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大师启功“中国文化四讲”系列艺术精装版首度面世。
★书法家、画家、国学家、中国书协会长、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局鉴定组组长启功讲中国传统文化。
★精选四百余幅传世书画，全球博物馆馆藏精品，多种绝版资料，展现中国文化之美。
★遍览唐宋明清传世书画珍品，《韩熙载夜宴图》《溪山行旅图》《千里江山图》《捣练图》《游春图》《龙袖骄民图》《富春山居图》《平复帖》《上阳台帖》……多幅作品登上央视《国家宝藏》《诗画中国》文化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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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书画家、国学家、中国书协会长、国家文物局鉴定组组长、故宫博物院顾问、北师大博导启功先生“中国文化四讲”，一套书读遍绘画、书法、诗词、国学。《千里之境》——启功讲历代书画，人人能读懂的中国画入门书。《笔墨风骨》——启功讲中国书法，人人能读懂的书法入门书。《歌以咏志》——启功讲古典诗词，北京师范大学诗词精讲课，把诗意和哲理带进你的生活。《千年文脉》——启功讲国学常识，写给普通人的“猪跑学”讲记，一本书掌握熟悉又陌生的文史知识盲点。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启功（1912—2005）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文史学者。字元伯，一作元白。清雍正帝九世孙。幼年失怙，发愤自学。从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习书画，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号“诗书画三绝”，创“启功体”。曾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职。有《启功全集》行世。
【编者简介】
李强，字自胜。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作品编辑室、启功全集编辑室主任，传记电影《启功》编剧之一。现为北京启功艺术研究会创会秘书长、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著有《百年巨匠启功》等。
【媒体评论】
启功像个藏宝者，只在无人偷窥时偶尔拿出来看上两眼，只是这宝藏还未被人发现，他便带着它们去见上帝了。——画家 黄苗子
启功是在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不可多得的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他上承清末民初的传统，在学术和艺术两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其影响不限于生前，也不限于今天，还将一直延续到将来。——中央文史研究馆原馆长 袁行霈
【目录】
《千里之境》
辑一 国画二三事
金石书画漫谈
名词解释
辑二 唐代中国画
谈《韩熙载夜宴图》
宋赵佶摹唐张萱《捣练图》
辑三 宋代中国画
唐末到宋初的几位山水画家
我们的艺术宝藏不容掠夺
董源《龙袖骄民图》
画中龙
米芾画
李唐、马远、夏圭
喜观二玄社影印宋许道宁（传）《渔舟唱晚》卷
谈南宋画院上题字的“杨妹子”
辑四 元代中国画
黄子久《秋山图》之真伪
王石谷临黄子久《富春山居图》
辑五 明代中国画
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
山水画南北宗说辩
辑六 清代中国画
伪八大山人画册
《石涛上人年谱》商榷
恽南田的书髓文心——记恽南田赠王石谷杂书册
记《恽、王合璧册》
记《楝亭图咏》卷
记查、王合作二幅
谈伪吴历画册
辑七 现代中国画
徐燕荪的《兵车行》图
《陈少梅画集》序
辑八 国画大家谈
记齐白石先生逸事
我心目中的郑板桥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辑九 书画鉴赏记
故宫书画给我的眼福
《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序
附录
绘画小史
书画索引
《笔墨风骨》
辑一 浅谈古代碑刻
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
汉《华山碑》之书人
“绝妙好辞”辨——谈曹娥碑的故事
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说
《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
辑二 传世名帖欣赏
《平复帖》说并释文
《兰亭帖》考
李白《上阳台帖》墨迹
“太白仙诗”辨伪
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
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
《唐摹万岁通天帖》考
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
赵松雪行书《千字文》
辑三 名家与书法
孙过庭《书谱》考
宋徽宗书画师承
宋高宗书
记《艺舟双楫》
记《广艺舟双楫》
辑四 书法二讲
入门与须知
碑帖样本
辑五 我的书法人生
我学习书法的一点甘苦
我的练字过程
论书散札
附录
书法小史
书画索引
《歌以咏志》
辑一：古诗词六讲
初唐诗与盛唐诗
李白与杜甫
中晚唐诗
韩愈和白居易
明清诗选讲
附：圆圆曲（吴伟业）
创造性的新诗——清代子弟书
附：《忆真妃》全文
辑二：名诗词精读
饮马长城窟行
附：饮马长城窟行（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陈琳）
池塘春草，敕勒牛羊
也谈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川》诗
李后主《临江仙》词
坡词曲解
附：水调歌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斜阳暮
附：踏莎行（秦观）
文征明原名和他写的《落花诗》
郑板桥《一剪梅》词
《东海渔歌》书后
附：折叠喝火令（顾太清）
高且园先生诗
婉约与豪放——《唐宋词选读百首》读后记
辑三：从读诗到作诗
汉语诗歌的构成和发展
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
律诗的条件
古体诗
从单字词到旧体诗的修辞
古诗词的作法
辑四：纸上有畸魂
祖父选的诗
附：游金山寺（苏轼）
儿时的经历
那堪遗事
心畬先生和我
我的诗词创作
忆辅仁
纸上畸魂
此心终不负双星
迟到的春天
附录
启功书唐诗绝句
《千年文脉》
辑一 显微镜下的国学
谈诗书画的关系
书启制度之变迁
晋代人书信中的句读
米元章帖
杆儿
札记二十二则
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
辑二 古代文学六讲
中国文学源流大纲
南北朝文学概况
怎样研究唐代文学
唐代民间文学
明清散文
八股文是怎么回事
辑三 文学经典漫谈
读《论语》献疑
说《千字文》
读《红楼梦》札记
辑四 古代学术思想概论
先秦学术
汉代经学
宋明理学
清代今古文经学
辑五 文史典籍整理
《文史典籍整理》课程导言
谈清代改译少数民族姓名事
附录
启功年谱
【免费在线读】
出版说明
启功先生（1912—2005）在我们当下的读书界，最初是以著名书法家名世的。然而事实上，启功先生书法的成就，是以丰富与坚实的传统文化修养为根基的。启功先生是爱新觉罗皇族出身，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自青年至耄耋之年，从事高等文化教育凡七十余年，是一位文化教育的大师。启先生的著作，总是循循然善诱人的。
20世纪70年代末，高等教育恢复，启先生招到了他的首批研究生。面对这些好学聪明又被时代延误读书的学子，启先生设计先开一门特别的课程——猪跑学。这是一个风趣的口头叫法，意思是没吃过猪肉也要了解一下猪跑，为青年学子“恶补”一下文化常识。
老一辈学人都评价，启先生肚子里有无尽的中国学问。岂知启先生还是位能将其学问生动诙谐、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的大师。那些如今成就斐然的门生学者，就是启先生的证明。
我们与出版社深入沟通，以启先生当年讲述“猪跑学”的思路，梳理整合启先生讲解传统文化的文字，分别以《千里之境》《笔墨风骨》《歌以咏志》《千年文脉》为题，编为绘画、书法、诗词、国学四部分，以图文为形式，为当代读者提供一套有体系、较简明的文化读本，也借此向年轻朋友介绍启功先生的学问一斑与文化品格。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启先生存世的著作，依据四个主题以及编辑体例要求，进行了仔细的选辑和编排。需要说明的有：
一、依体例要求，少数文章的标题与段落有所调整，并统一了标题层级。
二、依目前出版规范，查考相关资料与工具书，对原文的繁体字、异体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了校订，例如“做”“作”“的”“地”“得”等用法，均按当下出版规范进行了调整。而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习惯等，则尽量予以保留。
三、历史人物的名字，凡存在繁体、异体字的，统一改为简体字。例如文徵明的“徵”改为“征”，刘知幾的“幾”改为“几”，等等。
四、典籍著作的名称，按书画、文史领域的通用习惯，沿袭旧称。例如“《兰亭叙》”“穀梁”等用法，均予以保留。
五、根据文化的一般标准，对我们认为的生僻字添加注音简释，对不常见的文化术语、历史事件、文化人物等添加介绍与说明。此部分文字以边注、脚注的形式呈现。
六、对原文提到的作品，尽我们的搜集能力，配图对照，方便读者的阅读体验。
七、极个别处，对原文知识点有所质疑，将编者的意见附注在页下。
八、根据内容精选历代书画作为配图，若画心完整，则不标注“局部”。
启功先生谢世近二十年了。先生的品德与学问，正像他为北师大拟写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一样，越来越广泛地被年青一代了解和继承。启功先生一生做了七十多年的文化教师，他的晚年，把为文化建设添一把力作为自己唯一的生命意义。现在，正是中华民族复兴与传统文化发展的百年良机，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启功“中国文化四讲”的文化普及系列图书，是希望用方便好读的形式，推广曾经对我们精神再造的传心著作，为爱好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进阶方案，以纪念精神在我们心中长存的人生师长。启功先生的著作是眼光独具而深入的，也是启发有法且浅出的。我们编辑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请读者朋友指谬，以助我们的改正与进步。
李强
癸卯初秋于北师大乾乾隅
《千里之境》试读：
金石书画漫谈
金石书画部分的内容比较多，这里只能作一个简括的介绍，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研究方面的一点门径、一点线索。
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我认为好比一朵花，花蒂、花蕊、花瓣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好比是花的各个部分，金、石、书、画便是其中的四个部分。
金、石、书、画，本不是同一性质、同一用途，但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这四项都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特征，也可说是中华民族艺术所特有的。以下按次序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金
金就是金属，包括铜、铁等。这里是指用铜、铁等金属所制的器物，特别是古代的铜器。它们不管是作为实用的或是祭祀的，都是铜及其合金所制的器物。这些器物多出现在商、周——人们往往说“三代”，就是夏、商、周。其实夏到现在还没有十分弄清楚，一般认为夏文化是相当于龙山文化这一系，但夏的文化究竟是什么程度，还不甚清楚。所以，所谓“三代”文化，有把握的只能指商、周。古代把商、周的铜器叫作“吉金”，就是好的金，吉祥的金。这种冶炼方法在当时已很发达，已能制造合金。制造出来的器皿，很多有刻铸的文字。现在一般说的“金”是指金文，又叫“钟鼎文”。
商、周时代，诸侯贵族常常大批地制作铜器，上面刻铸铭文，现在陆续出土的不少。有时一个人只能铸一个器，有时又可一次铸好几个器。参与这种劳动的人民，大部分就是当时的奴隶。他们创作了千变万化的器形、装饰图案，雕铸了种种文字铭记（记载谁、在哪年、为什么事情而制作这器）。这些器物，从商周以后长期沉埋在地下。许慎有“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的话，可见汉朝时已有出土的。
这种陆续的出土，到清朝末年，成为研究的大宗。拓本、实物，日呈纷纭，使人眼花缭乱，丰富多彩。到了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就更加繁荣，方法也更加科学。从前的收藏家，不是官僚就是有钱人，他们的收藏，往往秘不示人。偶然有拓本流传出来，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见之的。现在印刷术方便了，从器形到文字，大家都能看到，具有研究的条件，所以研究日见深入。发掘的方式，也愈有经验，愈加科学。从前出土的器物，辗转于古董商人与收藏家之间。它们是哪里出土的？不知道。甚至一个器的盖子在一个人手里，而器本身则到了另一个人手里。这种情况很多。一批出土有多少铜器？也不知道，都零零星星地散出去了。这在研究上是很费事的，因为缺乏许多辅助证据。许多奸商贪图得利，为了多卖钱，还卖到外国去。我们现在从发掘到整理、考订、印刷、编辑，都是有系统的，对于研究者有莫大的方便。可以取各个角度：器形、花纹、文字，以至它的历史背景、制作的人物、各诸侯封国的地理等，或者是有人想学写古篆字，也可以用来作范本。例如从制作来说，往往一个人所制的不止一件，我们只要看到各器上都有同一个人的名字，便可知道它们是属于同一个人制作的一套器物。这样，我们对于古代历史、古代人的各方面（包括生活习惯），就能有更清楚、更详细、更豁亮的了解。近年来在陕西发掘了许多成套成批的窖藏青铜器，大多是同一人或同一家族的，这样研究起来就很方便了。
从宋代到清代，大都把这类器物叫作“古董”，也叫“古玩”，是文人鉴赏的玩物。即或考证点文字，也是瞎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考证功劳，但那是极其有限、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错误。稍进一步的，把它们当作艺术品。西洋人、日本人买去中国的古铜器，研究它们的花纹。中国人也有研究花纹的。这种情形大约始于六十年前，这仍是停留在局部的研究，偶然有几个器皿做点比较。
谈到全面地着手研究，我们不能不佩服近代的容庚容希白先生，他对于铜器研究的功劳是很大的。他著有《商周彝器通考》，连器形、花纹带铭文都加以研究；还著有《金文编》，把青铜器上的字按类、按《说文》字序编排，例如不同器皿上的“天”字，都放在一块儿。这是近代真正下大气力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青铜器及金文的。此外，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也是很重要的资料。现在已有人着手重新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加以统编，这就更加全面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版。
对于文字的考释，能令人心服口服的，首推不久前故去的于思泊（省吾）先生。他的考释最为扎实，绝不穿凿附会。他还用古文字考证古书，成就比清末孙诒让等人大得多了。到今天为止，容、于两先生的著作以及罗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仍是我们研究铜器和金文的重要参考材料。随着条件的改善，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愈来愈完备，愈来愈深入。
甲骨文也被附在金文之后，讲金石的书往往连带讲甲骨，不是附在前头就是附在后头。其实甲骨应和铜器同样看待，甲骨文是金文的前身。商代刻在甲骨和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所以甲骨也应放在我们现在谈“金”的范围。现在出版了《甲骨文合集》，非常完备，研究起来不愁没有材料，不会被人垄断了。但甲骨文我不懂，不能随便说，只能谈到这里。
《笔墨风骨》试读：
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一
谈起这方面的事，首先碰到书法问题。
中国的汉字，虽然有表形、表声、表意种种不同的构成部分，但总的称为——可以姑且叫作——“方块字”，辨认起来，仍是以这整块形状为主。因此这种形状的语言符号的书写，便随着中国（包括汉族和用汉字的各族人民）的文化发展而日趋美化。所以凡用这种字体的民族，都在使用过程中把写法美化放在一个重要位置。
这个道理并不奇怪，即便是使用拼音符号的字种，也没见有以特别写得不好看为前提的，同时生活习惯不同的民族之间，他们文化传统不同，不能相比，也不必硬比。比方西洋人不用筷子吃饭，而筷子并没失去它在用它的民族中的作用和地位。又如不是手写的字，像木刻版本或铅字印模，尚且有整齐、清晰、美观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就像纯粹用声音的口头语言，也还要求字音语调的和谐。我们人类没有一天离得开文字，它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服装、建筑、器具等一样，有它辉煌的历史，并且人类对它有美化的迫切要求。
当然，只为了追求字体的美观，以致妨碍书写的速度及文字及时表达思想的效用，是“因噎废食”，是应该反对的。同时所谓书法美的标准，虽在我们今天的观点下，也可能有某些好恶的不齐，但是那些不调和的笔画和使人认不清的字形，总归不会受人欢迎。难道专写过分难辨的字，使读稿或排字的人花费过多的猜度时间，可以算得艺术的高手吗？
有人说汉字正在改革简化，逐渐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人们都习用钢笔，还谈什么书法！其实这是不相悖触的。研究成为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的古人书写遗迹，和文字改革固不相妨，而且将来每字即便简化到一点一画，以及只用机器记录，恐怕在点画之间未尝没有美丑的区别，何况简体或拼音符号还不见得都是一个点儿或一个零落的笔道儿呢？
以前确也有些人把书法说得过分神秘：什么晋法、唐法，什么神品、逸品，以及许多奇怪的比喻（当然如果作为一种专门技术的分析或评判的术语，那另是一回事，只是以此要求或教导一切使用汉字的人，是不必要的）；在学习方法上，提倡机械地临摹或唯心的标准；在搜集范本、辨别时代上的烦琐考证，这等等现象使人迷惑，甚至令人厌恶。从前有人称碑帖拓本为“黑老虎”，这个语词的含义，是不难寻味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迁怒而无视法书墨迹和碑帖本身的真正价值。相反地，对于如何批判地接受这宗遗产，在书写上怎样美化我们祖国的汉字，在研究上怎样充分利用这些遗物，并给它们以恰当的评价，则是非常重要的。
二
对于书法这宗遗产的精华，在今天如何汲取的问题，不是简单篇幅所能详论，现在试就墨迹和碑帖谈一下它们的艺术方面、文献方面的价值和功用。
法书墨迹和碑帖的区别何在？法书这个称呼，是前代对于有名的好字迹而言。墨迹是统指直接书写（包括双勾、临、摹等）的笔迹，有些写得并不完全好而由于其他条件被保存的。以上算一类。碑帖是指石刻和它们的拓本。这两种，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都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的数量。先从墨迹方面来看：
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就已有朱、墨写的字，殷代既已有文字，保存下来，并不奇怪，可惊的是那些字的笔画圆润而有弹性，墨痕因之也有轻重，分明必须是一种精制的毛笔才能写出的。笔画力量的控制，结构疏密的安排，都显示出写者具有深湛的锻炼和丰富的经验。可见当时书法已经绝不仅仅是记事的简单符号，而是有美化要求的。战国帛书、竹简的字迹，更见到书写技术的发展。至于汉代墨迹，近年出土更多，我们从竹简、陶器以及纸张上看到各种不同用途、不同风格的字迹：精美工整的“名片”（“春君”等简）；仓皇中的草写军书；陶制明器上公文律令式的题字；简册上抄写的古书籍（《论语》《急就章》等）；等等。笔势和字体都表现不同的精神，使我们很亲切地看到汉代人一部分生活风貌。
汉以后的墨迹，从埋藏中发现得更多。先就地上流传的法书真迹来看：从晋、唐到明、清，各代各家的作品，真是五光十色。书法的美妙，自然是它们的共同条件之一，而通过各件作品，不但可以看到写者以及他所写给的对方的形象，还可以提供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资料。至于因不同的用途而书写成不同的字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书风，更可以做考古和文物鉴别上许多有力的证据。
举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藏品为例：像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一批古法书里的陆机 《平复帖》，以前人不太细认那些字，几乎视同一件半磨灭的古董，现在看来，他开篇就说：“彦先羸瘵（zhài），恐难平复。”陆机的那位好友贺循的病况消息，仿佛今天刚刚报到我们耳边，而在读过《文赋》的人，更不难联想到这位大文豪兼理论家在当时是怎样起草他那些不朽作品的。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在当时不过是一封普通的信札，简单和程度，仿佛现在所写的一般“便条”，但是写得那样讲究，一个个的字都像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这种书札写法的传统，直到近代还没有完全失掉。较后的像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和宋代苏轼、米芾，元代赵孟頫等名家所写的手札，不但件件精美，即在流传的他们的作品中，都占绝大数量。这种手札历代之所以多被人保存，原因当然很多，其一便是书法的赏玩。
文学作家亲笔写的作品，我们读着分外能多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从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林逋、苏轼、王诜等的自书诗词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严肃而愉快地书写自己的作品。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是一卷禅宗的语录，虽然是狂草所书，但那不同于潦草乱涂，而是纸作氍（qú）毹（shū），笔为舞女，在那里跳着富有旋律、转动照人的舞蹈。南宋陆游自书诗，从自跋里看到他谦辞中隐约的得意心情，字迹的情调也是那么轻松流丽，诵读这卷真迹时，便觉得像是作者亲手从旁指点一样。这又不仅只书法精美一端了。再像张即之寸大楷字的写经，赵孟頫写的大字碑文或长篇小楷，动辄成千累万的字，则首尾一致，精神贯注，也看见他们的写字功夫，甚至可以恭维一下他们的劳动态度。
至于双勾临摹，虽不是原来的真迹，但勾摹忠实的仍有很高的价值。像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早已不存，而故宫博物院所藏有“神龙”半印的那卷，便是唐人摹本中最好的一个。无论“行气”“笔势”的自然生动，就连墨色都填出浓淡的分别。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原稿添了“崇山”二字，涂了“良可”二字，还改了“外、于今、哀、也、作”六字为“因、向之、痛、夫、文”，现在从这个摹本上又见到“每览昔人兴感之由”的“每”字原来是个“一”字，就是“每”字中间的一大横画，这笔用的重墨，而用淡墨加上其他各笔。在文章的语言上，“一览”确是不如“每览”所包括的时间广阔，口气灵活而感情深厚。所以说，明明是复制品，也有它们的价值。同时著名作家的手稿，虽然涂改得狼藉满纸，却能透露他们构思的过程。甚至有人说，越是草稿，书写越不矜持，字迹越富有自然的美。所以纵然涂抹纵横的字纸，也不宜随便轻视，而要有所区别。
怎么说书法上能看出书者的个性呢？即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笔迹也是那么流动；而能使“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范仲淹，笔迹便是那么端重；佯狂自晦的杨疯子（凝式），从笔迹上也看到他“抑塞磊落”的心情；玩世不恭的米颠（芾），最擅长运用毛笔的机能，自称为“刷字”，笔法变化多端，而且写着写着，高兴起来便画个插图，如《珊瑚帖》的笔架。这把戏他还不止搞过一次，相传他给蔡京写信告帮求助，说自己一家行旅艰难，只有一只小船，随着便画一只小船，还加说明是“如许大”，使得蔡京啼笑皆非。至于林逋字清疏瘦劲；苏轼字的丰腴开朗，而结构上又深深表现出巧妙的机智。这等等例子，真是数不完的。尤其是人民所景仰的伟大人物，他们的片纸只字，即使写得并不精工，也都成了巍峨的纪念塔。像元代农民保存文天祥字的故事，便是一个例证。
【书摘与插画】
《千里之境》试读：
金石书画漫谈
金石书画部分的内容比较多，这里只能作一个简括的介绍，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研究方面的一点门径、一点线索。
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我认为好比一朵花，花蒂、花蕊、花瓣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好比是花的各个部分，金、石、书、画便是其中的四个部分。
金、石、书、画，本不是同一性质、同一用途，但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这四项都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特征，也可说是中华民族艺术所特有的。以下按次序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金
金就是金属，包括铜、铁等。这里是指用铜、铁等金属所制的器物，特别是古代的铜器。它们不管是作为实用的或是祭祀的，都是铜及其合金所制的器物。这些器物多出现在商、周——人们往往说“三代”，就是夏、商、周。其实夏到现在还没有十分弄清楚，一般认为夏文化是相当于龙山文化这一系，但夏的文化究竟是什么程度，还不甚清楚。所以，所谓“三代”文化，有把握的只能指商、周。古代把商、周的铜器叫作“吉金”，就是好的金，吉祥的金。这种冶炼方法在当时已很发达，已能制造合金。制造出来的器皿，很多有刻铸的文字。现在一般说的“金”是指金文，又叫“钟鼎文”。
商、周时代，诸侯贵族常常大批地制作铜器，上面刻铸铭文，现在陆续出土的不少。有时一个人只能铸一个器，有时又可一次铸好几个器。参与这种劳动的人民，大部分就是当时的奴隶。他们创作了千变万化的器形、装饰图案，雕铸了种种文字铭记（记载谁、在哪年、为什么事情而制作这器）。这些器物，从商周以后长期沉埋在地下。许慎有“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的话，可见汉朝时已有出土的。
这种陆续的出土，到清朝末年，成为研究的大宗。拓本、实物，日呈纷纭，使人眼花缭乱，丰富多彩。到了现在，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就更加繁荣，方法也更加科学。从前的收藏家，不是官僚就是有钱人，他们的收藏，往往秘不示人。偶然有拓本流传出来，也不是人人可得而见之的。现在印刷术方便了，从器形到文字，大家都能看到，具有研究的条件，所以研究日见深入。发掘的方式，也愈有经验，愈加科学。从前出土的器物，辗转于古董商人与收藏家之间。它们是哪里出土的？不知道。甚至一个器的盖子在一个人手里，而器本身则到了另一个人手里。这种情况很多。一批出土有多少铜器？也不知道，都零零星星地散出去了。这在研究上是很费事的，因为缺乏许多辅助证据。许多奸商贪图得利，为了多卖钱，还卖到外国去。我们现在从发掘到整理、考订、印刷、编辑，都是有系统的，对于研究者有莫大的方便。可以取各个角度：器形、花纹、文字，以至它的历史背景、制作的人物、各诸侯封国的地理等，或者是有人想学写古篆字，也可以用来作范本。例如从制作来说，往往一个人所制的不止一件，我们只要看到各器上都有同一个人的名字，便可知道它们是属于同一个人制作的一套器物。这样，我们对于古代历史、古代人的各方面（包括生活习惯），就能有更清楚、更详细、更豁亮的了解。近年来在陕西发掘了许多成套成批的窖藏青铜器，大多是同一人或同一家族的，这样研究起来就很方便了。
从宋代到清代，大都把这类器物叫作“古董”，也叫“古玩”，是文人鉴赏的玩物。即或考证点文字，也是瞎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考证功劳，但那是极其有限、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错误。稍进一步的，把它们当作艺术品。西洋人、日本人买去中国的古铜器，研究它们的花纹。中国人也有研究花纹的。这种情形大约始于六十年前，这仍是停留在局部的研究，偶然有几个器皿做点比较。
谈到全面地着手研究，我们不能不佩服近代的容庚容希白先生，他对于铜器研究的功劳是很大的。他著有《商周彝器通考》，连器形、花纹带铭文都加以研究；还著有《金文编》，把青铜器上的字按类、按《说文》字序编排，例如不同器皿上的“天”字，都放在一块儿。这是近代真正下大气力全面地介绍和研究青铜器及金文的。此外，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也是很重要的资料。现在已有人着手重新把至今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加以统编，这就更加全面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版。
对于文字的考释，能令人心服口服的，首推不久前故去的于思泊（省吾）先生。他的考释最为扎实，绝不穿凿附会。他还用古文字考证古书，成就比清末孙诒让等人大得多了。到今天为止，容、于两先生的著作以及罗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仍是我们研究铜器和金文的重要参考材料。随着条件的改善，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愈来愈完备，愈来愈深入。
甲骨文也被附在金文之后，讲金石的书往往连带讲甲骨，不是附在前头就是附在后头。其实甲骨应和铜器同样看待，甲骨文是金文的前身。商代刻在甲骨和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所以甲骨也应放在我们现在谈“金”的范围。现在出版了《甲骨文合集》，非常完备，研究起来不愁没有材料，不会被人垄断了。但甲骨文我不懂，不能随便说，只能谈到这里。
二、石
金、石常常并称。事实上金、石的性质、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古代的石刻有各方面的用途，所以它的形式和内容也就不同，文字因时代的关系也不同。汉朝也有铜器，但那上面的文字和商周铜器的文字迥然不同，一看就是汉朝的东西。此外，花纹和刻法也各不相同（商周铜器上的字，大部分是铸的，少部分是刻的）。
大批石刻的出现，应该说是从汉朝开始的。汉朝以前有没有石刻？有的，譬如说《石鼓文》。石鼓甭管它是什么年代的，总是秦统一天下以前的产物。唐朝人说是周宣王时制作的，也有人说是北周即宇文周时候制作的。后来马衡先生经过全面考证，确定它是秦的刻石。这个秦，不是统一中国的秦朝，而是在西北地方未统一中国时的秦国。可是还有问题：秦什么公？这个公那个公，众说纷纭，到今天尚无定论。
汉以前的石刻，起码石鼓是比较完整的，有一个石鼓的文字已经脱落，但是拓本还保留着。近年在河北满城古代中山国的地区，发掘出古代中山王的墓，里头有中山王的铜器，外边有一块石头，上面有两行字，也是战国时的刻石，比石鼓晚一些，但也是汉朝以前的刻石。所以古代石刻应追溯到石鼓和中山王墓刻石。《三代吉金文存》后面附有一小块石刻，文字和铜器文字很相像。什么时候刻的？不知道。这块石头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现在所谓“石”，大致是指汉代及汉代以后的石刻。讲求、探讨的也比较多。汉朝的碑是比较多的。其实，秦碑也有，只是不作碑形，常常是在山岩上磨平一块石头刻字。现在秦碑的原刻几乎没有，流传的大多是翻刻的。原石保留下来的只有《琅玡台刻石》，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上面的每个字都已经模糊了。还有《泰山刻石》，只剩下了几个字，残石还在泰山的岱庙里摆着。其余的都已毁掉了，只有汉碑算是大宗。
什么是碑？碑本来是坟墓竖立的一种标志。碑石有大有小，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后来推而广之，不光是为死者立碑，也应用到生人，譬如一个官员调离，当地有人立碑为他歌功颂德。事实上这种大块的碑，就是石头做的大块布告牌，譬如修一座庙，前面立一块碑，说明庙的缘起；皇帝办了一件事，臣下恭维，或者皇帝自吹自擂，也刻一块，岂不是布告牌？像秦始皇、唐明皇，都曾经在摩崖上让臣下给刻上大块歌功颂德的文章，比后世大张纸贴的布告结实得多，意在流传千古，但事实上后来有的让人凿掉了，有的是山崖崩塌了。当初立碑的本意不过是歌颂、吹捧死者、官员乃至皇帝，但后来意料之外地被人注意，得以保存流传的，却不在于它那歌功颂德的内容，而在于它书写的文字，在于它保存了许许多多的书法。他们吹捧的内容，已无人注意。有人见到石刻残损文字而惋惜。我说，字少了，美术品少了一部分是坏事，但文词少了，念不全了，未必不是被吹捧者的幸事，因为他可以少出些丑。从前人制作拓本，往往是为了碑上头刻的字写得好，或者是时代早，宝贵得不得了。比如汉朝在华山立了一块碑，叫《华山庙碑》，在清朝末年只保留下来三本拓本，后来又发现了一本，这四本都价值连城，后面有许多人的题跋。这也不在于它的内容（当然也有人考证），而在于它的字。许多古碑也是如此。以前人对于碑只是着眼于先拓后拓，多一字少一字，稍后对碑形、花纹、制作乃至于刻工等方面，也加以研究。这与上述对于商周铜器的研究过程很有相似之处。
汉碑这种字，不管它刻得精不精，毕竟是用刀刻出来之后，用墨拓下来的，从前得到一本都很难。今天我们看到出土的多少万支竹木简，都是汉朝人的墨迹，直接用墨写的。这在书法艺术上、史料价值上，比起汉碑来又不相同了，这待下面再说。所以说，以前的人很可怜，看到一本墨拓，就那么几个字，多一笔少一笔，这里坏一块，那里不坏，争论个不休。这是因为时代和条件都有其局限，出土的东西也少。
还有一种叫墓志，也是一大宗。坟里头埋块石头，写上这人是谁，预备日后坟让人不知道是谁的了，挖开一瞧，知道是谁，人家好给他埋上。这用意是很天真的，没想到后来人家正因为他坟里有墓志，就来挖他的坟，这种情形多得很。墓志有长条的，也有方块的，汉朝还没有这种东西，从南北朝一直到唐宋，都是很盛行的。墓志也和碑的性质一样，记载着死者的事迹，也属碑刻的性质。
再有一方面是“帖”。什么叫帖？本来很简单，指的是一张纸条儿或纸片儿，多是彼此的通信。现在还有便条儿，随便的纸条儿（今天的名片，也是纸条儿）。上边的字，写得比较随便，不像写碑那么郑重其事，确实另有趣味，大家比较重视，把这些有趣味的东西汇集起来。因为古代没有影印技术，只好勾摹下来刻在石头上或木板上，再用纸和墨拓下来，等于刻木板印书的办法，这种印刷品被人称作“帖”。事实上帖本来不是指墨拓的东西，而是指被刻的内容，即没刻以前的原件（纸条儿）叫“帖”。好比这是一部书，叫作《诗经》或《左传》，不是说它这个书套子或部头叫《诗经》或《左传》，而是指它的文字内容。所以“帖”也是指的所摹刻的内容。这个意义扩大了，凡是墨拓的刻本，被人作为字样子来写，作为参考品的，都被称为“帖”。如有人说：“我这儿有一本帖。”打开一瞧，是个汉碑。为什么也把它叫作“帖”？因为它已经裁了条，裱成本，被人作为习字的范本，所以也被称作“帖”。因此说，“帖”的意义已经扩大了，凡是墨拓的、石刻的、裱成本的，大家都管它叫作“帖”。
帖写的多半是行书，随便写的；而碑版多半是很规矩很郑重的。所以一般又管写行书一派的叫“帖学”，管写楷书一派的叫“碑学”。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太科学的。
现在，印刷技术方便了，碑帖的印本也多起来了，这里无法多举例，因为太多了。要论起整部的书来，比较方便查阅的，有清末民初的杨惺吾（守敬）编的一本《寰宇贞石图》，把整篇整幅的碑文影印出来，可以使我们看到碑版的全貌，很有用处；但是它是缩小的，碑有一丈、八尺，它也只能印成这么一张纸片儿，而且碑版的数量及文字说明也不多。近代赵万里先生辑有一部《魏晋南北朝墓志考释》，都是墓志，既影印拓本，也考释文辞，是很好的。讨论石刻，有一部书也很重要，就是清朝末年叶昌炽所编的《语石》，它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论述石刻：多少种类，多少样子，多少用途，多少文字，多少书家……分量不多，但内容极其丰富，所遗憾的是没有附插图，要是每谈一个问题、每举一个例子，都附上插图，就方便多了。今天要是想给《语石》补插图，就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原石都已找不到了。我想将来会有人给它进行扩充的。《语石》这种书，现在的人不是不能做，因为现在所出土的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和墓志极多，比当年叶昌炽所能看到的要多出若干倍，要是加以统编，细细研究，附上插图，那就太好了。最近上海要出一本“扩大石刻文字汇编”之类的书（名字还未定），不久出版，最为方便了。
叶昌炽在他的《语石》一书中说：我研究这些石刻，主要是为了它们的字写得好（大意）。字好，是碑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立碑刻碑的人是为了歌颂他自己。人家保存这个碑，却是为了它的字好。这是立碑、刻碑的人始料不及的。由此可见，书法艺术自有它独立的、不能磨灭的艺术价值。
《笔墨风骨》试读：
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一
谈起这方面的事，首先碰到书法问题。
中国的汉字，虽然有表形、表声、表意种种不同的构成部分，但总的称为——可以姑且叫作——“方块字”，辨认起来，仍是以这整块形状为主。因此这种形状的语言符号的书写，便随着中国（包括汉族和用汉字的各族人民）的文化发展而日趋美化。所以凡用这种字体的民族，都在使用过程中把写法美化放在一个重要位置。
这个道理并不奇怪，即便是使用拼音符号的字种，也没见有以特别写得不好看为前提的，同时生活习惯不同的民族之间，他们文化传统不同，不能相比，也不必硬比。比方西洋人不用筷子吃饭，而筷子并没失去它在用它的民族中的作用和地位。又如不是手写的字，像木刻版本或铅字印模，尚且有整齐、清晰、美观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就像纯粹用声音的口头语言，也还要求字音语调的和谐。我们人类没有一天离得开文字，它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服装、建筑、器具等一样，有它辉煌的历史，并且人类对它有美化的迫切要求。
当然，只为了追求字体的美观，以致妨碍书写的速度及文字及时表达思想的效用，是“因噎废食”，是应该反对的。同时所谓书法美的标准，虽在我们今天的观点下，也可能有某些好恶的不齐，但是那些不调和的笔画和使人认不清的字形，总归不会受人欢迎。难道专写过分难辨的字，使读稿或排字的人花费过多的猜度时间，可以算得艺术的高手吗？
有人说汉字正在改革简化，逐渐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人们都习用钢笔，还谈什么书法！其实这是不相悖触的。研究成为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的古人书写遗迹，和文字改革固不相妨，而且将来每字即便简化到一点一画，以及只用机器记录，恐怕在点画之间未尝没有美丑的区别，何况简体或拼音符号还不见得都是一个点儿或一个零落的笔道儿呢？
以前确也有些人把书法说得过分神秘：什么晋法、唐法，什么神品、逸品，以及许多奇怪的比喻（当然如果作为一种专门技术的分析或评判的术语，那另是一回事，只是以此要求或教导一切使用汉字的人，是不必要的）；在学习方法上，提倡机械地临摹或唯心的标准；在搜集范本、辨别时代上的烦琐考证，这等等现象使人迷惑，甚至令人厌恶。从前有人称碑帖拓本为“黑老虎”，这个语词的含义，是不难寻味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迁怒而无视法书墨迹和碑帖本身的真正价值。相反地，对于如何批判地接受这宗遗产，在书写上怎样美化我们祖国的汉字，在研究上怎样充分利用这些遗物，并给它们以恰当的评价，则是非常重要的。
二
对于书法这宗遗产的精华，在今天如何汲取的问题，不是简单篇幅所能详论，现在试就墨迹和碑帖谈一下它们的艺术方面、文献方面的价值和功用。
法书墨迹和碑帖的区别何在？法书这个称呼，是前代对于有名的好字迹而言。墨迹是统指直接书写（包括双勾、临、摹等）的笔迹，有些写得并不完全好而由于其他条件被保存的。以上算一类。碑帖是指石刻和它们的拓本。这两种，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都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的数量。先从墨迹方面来看：
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就已有朱、墨写的字，殷代既已有文字，保存下来，并不奇怪，可惊的是那些字的笔画圆润而有弹性，墨痕因之也有轻重，分明必须是一种精制的毛笔才能写出的。笔画力量的控制，结构疏密的安排，都显示出写者具有深湛的锻炼和丰富的经验。可见当时书法已经绝不仅仅是记事的简单符号，而是有美化要求的。战国帛书、竹简的字迹，更见到书写技术的发展。至于汉代墨迹，近年出土更多，我们从竹简、陶器以及纸张上看到各种不同用途、不同风格的字迹：精美工整的“名片”（“春君”等简）；仓皇中的草写军书；陶制明器上公文律令式的题字；简册上抄写的古书籍（《论语》《急就章》等）；等等。笔势和字体都表现不同的精神，使我们很亲切地看到汉代人一部分生活风貌。
汉以后的墨迹，从埋藏中发现得更多。先就地上流传的法书真迹来看：从晋、唐到明、清，各代各家的作品，真是五光十色。书法的美妙，自然是它们的共同条件之一，而通过各件作品，不但可以看到写者以及他所写给的对方的形象，还可以提供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资料。至于因不同的用途而书写成不同的字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书风，更可以做考古和文物鉴别上许多有力的证据。
举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藏品为例：像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一批古法书里的陆机 《平复帖》，以前人不太细认那些字，几乎视同一件半磨灭的古董，现在看来，他开篇就说：“彦先羸瘵（zhài），恐难平复。”陆机的那位好友贺循的病况消息，仿佛今天刚刚报到我们耳边，而在读过《文赋》的人，更不难联想到这位大文豪兼理论家在当时是怎样起草他那些不朽作品的。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在当时不过是一封普通的信札，简单和程度，仿佛现在所写的一般“便条”，但是写得那样讲究，一个个的字都像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这种书札写法的传统，直到近代还没有完全失掉。较后的像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和宋代苏轼、米芾，元代赵孟頫等名家所写的手札，不但件件精美，即在流传的他们的作品中，都占绝大数量。这种手札历代之所以多被人保存，原因当然很多，其一便是书法的赏玩。
文学作家亲笔写的作品，我们读着分外能多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从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林逋、苏轼、王诜等的自书诗词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严肃而愉快地书写自己的作品。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是一卷禅宗的语录，虽然是狂草所书，但那不同于潦草乱涂，而是纸作氍（qú）毹（shū），笔为舞女，在那里跳着富有旋律、转动照人的舞蹈。南宋陆游自书诗，从自跋里看到他谦辞中隐约的得意心情，字迹的情调也是那么轻松流丽，诵读这卷真迹时，便觉得像是作者亲手从旁指点一样。这又不仅只书法精美一端了。再像张即之寸大楷字的写经，赵孟頫写的大字碑文或长篇小楷，动辄成千累万的字，则首尾一致，精神贯注，也看见他们的写字功夫，甚至可以恭维一下他们的劳动态度。
至于双勾临摹，虽不是原来的真迹，但勾摹忠实的仍有很高的价值。像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早已不存，而故宫博物院所藏有“神龙”半印的那卷，便是唐人摹本中最好的一个。无论“行气”“笔势”的自然生动，就连墨色都填出浓淡的分别。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原稿添了“崇山”二字，涂了“良可”二字，还改了“外、于今、哀、也、作”六字为“因、向之、痛、夫、文”，现在从这个摹本上又见到“每览昔人兴感之由”的“每”字原来是个“一”字，就是“每”字中间的一大横画，这笔用的重墨，而用淡墨加上其他各笔。在文章的语言上，“一览”确是不如“每览”所包括的时间广阔，口气灵活而感情深厚。所以说，明明是复制品，也有它们的价值。同时著名作家的手稿，虽然涂改得狼藉满纸，却能透露他们构思的过程。甚至有人说，越是草稿，书写越不矜持，字迹越富有自然的美。所以纵然涂抹纵横的字纸，也不宜随便轻视，而要有所区别。
怎么说书法上能看出书者的个性呢？即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笔迹也是那么流动；而能使“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范仲淹，笔迹便是那么端重；佯狂自晦的杨疯子（凝式），从笔迹上也看到他“抑塞磊落”的心情；玩世不恭的米颠（芾），最擅长运用毛笔的机能，自称为“刷字”，笔法变化多端，而且写着写着，高兴起来便画个插图，如《珊瑚帖》的笔架。这把戏他还不止搞过一次，相传他给蔡京写信告帮求助，说自己一家行旅艰难，只有一只小船，随着便画一只小船，还加说明是“如许大”，使得蔡京啼笑皆非。至于林逋字清疏瘦劲；苏轼字的丰腴开朗，而结构上又深深表现出巧妙的机智。这等等例子，真是数不完的。尤其是人民所景仰的伟大人物，他们的片纸只字，即使写得并不精工，也都成了巍峨的纪念塔。像元代农民保存文天祥字的故事，便是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