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我们是没有亲情的一代，我们是没有光荣历史的一代，我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代。”本书讲述的是“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他们被引诱、被出卖，被滥用；他们完全被他们的国家所占有；他们“整个一生都不再有自由”；他们是战争的炮灰，也是罪恶的帮凶；他们中很多人战后长期忍受着精神创伤之苦，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希特勒时代青年组织中的生活是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一代德国青年是如何被“送”给希特勒的？他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稀里糊涂跟着人家就上前线参战了”？希特勒如何成为“超级父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年轻一代是可以诱骗的，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让自己对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树立明确的观点。”基于对时代见证人的1000多次采访，本书全面讲述了德国纳粹系统一步步将少年儿童“诱骗到手”的机制，以及德国年轻人在“二战”中的无谓牺牲。
◎“青年被一个蔑视人类的政权教育成为它的附属品。”也就开启了这代青年，乃至这个国家的悲剧。
◎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是一份集体备忘录。希望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命运中得到教训——“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样的命运”。
【内容简介】
露营、徒步旅行、篝火晚会、漂亮的制服、充满激情的歌曲、成为“盟誓的集体”的一员。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数百万少男少女被纳粹以看上去没有恶意，甚至显得蓬勃向上的手段“诱骗到手”。希特勒政权通过一层层组织，牢牢控制了这一代年轻人，并不断向他们灌输爱国、种族主义、做好战斗准备、服从命令以及自我牺牲的思想，将他们教育成为政权的附属品。“二战”中，一批批男孩被“送”给希特勒，“为元首、为人民、为祖国”战死疆场，“这既是荣誉也是义务”；女孩们则大多在前线野战医院或者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
基于对时代见证人的1000多次采访，本书全面讲述了德国纳粹系统将少年儿童纳入其意识形态魔掌的机制，以及当时年轻人在战争中的无谓牺牲。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是一份集体备忘录，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作者简介】
古多·克诺普（Guido Knopp）
克诺普教授曾担任德国电视二台的首席历史学家达数十年之久，参与制作多部关于纳粹的纪录片，作品曾获无数嘉奖，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的电视奖，金狮奖，国际艾美奖等。此外，克诺普还著有《希特勒的帮凶》（Hitlers Helfer）、《希特勒：资产负债表》（Hitler-Eine Bilanz）等国际畅销书，其著作迄今已被翻译成52种语言。
【目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诱 骗 / 011
第二章 献 身 / 101
第三章 教 育 / 173
第四章 战 争 / 257
第五章 牺 牲 / 347
【前言】
引言
这是一代人的历史，他们没有选择。不仅仅是他们投票支持了希特勒，而且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成长的少男少女们完全被他们的国家所占有，他们之前以及他们之后，没有哪一代德国人有过他们这样的遭遇。“这些年轻人，”1938年，希特勒用一种几乎是嘲讽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说，他们10岁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我们立即又把他们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队等等，他们再也不是自由的人了，整个一生都不再有自由。”
每年的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都要让几百万年轻的德国人——“希特勒的孩子们”——发誓，坚决支持“超级父亲”的疯狂。“当年我10岁。如报纸上所述，当时德意志民族将同一年出生的人全部送给了元首。我们被送给了元首。”作家埃里希·勒斯特回忆他隆重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情景时写道。
这一令人不可思议的可怕情况仅仅持续了12年，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够看到它的后果。有些当时的年轻人在今天——数十年之后，才感觉到被这个罪恶政权所滥用受到的精神创伤。他们“心灵上有疮疤”，电影演员哈尔迪·克吕格尔这样说，他当时也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今天，这一代人还活在世上，他们还可以作为那一个时代的见证人，证明在那个时代里，人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物质而存在。
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青年并不存在。存在着的是一些极其狂热的人，他们中部分人今天还讲述着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中的“美好时光”。也存在着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人，也许是大多数，他们顺利地度过了那个时代，在战争中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活下来。还有一小部分持反对态度的人，他们设法对抗政权的要求。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一个1923年出生的年轻人跟10年以后出生的人所经历的就不一样。同时也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同：像在汉堡、慕尼黑、科隆或者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就不同于在黑森林、波莫瑞或者东普鲁士那些地方。
然而，回忆越多，它们就越相似。为本书的写作，我进行了一千多次采访，采访的是那些经历了长期职业生涯后，往往现在才找到勇气和力量进行回忆的人。战争期间，这一代人中年轻的男子被送上了宰牲凳，年轻的女子不得不在家乡忍受战争的轰炸，1945年战争的失败造成了几百万人大逃亡和被驱逐。活过这场全面战争灾难的人也失去了他们生命中宝贵的年代——战后德国所处的困境令重新开始建设困难重重。重建的重担压在了这一代人的肩上，在他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恐惧、痛苦、贫困和死亡，但他们也记住了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里，独裁者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暴力，而且还有诱骗。
开始的时候，这种诱骗常常看上去是没有恶意的。作为希特勒帝国里的年轻人，如果想要有所经历，他就可以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自由选择一种业余活动：篝火晚会、诗情画意的野营——这就是冒险与经历，它们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冻得透心凉，有时又热得大汗淋漓，我们在帐篷里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一个人这样回忆道，“然后还要参加小组活动，去旅行，累得很。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然后我们一起唱歌。天渐渐黑了下来，星星在我的头顶上。这种激动人心的感受，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在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受以达到控制人们头脑的目的时，孩子是容易争取的对象。在德国，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他们是重要的。在德国的历史上，青年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青睐——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虐待。在这种“要有些与众不同”的感受的诱骗下，“不仅是希望与众不同，而且要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正如独裁者曾经表述的那样，他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地坚决支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积极活跃、遵守纪律且满怀激情地适应独裁制度的年轻人受到欢迎，而无须询问他们的出身背景。顺从的年轻人受到欢迎——他们是希特勒战争的炮灰。
少数一些人受到培养是为了进行统治，他们要作为新的领导阶层统帅一个德意志世界帝国——担任大区长官、军事指挥者，实际上是所有领域和职业中的领导人。他们应该是冷酷无情、专横跋扈、精明能干且具有效率的：对于现代专制统治来说，他们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
在希特勒的精英学校里，要将培育新的德国人种的疯狂计划变成现实。当局欲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国家政治教养院以及费尔达芬国社党帝国学校里培养出聪慧的实施者，作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军队里经受磨炼和严格的训练，课堂上除了知识外，他们主要是接受世界观教育。他们要像政治战士那样，“相信、服从、战斗”。他们受到所提供的丰富的体育和业余活动的引诱，受到前程无量的引诱，被吸收进精英寄宿学校，这些学校要他们宣誓无条件地忠诚。作为学校教育的牺牲品，在这场为他们的冠名者进行的战争中，希特勒的学生们常常是狂热信仰者的一部分。他们每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活过了那个时代。
当然，这些教育机构的毕业生里有很多人在战后的民主政体中飞黄腾达——在经济领域、大众传媒以及政治和外交方面。过去的精英学生，如《时代周报》从前的出版者特奥·佐默尔，或者《父母》前任主编奥托·舒斯特尔，他们现在还在毫不知耻地报道他们在希特勒时代的生活。一些人还在大谈什么对己对人要严厉教育的好处：“我们受到的教育足以应付险恶的情况。”
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一个不落地被卷了进去，受严格训练，受欺骗。“德国姑娘”必须勤奋到放弃自我的地步，要顺从，尤其是要准备好扮演未来士兵的母亲这一角色——人力补给的生育机器。德国少女联盟的全国领导人将此称为“少女的行为”，但这一联盟的缩写BDM的意思很快被轻蔑地篡改为“Bald deutsche Mutter”，或者“Bubi drück Mich”。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直到今天，许多女性时代见证人还难于使她们主观的回忆与历史事实和解。即使能够做到，“承认她们曾经相信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也使她们感到极端的痛苦”，一位从前的德国少女联盟的姑娘承认道。“我从我的回忆中找不到答案。”一个受访者说。尽管如此，20世纪末，历史还是准备见证青年人的向往和错误。希特勒的“少女们”今天都是祖母了，有些人甚至是曾祖母。战后，她们在两个德国的废墟上建设了今天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国家。很多人几十年之后才认识到，她们作为年轻的姑娘被推进了一个俗套里，一个关于她们角色的逃不脱的成规俗套。跟希特勒的“关系”也在这里起作用吗？当时的“少女”中，很大一部分今天承认这纯属一种感情冲动。“他是一个超级父亲”，“这是一种深刻的发自内心的爱”，“我觉得他就像上帝一样”。成千上万封情书到达了帝国元首办公厅，在情书的作者中甚至有年幼的姑娘（“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当然这是异乎寻常的例外，然而也证明了集体感情的深层存在。
在战争中，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政权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的延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00万廉价劳动力大军填补了在前线服役的男子留下的空缺。希特勒儿童作为传令兵穿梭于城市之间，参加收割，辅助对空防御，充当前线通讯兵，投递食品配给票，分发宣传资料。女孩子为多子女家庭做家务劳动，在红十字会或者行政机关帮忙；男孩子则在燃烧的城市中充当消防队，或者在“武装军事训练营”里进行被召入德国国防军之前的最后的军事训练。
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三分之一还多的人惨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或者死在国内的战场上。从大西洋海岸到黑海，从北极圈到非洲，再经过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回到柏林，他们的坟墓宣告着被诱骗的一代人的迷途，希特勒骗取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有些人甚至既是牺牲者，同时也是案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由大区长官和党卫队在被占领的东部地区筹划并实行的残酷行为，他们决定别人的命运——重新安置还是驱除，生还是死。在最后混乱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有时候也参与枪杀犹太人。
然而他们是本该这样做的——他们得为那个他们曾经发誓忠诚于他的人做出最后的牺牲。有些人的牺牲根本就是自愿的：“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人们也是这样教我们的。”时代的许多见证人认为，这正是他们这些14、15、16岁的人，毫不反抗地进入了这场战斗的原因。活了下来的人在战争过后才知道，他们要为之牺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
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1945年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彻底的失败，它标志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崩溃。对于那时年轻的德国人来说，没有可以追忆并再次谈起的往事。他们只知道纳粹主义和战争。纳粹主义教育他们是为了战争。1945年，纳粹主义和战争都结束了。
许多少男少女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对新的民主政体感到难以适应，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能量都用到了繁荣经济和重建家庭上。1968年，战争一代的儿子们（还有一些女儿们）起来造他们父辈的反，向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这场辩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的这个“父亲”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是他们那些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这个独裁者的父母此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与其前辈和后辈相比较，这一代人算不上更好，也不见得更坏，只是他们要忍受的更多一些。被人引诱、被迫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被人出卖、被人滥用之后，现在，在世纪转折之际，他们能够再次回忆起他们青春的生与死。
本书所关注的是那些被人牵着走的，而且是长时间心甘情愿被人牵着走的人。他们中有的人是听天由命，有的人则满怀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理想，或者充满狂热——愿意做得比对他们要求的再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快，他们进行无言的反抗，将不快深藏内心，保持缄默。也有青年男女不顾纳粹政权的禁令，站出来说话。今天，他们来报道那个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看法可能已变得更为成熟一些，但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时的感受讲述给广大读者还是值得的。因此本书完全有意识地容忍了陈述的主观性。它仿佛是集体备忘录，可补充文献档案，又可与其相照，它是历史记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没有人去询问这一代人是否同意，历史就把他们变成了“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
这一代人还活在世上。他们还能够讲一讲，我们还能够从他们的命运中得出教训——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样的命运。
【免费在线读】
第二章 献身 （节选）
我们的时代见证人也“有限地”透露了她们是如何感知这个男人的魅力的。“希特勒看着我的眼睛，抚摩着我的脸蛋，”汉堡女人罗勒·沙夫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事情。我感觉太美妙了，我不想再洗脸。我母亲说：‘你疯了。’我也许真的疯了。”伊尔莎·霍尔在一次党代会上参加了德国少女联盟的集体舞表演，她这样描述当时希特勒的反应：“他笔直地站起来，说：‘我的姑娘们，当我这样看着这些的时候，我的一切忧虑都消失得不见踪影。’我们做什么了呢？我们互相拥抱着，高兴地大声欢呼起来。我们是在为元首跳舞。不得了，是吧？”
安妮玛丽·安米勒讲述了一次希特勒访问柯尼斯堡的情景，那天晚上，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人持续不断地欢呼：“我们一再齐声高喊：‘亲爱的元首，请您在窗台旁露露面吧。’我们喊得足够久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看他，然后我们又像疯了似地狂喊‘希特勒万岁’。这么来来回回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学校真的说不出话来了，于是就尽量不说话。”
是什么使得希特勒作为男人对同时代的女人如此具有吸引力？也许首先是因为：他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离群索居者。群众完全不熟悉元首的私生活。关于爱娃·布劳恩的事，德国人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的。没有一个“普通的德国人”知道，希特勒习惯中午才起床，在他那“山庄”上他更愿意无所事事，而不是研究文件。向新闻影片提供的照片虚构了一个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的元首——一个忠于职守、似乎每一分钟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度过的人。
此外，这个人造形象还迷人至极，他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光芒环绕着他，于是便引起了女性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帮助、支持并欣赏他。不管是在情书里，还是在女性见证人的陈述里，都带有一种同时扮演着情人和母亲角色的感情，想把他从那几乎是神秘莫测的远方接来，接到家里，接到灶台旁，接到床上。这里的核心就是希特勒对姑娘和妇女们谜一般的吸引力。“真遗憾，他没有老婆，我们总是这么说，”希尔德加德·申德勒尔说到了点子上，“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真该有一个老婆。那样一来，也许他的一切就好得多了。”
对希特勒跟从前姑娘们的“关系”的描述，某种程度上接近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即把独裁者看作行为的主体，姑娘们只被看作“被引诱的”客体。这符合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评价：作为为政权的罪恶目的而出力的执行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男人始终处在围绕着罪恶和受牵连而展开的历史辩论的中心，而后代则更喜欢赋予妇女跟从的角色：她们为她们的男人哀悼，在防空洞里为自己的性命而发抖，重建时则成为“清除废墟的女工”。
也许在这方面女性得到了太多的宽容，因为她们同样参加了表决，同样干了，同样掉转了目光，也许她们喊“万岁”的声音甚至比男人的声音还大。不管情况如何，对于少女队这一代人——纳粹少年队一代也如此——来说，在进行历史的评价时要考虑年龄，类似于今天我们的法典认为青少年作案人“不具有责任能力”。“我们作为儿童受到了滥用，”古德伦·保泽旺回忆道，“我们曾经以为，让我们习惯于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信仰”的核心信息在姑娘们那里当然也是“人种学”——关于“优良血统”与“劣质血统”的思想。跟学校里的教材一样，德国少女联盟的教材同样教授“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尤其是相对犹太人而言。甚至在儿童读物里也埋下了不公正的种子。这是见证人常常引用的小册子《毒蘑菇》中的一句话：“有好蘑菇，也有坏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坏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区分好人与坏人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古德伦·保泽旺回忆起这本卑鄙的煽动性册子中的另一章节：“《毒蘑菇》中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整个青年时代的噩梦。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女孩子，妈妈让她到牙科医生那里去，她便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一起坐在候诊室里。医生先叫另外那个女孩子进诊室去。医生当然是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突出的嘴唇，大眼袋。那个女孩子，就是排第二的那个，单独一个人坐在候诊室里，突然她听见诊室里传出喊叫声：‘不，医生，请不要这样，医生！’然后就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了，示意她进去。这时她跑掉了。那时我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到底在房间里对那个姑娘做了些什么？这当然引起了我极大的联想。”
当然，在我们询问的人当中大约只有一半人表示，她们还能回忆起在德国少女联盟或课堂上所进行的反对犹太人的煽动。在这方面，地域的特殊性和人的大脑特有的抑制防护机制可能起了作用。今天还能回忆起那些阴谋诡计的人，如伊姆嘎特·罗格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我们是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我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犹太人正好相反——就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有这样一句成语：水滴石穿。我们就像一块岩石，水滴慢慢地击打着它，然后人们就相信，一切都没问题了。”玛卡蕾特·卡森甚至承认：“种族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词。”
诋毁他人的另一方面，是炫示典型“日耳曼人”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制造种族的美丽幻象：他们当然应该是金黄色的头发，北欧人种理想的妇女是蓝眼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有办法的人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补救。“有一次，我买了一大瓶双氧水，”来自柏林的乌尔苏拉·泽姆普夫讲道，“用它洗了头发，漂洗干净，然后弄干。当我妈妈看见的时候，当然先左右给了我几巴掌，然后骂道：‘你拿你的头发干什么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一下子变得非常像北欧人的样子了，金黄色的头发，甚至黄得过了分。另外，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要去值班之前，于是我在领导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赞赏，因为我的头发金黄得太漂亮了。”对美丽的追求无处不在，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玛丽亚·艾森埃克辩解的理由是，儿童和青年人几乎无法抵抗阴谋诡计的毒害：“就这些问题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只可以重复，表示我们理解了。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不受欢迎的。”在此可以思索的是，突然被禁止与犹太小伙伴来往，或者正如一个见证人所讲述的，1941年，她母亲把照片上的犹太朋友剪下来时，会引起什么样的内心矛盾。肉体消灭之前，先开始了精神上的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