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
1.性别研究领域教授潜心30年研究成果，分析男性施暴者背后的复杂心理和社会影响。社会学和性别研究教授亚尔阿普特，以近30年为监狱、社区机构等有过暴力行为的男性提供治疗的经验，梳理临床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2.一本写给所有人的家暴防治手册，教你识别和摆脱家庭暴力。通过40余则案例，理清包括习得性行为、控制和报复欲、低自尊等在内的引发家庭暴力的9种主要原因；针对暴力循环过程从紧张积聚、愤怒升级，到暴力发作、进入平静期、产生内疚与悔恨、进入蜜月期的6个阶段周而复始，介绍施暴前后的具体特征和应对方式。
3.一部应对亲密关系危机的指导书。通过分析亲密关系中愤怒、无助、控制欲等焦虑情绪，探讨冲突爆发背后的情感驱动，认清亲密关系的本质，学会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亲密关系。
编辑推荐
《施暴者的心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溯源施暴者为何会使用暴力,揭示了他们暴力行为的原因、特征和后果，讨论了暴力行为和施暴者的控制行为的核心问题。此外，还提供了过去十几年来在亲密关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动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对施暴者，特别是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进行有效干预的方法。
作为一名性别研究领域教授,同时是一位和有过家暴行为的男性打了近30年交道的临床社会工作者,亚尔·阿普特教授融合为数百名施暴者提供治疗的经验，对亲密关系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为进行深入剖析，包括为何暴力会发生、如何阻止和改造施暴者等。
作者认为，要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实施暴力行为背后的情感驱动，从而走进施暴者的内心世界。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走近那些因对伴侣施暴而接受治疗的男性，从多种角度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现象及如何应对或治疗。
【内容简介】
为什么有些男性在和伴侣的关系出现危机时会用暴力解决？亲密关系中暴力受害者如何防止暴力循环、消除痛苦……
性别研究教授、资深家庭暴力治疗师阿普特根据近30年为上千名施暴者治疗的经验，结合40余则案例和治疗过程，对亲密关系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为进行深入剖析，溯源施暴者为何会使用暴力，揭示了他们暴力行为的原因、特征和后果。作者重点探索男性施暴者鲜为人知的一面——施暴者的心理，展示了男性施暴者背后的复杂原因和社会影响。书中穿插治疗对象的案例分析，概述了为什么男人在亲密关系中会变得暴力，以及如何预防暴力和让施暴者改过自新。
【作者简介】
亚尔·阿普特（Yair Apter），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llan University）社会学和性别研究教授，临床社会工作者和家庭暴力治疗师，长期为监狱、社区机构等有过暴力行为的男性提供治疗。
【媒体评论】
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介绍那些因对伴侣施暴而接受治疗的男性的经历，呈现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现象的复杂性，包括男性成为亲密关系受害者的许多情况。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从共情的角度回顾暴力这一现象及其原因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应对这种现象的社会环境的讨论。此外，其独特的治疗师的视角，对了解这一群体尤为难得。
——欧哈德·吉尔巴（Ohad Gilbar），本·古里安大学博士
书中穿插的诸多施暴者案例不仅让读者有机会审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偏见，而且为治疗过程提供了关键线索。在治疗中，直面治疗对象比任何理论都重要。这些案例和研究打破了理论上的二分法，即总是把施暴的双方分成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
——哈纳内尔·罗斯（Hananel Ross），以色列资深媒体人
这本书有很多实用性内容，只有积累了丰富的治疗和研究经验才能写出来。书中认为虽然不能混淆暴力行为的责任，但要认识到暴力是一种相互行为，改变的真正动力是同理心，而不是指责或报复。
——盖伊·珀尔（Guy Pearl），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博士
【目录】
第一章 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
通过代际传递的习得性行为
创伤
控制与报复
自尊
相互升级
男权主义观点
作为威胁的亲近与亲密
抑郁
自卫
第二章 暴力循环的适用方面
紧张积聚和愤怒升级
暴力发作
平静期
内疚与悔恨
蜜月期
第三章 男性的群体治疗
男性小组
开放式小组
学习和提供知识
提出建议
攻击性
爱
第四章 治疗动机
外部动机
增强动机
治疗联盟
第五章 责任
第六章 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
情绪
愤怒
无助
控制
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第七章 共情与共情失败
个人痛苦与受害者认同
保持距离和不予认同
无助和难以控制
受害者辩护
倾听治疗对象受迫的困境
多元文化论
法律上的反移情
第八章 改变过程中的方式与手段
性别敏感疗法
增强意义感
引导者的自我坦露
对抗
比喻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前言】
序言：
欧哈德·吉尔巴（欧哈德·吉尔巴(Ohad Gilbar)博士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学院高级讲师。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一直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从创伤揭露的角度治疗家庭暴力关系中的男性。吉尔巴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数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揭示了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亲密关系暴力之间的联系。此外，他还在巴伊兰大学分校讲授关于家暴的课程。在过去的18年里，吉尔巴还将他的研究融入临床工作，治疗有暴力的男性和军队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害者。）
男性对伴侣施暴，给他们造成严重的身体、精神和心理伤害，这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至今仍没有找到一种解释，可以帮助理解和大幅减少这种现象。许多人尝试用一些理论模式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这一模式。根据这一模式，童年时期遭遇家暴和成年后在亲密关系中发生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关联，取决于父母如何处理和解决关系中的冲突问题\[奥利里(OLeary)，1998\]。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童年时期的社交让男孩们产生了性别歧视观念，这足以影响他们成年后建立的男女关系\[多巴什(Dobash)等人，1979\]。然而，人们基于这些模式进行研究，却发现了一些与之矛盾的东西，另外，这些研究几乎没有考虑到童年经历给这些男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事实上，许多基于女性主义理论而针对施暴者的干预措施，并不能大幅度地阻止家暴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反复出现(陈等，2019)。根据最近对以色列过去十年来家庭状况相关的调查，以色列的家暴现象也没能得到减少(吉尔巴等人，2020)。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最近开始将创伤模式作为了解亲密关系中暴力现象的主要模式。该模式基于以下假设：创伤事件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导致家暴\[塔夫特(Taft)等人，2016\]。尽管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施暴者童年时曾有过痛苦的经历，因而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威胁性和创伤事件的影响，但是该模式并没有正确评估童年时期经历的特殊痛苦对他们产生的具体影响。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病学诊断分类(国际疾病分类)，作为对该类童年创伤和长期家暴创伤的回应(世卫组织，2018)。然而，创伤模式并没有基于男性的性别角色和社交背景，去评估这种独特的痛苦经历可能对他们产生的具体影响\[奥尼尔(ONeal)，2015\]。最近，人们在针对以色列暴力治疗与预防中心接受治疗的男性进行的研究中发现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1)那些经历过多次创伤事件(大多在童年时期)的人会感觉痛苦不堪(这些事件可能会引发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破坏身体机能和组织)(吉尔巴等人，2019)；(2)而这种以无助和恐惧为特征的痛苦，可能导致一些包括支配他人在内的行为，比如我们前文所说的性别歧视行为(吉尔巴等人，2020)；(3)童年创伤会加剧传统男性角色中的压抑感受(吉尔巴等人，2020)。
人们基于不断增长的关于创伤和暴力之间联系的理论知识，开发了一些以疗愈创伤为导向的治疗方案。按照治愈的最高标准，这些方案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些方案包括：家庭力量疗法\[Strength at Home，简称SAH(塔夫特等人，2016)\]；接受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简称ACT(扎林等人，2019)\]；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DBT)。《沟通暴力：亲密伴侣暴力中的男性施暴者咨询》(Men Communicating Violence: Counseling Male Perpetra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一书揭示了男性过去经历的创伤如何映照到他们的心理世界，以及创伤事件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如何变成某种独特的疼痛记忆。而本书将指导我们在干预期间，在专注于改变暴力行为的同时，如何通过施暴者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了解他们的创伤性痛苦。
本书通过对近年来由以色列著名治疗师开展的群体治疗的综合描述，从专业的角度展现对有暴力行为的男性的治疗。通过这些描述，表明治疗亲密关系中的施暴者，需要从理论观点转到实践层面。此外，本书还综述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的核心问题。在第一章中，基于暴力行为的主要理论进行了一系列阐释。在第五、六章，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讨论了与暴力行为和施暴者的控制行为相关的核心问题。在过去，人们讨论暴力中的责任时，主要强调施暴者在终止暴力行为方面承担主要责任；而在本书中，阿普特将施暴者对暴力行为的责任与受害者在冲突过程中包括冲突升级和暴力发生的相对责任进行了区分。此外，关于控制欲——通常作为性别不平等的一定程度呈现，阿普特深化了对于控制行为在亲密关系互动中如何发生的理解。第二章中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为了阻止暴力，阿普特尝试将暴力循环的动态过程放到亲密关系中的具体层面来分析。
临床和研究文献倾向于从单一视角呈现亲密关系暴力中的施暴者。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呈现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现象的复杂性，包括男性成为亲密关系受害者的许多情况。本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从共情的角度梳理了暴力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并加入了对应对这种现象的社会环境的讨论。除此之外，其独特的视角——一个治疗这一群体多年的治疗师的视角，这对了解这一群体尤为难得。尽管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有重要意义，但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成功治疗上述人群至关重要。
本书也试图通过描述两类不同背景的男性——持传统观念的男性和持现代观念的男性相遇时的表现，呈现他们的不同经历和背后复杂独特的男性心理。具体来说，本书以一种有趣的方式邀请读者去了解那些因对伴侣施暴而接受治疗的男性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治疗师的经历。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这是一本有趣且有意义的书。它还能让普通读者从多种角度学习和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现象及如何应对或治疗，以及一些治疗成功的例子。
——节选自（以）亚尔·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免费在线读】
自序：如何让暴力不再循环
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那时我20多岁，还是一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倍感痛苦与震惊。那次事件之后，我感觉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为促进以色列社会中不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几个月后，我加入了一场防止暴力侵害女性的运动。参加这场运动，获得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伴随我至今：反对暴力行为，支持相互尊重——一种认同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女性主义观念。参加这场运动期间，我被邀请成为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Tel Aviv GlikmanNaamat Center，一个暴力治疗和预防中心)的治疗师，负责预防家庭暴力和治疗有过暴力行为的男性。加入该中心后，我就开始一对一地接触在亲密关系中有过暴力行为的施暴者。从1997年开始为这个治疗中心提供服务，直到2020年该中心解散，算起来，我负责的治疗小组已有23年。这本书也是在此之后写的，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记录下这些年的经验和感悟。
在此工作期间，我每周三晚七点到中心，给小组8个成员或治疗对象上课。每次课一开始，大家会进行一轮分享，随后由一位成员提出疑问、发表观点或分享他正面临的问题。小组其他成员或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或提出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相互对抗。多年以来，加入小组的男性已多达数百人，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很矛盾，有的自以为无所不知，有的喜欢反对别人。他们之中有负责任的家长，也有叛逆的孩子；有的好奇心重，有的安静，有的腼腆，有的易怒；有的不被理解，有的擅长表演，有的多愁善感；有的理智，有的冲动。我就像一支乐队的指挥，乐队的每个成员都参与了演出，我们共同创作了一个作品，包括面对和处理他们的生活困境、压力困境、暴力行为、私密问题、父亲身份、情绪的自我调节和创伤经历等。我所用的方法是开放式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入，然后大家一起走向终点——离开小组。而在封闭式小组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时加入、同时离开。开放式小组中，参与者们有来有走，我却一直都在。
1986年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成立了第一个治疗小组，11年后，我所服务的小组成立了。同一时期，该中心还有由另一位治疗师带领的一个治疗小组，以及其他类型的治疗小组。这些小组的治疗对象大都是迫于执法部门的压力或因另一半的起诉而加入的；也有少部分是因面临离婚威胁而加入的；还有更少一部分人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和暴力而主动寻求帮助。他们大多数人的目的是通过参加这个小组获得认可，从而“逃过”诉讼程序。而对于大多数他们的伴侣来说，他们去寻求帮助，让她们又燃起了希望——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变得相互尊重，不再有暴力。
来到这里以后，大多数人会对自己曾有过暴力行为而觉得羞愧，并且对于参加治疗的态度很矛盾。通过治疗，有的人摒除了暴力行为，有的人尽量减少暴力行为；而有的人因被责备而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有的人则愿意为伤害他人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加入小组的这些人，他们的暴力行为和愤怒程度都不严重。他们大多数人此前还过着正常生活，并且和伴侣在一起。也有一些已经离婚的，有的后来又找了伴侣，有的独自生活。那些经感化服务中心认定会对伴侣造成伤害的“高危人群”，以及因严重暴力行为而被捕的人，大都被拘留或定罪入狱，因此他们是在感化服务中心和监狱接受治疗。加入此中心治疗小组的这些男性，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因为和伴侣之间的关系危机上升到了暴力层面，所以才加入治疗小组。
在过去的50年里，家暴问题一直是公众讨论的核心。那些一度被认为是“个人行为”的行为，如今已进入媒体、社会、心理学界和法律界的讨论范畴。鉴于家暴现象和问题的曝光，及其普遍程度和产生的严重反响，国家层面的干预也在增加，试图利用执法体系和特定的家暴治疗方案来防止家暴行为。\[谢尔曼(Sherman)等人，2015\]
作为纳马特中心和赫兹利亚社会服务部门的一部分，以色列的第一批针对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疗小组成立于1986年。自那以后，又成立了一百多个家暴治疗和预防中心。地方政府也为这些男性提供治疗和住所，监狱管理局和感化中心甚至设立了治疗部门，提供群体治疗。此外，一些心理健康专家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对策。
尽管有诸多选择，大多数施暴者仍然没有获得以上服务。因为大多数施暴者很难求助于专业的心理援助\[沃格尔、韦德和哈克勒(Vogel,Wade and Hackler)，2007\]，他们甚至倾向于排斥心理援助\[阿迪斯(Addis)和马哈里克(Mahalik)，2003\]。那些寻求心理援助的男性往往都出于一些外部原因。在关于因情绪困扰而寻求心理援助的内在因素和外界因素的调查中发现，96%的受访者称他们之所以寻求帮助，是因为外界的鼓舞或介入\[库萨克(Cusack)等人，2004\]。碍于羞耻心和面子，又害怕牵涉法律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在家暴问题出现后寻求帮助就更加困难了。
那些加入特拉维夫格里克曼纳马特中心的男性也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心理治疗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本来谋生已不易，还要通过治疗增加生活压力。因此，每周参加一次治疗小组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甚至是一种负担。尽管如此，参与者们这些年也收获了许多。对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这里是学习的地方；有的人说，来到这里，他们第一次在跟别人谈话中打破了沉默的僵局；还有的人觉得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总之，对大多数人而言，来这里确实让他们有所改变和得到了帮助。每当有新人加入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我会陪着你”，并且说到做到。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一直致力于创造一种让参与者感觉被关爱和被需要的小组氛围：这是一个他们想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即便感到羞耻和恐惧(害怕被评判和羞辱)，也会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参与者越优秀，他们身边的人也会变得越优秀。
尽管如此，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疗上，仍会面临诸多问题。一些参与者并没有把治疗落到实处，他们不愿把想要治疗的问题描述清楚。另一些人还在考虑是否参与治疗。还有一些人，不愿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许多人因为羞耻、尴尬、害怕被谴责，以及不愿揭露自己灵魂深处的脆弱情感等，很难进入角色。他们面对治疗师时的困难，对我们这些帮助他们的人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主持治疗小组23年，对我来说是一次绝妙的经历，它教会我识别暴力行为，让我认识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健康关系的本质。通过这些人，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男子气概和父亲身份的模糊观点，认识到了暴力的破坏性，以及暴力行为如何实现代际传递。我也了解到一些普遍的情感，和男性的一些独特而复杂的情感，了解了什么是相互依赖和控制，明白我们有义务给予受伤一方同情与关爱。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些适用范围广的创造性的方法，来帮助施暴者获得改变。
本书延续了社会工作领域所谓“实践性智慧”(wisdom of practice)的传统，反映了多学科融合。因此，本书写给精神卫生和公共卫生行业从业者，特别是那些为处于暴力循环之中的男女提供专业援助的人。此外，对于那些致力于消除家暴现象和所有想更好地了解施暴者心理世界的人，这本书也可以作为一本指南。
基于这些年与数百名施暴者打交道的经验，我在本书中给你一些有效的方法，用以帮助施暴者作出改变。本书的观点源自我作为男性治疗小组的推动者和家暴专业治疗师的经验。与那些敢于面对生活现实、参与治疗的男性接触，让我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心，在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同他们在一起，从而帮他们渡过难关。与那些遭受暴力的女性，尤其是一些正在参与治疗的男性的伴侣们接触，加深了我对暴力演变和受害者体验的了解，也让我掌握了更多促进或阻碍变化过程的方法。此外，本书还提供了过去十几年来在亲密关系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动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对施暴者，特别是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进行有效干预的方法。
本书第一章我们将了解施暴者实施暴力行为的原因。但是它不对暴力行为本身进行解释，因为不管作何解释——即便是出于同情，都有将其泛化或解释不准确的风险。但是，掌握暴力行为的动机依然很重要：第一，可以帮助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的女性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帮助男性了解他们自己和导致他们暴力行为的动机；第三，帮助专业人员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以便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因此，本书并没有通过理论范式和模式来解释暴力，而是提炼了我在长期与施暴者打交道之后总结出来的导致暴力行为的九大原因。本书以穿插案例的方法来探讨这些原因，以便于读者理解这些暴力行为的动机。这种方法并不对现象和问题加以解释。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通过这些事，可以描绘出人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九大原因具体为：习得性行为、童年和成年创伤、控制欲和报复欲、自卑、冲突和关系升级管理失控、亲密关系中的男权主义观点、亲密关系中的威胁感、抑郁、自我防御。
第二章将讨论雷诺尔·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的“暴力循环”的适用方面，主要讨论那些最终升级成暴力行为的情感问题。沃克认为，每一段男女关系，都有紧张的时候。在存在暴力的关系中，往往有一个循环的动态：暴力行为导致关系逐渐紧张后，施暴者的暴力行为会增强其愧疚和悔恨感，让他更想去补偿和乞求原谅；但由于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两人也没有认真分析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原因，所以这个过程会不断循环；于是，两人的关系会再度变得紧张，一方再次通过暴力行为释放这种紧张，然后再次道歉并试图弥补。“暴力循环”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描述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演变的理论基础，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暴力行为的看法和暴力治疗与预防中心的治疗。本章将会展示“暴力循环”以及它在群体治疗中的运用。此外，本章还会从批判性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暴力循环”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第三章主要描写那些参加群体治疗的男性。群体治疗是治疗男性施暴者的常用模式，具有很多优势。对于这些治疗对象来说，小组是他们熟悉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来发现问题、学习和进步。参与者可以从其他成员的经验中了解到一些情境、模式和应对方法，还能获得一些处理困境的办法。此外，其他男性的存在可以让他们从面临相似问题的人那里得到反馈、获得支持和产生归属感。本章将会讨论同性治疗小组的特点，以及治疗对象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对治疗的影响。另外，本章还会涉及小组中存在的“恐同现象”及其对小组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本章也会讨论治疗小组中男性之间信任的复杂性，在小组中进行自我坦露的困难，以及他们不肯面对自身弱点而防御性地为自己辩解和想要掌控形势的强烈意愿。而且，本章会讨论开放式小组的优缺点，将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干预方法同心理教育方法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治疗小组内提供意见、给出建议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在进行对施暴者的干预中，攻击性和关爱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第四章主要讨论那些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男性的动机和矛盾心理，及其对于治疗的影响。这些男性很难认同“施暴者”这一标签，对他们而言，这是在报纸上才会看到的表述。他们难以接受被迫治疗的事实，而且很难将惩罚与治疗区分开来。他们还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因为觉得心理治疗是件丢脸的事，所以不想揭露自己的秘密，也不相信自己能改变，还有涉及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本章将讨论这些问题给群体治疗带来的挑战，以及增强治疗动机的方法。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会讨论创建一个治疗联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及其对于一个开放式小组的独特意义，尤其是在小组中有一些充满矛盾的参与者——不确定自己是否在特定时间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最后，为促成改变，本章还提供了加强治疗师与小组之间联系的方法。
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施暴者不愿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我们就无法帮助他改变暴力行为。然而，由于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的复杂性，有必要弄清楚这些人对其暴力行为承担的责任比重，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一分为二(男性施暴者与女性受害者)。本章提出了亲密关系中暴力的责任模式，可以加深治疗对象对责任的理解，从而帮助其应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暴力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该模式中暴力事件发生的三个阶段——矛盾升级、爆发和消除痛苦，来划分暴力事件中每一方的责任；还可通过这一模式明确地区分行为、责任和导致暴力事件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个人因素、社会观念因素、家庭因素和创伤等外部因素。
第六章讨论了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要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引发他们实施暴力行为的情感机制，从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为了解暴力行为的“作案方式”，我会在本章提出一种模式：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第七章介绍了共情的重要性，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无法实现共情的情况。虽然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为参与者营造一种共情的氛围，但是对我来说，要与那些承认对妇女儿童有过伤害行为但又对治疗表示抗拒和矛盾的男性产生共情，是一大挑战。因为这些复杂情况，我产生了批判心理，很难支持这些参与者。然而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对象没有感觉到被共情，那么，即使诊断和观点再准确，也无法取得治疗效果。本章会讨论在治疗施暴者的过程中“共情失败”的七种情况：个人痛苦和认同受害者，想要撇清自己和不认同施暴者，无助和失控，施暴者需要寻求受害者的保护，跨文化方面的障碍，治疗中法律上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移情(Transference)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常见心理现象，指求助者把对生活中某个人的情感、态度转移到咨询师身上的过程。与之相对的是反移情，则是指咨询师把对生活中某个人的情感、态度转移到求助者身上。——编者注相关的困难，以及大多数治疗对象同时正面临刑事诉讼。我将在后文提供有效应对这七种情况的方法。
第八章主要介绍在治疗过程中有助于取得治疗进展的五种方法。第一种是针对男性性别意识(强调男孩和成年男性之间独特的发展关联)、男性的痛苦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治疗。第二种使用强化意义感和认同个人优势的方法。具体而言，采用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相关的方法，促使男性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看法。第三种方法则是治疗师的自我坦露。我以身作则，鼓励参与者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弱点。同时，这个方法也增强了治疗师和参与者的主体关联性。第四种方法是鼓励对抗，尤其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对抗。通过这个方法，我知道如何应对那些喜欢狡辩、试图否认暴力行为或最小化暴力行为影响的人。同时，参与者也可以通过对抗练习，学习如何避免将冲突升级成暴力行为。最后，我还用了比喻的方法，通过比喻把我的观点转化成能被他们接受的语言，传达给他们。
本书描述了我作为小组治疗师的个人经验，其中包括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和观点。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我这些年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男性施暴者小组的治疗师兼引导者这一角色。除了我个人的经验，本书还提供了过去这些年参加该小组的治疗者的研究案例。不过为了保护隐私，所有的名字和个人细节均已修改。
过去这些年，每周一次的小组会议，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无论于我个人还是于我的专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去解决问题。这些年的治疗师工作，我也有做得不对之处，也有过不堪重负和疲倦的时候。但是，我喜欢和那群需要理解、同情与陪伴的人在一起。他们也想被爱、受欢迎；他们也愿意倾听、倾诉，也想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也向往更加平静和有尊严的生活。我并不轻易宽恕他们，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与他们对峙，但对我来说，充满共情的小组氛围更重要。除了对该领域的专业贡献，我希望本书能让人们感受到施暴者的情感世界——哪怕只是片刻，以及我在对他们进行治疗时的心情。
——节选自（以）亚尔·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书摘与插画】
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
因为那该死的灵魂一直在我们身上摇摆不定……它先是想要这个，然后又想要那个。前一秒它会用狂喜和烟火将你照亮，下一秒它就用棍子打你的头。前一分钟还欲火中烧，下一分钟就兴奋过度……
——格罗斯曼(Grossman)《一匹马走进酒吧》(A Horse Walks into A Bar )，2014年，第36页
只是对暴力行为负责还不够，要让施暴者明白他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为了解决暴力问题，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驱动暴力行为的情感机制。如果不了解和掌握情感因素及其在亲密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就无法描述治疗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强调情绪是行为动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强调让治疗对象关注自己的情绪。这并非没有原因。
情绪
治疗中心的治疗对象们往往不会直接谈论他们的情绪状态，如果我问他们感觉如何，他们也不会回答。“一切都好”是对“你还好吗”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即使是在夫妻关系面临危机的时候，比如男方被“软禁”、不能见他的孩子，或者濒临离婚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回答。在干预那些使用家庭暴力的男性时，他们的淡定状态和隐藏脆弱情绪的想法是主要问题。
沙乌勒（Shaul）在和前妻吵架六个月后加入了小组。据他所说，他被前妻打伤了，她先动的手，作为回应，他把她推开了，然后他拿走钥匙，把她赶了出去。她出去后又带着警察回来，警察逮捕了他。他被限制在外，两个星期不能回家。于是他决定搬到他母亲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搬回前妻那里，他被限制期间二人离了婚。在前妻提出指控后，他背上了犯罪记录。在小组课上，我常常会问一些问题，以便了解他的关系危机、过去的经历和导致他来中心的暴力事件。在和沙乌勒的谈话中，我发现他很焦虑、紧张。在课程快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发现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忍不住哭了起来。原来，他最担心的是由于犯罪记录而变成失信人员，之后他可能会丢掉工作。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他一直担心我不会接受他，担心他会失去撤销刑事指控的机会。尽管我问起，沙乌勒还是不敢多谈论这些事。
和治疗对象进行的类似的对话有很多。他们往往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使被问到也不想说。由于缺乏情感表达能力或者不好意思、怕被视为脆弱的人，很多人都不愿表达自己的感受(克鲁格曼，1995)。许多参加治疗小组的人都成长于抑制情感表达的家庭、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就像沙乌勒一样。五十多岁的齐夫（Ziv）告诉我们，在他小时候父亲会毫不留情地打他。为了不被打得更狠，齐夫会忍住不哭，因为他知道，哭只会让父亲更生气，如果他一直哭，父亲就会一直打。
还有一些男性在亲密环境中曾公开、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但遭到了其他男孩的侮辱，比如说他们是“同性恋”或“娘娘腔”。这些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羞于表达自己，以免显得自己不够坚韧。因此他们选择隐藏或者压抑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察觉不到自己的感受，甚至身体感觉。因此，对伴侣表现出暴力行为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敌对情绪，包括愤怒、怀疑、不安、焦虑和抑郁\[达顿(Dutton)和格兰特(Golant)，1995\]。
小组课开始的时候，我常常会问“大家感觉怎么样啊？”通常都是一阵沉默，大家难以谈论当前自己的感受。许多人难以识别或感受这些情绪，于是只能借助认知进行逻辑性的推断。此外，他们之所以沉默，是害怕被其他小组成员看作脆弱的人。他们不相信，当他们表达脆弱情感时，能得到别人的共情。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发表达感受或情绪会遭到轻蔑，甚至会被要求闭嘴，他们带着这样的记忆来到小组，所以认为自发表达感受或情绪是一种冒险行为，避免表达感受或情绪才能让他们身处安全地带。羞耻感、不尊重倾向和展现脆弱情绪是弱者表现的观点，使得小组成员们在亲密关系中难以使用有效的方法应对痛苦、冒犯和脆弱等情况。他们难以辨别、投入和思考当前正在发生的事，难以与伴侣和专业人员交流——因为这需要实时地表达真实感受。于是他们选择利用自己的认知能力，通过解释和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冷漠或暴力行为。
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些治疗对象在表达情绪时遇到的困难。首先，专业人员要能理解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暴露情绪时可能存在的担忧。有一种综合性方法可以帮助治疗对象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情绪和发展情绪、意识，包括行为干预和心理教育干预，且大多在心理动力学治疗的早期使用。列万特建议(1998)，早在吸收阶段和治疗开始时就应评估治疗对象识别和表达情绪的能力，除了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外，还要尝试了解和评估治疗对象的表达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在最初的评估阶段了解到，治疗对象是否存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身感受的情况，是否能够轻松地描述自己的情绪，这些情绪的存在是否会让其感到尴尬或困惑，或者是否明白什么时候必须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此外，我们可以问治疗对象，是否知道自己的愤怒情绪之下隐藏着什么：“你生气的时候，是否感到难过、害怕、被侮辱或无助？”我们可以衡量治疗对象对于依赖、关心和其他积极情绪的感受，比如关心、被需要、喜欢、吸引、兴奋、感激、爱、亲密、关联、认同等。但要记住，对于男性来说，说出情绪不一定管用，除非这些情绪被承认——就像在心理治疗中那样，然后得到释放。这个方法可以让他们弄清楚，什么时候表达自己的情绪更舒服，他们什么时候更愿意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们对表达情绪有什么看法，哪些情绪在公共场合更容易表达、哪些更难表达。我们可以用红绿灯的比喻来问治疗对象，他们什么时候会抑制情绪的表达，什么时候会谨慎地表达，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表达。基于治疗对象表达情绪的能力，对其精神状态做出确切诊断，可以揭示治疗对象的身体机能、和生命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对伴侣的暴力行为的内因。
对于小组成员想要避免触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失控问题，群体治疗让他们的这种愿望更难实现，但这是群体治疗的一个好处。即便有一个治疗对象试图避免情绪表达上的交流，而其他治疗对象不一定想这样，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难以掌控的。对于引导者来说，这种差异给了经历治疗对象的暴力行为被曝光和情绪失控的机会，并帮助他们留在“情绪的海洋”中，而不是试图用分裂、合理化、投射和分离等防御手段来驱散焦虑。
表达情绪的方法有很多：言语的，包括说的和写的；非言语的，肢体语言。我们可以使用工作表或在一页纸上列出情绪的名称，来提高情绪表达的能力，也可以向治疗对象解释识别情绪对改善他的情绪状态的重要性，并要求其每天记录自己的情绪(恩格拉卡尔森，2006)。此外，引导治疗对象包容和接纳自己的诸如恐惧、悲伤、无助和担忧等情绪，使他们免于惊慌，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使用心理教育方法，让治疗对象了解表达情绪的重要性，并帮助他们区分主要情绪(比如失望、恐惧和痛苦)和次要情绪(比如愤怒和复仇)。此外，我们应该帮助治疗对象学会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情绪，然后逐渐开始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的情绪。可以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比如识别和记录他们所经历的情绪；识别并记录一周中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的情绪；尝试分辨隐藏在愤怒和侮辱之下的东西；尝试从1到10来界定他们所经历的情绪的强度；尝试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向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情绪，等等。
引导者揭露自己的情绪，供治疗对象学习、研究和模仿，这也是一种方法。慢慢地，我看到了我的情绪表露对于小组成员的作用。我在治疗期间主动暴露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认同我的情绪，也可以抵制或表达不同的情绪。凯伦·J. 马洛塔(Karen J. Maroda ,1999)认为治疗师的这种奉献是对病人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投入，是治疗成功的先决条件。她鼓励治疗师表达自己的情绪。根据她的说法，治疗师在表达情绪方面起着树立榜样的作用，反过来也有助于治疗对象表达自己的情绪。治疗对象需要通过模仿来学习情感语言，以应对过去的创伤和日常的压力。重要的是要记住，还有一部分童年早期的真实情感，由于不受尊重和创伤经历而被压抑着。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对象与治疗师之间和小组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助于他们更全面、更有效地理解过去的生活经历。马洛塔提供了一些方法，帮助治疗师克服对情绪表露的恐惧，比如避免姑息治疗对象犯的错。此外，她建议治疗师多揭露一些具体情绪，少揭露一些经历细节。治疗师的自我表露除了具有丰富治疗对象情感语言的作用外，按照马洛塔的说法，还能深化治疗关系中的真诚和人性化体验。
——节选自（以）亚尔·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