚至还要考虑到群体观众的社会反应等。乔治·穆南充分意识到了加里提出的这些观点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这些观点与其说否定了费道罗夫和维纳的论点，毋宁说是对他们的论点的限定与补充。这些观点批评费道罗夫在提出翻译理论的设想时陷入了‘语言学的倾向’，而费道罗夫则指责加里的观点提出的是一种‘文学的倾向’”。乔治·穆南指出：“这是两个极端，双方都仅仅看到一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活动的一个方面。加里和苏联的同行主要说的是，翻译（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等）不仅仅是一项凭词汇、形态、句法问题的科学分析便可以解决其一切问题的语言活动。而费道罗夫则强调了另一方面：翻译首先是且也始终是一项语言活动；语言学是所有翻译活动的共同点和基础。” 乔治·穆南反对加里的极端观点，认为加里之所以否认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任何辅助作用，是因为他把语言学的定义限制到了形式描写语言学的定义：“他作为一个翻译家而非语言学家，把普遍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混为一谈，不知除了内部语言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外部语言学（语言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或社会语言学）和一种文体学，而文体学研究的问题正是他作为翻译家所关心的问题。” 在乔治·穆南看来，翻译，尤其在戏剧、电影、口译方面，确实具有非语言和超语言的方面。但是，任何翻译活动的基础部分都包含着一系列隶属于语言学的分析和活动内容，而实用语言学能够比任何技巧性的经验之谈都更准确、更可靠地给予启示。他说，翻译和医术一样，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但是一种建立于一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翻译的许多问题，诸如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可行性等基本问题，都可以从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
【书摘与插画】
第一章
法国译论研究的新开端
1963年，是法国翻译研究界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乔治·穆南以《翻译的理论问题》为题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其意义是明显的：首先，以翻译为研究对象，将翻译纳入了科学的研究范围，并被法国教学界和学术界所认可，为翻译研究登入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打开了通道。其次，翻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历史悠久，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目共睹，但对这一实践活动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乔治·穆南的《翻译的理论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并身体力行，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和审视，为翻译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固的理论基础，被西方译界称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乔治·穆南（1910—1993）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自 1961 年起至退休，一直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教授语言学和符号学。他一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著述甚丰，主要有《不忠的美人》（一译《美而不忠的翻译》，巴黎，Cahiers du Sud 出版社， 1995）、《翻译的理论问题》（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63）、《机器翻译》（海牙，Mouton 出版社，1964）、《语言学史—自其起源至二十世纪》（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社，1967）和《语言学与翻译》（布鲁塞尔，Dessart et Marduga出版社，1976）等。作为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翻译思想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均具有重大的影响，被视为“法国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其代表作《翻译的理论问题》更是被国际翻译界奉为经典。本章试结合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就该书的主要观点做一评述。
第一节 打开语言学的大门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研究范围的，是苏联的费道罗夫（Andrei Fedorov）。他在1953年发表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因此在翻译中，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翻译研究首先应当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并宣称只有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手段，才能科学地揭示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在他之后，移居加拿大的法国人让—保尔·维纳和让·达尔贝勒纳于1958年推出了以“翻译方法”为副标题的《法英比较修辞》，他们积极支持费道罗夫的观点，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并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目前备受重视的语言学的分析手段”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
在目前的中国翻译理论界，对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讨论颇多。首先有一种误解，认为现代语言学雄心勃勃，不安于自己的领地，要把翻译纳入自己的范围。其次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交换活动，因此，语言学不可能解决翻译的全部理论问题，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范围只能是把翻译研究引入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乔治·穆南对这些问题就有过思考。关于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乔治·穆南经过多方面的考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一个具有其独特客体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却一直被语言学研究所忽视。他指出：“关于翻译活动的科学研究，更为令人奇怪的是：任何一部完整的哲学论著都得将语言理论包括在内，但是语言理论却从不把翻译作为语言活动加以研究并列入自己的范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但也是普遍的语言活动，也许对语言和思维的研究都有一定启示。最近问世的有关语言学综合研究的重要著作对这一点也只字不提。翻译作为语言现象和独特的语言问题至今无人过问。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叶斯伯森（Otto Jesperson）、萨丕尔（Edward Sapir）、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论著中，难以寻找到四五处提及翻译的只言片语。被提及时，翻译事实上也往往只起个旁注的作用，用于论证与翻译毫不相关的某个观点，几乎从未就翻译而论及翻译。”他还发现，这种对翻译一无所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大百科全书中见不到“翻译”的条目：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意大利的或德国的百科全书，没有一行论及翻译及其历史与问题的文字（只有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是个例外）。 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对翻译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继续熟视无睹，将翻译排斥在其大门之外，是“语言科学的耻辱”。因此，当费道罗夫、维纳和达尔贝勒纳等为翻译大声疾呼，要求获得科学研究独立客体或独立领域的地位时，乔治·穆南认为这是翻译研究一个新的开端。
然而，乔治·穆南看到，争取使翻译在普通语言学论著中获得一席之地，让翻译像双语现象、语言接触现象、语言地理学或词源学一样，受到语言科学的重视，并非一件易事。除了语言学界的排斥之外，这一为翻译争取科学研究领地的努力还受到了众多翻译家的异议，他们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反对“把翻译说成一种严格地隶属于科学认识范畴，特别是隶属于语言分析范围的活动”。如法国的爱德蒙·加里，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既有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丰富经验，又有在国际重要会议长期担任同声传译的经历。他认为费道罗夫和维纳等的论点“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在他看来，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无法复归于语言学完全合理的科学定义的统一性。他指出，“文学翻译不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项文学活动”，并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诗歌活动，要译诗，译者必须善于表现出诗才；剧作翻译若要达到演出的要求，就不可能是语言活动的结果，而是戏剧活动的成果，不然，语言是译过来了，但因为不注意戏剧艺术，却不能供演出；至于电影译制，更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学范围的特殊的电影艺术活动，因为对应词句的选择必须尊重演员的口形、语流、动作以及影片的音乐、画面和视像规定的情景，甚至还要考虑到群体观众的社会反应等。乔治·穆南充分意识到了加里提出的这些观点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这些观点与其说否定了费道罗夫和维纳的论点，毋宁说是对他们的论点的限定与补充。这些观点批评费道罗夫在提出翻译理论的设想时陷入了‘语言学的倾向’，而费道罗夫则指责加里的观点提出的是一种‘文学的倾向’”。乔治·穆南指出：“这是两个极端，双方都仅仅看到一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活动的一个方面。加里和苏联的同行主要说的是，翻译（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等）不仅仅是一项凭词汇、形态、句法问题的科学分析便可以解决其一切问题的语言活动。而费道罗夫则强调了另一方面：翻译首先是且也始终是一项语言活动；语言学是所有翻译活动的共同点和基础。” 乔治·穆南反对加里的极端观点，认为加里之所以否认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任何辅助作用，是因为他把语言学的定义限制到了形式描写语言学的定义：“他作为一个翻译家而非语言学家，把普遍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混为一谈，不知除了内部语言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外部语言学（语言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或社会语言学）和一种文体学，而文体学研究的问题正是他作为翻译家所关心的问题。” 在乔治·穆南看来，翻译，尤其在戏剧、电影、口译方面，确实具有非语言和超语言的方面。但是，任何翻译活动的基础部分都包含着一系列隶属于语言学的分析和活动内容，而实用语言学能够比任何技巧性的经验之谈都更准确、更可靠地给予启示。他说，翻译和医术一样，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但是一种建立于一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翻译的许多问题，诸如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可行性等基本问题，都可以从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