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性文化史研究无可争议的开山之作
一部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杰作
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毕生研究中国问题的扛鼎之作
◎资深翻译家吴岳添译本
中国性学专家、跨界学术名人江晓原作序
完整收入原版插图44幅
◎本书系统阐述中华民族性文化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史，但又不拘泥于性，而是由性切入，全方位考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部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学著作，在西方享有盛誉，被美国同行称为“无价之宝”。
◎附赠明信片24张！
◎本书译者吴岳添是翻译大家、学术大家，译笔精准，志尚高雅。此译本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台湾出版繁体版。
◎本书封面特邀新锐设计师汐和设计，古典雅致，色彩婉丽，以镂空窗格呈现含蓄之美。
【内容简介】
本书自殷周至明末共分四编，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 角度讨论古代中国人之性生活及有关事物，分析中国古人性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不仅涉及服装、首饰、妇女缠足、房中秘书等与性直接有关的内容，而且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是第一部视野开阔、阐释系统、持论公正的中国性学史专著，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最主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作者简介】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字笑忘，号芝台、吟月庵主，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同时也是收藏家、翻译家、民俗学家、动物学家、推理小说作家。先后在荷兰驻日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的使馆工作，精通英、法、德、汉、日、藏、梵等15种语言，出版论著、小说、译作及史料凡16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人物。
译者：
吴岳添，江苏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2016年担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2023年获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称号。出版专著《法国小说发展史》《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萨特传》，文集《远眺巴黎》《塞纳河畔的文学景观》，译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苔依丝》《悠悠岁月》等近百种。
【媒体评论】
高罗佩认为“纯粹阐述性关系似乎不会有多大用处”，因此他所说的“性”并非只指两性关系，而是指含义极为广泛的“性观念”。性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不仅涉及服装、首饰、妇女缠足等与性直接有关的内容，而且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即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正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以极其丰富的资料介绍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性学文献和各种层次的文艺作品，分析了中国人性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即从古代对性的崇敬到现代视性为禁忌的社会习俗，拨开了性学研究自宋朝，特别是清朝以来被蒙上的重重迷雾，使我们既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又能从中追溯现代社会一些问题的历史渊源。因此，《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是一部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杰作。
——吴岳添
高罗佩强调中国人以性活动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健康的性观念，对中国古老的性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李银河
本书淋漓尽致地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神秘”的一个面向，首次追溯古代中国性文化的渊源，并对炼丹术、缠足史及历代的住房、服装、首饰等给予了公允的分析评骘。高罗佩甚至一反西方汉学界的鄙俗偏见，用科学的眼光对待《金瓶梅》这样的文学作品，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陈众议
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
——李约瑟
这是一部非常正经也非常严肃，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用确凿史料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了解的经典之作。
——李零
直至今日，“两考”（《秘戏图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仍是西方性学及性学史著作家了解中国这方面情况之最主要的参考文献。
——江晓原
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无价之宝。
——蕾伊·唐娜希尔
【目录】
高罗佩：一个“精神中国人”（江晓原序）
新版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作者序言
第一部分 封建王国
第一章 起源和西周 3
第二章 东周 26
第二部分 帝国的形成
第三章 秦朝和前汉 55
第四章 后汉 73
第五章 三国和六朝 91
第三部分 帝国的鼎盛
第六章 隋朝 117
第七章 唐朝 164
第八章 五代和宋朝 205
第四部分 蒙古人的统治和明朝的复兴
第九章 元朝 239
第十章 明朝 259
附录一：印度和中国的性神秘主义 333
附录二：收藏《秘戏图考》的机构名单 356
附录三：作者主要参考书目 358
附录四：译者主要参考书目 361
注 释 365
【前言】
序
高罗佩：一个“精神中国人”
在国内近年的媒体话语中，“精神某国人”基本上已成为一个贬义词，没想到我在荷兰人中发现了一个“精神中国人”——高罗佩虽然并非完人，但对他而言，“精神中国人”已经不是修辞手段，而是实录了。
高罗佩之奇人奇书
荷兰职业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因撰写《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B.C. 206-A.D. 1644．私人印刷，1951；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和《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 till 1644 A. D.，Brill，1961；李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商务印书馆，2007）两书，以及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而驰名欧美与东方。
高罗佩出生于荷兰，3—12岁跟随任军医的父亲生活于印度尼西亚，种下了热爱东方文明的根芽。中学时即开始学习汉语，1930年入莱顿大学攻读法律，但醉心于东方学，修习汉语、日语及其他一些亚洲语言文字。1935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奉派至多国任外交官。高罗佩四处搜求中国图书字画、古玩乐器，并成为珠宝鉴赏家；又通中国书法及古乐，能奏中国古琴，做格律诗。1943—1946年间在华任外交官，此外还曾任外交官于东京、开罗、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等处。1967年因癌症病逝于荷兰。
高罗佩一生著述颇丰，有传世著作16种如下：
1. 《广延天女：迦梨陀娑之梦》（Urvasi, A Dream of Kalidasa，梵文英译），1932。
2. 《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Hayagri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博士论文，1935。
3. 《米芾论砚》（米芾《砚史》之英译及注释），1938。
4. 《中国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
5. 《嵇康及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
6. 《首魁编》（中文日译），1941。
7. 《东皋禅师集刊》，高罗佩在日本收集的东皋禅师文献，1944。
8. 《狄公案》（Dee Goong An），系列小说，共中篇15部、短篇8部，1949—1967。
9. 《春梦琐言》（Trifling Tale of a Spring Dream），明代色情小说，高氏据其在日本所搜集之抄本印行，1950。
10. 《明代春宫彩印》（自题中文书名《秘戏图考》），1951。
11. 《中日梵文研究史论》（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
12. 《棠阴比事》（英译及注释），1956。
13. 《书画说铃》（英译及注释），1958。
14. 《中国绘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
15. 《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自题中文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1961。
16. 《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
另有两种作品，有些文献也归入高罗佩名下：《英语/黑脚人语词典》（1930）和《黑脚人语/英语词典》（1934），这是高罗佩中学时代帮助老师整理的语言工具书，出版时老师将高罗佩的名字也列上了，但高罗佩并不将这两种作品列入自己的著作目录。
高罗佩有两个中文老师，第一个就是高罗佩在中学时代协助他编词典的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第二个是在莱顿大学时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戴闻达是汉学界的名流，名头远在乌伦贝克之上，但高罗佩却认为他的中文水平不如乌伦贝克。高罗佩甚至在笔记中说戴闻达“不能算汉学界的伟人”，连高罗佩的传记作者也不得不表示“很多汉学家不会同意高罗佩这个观点”。不过我倒是倾向于同意高罗佩的判断——在国际汉学刊物《通报》所载戴闻达文章的中国古代文献引用段落中，我确实发现过断句标点错误的情形（按《通报》惯例会附上中文原文）。
高罗佩从年轻时行事就出人意表，20岁那年他一入莱顿大学就和一个考古学家的遗孀同居。遗孀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比高罗佩年长18岁，还有一个7岁的儿子。高罗佩将自己的助学金和遗孀在图书馆等处工作的收入合并使用，遗孀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高罗佩介绍了撰写稿件挣稿费的机会，一家三口居然像模像样地过起日子来。这段姐弟恋既满足了高罗佩的青春激情，也帮助了他在艺术鉴赏方面的成长。五年后高罗佩毕业被任命为初级外交官，他想带遗孀母子同行，但明智善良的遗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遗孀在二战的颠沛流离中死于心脏病，高罗佩知道后伤悼久之，他在自传中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开始充分意识到，她是多么善良的女人。”而此时高罗佩“职业外交官 兼职间谍 汉学家”三重身份的多彩人生已经徐徐展开。
从1935年起，高罗佩的正式身份是荷兰外交官——在这个身份上，他逐渐升迁一直做到荷兰驻日大使（1965—1967）。二战中荷兰沦陷，设流亡政府于伦敦，高罗佩作为荷兰外交官仍听命于荷兰流亡政府，但荷兰流亡政府有一段时间又将高罗佩“出借”给英国充当兼职间谍，高罗佩也听命行事。例如，他曾奉命在尼罗河上的豪华游轮中去接近一位“美丽的埃及公主”，目的是探明她会不会投向轴心国阵营。高罗佩向上司报告该公主胆小怕事，没有勇气介入轴心国的阴谋事务。但他确实成功获得了公主的好感——后来他去开罗任职，公主还邀请他去府邸做客。根据高罗佩传记作者（他在外交部门的前下属）的看法，高罗佩于1943—1946年间在中国重庆担任外交官，也是负有间谍使命的。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理解
高罗佩的第三重身份是汉学家，在这方面他达到了非常高的段位。
高罗佩作为职业外交官，先后任职于多国，他所到之处必寻访当地博物馆、书店、古玩文物市场，收集当地古籍、文玩等物，还想方设法与当地文化名流取得联系，并进而展开个人交往。这些活动明显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职责，有时甚至搞到“旷工”的地步——工作时间在他办公室里找不到人。为此他和上司的关系经常不甚和谐，有时发展到各自给荷兰外交部打报告指责对方，上司甚至当众指斥他“游手好闲”。但一来高罗佩还有“兼职间谍”的身份，二来他对当地的丰富文化知识的了解有时也确实对外交工作很有帮助（这一点连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外交部对他倒颇为宽容。
广义而言，高罗佩迷恋东方文化，中国、日本、印度、中东、东南亚等地的文化，都曾让他发生浓厚兴趣，但在这些文化中，最让他迷恋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他渴慕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汉名高罗佩，字忘笑，号芝台，名其书斋曰“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等，并于1943年娶中国大家闺秀水世芳为妻。
高罗佩之倾慕中国文化，还有一些相当奇特的表现和例证。
1935年高罗佩初次任职日本，还只是25岁的青年低级外交官，当时日本为他这样的单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轻的女管家——实际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罗佩对这样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了。他的第一个女管家是静子，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了他和静子共处和游玩的踪迹，有风流韵事的日子高罗佩还会做一个“×”的记号。
一段时间以后，和高罗佩同岁的文子替代了静子。起先高罗佩似乎对文子颇有好感，在笔记本中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女孩子”，但三个月后文子就被他辞退了，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国的东西她都蔑视”，这让高罗佩无法容忍。
高罗佩在日本的第三个女管家是冈谷胜代，她和高罗佩同居了七年，两人“没有发生过一次吵嘴，甚至没有相互责备过”。冈谷胜代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高罗佩喜欢的：她“尊重中国事务和思想，这是日本人具有的一种传统”。二战之后，高罗佩又去日本任职数年，这时他已有妻子儿女，而冈谷胜代处在穷蹙中，她来看望高罗佩，高罗佩顾念旧情，还数次用现金接济过她。
高罗佩作为汉学家的造诣，不仅有上列16种传世作品背书（其中至少13种和中国直接有关），还有另一个比较罕见的例证——中国古琴。高罗佩很早就迷恋中国古琴，不仅购藏古琴，还学会了弹奏。到重庆担任外交官时，他加入了“天风琴社”，成为这个琴社唯一的外国成员。琴社中颇有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高罗佩得以借此机会和他们建立起个人交往，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号称“基督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等。高罗佩在中国利用各种机会结识的社会名流，还有沈伊默、徐悲鸿等人，1951年底，他甚至在香港结识了早年叛降国民党的张国焘。
高罗佩弹奏中国古琴，不仅成为对他汉学家地位的高雅背书，而且非常有助于他在中国上层社会展开社交，甚至还可能对他所属的外交使团的工作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当时各国外交官在中国旅行时屡遭土匪劫掠，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但唯独荷兰使团不遭劫掠，据说是因为高罗佩在“天风琴社”结识了冯玉祥，而冯玉祥居然又是“哥老会”帮会中的大人物，冯向帮会打了招呼，荷兰使团就安然无恙了。
而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还表现在他对时事政治的正确判断上。例如，他曾在1945年初的信件中表示，他坚信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有着秘密勾当。他对蒋介石政府假装抗日、保存实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信件中指出：“蒋介石不让自己的军队与日本人打仗……必须使自己的军队几乎完好无损”，目的是维持自己的权力。高罗佩的这些见解，恐怕和他“兼职间谍”的工作不无关系。
一个真正的“精神中国人”
认为高罗佩是一个“精神中国人”，其实并非我的发明，因为高罗佩自己，高罗佩的上司、同行、下属、传记作者、临终照顾他的医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只是没有使用“精神中国人”这一表达方式而已。
先看高罗佩自己的表达。他在自传中这样说：“我相信，与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这种对立，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意识到了，虽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欢把自己视为尼西亚宗教大会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罗佩虽然仍知道自己本质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至少表明他认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国人”。
再看高罗佩曾经的上司驻华大使娄翁克，虽然曾指责过高罗佩，但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下属：“如果连他都不知道的关于中国人的语言、历史、文化、生活、思维和活动的事情，那么当然也不值得我们知道……他过着三种人的生活，即他自己荷兰人的、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他能够如实地对待甚至体验这三种生活。对我来说，他自己的‘自我’多半是一个谜。我有时觉得在他旁边生活着某个第二个人物。”
而另一位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在为高罗佩传记写的序中这样说：“可以肯定，世界还会长期爱护和珍惜高罗佩留下的多种遗产和足迹。这是因为，那表面上的多样化，其实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国文化。人们千秋万代还会继续重视该遗产。……这只引人注目的荷兰鸿雁，一腔热血倾注的就是中国。”
高罗佩之子回忆说，高罗佩作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职，所到之处，必布置一间中国式书斋，还要自己题写书斋的中文名字，他用过的书斋名有“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他书斋中的中国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他出任驻日大使时，不得不将书斋“尊明阁”设置在大使馆楼上的房间——“为了避免人们会以为他们进入了中国大使馆”。
高罗佩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之后，自知为日无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临终岁月照顾他的医生这样描述高罗佩：“我常常觉得，他本质上是个中国人，他有时更多地是个中国人，不是个欧洲人……他是一个我常常思念的人。”这位荷兰医生的描述，几乎就是“精神中国人”的同义表达了。
《狄公案》《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
高罗佩生前先后在世界各地出版论著、小说、译作及史料凡16种，已见前述。其中在欧美最为风靡者为高氏以英文创作的系列探案小说《狄公案》，自1949年开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国再版不绝。书中假托唐武周时名臣狄仁杰，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Judge Dee）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成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高氏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风俗民情及传统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狄公案》中得到充分反映。
《狄公案》系列共中篇15部，短篇8部，已有中译本，译者为陈来元、胡明等。译文仿明清小说笔调，流畅可读。这个译本在大陆又有多种版本，较好的如北岳文艺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等版本。《狄公案》既借用西方探案小说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价值观念，但同时又有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深入体察，颇有中西合璧之妙。
《秘戏图考》发端于高罗佩在日本购得一套晚明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的翻刻木版，高罗佩热衷于搜藏及研究晚明色情文艺，认为这套印版价值甚高，遂着手将其印刷出版。《花营锦阵》原为套色木刻印本（蓝、黑、绿、红、黄五色），高罗佩得到的是翻刻的单色木版。高罗佩此书英文书名为《明代春宫彩印》，其实全书中仅十幅为彩印，其余三十多幅，包括作为该书最初主体的《花营锦阵》全册二十四幅在内，皆为单色。
高罗佩最初只打算附一篇关于中国春宫艺术的概论，及至动笔撰写，始觉洵非易事，还须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古代性生活、性习俗等方面的知识。此前与此有关的西文著作当然也有，但高罗佩认为这些著作充斥着偏见与谬说，“在这方面我未发现任何值得认真看待的西方专著，却不期然发现一大堆彻头彻尾的垃圾”，遂决定自己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于是有《秘戏图考》之作，1951年在东京私人印行。
《秘戏图考》全书共三卷。卷一包括“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之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是关于中国古代与性有关文献的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的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释。
卷二“秘书十种”也分三卷，皆为高罗佩自己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上有录自性学古籍《洞玄子》、日本古籍《医心方》（丹波康赖编撰，公元984年）的“房内记”、中医古籍《千金要方》（孙思邈著，初唐）中的“房中补益”，以及敦煌卷子伯二五三九上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白行简撰，约公元800年，对《大乐赋》的专题研究见拙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发微》，《汉学研究》9卷1期，1991）。卷中为高罗佩搜集的明代房中书《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素女妙论》及一种残页《某氏家训》。卷下为两种春宫图册《风流绝畅图》和《花营锦阵》的题辞抄录。又有“附录”，抄录若干零星相关史料，最重要者为四种色情小说《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阳趣史》及《*蒲团》中的淫秽选段。
卷三即全书最初方案中的主体——《花营锦阵》二十四幅春宫图及各图所题艳词。此外还有选自其他春宫图册的春宫图二十幅。其中十幅系按照晚明春宫图木刻套色彩印工艺在日本仿制而成。
高罗佩认为《秘戏图考》后两卷内容不宜传播于一般公众之中，故仅在东京私人印刷五十部。全书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他亲笔手书影印。高罗佩将此五十册《秘戏图考》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他认为“此一特殊专题之书，只宜供有资格之研究人员阅读”，后来他公布了此书收藏单位的名录，但只包括欧美及澳洲的三十七部，而“远东除外”。根据现有证据，中国大陆地区未曾获赠。
高罗佩在《秘戏图考》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的大收藏家。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销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罗佩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由于此人要求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罗佩始终只称之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至今尚未能确考此神秘人物究竟为谁，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是周越然，他在20世纪40年代以收藏淫秽色情书籍闻名于上海，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例如《西洋的性书与淫书》（载于《古今》半月刊第47期）等。
数年后，《秘戏图考》在学术界引起一些反响和争论，高罗佩自己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相关资料，正想有所修订，适逢荷兰出版商建议他撰写一部“论述古代中国的性与社会”并且面向更多读者的著作，于是有了《中国古代房内考》（以下简称《房内考》）之作。
《房内考》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秘戏图考》卷一那篇专论的拓展和扩充。他打算“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法”，意欲使两书能相互补充。《房内考》分为四编，自两周依次至明末，讨论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及有关事物。为使西方读者易于理解，还随处插叙一些王朝沿革、军政大事之类的背景知识。因面向大众公开出版，书中没有淫荡的春宫图和色情小说选段，若干事涉秽亵的引文还特意译为拉丁文。
高罗佩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罗佩《秘戏图考》《房内考》之作虽难尽美，但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直至今日“两考”仍是西方性学及性学史著作家了解中国这方面情况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确有不少高明见解，最值得特别指出者有如下数端：
例如，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是实行一夫多妻家庭制度的，至少上层社会是如此，在此基础上他对房中术的社会功能给出了较为圆通的解释。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男子能“多交不泄”，即连续多次性交而不射精，这一原则垂两千年而不变，而这是由于多妻家庭中，男性家主必须让众多妻妾都得到适度的性满足，方能保证家庭和乐。
又如，高罗佩曾寓目中国春宫画册十余种，凡三百余幅，他对其中所描绘的性行为姿势做了统计表，得到的结论认为该表“是健康性习惯的良好记录”。尽管高罗佩对古代中国人性行为的了解主要限于春宫图，未能注意到在浩瀚的中国古籍中其实可以找到相当多的相关记载，但他的论证仍不失为合理——春宫图本有煽情之旨，晚明又值一部分士大夫放荡成风，画家自然尽力想象以作艺术夸张，所以从春宫图推论古代中国人性行为主流是健康的，这一结论总体而言不失为正确。
再如，高罗佩对于古代中国士大夫与妓女（通常是艺妓之类）的交往，所考察史料虽不甚多，却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他认在这种交往中，肉欲的满足“是第二位的”，许多士大夫与艺妓交往甚至是为了“逃避性爱”。他的理由是：能够交往高等妓女的士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群，不仅不存在肉欲不得满足的问题，相反还必须维持“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有时殆近苦役。此说考之史实，实近于理。古代中国社会中，受过最良好文学艺术教养的女性群体，通常既不在良家妇女，也不在深宫后妃（个别例外当然会有），故士大夫寻求能够诗酒唱和、性灵交通的异性，舍此殆无他途。在这种交往中，存在着某种类似“自由恋爱”的氛围，性交既不是必须的，尤其是不可强迫的。（参见施康强：《众看官不弃〈海上花〉》，《读书》1988年11期）
高罗佩在“两考”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是指出了中国道教房中双修之术与密宗金刚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统称为Tantrism）双修之术有相同之处。他在《秘戏图考》中已经注意到，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所述“与印度密教文献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为基础的文献中所说明显相似”，在《房内考》中，他的观点发展为一篇专题附录“印度和中国的房中术”，其中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国房中秘术曾传入印度，至公元7世纪在印度站住了脚，被吸收和采纳。关于双方的承传，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而后来又在至少两个不同时期，以印度化形式回传中国。”这两次返传，一次是印度密教在唐代的传入，一次则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传布于中土。不过，高罗佩推断印度房中双修秘术来自中国，这一点尚难定论，毕竟印度秘术的渊源也很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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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五代和宋朝 （节选）
我们对李煜应该十分重视，不仅因为他是最杰出的爱情诗人之一，而且还有另外的原因。据说是李煜开创了让妇女缠足的习俗，这一习俗在以后中国人的性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缠足习俗在宋代和元代已广为普及的时候，当时的资料中关于缠足历史的看法仍然十分谨慎。作家们断言在唐代和唐代以前，没有任何文献提到缠足，在过去的插图中也没有发现缠足的妇女。为了解释这一习俗的起源，他们引证了李煜和他的一个宠妃窅娘。据说李煜为她建造了一朵六尺高的大莲花，然后让她用布带缠足，使足尖状如新月的角，再在这朵莲花上跳舞。所以人们历来都把窅娘画成正在缠足的样子。正如图十一那样，她正在缠架在左膝上的右足。这种新发明受到普遍的赞赏，以至于所有的夫人都想模仿窅娘。
我们可以怀疑这种时尚是否出自窅娘本人，但是所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证实，这种习俗正产生于她那个时代，即唐朝和宋朝之间的五十年左右。缠足在以后的时代里一直流行，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废弃。今天在中国还能看到缠足的老太太，但没有青年妇女和姑娘缠足：因此可以预料，若干年后便再也看不到缠足的妇女了。
宋代和元代的作家们对待历史十分谨慎，明代的情况便大不相同了。明代人乐于对一切习俗追根溯源，直至遥远的古代，因而缠足的历史也有了变化。作家们热衷于在古老的文献中寻找一切对妇女的脚、袜、鞋的影射，竭力证明缠足在周代和汉代就已经存在。这些理论没有实际根据，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缠足的历史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难于确定的是，妇女的脚在缠足之后为什么会在中国人的性生活里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从宋朝以来，又窄又尖的脚已成为美女的必不可少的标志之一，为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脚和鞋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把小脚看成是女性身体最隐秘的部分，是女性的象征，甚至是性感的中心。宋代和后来的春宫画上的妇女都完全裸体，连外阴都暴露无遗，但是我从未在画上见过妇女未包裹脚布的脚，据我所知也从未有过让人看到裸露的小脚的春宫画。女性身体的这一部分是绝对禁止观看的，艺术家充其量只能画一个正在裹上或解开裹脚布的妇女。依此类推，妇女未经缠过的光脚也看不得了，当然像观音这样的女神，或者某个婢女之类可以例外。
这样一来，女性的脚就成了她主要的性魅力。男人在xing交前要抚摸它们，这种抚摸已经成了传统的调情动作。明代以来的色情小说，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由此开始描写男女的勾搭。当求爱者得以和心上人促膝而谈时，他并不以动手动脚来表示感情，哪怕连衣袖都不碰一下，而是用言语来倾诉思慕之情。如果他的话没有遭到拒绝，他就把吃饭的筷子或手帕落在地上，弯腰去捡时就碰一碰女人的脚，这是关键性的试探。如果女子没有生气，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把她抱在怀里，亲吻她，等等。一个男人摸了女人的胸部或臀部，还可以借口不小心或没注意来为自己开脱，但是摸了女人的脚便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宽恕，而且通常会造成最难堪的场面。
一位现代作家把有关缠足、妇女的小鞋及其传说等一切资料编纂为五大卷，从用女鞋饮酒直到与缠足有关的名称、式样等许许多多的表达方式。这部著作集中了古今无数作家的见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对性欲和缠足的关系、对有关缠足的严格禁忌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实际上，礼仪规范与习俗有关，而习俗又是随着风气的变化而改变的。在唐代，妇女裸露胸部不会引起非议，但在宋朝以后，袒胸露乳便被视为不成体统，所以高领的衣服就流行起来。不过这种风气的变化还不足以解释对妇女的脚和鞋的禁忌。
某些作者力图确定缠足和妇女阴部之间的关系，断言缠足之后的步伐会刺激阴蒂的发育，使阴道充满活力，然而医学家们断然否定了这一理论。也有人提出，儒家支持缠足是因为它可以限制妇女的活动，使她们不能离家：这样，缠足便成了女性卑微的象征。这种说法过于夸张，所以不能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也许要从对鞋的崇拜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精神分析的考察，不过这是一个要留待性学专家们去完成的任务。
缠足的技巧不属于本书的范围，读者可以参阅医学专家们的说明。这里只需指出，人们在女孩很小的时候把她的脚用裹脚布紧紧缠住。大脚趾顶端弯曲，其他四个脚趾弯向脚掌。以后压得越来越紧，直到使跗骨和跖形成一个尖角。图十二显示了X光透视出来的脚的变形情况。脚变得像根钉子，以便穿上窄小的鞋。这些畸形的钉子被腿套盖住，腿套的式样在各个时代里大不相同：图十三使我们对腿套的式样有了一个概念，这些腿套在色情文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图十三所示，A是腿套和鞋：在春宫画集《胜蓬莱》（约1550年）上，一个女人全身赤裸，只有腿套和鞋还穿着。腿套是单色的绸子做的，镶的花边垂在裙子下面，这样就遮住了鞋子。花边由一根带子系在小腿肚的上面，带子的两端垂在地上。正如按明代一本书的插图复制的图十八（见295页）所描绘的那样，妇女们是把长裤束在腿套里的。
B是在1600—1650年间出版的画册，例如《花营锦阵》和《江南销夏》上的其他腿套式样。显然，那是一种浆过的布料。布带绕在脚踝上部的小腿上，但是没有一幅画画出布带的末端，因而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如何系住的。C是根据现代作品《采菲录》复制的1900年左右的样式，D是当时妇女的一只鞋，绣着蝴蝶和西瓜的图案。
在所有的春宫画册上都可以看出，凡是夫妇在一张席子上或丫鬟们能看到的其他地方xing交时，女人都是穿着鞋和腿套的。她们只是在挂着幔帐的床上才脱掉它们，裹脚布只有在浴后要更换时才解下来。
至于缠足对妇女健康的损害，人们往往都加以夸大。从中国妇女一般的健康状况来看，最严重的无疑是由此产生的其他后果：缠足使妇女对舞蹈、击剑和别的体育锻炼全都失去了兴趣，而过去她们对此却是何等地重视。其次是故意使人体变形。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比19世纪西方观察家们看得更全面一些。他们其中有一位在1835年谈到缠足时说过：“（中国人）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身体也由于一些违反自然的做法而变得畸形了。”这位观察家之所以振振有词，是因为他忘记了在他的国家，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他的妻子和女性亲属都由于拼命束腰而引起心肺疾病和其他严重的疾患。缠足造成了长期的、难忍的痛苦，然而应该承认，当风气盛行的时候，任何时代、任何种族的妇女通常都是甘心忍受痛苦的。1664年，当满族的妇女被禁止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时，她们竟都为此怒不可遏。
在艺术方面，这种习俗造成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因为它致命地打击了中国古老而丰富的舞蹈传统。宋代以后，著名的美女和妓女都因她们在歌唱和乐器方面的才华而受到赞赏，然而出色的舞女却越来越少。在朝鲜和日本，从中国引进的舞蹈艺术仍在继续发展，在舞女之中始终兴盛不衰，而在中国本身却停滞不前，实际上不久便无人问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