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以关键历史人物拎起时代发展脉络。 作者从宋代关键人物司马光着眼，由这一主角关联到其周遭的重要人物、主要事件，并辐射至他所处时代的官僚制度、官场生态、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生百态等问题，完成了一幅从关键人物发散开来，看清其人生轨迹，同时看懂其所处时代面貌的叙事长卷。 二、宋史专家解读宋代关键人物。 赵冬梅教授研究宋史逾30年，其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研究。尤其对晚唐至北宋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以及制度中特定个体与群体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的互动关注密切。作者以深厚的学术积淀、轻松的叙事基调、娓娓道来的讲述风格，将司马光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生动地呈现给读者。 三、“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 司马光究竟是谁？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还是当代人熟知的顽固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还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还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作者抽丝剥茧，通过对史料的层层剖析和梳理，拨开了笼罩在司马光身上的迷雾，在众说纷纭里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接近真实的司马光。 四、“宽容政治”为何会走向终结？ 作者认为，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宽容向上的政治气候，并认为仁宗朝或是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取得的最好成绩，而且，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可惜的是，这种宽容却经由这两个人的手最终走向了终结。为何宽容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还联手埋葬了宽容？宽容政治的终结者究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宋代的宫廷、官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究竟有没有可能挽救北宋衰亡的命运？或说正是北宋王朝自身的体制问题终结了宽容，最终促成“危辱时代”的来临？ 五、图文并茂讲述历史故事。文字帮助读者了解历史，图片带领读者靠近历史。图文互证的讲述方式能够让读者直观、具象地认识和感知历史。本书插入了司马光的肖像、残存的手稿，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的图像与墨迹等近40幅高清古画，让读者贴近当时的时代“面貌”，通过画面传达历史现场感，帮读者构建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六、作者资源与潜力。近两年来，作者出版的《法度与人心》《人间烟火》《大宋之变》等书的销量相对可观；同时，作者在B站粉丝有12万，微博有18万粉丝，在学术圈和通俗历史叙事领域的活跃度和影响力都不错。本书计划打造一本从内容到设计均更为优质的个人与时代的传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以北宋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自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名臣的互动、恩怨与纠葛。 司马光究竟是谁？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还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还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还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虽然时代赋予了他诸多标签，但隔着千年历史，他在当代人认知中的形象与面目依旧遥远又模糊，甚至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 北京大学宋史专家赵冬梅教授以多年宋史研究积淀为依托，自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而起，将其初入仕途至崭露头角，再至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上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致讲述。其间，既有对司马光与恩师庞籍、挚友庞之道深厚的师友之谊的描写，又有对其在激烈变革的大时代下与各方势力间思想交锋、政治角逐的讲述，乃至对司马光怡然自得的著述生涯和其思想、德行、为人处世的立场进行的生动刻画。 通过对这一关键人物人生轨迹的描写，我们既能看到时代如何滋养、培育、塑造了司马光，同时又看到司马光是如何作用并最终影响了时代走向。作者以关键人物为核心，在小尺度的历史书写中关注大尺度的历史脉络和士大夫精神，拎起了宋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并将该时段微妙的官场生态、纷杂的政坛纠葛、错综的派系之争、突显的社会问题，乃至时代与个人所面临的困局与去向一并端了出来，在时代精英们试图寻求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探索解决之道、化解矛盾纷争，寻找本朝长治久安出路的过程中，将看似纯净中庸的美好背后复杂的人性与更为复杂的利益缠斗挖掘出来，带领我们看清变革时局下，个体在修身与入仕、改革与守旧、治国与兴邦等方面做出判断与选择的同时，一并看懂大宋王朝建国80年后的兴盛与忧患，出路与困局。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 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 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目录】
一章 名父之子 迂夫本色027 01家世背景与祖先记忆 028 02宦游人之子，奠定温和坚定本色 043 03仁君儒臣 056 04“迂夫”本色“诚”为先 069 05论君臣说彼我思想早成 081 06恩荫与科举 090 07四年丁忧，忧国忧民 107 第二章 恩师庇佑 137 01千江有水一庞丈 138 02晁仲约事件与新政之败 148 03庞籍入朝，司马复出 159 04清贫快乐的国子监直讲 172 05痛失好友，纸上谈兵 183 06得庞籍提携入馆登朝 195 第三章 最初的政坛历练 203 01灵乌初鸣 204 02灰色震荡 220 03皇帝的私心 234 04庞籍罢相 242 05郓州习政 257 06禁地与雄心 267 07恩师的冒险 277 08鹪鹩之怨 286 第四章 稳健的改革派——纯儒的局限 297 01当仁不让入谏垣 298 02“嘉?v三札”论政改 317 03苏辙的对策风波 328 04与恩师长别离 342 05政治家的成年礼 354 第五章 危辱将至——宽容政治的消失 361 01新君新政 362 02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态度的转变 365 03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第一次较量 372 04临去三札守长安:司马光在新法政治中最后的努力 380 05退居洛阳十五年:独乐园中狮子吼 384 06退居洛阳的十五:使命著《通鉴> 395 第六章 “司马相业”空遗恨 403 01“司马相业”:千呼万唤开言路 404 02“司马相业”:体制困境中的艰难突围 407 03“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 417 04 和解诏书的流产 432 05 黄叶落:司马光之死 441
【书摘与插画】
前 言 印在一本书最前面的话，通常是最后写成的。 从2011年开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司马光作传成了我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开始是“我要为司马光作传”，然后是“我必须为司马光作传”，再然后，“我欠司马光一个传”。曾经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我对司马光的景仰——只是这景仰需附加一个条件：“不包括做了宰相的司马光”。 生命最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就像王安石当年不顾一切地推倒旧法一样，司马光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所有的已变之法。苏轼大声抗议：“当年韩琦当宰相（决策有误），你做谏官，据理力争。韩琦不高兴，你一点儿不在乎。这些往事我曾经听你详细说过。难道说你今日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返，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的政治走上了不归路。 我真正想写的，不止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在位期间997—1022）、仁宗（1022—1063）、英宗（1063—1067）、神宗（1067—1085）、哲宗（1085—1100）五个皇帝。 1038年，司马光进士第六名及第，进入官场。这个时候，距离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七十八年，军队数量庞大，养兵费用居高不下，官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利益集团挤压普通官僚的生存空间，侵占百姓利益，矛盾堆积，不平之气在郁积，在发酵。就在司马光这一榜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开封府解试落第举人集体抗议考试不公，仁宗不得不亲自下令取消了五名宰相、副宰相子弟的录取资格。而这只是宋朝国家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同样在这一年，宋夏战争爆发，一举击中宋朝武装力量建设方针——以对内防范武人威胁政权为主调——的死穴。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之后，科举出身的文官儒帅终于稳住阵脚，保住了疆土，恢复了和平。范仲淹、韩琦和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也因为边功卓著积攒了“入相”的资本。由于战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征发或者说掠夺力度，社会矛盾加剧，部分地区“盗贼”横行。 这样的问题非宋朝所独有，乃帝制时代之通病。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初、建国四十年、建国八十年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呈现的状态都各不相同。一个显明的例子，是用人。建国之初，朝廷招录、提拔官员的力度通常极大。宋朝建国十七年、二十年两榜（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五年）所录取的进士，竟有不到十年从普通人升至宰相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而这样的“奇幻”经历，司马光一代，只能想象、无法企及。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开国四十五年之后进士及第，也硬是十七年才混到中层。通常来说，个人的命运很难超脱他所处的世代，而一代人的命运与这一代人在那个朝代中所处的阶段息息相关。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在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划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种气候，我承认我充满赞美之意，甚至为此甘冒损失历史学者理应保持的中立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