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话题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英雄”这一话题深入普通人日常，易激起读者兴趣；
2. 讨论具有前沿性和启发性。从文化社会学的元视角，试图对英雄主义的价值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共识；
3. 素材丰富，可读性强。从神话到史诗，从戏剧到电影，论点巧妙，笔触优雅，凝练优美。
4. 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读者。既有助于令对英雄感兴趣的专业学者、大众读者激辩思想，也可以为初高中教师、学生开拓写作思路。
【内容简介】
一直以来，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到戏剧舞台、电影荧幕上的主角，英雄传奇或英雄故事深入人心。但直到今天，人们尚未就英雄主义的价值问题达成共识。
德国文化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布吕克林，从文化社会学的元视角，以巧妙的论点和优雅的笔触，探寻英雄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地位。通过探讨西方的漫威英雄、体育明星等文化现象，认为英雄崇拜是后英雄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技术，具备自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后英雄时代：一幅时代画卷》涉及对近代英雄主义的反思、英雄故事的叙述模型、英雄化的愿望和去英雄化的趋势等前沿问题，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
【作者简介】
作者：[德] 乌尔里希·布吕克林（Ulrich Br？ckling）
文化社会学家，1959年出生，现任德国弗莱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文化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与自我技术的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人类学，军事社会学。
译者：张文奕，女，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亚非语言文学博士。主要著作有《东方民间文学》（合编）。
【目录】
目录
导言 英雄与后英雄：对立共存 / 001
第一章 英雄主义理论的模块 / 013
1.独特性 / 019
2.僭越 / 028
3.斗争 / 031
4.男性气概 / 035
5.行动力 / 043
6.牺牲精神 / 049
7.悲剧 / 054
8.道德感 / 058
9.审美营造 / 066
10.神话 / 069
11.教育学 / 075
12.类型学 / 078
13.历史编纂学 / 081
第二章 英雄精神与现代性 / 087
1.黑格尔的英雄 / 088
2.社会主义英雄精神 / 098
3.英雄主义的现代性 / 106
4.英雄主义式动员的过度与崩溃 / 125
5.泥沼中的英雄 / 130
第三章 后英雄时代的轮廓I：主体 / 139
1.英雄自我 / 140
2.后英雄人格 / 149
3.英雄之旅中的自我 / 152
4.灵活变通 / 156
第四章 后英雄时代的轮廓Ⅱ：管理 / 159
1.创造性毁灭 / 160
2.后英雄管理 / 170
3.市场法庭 / 179
第五章 后英雄时代的轮廓Ⅲ：战争 / 183
1.后英雄领导 / 184
2.后英雄战争 / 188
3.后英雄社会中的英雄共同体 / 192
4.盲区 / 200
第六章 后英雄时代的英雄 / 209
1.日常英雄 / 210
2.体坛英雄 / 217
3.超级英雄 / 222
4.强悍的男人，勇敢的女人 / 230
结语 英雄主义之“否思”？ / 239
致谢 / 251
注解 / 253
【前言】
导言 英雄与后英雄：对立共存
一篇关于英雄，也包括后英雄之英雄的社会学文章，需要自陈其意义所在。如果这篇文章是为诊疗时代症候（Gegenwartsdiagnostisch）而作的，就更应如此。我们通常会把英雄与勇武好斗，甚至带有悲剧性的人物联系起来，他们做出超越常人的举动，对抗强大的敌人，抵御灾难，在逆境之中砥砺突破，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置自身于危难之中；他们漠视规矩和老套的繁文缛节，并因此受到尊敬和钦佩。一份包含上述内容的文献，与其说是社会学的时代图卷，倒不如说是浪漫故事、军事檄文、教谕文学或大众神话的图卷——社会学处理起英雄化的问题来终归不易。因为它感兴趣的是小人物，而非伟人；更注意频率分布，而非奇点；它关注社会秩序，而非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男英雄或女英雄是否必须存在？对此必要性的疑虑丝毫不亚于对英雄生成机制本身的质疑。社会学将英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怀疑，将其归为那个前现代的、等级僵化的世界里无可救药的过时遗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对理解当下帮助都有限。
面对时代症候，不仅要找到正确的答案，更要提出正确的问题。毋庸置疑，为了描述当代社会，比起考察英雄形象的危机和变迁，有更好的研究路径。就算是对英雄特质的问题化处理也不一定总能达到批判的效果：我们常常打着去魅的旗号，却在无形中继续着英雄所表征的那个等级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每当‘英雄’备受推崇时，我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英雄以及为什么需要英雄”1 阿这一评注应一并引申至社会学研究中来。这一问题意识同样可以被用来质问当下，即“我们生活在后英雄时代”这一命题。这一时代诊断容易助长一种错觉，即一种令人满意的、扁平化的后现代社会不需要英雄，也无须创造英雄。概因后英雄社会视个体之“伟大”为谵妄，要以谈判沟通来解决矛盾冲突，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志愿牺牲的行为。因此，在后英雄时代，我们同样需要问：谁需要英雄，以及为什么需要？
不管是英雄叙述还是其后英雄转向都充斥着政治渗透，我们有必要对其意图和效用质问，与此同时，也可以借此来获得解锁当下的力量：这些英雄和后英雄叙事可被视作范例，展现社会制度对其成员的期待，以及这一制度如何取信于人，它以哪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情感机制来约束人们，它准许或褫夺什么样的主体性，又让哪些想象成为可能。此外，本书还探讨规范化的愿景和层级制度，评估一致性和差异性、主体诉求和公共诉求、个人在高度复杂的机械化运转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领导范式、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由之而来的面对死亡的态度问题，也评估性别角色或宗教纽带的重要性。谁需要英雄人物，为什么需要；谁又否定这种需求，为什么否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对危机的认识和对常规化的期许。
上述话题充满争议，所以截至目前，人们尚未就英雄主义的价值定位达成共识。笔者接下来的思考，其出发点来自一个充满矛盾的观察：一方面，自1980年代以来，“后英雄”这一定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大量出现，人们宣称其能够被用来进行时代诊疗；另一方面，也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男性或女性英雄被召唤出来，或者是经典的英雄剧目被再次搬上前台。唱衰和鼓吹英雄气概的声音并驾齐驱。随着传统的“英雄阵地”逐渐褪色，此前从未出现过英雄的领域里繁衍出了全新的英雄。英雄主义叙事的号召力可能减退了，但其娱乐价值似乎并未被动摇。那些现实中我们不忍再见的被缚的榜样，被我们在想象的世界里更加狂热地追寻。
有关未来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科学论述首先察觉并指出了后英雄时代的来临。据其论点，西方社会不再能够动员大规模的牺牲，也不再能接受自己的军队遭受长时间的巨额损失。这促使他们利用高科技武器系统发动不对称战争，然而，敌手会以殊不畏死的英雄气概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这就使得他们更易受到伤害。与此同时，组织和管理理论家们公布了后英雄的领导范式。这些范式告别了计划型政府的乐观主义，也告别了理性管理的“操纵幻觉”，转而青睐一种参与式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旨在提升人们自我控制的潜能，或主张在自我面临的实际选择中，以后英雄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再是英雄式的。心理学研究则鉴定出了后英雄人格在当代的社会特征，它通过不断适应加速前进的社会变革而获得灵活性。据说，连流行音乐都迈进了“不反文化的反文化主义”2的后英雄主义阶段。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中的佐证可以补充进来。即便形形色色的讨论枝节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脱节，彼此之间并无密切关联，它们仍然共同凝结成了时代的画卷。
“后英雄”几乎只作为形容词被使用，这一点令人震惊。后英雄可能会在所有领域被提及，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后英雄者或后英雄主义的讨论。与其他带有“后”这一前缀的时代标记一样，这一定语也无法用精确的概念来阐明。有时，它指一种精神气质或举止特征；有时，它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种作战形式。“后英雄”也可用来定义一种对治理艺术（Foucault）的理解，这种艺术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因此抛弃了技术官僚主义治国的傲慢。此外，这一定语也用于描述某些态度和情绪，它们对激情程式（Pathosformel）过敏，对牺牲的呼吁无动于衷，或者拒绝接受毫无保留的身份认同，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伟人及其事迹崇拜持挖苦讽刺态度。最后，与这类心态相关的物件和文化实践（Kutuelle Praktiken）也被描述为后英雄。
正如谈论后现代并不等同于告别现代一样，标记后英雄时代的意向并不意味着英雄主义导向的终结，而是使其具有了问题性和反身性。将当下诊断为后英雄时代，意味着在语意上指涉那些英雄叙述的断裂并与之划分界限。但是英雄主义号召的凝聚力和动员力绝未枯竭。后英雄主义社会一方面认为英雄形象值得怀疑且已经过时，可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着从未间断过的对英雄的饥渴。这种渴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漫画和电脑游戏的世界中满是被重塑和被全新创作出的英雄，超级英雄大片实时打破票房纪录，竞技体育中英雄人才辈出。“9·11”事件中的消防员被称为英雄，气候活动家、吹哨人和政治自由斗士们同样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英雄主义不再与职责和效忠联系在一起，新英雄更被刻画出反成规和拒绝顺从的特征。英雄气概表现为勇于表达自我、刚正不阿。英雄气概成了公民勇气。与此同时，被指称为英雄的对象经历了民主化和日常化。最终，就像大卫·鲍伊（David Bowie）承诺过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哪怕只有一天”，抑或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言，在大众传媒时代，每个人都能拥有哪怕只有“十五分钟的名气”。
然而，随着民粹主义领袖的崛起，另一种英雄类型卷土重来：他不是一个体现法律权威的父亲形象，而是反法律权威的带头大哥，因为对其人而言，法律不够专断独行。他唤起一个暴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力量最重要，只有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能获得机会。他任由追随者们宣泄情绪，而不去关注社会的繁荣稳定。他告诉追随者们对哪些人冷酷残暴可以不受惩处。他将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区别置之一旁，唯强调其个人的权力意志：谁对事实核查不屑一顾，谁就可以肆意捏造事实。这些“民间英雄”进行个人表演，商业巨擘、意见领袖和军阀首脑间相互攀比，挑衅般地展示他们拥有的惊人私产，他们的外表不仅要亮丽炫目，还要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义，摆出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姿态，向女性发出唯有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是真正的权势人物的讯号，但又绝不仅限于此。无政府主义者也很难将他们推翻下台。他们叫嚣着，满嘴英雄主义伴随着暴力威胁和对弱者的鄙夷，与胸怀坦荡、具有大无畏勇气的平民英雄们（Alltagsheldinnen）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同英雄模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英雄与后英雄范式之间的碰撞，勾勒出当代社会的裂隙与冲突。在本篇中，我将探究这些共时的对立面 （diesen gegenstrebigen Gleichzeitigkeiten），动态考察当代英雄化与去英雄化之间的话语前沿（die diskursiven Fronten）和混合区域。我将讨论英雄叙事（及相应的消费）中情感（affektiv）、道德感、合法性和号召性的面向 ，并关注对这些面向具体的相对化处理（Relativierung），批判和消解。因此，我既不附和“我们生活在后英雄社会”这一论断，也不排斥它。相反，我对针对时代症候而作的二阶诊断感兴趣。二阶诊断考察那些谈论我们当下的言说。一方面，在许多不同领域，当下被认为具有后英雄的特征。另一方面，英雄的生产在我们所处的当下仍然在全速运转。在这一背景下，有哪些当代特征被聚焦，又有哪些被边缘化了？当代英雄主义回应哪些挑战？“后英雄”这一定语回答的又是哪些问题呢？
风评认为，在诊疗时代症候的过程中，人们易将个别突出事例泛化至普遍情况，有时只依据个人道听途说的轶事作出判断，以致其结论戏剧化地前后矛盾，它忽视新旧事物之间的延续性，优先考虑贴标签，而不重视分析差异。这些论断被认为“有趣，但也有一点不可靠”4。对后英雄社会的诊断，将在这里得到批判性的阐释。虽然其本根植于当代诊断之中，但也只是作为一种平行的行动而存在，即这样的诊断或多或少仍然在粗略地使用着同样的标签，这些标签被用来描述迥异的当代现象，它们的效力面和解释力都是不确定的。
为避免社会学研究容易宽泛的陷井，我在对英雄的社会形象以及英雄主义的驱动力和影响力进行分析考量时嵌入对时代症候的探求（第一章）。它并不等同于一种英雄主义理论（那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个由异质模块汇聚构成的启发性方法，引导我们深入英雄主义理论的核心层面。接下来的部分涉及英雄崇拜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与其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我追溯了从黑格尔（Hegel）到恩岑斯贝格（Enzensberger）之间的范式，进行了反思，同时揭示了后英雄主义对“英雄主义的现代性”的摒弃。通过对阐述后英雄人格的社会心理学篇章进行话语分析（第三章），对后英雄主义管理（第四章）、后英雄主义战争（第五章）和对那些为后英雄主义社会所承认或是在后英雄社会中产生的男女英雄们的类型学（第六章）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将研究视野从思想史移开，并聚焦在当下。材料选择方面，除了科学论文和新闻素材，我还利用指南类文献（通常指成功学、心灵鸡汤类书籍）和其他流行文化现象，察明英雄人物形象在当下如何以后英雄之名被进行去中心化改造。它将他们发配至不易引起他人警觉的领域，用庸碌的日常生活圈禁其非凡之处，或者将他们置于待机状态——危机一旦发生，他们便随时可被激活。在后英雄时代，英雄的形象充满矛盾，其首要特征即在于他能够灵活地在“开机”和“关机”这两种模式间来回切换。
英雄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我们无法对它无动于衷。英雄形象以情动的方式蔓延开去。我对此深感疑虑：有太多的情绪，太多的阳刚之气，太多的道德指摘，太多的自我克制，太多的死者崇拜。在结语部分，我尝试让反英雄主义的情动贯穿全书，我将继续利用它们展开一场激进的质问。在这里，倘若我宽泛地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一本书名，提出要对英雄主义进行“否思”，那就最好不要抱有一种廉价期望，认为在摆脱对英雄的渴求，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英雄相思病”这回事上可以一劳永逸。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巨大幻梦。只要政治或宗教制度仍依赖于献身精神，只要被普世化了的竞争仍在驱动人们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并驱使他们参与其中；只要充满无助感的经验仍在滋生关于伟大的幻觉，而日常规范仍煽动着人们对僭越的渴望——人们就会一直寻觅并找到英雄。英雄是一种标志，他们出现在哪里，人们都会必然想到是那里出了问题。他们又是一种索引，指向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即便英雄主义本身及其外在表现看起来与此截然相反，英雄仍然更多地表现为危机出现，而非危机解除的征兆。
对英雄主义的“否思”并不仅限于对其后英雄转义的描摹。相反，它始于拒绝，拒绝将假定的所谓虚假与真实英雄气概进行二元对立区分，而不对后者进行审问。需要讨论的并非英雄行为本身，而是那些支撑英雄主义的框架：毫无疑问，那些挺身而出与强者抗衡，或者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自愿置身于险境之中的人令人尊重、值得钦佩。然而，宣称一些人是英雄，并要求他人效仿这些榜样，就将道德情状变成了规范说教。任何借助英雄榜样的力量来说服他人，要求后者做出壮举、牺牲的人，都将英雄用作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反之，英雄们被推至遥不可及的位置，以致其行为似乎从源头上就无法被复制，这巩固了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一些人抬头仰望，而另一些人被他人仰望；一些人的职责就是领导，而另一些人寄望于被领导。英雄模范超义务地承担着履行着自己的分外职责，他们也许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但不得不提的是，他们主要通过让人良心不安来达到这一效果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英雄主义的“否思”意味着把英雄化理解为一种号召手段，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受到诱导，抑或有意识地诱导自己做出壮举，承认等级制度，把社会看作一场持续的斗争，并为了实现更高目标而将自身幸福旁置。这种号召的效能也源自英雄主义叙事的魔力。正是感人至深、激动人心的传闻故事，促动我们将男女英雄们捧上神坛，我们想要效仿他们，或者沐浴在他们的荣光之中。因此，对英雄主义的“否思”总意味着讲述不同的故事，或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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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英雄主义之“否思”？
考察后英雄时代的主体、管理和战争，其当代诊断清晰地表明，英雄式询唤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通过对当代男女英雄人物陈列式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对后英雄主义问题意识的吸纳度。因此，应该避免发布英雄主义的讣告或发布英雄主义永存的主张。英雄传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利益和情感需求；它们会发生变化，而当这些需求所依托的形势与情势发生变化时，英雄传奇也随即更迭。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尝试的那样，人们可以并从考察英雄主义发生转变的过程入手，追溯社会变革的历程。然而，很难坚守一种“客观中立的”远观者的姿态，要写清英雄主义，必定会涉及对它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随着这里勾勒出的时代画卷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英雄传奇，包括那些后英雄之英雄的传奇，在我心中激起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
这种不安推动我尝试对英雄形象进行批判，我将英雄形象看作一种解释模式、一种行动的命令和一种关系形式，简而言之：一种个人和集体的取向模式。我从 2019 年去世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那里借用了“否思”（kaputtdenkens）一词，这遵照了他本人对英文“unthinking”的翻译建议。沃勒斯坦想从根本上质疑历史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论概念，他所创立的世界系统分析和对英雄所指的考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正如发展范式（Entwicklungsparadigma），英雄叙事也预设着观点的导向和行动的导向。
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需要英雄。”例如，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蒂安·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使用了“别开生面”这一现代基本母题，“因为他们是调节社区和社会乌托邦需求最主要的人物投影。社群总是面对两个问题：自我保护和自我超越。英雄人物涉及后者。我们生活在热血滚烫的文化之中，我们不断需要新的目标，需要受到超越自我和超越日常事务的激励。这正是英雄所提供的。他们指向超越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些冲动、没有乌托邦、没有对于未来的憧憬和追求，那么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机制就会变得脆弱”。英雄作为代际发展的推动者——这让人想起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个人”的命名，和他一样，施耐德知道引领进步的主角们踏过尸山血海。“但凡说到英雄，自然会提起死亡，更准确地说：谋杀。”他在同一次访谈中说道。当然，这就产生了对合法性的需求：“古典的英雄不会自私自利。他总是为群体服务。他打破杀戮禁忌，以保护群体，对外捍卫群体及其价值观。”这种以集体利益为名的英雄式暴力只会强化与其一致的现代的历史观念，即将历史看作敌对集团之间的斗争。“我们”需要英雄，因为只有这个“我们”感受到来自其他人的威胁，并且只有在永久动员起来对抗外部威胁时，我们才能体验自己是“我们”。——英雄的本质：一种人格化的群体利己主义行为。
英雄主义在道德上也出现两极分化：要么只有胜利才重要，只要目的高尚，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要么英雄即使在战斗中长期失败，仍坚守他的原则。两者都需要对自己和对环境冷酷无情。妥协能力并非英雄美德的一部分。 恩岑斯贝格所指的忧郁的“回撤英雄”（Helden des Rueckzugs）是英雄行会里的非典型代表，他们是反英雄，无人为其竖立纪念碑，也无人称言对其崇拜。与此同时，英雄的语言受制于苛刻的语法：最主要的部分是一贯如此的！任何要成为榜样的人都必须将其坚持到底。最好谨守笛卡尔（Descartes）的准则，“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即便南辕北辙，只要你走的时间足够长，走得足够远，就一定能在漫漫森林之中找到容身之所。
这番教诲肯定不适合用作道德指南。世界太复杂，本无原则可循。英雄主义将矛盾冲突化解为二元对立或戏剧化其不可解性，来缓解模棱两可的矛盾冲突。最后，英雄战胜邪恶势力，悲剧性死亡，或是在战斗进入下一轮之前得到短暂的喘息。透过英雄的眼睛，世界呈现为黑白相间的样子。灰色的混合区域会消失，并且不提供其他颜色——英雄的本质：一道简化程序。
英雄榜样保护我们免于平庸和停滞，这是所有为英雄辩护的论点中反复出现的论点。但这再也不能令人信服了。必须始终优先考虑创新、增长和消除边界的前提是值得怀疑的。在全球变暖的时代，热烈喧嚣的社会及其英勇的火力加速器理所当然地声名狼藉。对奥多·马库阿德“马克思的第十一篇‘费尔巴哈（Feuerbach）论文’离间了历史和哲学这对铁哥们”这一妙语稍作调整：英雄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伤害这个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英勇的非凡人物。有太多的利害关系，关键不是凭一己之力所能扭转。英雄传奇里掩藏了太多人的辉芒，这样便更能凸显出那一个人的闪耀夺目；它们忽略了其他众人的参与，而把最终的胜利成果归功于一人。然而，最重要的是，英雄传奇包含的是个人主义的谎言，即一个单独的个体如果全力以赴去拼搏，那所有的艰难险阻、致命挑战也都可以克服。任何接收到这个信息的人都可以沉浸在伟大的幻想中度过一段时间??，然后才不得不更加强烈地感到挫败——英雄的本质：一种关于责任化的话术，它一面让人有能动性，一面又同样程度地让人“负罪”。
约瑟夫·坎贝尔的追随者将有关英雄进阶的神话作为成功学贩卖。英雄可能会犹疑并与自己斗争，但最终他超越了自己，他出发、击败怪物并最终迎娶了公主。这样做的代价至少是暂时的人格分裂，英雄主义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是一项高处不胜寒的事业。甚至崇拜者为了向英雄表达致敬，不得不将英雄旅人与其社群分离开来，以此来暗示着他是个特殊之人。一个只由英雄旅者构成的社会更可能是一个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自大且自恋者的集合，不会是一个团结的地方。正因为英雄之旅将每个人都送上了同一条旅程，其他有志者只会阻碍自己的神化。 ——英雄的本质：一次自我之旅（Egotrip）。
然而，勇气、决心、胜利甚至个人更愿意为集体作出牺牲，这些似乎非常直接地打动了我们。谁会怀疑英雄榜样带来的启示呢？那么，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选择吗？这是那些不相信英雄的必要性的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相信英雄的必然性，因此试图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变体来置换那些令人反感的变体。但是关于勇敢的日常英雄和不屈不挠的反抗者女英雄的故事也受到个人主义偏见的影响。旨在减少无力感和鼓励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做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的工作上，难以从上层构筑起反抗力量。“对个人责任和对个人干预的叙述维持了现状，无论是关于社会不平等、贫困还是污染，”美国公关家和活动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写道：“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能靠英雄来解决。它们应该靠社会运动、联盟和公民社会来解决，如果有的话。”因此，“当公民将责任推卸给英雄时，这样的国家是不幸的”。没有人比那些被授予这一称号的人更清楚这一点，并且，他们尽其所能与它作斗争。“作为个人，你可以为保护气候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是停止做‘个人’，”索尔尼特引用一位生态活动家的话说。鞠躬以示崇敬，或单打独斗以追逐桂冠当然比寻找盟友更容易，而这当然无助于事业。英雄崇拜即使在向女性反抗者道贺时也是保守的。也许英雄改变世界不是真的；也许他们的故事只是为了让事情保持这种状态而制造出了一点仿佛事情已有所改变的噪声。——英雄的本质：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政治作为理解为坦率的“和而不同”，英雄传奇将个人行为与牺牲意愿结合起来。不仅仅只有军事英雄主义是以战士英模为基础的。英雄是那些自愿（或加引号的“自愿”）接受特殊剥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服务于群体或执行救援任务的人。（在殉道者的意义上）必须做出牺牲这一事实绝对不容置疑，必须使众多英雄道路上（在受害者的意义上）的非自愿牺牲消弭于无形。尸体的气味被熏香掩盖。英雄主义的死亡崇拜将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凝固为可受哀悼的人和被剥夺了受吊念这种认可形式的人之间的区别。有些人被提升到英雄的地位，有些人被妖魔化或被完全从公众记忆中抹去。英雄叙事将合法性强加给它们的主人公，而英雄对他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合法则无人在意。为此，人们以围绕英雄行为的情感能量为食粮。对他的勇气感到惊讶，对他的胜利充满热情，对他的失败表示同情，对他不得不忍受的事情感到愤慨，对他的命运感到恐惧。最后，对他去世的哀悼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同时也让受众免于去质疑——也包括对他们自己痴迷于此的质疑。言必称大义的英雄指令与其说是正当的，不如说它引诱和压倒一切。通过人们的祈愿，他们设置了一个识别陷阱：在钦佩和崇敬的模式下，几乎没有可供反思的空间距离。英雄的牺牲的出现似乎是理由充分正当的，因为它会引发感动。对此质疑就是大逆不道。——英雄的本质：企图进行情感绑架。
对后英雄时代的诊断涉及牺牲意愿的减退以及权威领导和自我领导模式的合法性的丧失，但他们仍坚持让英雄来担当危机解除者，或者至少承认在需要应对危机时，对英雄有明显的渴求。如《信经》（Credo）所示，面对非同寻常的情况不仅需要非同寻常的措施，还需要具有非同寻常品格的个人来执行这些措施。例外状况（state of exception）需要特别的格式塔。如果常规运作使人庸碌，那么在紧急状态下，英雄主义就会蓬勃发展。与取得官方授权、遵循程序规则或强制进行非正式的更佳论证等相比，更重要的是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集中力量对个人采取行动，从叙事上概括了统治者的自我赋权实践。英雄传奇也有其政治神学。在民主制度中，统治地位已经退回到了组织结构之中，利维坦（Leviathan）的化身仍然是抽象的或可被替换的。“权力的空位”出现，英雄主义的个人化政治填补了进去。行使权力的个人中心越少，由强悍的男人、偶尔也由铁娘子出演的统治剧目的受众就越多。如同其大众神话样板一样，演出的导向遵循戏剧冲突需不断升级的诫命，在遭遇危机时，对英雄的需求就增加了，但英雄既然辈出，不能无用武之地，这就生出了对危机的需求。英雄永远枕戈待旦、蓄势而发，他们需要紧急状态，就像警察需要罪犯作案一样。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没有处处潜伏着的危险，他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的机会。他们承诺驱散的恐怖正是他们权威的来源。——英雄主义：一种统治技术。
英雄主义领域里，“否思”仍在上演。作为神话杀手的启蒙者是一个英雄人物，他的反英雄冲动证实了即使在否定行为中，英雄主义神话仍具有其有效性。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何还要更进一步，对“否思”的概念进行再“否思”的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了解毒，仅仅发现它们的毒性所在是不够的。毫无疑问，英雄崇拜支持了逆来顺受的产生——就像牺牲一样——它们描绘了一幅满溢着战斗意识的画面。一个充斥着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世界，只有依靠更强大的人才能保证其安全。这也正是这些英雄传奇本身的叙事吸引力所在。他们提供令人兴奋的娱乐，带你进入奇妙的世界，并邀请你与他们的主人公一起战栗，与他们一起为最后的胜利欢呼，或哀悼他们的垮台。简而言之，它们刺激感官。情感无可抗拒，只能被其他情感抵消；也只有其他的故事才能颠覆英雄传奇的力量。“去英雄化”不仅是一个叙事学主题。
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她的“虚构的提袋理论”（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设计了一个替代无处不在的英雄传奇的方案，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替代方案尚未能够站稳脚跟：她写道，对于人类来说，食物的主要来源包括收集的种子、根、芽和水果，而猎物只占饮食的一小部分。然而，猎人不仅从他们的远足中带回了肉，还带回一个故事。她标出了其中的不同之处。与第一个猎人如何用他的长矛猛刺猛犸象的侧腹、第二个怎样被猛犸象的獠牙刺穿、第三个凭借何种精湛的箭法射中巨象这样高度戏剧化的描述相比，告诉你如何在这里挖块茎、在那里采摘浆果，首先收集蘑菇，然后费力地将燕麦粒从外壳中取出就显得那样乏味，很难从中找出有吸引力的部分。猎人的故事里不全是动作，它还有一个英雄，“英雄是强大的。在不知不觉中，野燕麦地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孩子，乃至工匠的技艺、思想家的思想、歌手的歌声，都已经融入了英雄的故事之中。但这不是她的故事，而是他的”；这是一个“杀手故事（Killerstory）”。勒古恩从这里划出了一条线，直到长崎，到被投掷了凝固汽油弹的越南村庄，再到受里根威胁的“邪恶帝国”（苏联），也在“科技领先神话”里画了线。这个故事的结构类似于矛或箭的运动轨迹：英雄叙事是线性的。它不蜿蜒曲折，而是寻求从起点到目的地的直达路线。它的核心是一场冲突，英雄自当参与其中。
勒古恩拿来与英雄叙事进行对比的故事既不是线性的，不采用对立结构，也不围绕着一个强大的演员展开。相反，它是关于提袋的。在人类文化之初，没有可以用来打、刺、杀的物品，而是需要用于收集和储存的容器：卷起的叶子、蚌壳、挖空的南瓜、锅和网。提袋的故事是完全不英雄主义的。它们收集不同种类的素材并将它们相互关联起来。当然，其中也包括冲突。但它们似乎只“作为一个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不能被描述为冲突或和谐，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最终解决问题或就此停滞不前，而是维持一个持续的过程”。很明显，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看起来不太好。他虽然在提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不再是全部事物的中心，最重要的是，没有支撑起他的基座。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评论勒古恩时所写的那样，“磨刀霍霍，作好了战斗准备的行动寓言”取代了 “猎人杀死并带回可怕猎物的男性化人造故事”，“改变”和“消逝”的故事和谐共生。
人们没必要分享勒古恩（从伊丽莎白·费舍尔[Elizabeth Fisher]那里借鉴来的）的人类学推测，追随她（本身就是英雄叙事的一个特征）的二元性别象征说，人们可能会偶然发现她（与哈拉维共享）的整体主义，并注意到她关于箭头运动的叙事隐喻具有误导性（她忽略了英雄传奇也需要“阻碍元素”的事实），但可能会被提袋理论中暗含的“温和的极端”刺激到。她的文章只有六页，包含了对英雄主义的基本批判，她认真对待其叙事结构，避开了反对认同反英雄主义的陷阱。勒古恩并不认为英雄是要被击破的，她把英雄们从其基座上摘取下来，把他们和其他许多人、动物、物品等一起装进一个大袋子里，并在她的冒险旅程中夹带了大量的故事，这些故事无关于战斗、杀戮和自我牺牲，而与采集和收集有关。
如果有人想把讲述如此这般的故事的艺术、倾心于这样的故事的态度称为后英雄的，那么应该说，我们距离真正成为后英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成为后英雄中的一员，会是个好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