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并通过《国防教育法案》。美国政府认为，为了赢得冷战，需要支持学术生产。于是，在1957—1970年间，美国的大学和图书馆获得补贴，用于资助科研出版与购买学术书籍，市面上的纯粹学术图书随即指数增长。到了60年代末，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减少了，学术专著轻易便可出版的日子一去不返；编辑开始考量作者写出动人文字的能力，这使后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训练写作。
然而，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养成了花费数年时间掌握学科知识，却很少打磨交流所用语言的习惯；民族志为生活经验提供了一种记录方法，启发读者思考各种文化的独特之处，然而它的书写却充斥着新词和冗长的理论，枯燥乏味，过于专业。
在此，克里斯汀·戈德西将就如何书写人人可读的民族志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它们源自作者二十年的学术经历与田野经验；所有民族志作者甚至非虚构写作者都可以在其中发现有用的东西，无论他属于什么学科，或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
【内容简介】
民族志记录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但大多数人类学学者的著作却充斥着普通人无法理解的语言。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和入门者在尝试书写民族志，针对如何写好它的训练却十分稀少，甚至没有。
《人类学写作工具箱》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克里斯汀·戈德西是一名优秀的民族志作者，曾获得美国人类学协会民族志小说奖、威廉·A. 道格拉斯欧洲人类学最佳图书奖。她从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中为我们提出并解决了民族志书写中的常见问题：从如何遣词造句到怎样结合理论与材料，从如何有效嵌入对话到怎样避免因过度引用与注解而分散读者的注意力等。她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具有示范意义的写作案例，并提供了一份涵盖近百本民族志杰作的书目。
【作者简介】
克里斯汀·戈德西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曾任鲍登学院性别、性与女性研究教授，人类学与文化研究古根海姆学者。著有《红河：黑海上的性别、旅游和后社会主义》《东欧穆斯林的生活》《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雅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发表了诸多有关性别、市民社会和东欧国家的文章。
卞思梅 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合译有《葛维汉在华西》《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等书。
【媒体评论】
专家评论：
学者曾批评大多数的人类学民族志著作，“将一个有趣的学科弄得无聊到令人惊讶的地步”。所幸新一代人类学者已多对此有了警悟。本书为读者提供一些简洁的方法，以完成一部可读性高的人类学作品。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对人类学者而言，紧随寂寞田野之游而来的，总是孤独的民族志写作之居。在斗室里疾书，他要把自己在田野中日复一日记下的笔记转化成书。他通常是独自写作，但其脑海里浮现出的身影往往很多。有些是他在田野中遭际的“他者”之实影，有些则是作为作者的他即将结缘的读者之虚相。如何在“他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他易于陷入迷惑。其实答案只有一个：他所需要的，就是叙述的手艺。《人类学写作工具箱》旨在教给我们的，正是这门手艺。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目录】
导 论 为什么要清晰写作?
第一章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主题
第二章 将自己融入材料
第三章 加入民族志细节
第四章 描述地点和事件
第五章 整合你的理论
第六章 加入对话
第七章 插入图像
第八章 减少科学主义
第九章 简化你的文章
第十章 掌握良好的语法和句法
第十一章 修改!
第十二章 找到自己的过程
结 论
致 谢
注 释
建议阅读书目和参考文献
索 引
【前言】
为什么要清晰写作？
* 本文系《人类学写作工具箱》导论
文丨克里斯汀·戈德西
每学期期末，我都会调查学生对我的教学大纲中书目的看法。一位学生评论我所布置的阅读任务道：“阅读（此书）就像硬着头皮读‘脸书’（Facebook）的使用条款和规则一般枯燥。”这本书与课程主题相适，同时包含了该领域变革性的理论洞见。作为学术研究，这本书也很出色，获得了许多专业学会授予的重大奖项。但作为作品，这本书却失败了。我的学生们认为此书文本晦涩难懂、论证循环、行话连篇、无故啰唆。我同意。于是我准备了一场关于该书核心论点的讲座，让我的学生免于因不必具备的学识而引起的头疼。
大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蔑视那些用语言来故弄玄虚而不明确阐释内容的晦涩书籍。我认为从自己多年教学经历的角度来讲，强迫学生读坏书是残忍的，无论这些书多么精巧或重要。在看到学生们费力地从晦涩难懂的文本中提炼中心论点后，我从教学大纲里剔除了许多时髦的民族志——每年，我都会从各个大学出版社的书目中寻找写得好的民族志；令我惊讶的是，无法用来授课的书被源源不断地出版。
民族志提供了一种定性的方法来关注日常生活经验，而且民族志作者确实是“写文化”。与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法不同，民族志沉浸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民族志研究颂扬塑造地方社区社会政治的世界观的多样性，用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话来讲，这“为人类的差异性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世界”。近年来，民族志方法从其发源处文化人类学传播到了社会学、市场营销、媒体研究、法学、地理学、犯罪学、教育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在学术界外，商业贸易现在也资助针对目标市场的民族志研究，甚至美国军方也采用了关于战略人口的民族志情报（具有很大争议）。然而，尽管民族志方法越来越受欢迎，民族志书写却仍受到广为流传的学术信念的影响，即优秀的学术研究必须很难读。
过去，民族志文本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异文化的窗户。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或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样的书震撼了大众读者或启发他们去思考自身文化实践的独特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将小说艺术同“纪实与虚构结合”的技巧进行了对比，后者是一种以文雅易懂的文本呈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写作形式。今天，许多民族志书籍枯燥乏味过于专业，里面充斥着新词和冗长的理论絮叨，这些都模糊了有价值的见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研究普通人亲密经历（intimate experiences）的学者却不能为他们写作。试图理解人类行为——在特定社会或文化约束下运作的男性和女性的思想、理想、动机和世界观——的学术研究对其研究对象来说仍是不可理解的。公平地讲，学术民族志往往具有认证的功能，一些枯燥乏味的文章必须归咎于传统学科内僵化的文本模式。但是，即使是伟大的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把备受尊敬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晦涩的文章翻译成通俗英语时，也对自己学科中“大理论”的伪装提出了质疑。
虽然一些民族志书籍找到了商业出版社出版，但大多数都是在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小心帮助下才得以面世。美国历史最悠久且持续运营的学术出版社是由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1878年建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其理念是将学术知识传播到大学课堂之外。在接下来的80年里，研究型大学创建了许多出版社以支持民主教育。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并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之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呈指数级增长。为了赢得冷战，美国政府认为需要支持学术知识的生产。在1957年至1970年之间，美国的大学和图书馆接受了联邦政府的补贴，用以购买学术图书和补贴大学出版社出版那些不适合商业出版的书籍。当基础研究没有明显的商业价值时，竞争性市场并不会去推动它。此时，大学出版社支持了美国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所出版的作品更加注重学术严谨而不是写作质量——对于生活在思想世界的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当然，当时白人男性主宰了学术界，因而在此次联邦政府的慷慨资助中受益的也主要是白人男性作家。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优先权发生了转变。美国政府派遣了更多的年轻人去越南参加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大学校园也变成了反华盛顿的异见人士的中心。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被学校录取，在学院变得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用以支持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宣传的资金却进一步减少。这种趋势至今有增无减。大学出版社必须依赖于出版更多能吸引超出一小撮学术同行的读者的书。那种仅有好学术就能保证专著出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编辑们还必须判断一个待定的书名是否能卖出足够多的册数以证明相关投资是合理的。原创性和分析能力仍然是同等重要的，但写出清晰和吸引人的文本的能力也被包含进去，特别是对初次写作的作者来说。大学出版社希望他们的书能被利润丰厚的大学教科书市场采用，这意味着他们要生产学生可以阅读的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民族志作者学会写作，并且要写得好。
一些大学出版社出版普及类读物，商业出版社则寻找有才华的学者，让他们的研究被更广泛的受教育人群所接受。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等受欢迎的记者通过为大众读者解读社会科学研究而致富。《决断2秒间》《引爆点》和《天空的另一半》等书的成功表明，大众读者重视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学者的洞见。比这些书的销量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公众舆论的潜在影响，如《怪诞经济学》《独自打保龄》和《孤独的人群》等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一本关于经济不平等历史的878页的书《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证明一本写得好的学术著作是可以动摇大众对于重要社会现象的看法的。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有助于理解世界，而并不仅仅是为某个研究员赢得终身教职或晋升。引用民族志学家约翰·范·马南（John Van Maanen）的话：
任何研究行业——民族志或其他领域——的普遍事实是，我们在交流中交易，而交流意味着我们打算改变读者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是修辞性的。我们试图让别人相信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对一些东西有了不同寻常的理解，或者，弱化一点，仅仅是很好地呈现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既明确又含蓄地旨在说服别人，让他们相信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此他们也应该注意我们正在说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很少有民族志作者清晰地写作呢？此问题使我困惑。缺乏训练只是部分原因。在研究生阶段，教授们专注于教授民族志方法论：选一个田野点，理清人类主体的评述，确认主要受访人，民族志采访，等等。如果民族志写作学徒必须学一门新语言，那么他们将花费数百小时来掌握一门外语的语法和句法。如果要讨论写作，老师们也会把重点放在田野笔记上。大量的图书就学生如何有道德地与人类主体打交道、对这些主体做出准确的观察并将这些观察加工成民族志材料等方面提出建议。
当研究人员从田野里返回时，他们通常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撰写论文。劳累过度的教授和导师们更关心的是内容而非媒介，而答辩委员会成员们会在一篇基于充分研究的论文上签字；无论作者的单句或段落写得有多糟糕，这篇论文都会被适当地置于现有的学术文献中。大多数大学教授都不认为教英语写作是他们的工作，而且在不关心文本质量的前提下，完成毕业论文所需要花的时间就已经太过漫长。无论如何，一篇论文的受众是有限的：四五个答辩委员，学生的母亲，或许还有母亲的配偶。完成任务比雅致更重要。最好的毕业论文是一篇完成了的论文。
当这篇论文要以一本书的形式面世时，问题就出现了。年轻的民族志作者面临着在这个专业领域中立足的时间压力，要么是任职期内时间紧迫，要么是终身教职的竞争激烈。在一大堆新的责任、收入无保障和普遍的动荡中，毕业论文必须变成某种可以发表的东西。老导师们忙于培养新一届的研究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只有有限的时间给那些试图在自己的学科内取得发言权的初级学者，新同行们在他们自己的职业要求下步履蹒跚。
但糟糕的文本并非初级民族志作者的专利。许多资深学者也陷入了生产差强人意的文本的窠臼。在该领域的资历为发表论文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成熟的研究人员时间更分散，这意味着他们投入注重写作技巧的精力将更加有限。如果资深的同行写不好文章，或者不太关心学生的写作质量，那么谁来培养年轻一代的民族志作者呢？这种循环不断发生着。
最重要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好的学问需要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谓的“10美元单词”。学者们写道：“祖先的意外去世加剧了个人对沮丧的主观体验。”他们的意思是“人们突然失去父母时会感到悲伤”。他们认为第一个句子更好地展示了作者的才智。这种风格散发着学识，但它浮夸且过于复杂。可以确定的是，特定学科的术语在同行间交流时有时可以提供有用的简略表达。医生在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交谈时，会用医学术语来识别我们的疾病，但好的医生会用非专业术语向病人解释疾病。“内婚、双系、交表一夫多妻制”（endogamous，bilateral，crosscousin polygyny）用尽可能短的语言描述了一种复杂的婚姻模式，并且证明了在与研究旧式的亲属关系的其他人类学家交流时，这种表述是极为有用的。不幸的是，学者们经常使用技术性语言来使一个简单的概念听起来更复杂。这不仅无助于丰富思想界，而且还加剧了学术研究的狭隘性和排外性。
大多数民族志作者都不清楚什么是好的写作。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在他的经典著作《写作法宝》中这样说道：“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写作有多糟糕。”社会科学家花费数年的时间掌握他们自己的学科分支领域，却很少花时间打磨他们用来交流所有实践和理论见解的语言。一旦完成田野调查并分析完田野笔记，学生和学者们在如何撰写作为研究最终成果的文章、论文、报告、毕业论文或专著上就需要切实可行的指导。
那么，为什么要清晰写作呢？我可以列出五个理由：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出版。学术出版社会考虑学术图书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它们之后在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的课堂上被应用的潜力。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被阅读。写得好的书会吸引读者。如果你的近期目标是终身职位和晋升，你可能不会在意是否有人读过你的书。但如果不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你的想法，那为什么要有精神生活呢？
- 使你的作品更可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增强了我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行为的理解，优秀的民族志会产生能够激发同情和谅解的见解。为什么要用糟糕的写作来掩盖这些见解呢？
- 你作品的可信度会提高。年轻的学者认为博学多才是被学术同行接受的先决条件。但是，即使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来，原创性思维也会熠熠生辉。聪明的人能看穿晦涩的烟幕，揭露隐藏在术语背后的薄弱思想。清晰写作要求智力上的勇气与信心——相当于学术上的“少说大话，给出行动”。
- 你的作品是你欠你的研究对象的。民族志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详尽细节，民族志作者必须努力使他们的见解（尽可能地）被他们的研究对象所理解。
接下来，在不保证你的学术质量或严谨度的情况下，我将就如何写作一本可读性强的民族志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这些建议来自我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和作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亲身经历；我已经研究、撰写并出版了四本民族志作品，以及许多期刊文章、书内章节、基金申报书和研究报告等。这些作品获得了学界同人和同行的认可：多项基金和奖学金、四个一等图书奖、一项最佳文章奖以及一个民族志小说最佳作品奖。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专家，而是我是一个花了很长时间练习将书写从笔记转换到叙述的人。
我还从多年的教学中汲取了一些想法，并从我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同事那里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都生活在思想的世界，但我们需要用书面文字来沟通思想。本书每一章都包含了具体的建议。由于这本书的重点是写作，所以我把关于民族志研究中有关流派、方法、伦理和争论的理论与实践讨论放在了其他书里，我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了其中的部分书名。我也没有回顾民族志图书和文章的构成要素，因为这因学科而异，并且在各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手册中有详细的讨论。
本书探讨了民族志的写作技巧，当我还是一名试图弄明白如何写毕业论文的研究生和挣扎于将毕业论文修改成一本书的青年学者时，就很期望拥有这样一本书。但我认为所有的民族志作者可能都能在本书中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无论他们的学科是什么或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我也希望鼓励民族志作者重新参与到公众中去，使民族志知识再次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论题联系起来。民族志作者有许多话想说，要是他们能讲清楚就好了。
【免费在线读】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名篇《深戏：巴厘斗鸡札记》（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将读者带回到1958年的一个场景，当时格尔茨和他的妻子参加完一场非法斗鸡，正在躲避警察：
在人们居住的高墙院内，斗鸡被关在柳条笼子里。笼子会经常被移动，以确保阳光和阴凉的平衡。斗鸡被喂了一种特殊的食物，这种食物因主人而异，但主要是玉米。这些玉米比普通人吃的玉米做了更仔细的筛选，然后被一粒一粒地喂给它们。它们的嘴和肛门都被塞上了红辣椒，以保证精神抖擞。与婴儿洗澡一样，它们在同样的仪式准备中沐浴，有温水、草药、鲜花和洋葱，而一只赢了的公鸡，其洗澡频率大概也与婴儿一样。它们的鸡冠被剪短，全身的羽毛被装饰，鸡距被剪去，腿部被按摩，然后被像钻石商人似的人类眯着眼睛检查瑕疵。
在他1973年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在第一章讨论了他称之为“深描”的做法的重要性，这是阐释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深戏》中的写作风格就是最好的例证。格尔茨认为，仪式为各种文化的讲述提供了一种语言。丰富的叙述细节为解释分析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优美的民族志书写提供了素材。在上面引用的一小段中，格尔茨通过他对养鸡的细致描述抓住了巴厘人对斗鸡的热情。
每一位有抱负的民族志作者都必须掌握批判性观察的艺术，并学会如何忠实地记载日常生活的细节。用对人物、地方和事件的具体观察来阐述批判性见解可以丰富民族志细节。社会学家伊莱恩·韦纳（Elaine Weiner）很好地阐释了这个观点：
我最喜欢的民族志总是那些让我觉得我可以“听到”材料的书。对我来说，民族志本质上就是故事，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讲故事的人。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从民族志角度书写涉及对这些个体故事进行定位，这样，一个更大的叙事就会变得明晰起来，它阐明了各种社会力量和人们自己的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书写田野笔记
详细而有活力的田野笔记为详细而有活力的民族志提供了基础。书写高质量的田野笔记需要时间和练习，但当你坐下来起草一篇民族志论文、文章、报告或一部著作时，在田野中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观察被证明是无价的。每个新手民族志作者在开始他们的田野研究之前都应该仔细阅读爱默生（Emerson）、弗雷茨（Fretz）和肖（Shaw）的《书写民族志田野笔记》（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在这份综合指南里，作者们认为：
民族志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一个社会世界及其中的人。但新手研究员的田野笔记经常缺乏足够和生动的细节。由于出于无意识的总结和评论性的措辞，田野工作者无法充分描述他所观察和经历的情况。
所有研究者都是“无意识的总结和评论性的措辞”这两大弊端的受害者。在急于把所有内容都写下来时，我们会使用修辞的捷径：记录对话的要点，意译关键引文，忽略肢体语言，等等。写一个人“很生气”比描述这个人如何通过行为表达他的愤怒要快得多。
我的文件柜里有几百页的田野笔记，这些笔记来自我最初的两个民族志研究项目（包括我的毕业论文）。通读这些写于1998—2000年的早期田野笔记，里面暴露了我作为一个新手民族志作者的许多缺点。我的毕业论文田野笔记都是手写的。我试着在一些采访和互动中使用录音机，但我的许多报告人对录音机感到不舒服（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保加利亚）。当录音机被关闭时，他们的谈吐变得更加真诚。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但没有系统地记录细节。我因为森林错过了大树。在田野里待了14个月后，我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来写我的论文，但今天，我意识到我当时的田野笔记十分糟糕。
2005年，当我回到保加利亚进行第二阶段的持续性田野调查时，我的笔记有所改进，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新策略。我白天手写笔记，到了晚上便把笔记录入电子邮件并发送给自己。每晚的电子邮件给我提供了电子备份并让我有机会将白天忽略掉的细节补充进去。最初，新系统运作良好，但它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和我三岁的女儿一起开启了我第二个项目的田野调查，我要等她睡着后才能开始邮件录入。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在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写下来时我就已经筋疲力尽。因为我女儿每天日出时便叫醒我，所以我开始跳过冗长的深描，这样我才能上床睡觉。直到回到美国后，我才意识到我丢失了成百上千的细节。
睡眠和陪伴女儿比做研究更重要，但回顾这些早期的田野笔记，我发现自己走了捷径。例如，在一些条目中，我只记录了一天中的时间，描述了一件事或一段对话。当我拥有更多时间来记录田野笔记时，我记录了一小时，我允许自己描述场景的灯光和太阳的位置（如果我在户外的话）。那会有影子吗？影子投在哪里？人们在说话时是眯着眼，还是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看东西？如果我在室内，我会思考有多少人造光，是什么样的光。有白炽灯泡吗？如果有，是多少瓦？灯是立式的还是台灯？有顶灯吗？如果有的话，是荧光灯吗？
尽管这些信息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些段落却体现出深入的观察。当我在保加利亚农村去别人家里拜访时，我可以通过照明来推测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苏东剧变后，电价上涨，人工照明成为一种奢侈品。有一次，我在一间私人公寓里做访谈，屋的主人打开了我身后的一盏灯，以便我在做笔记时能看得更清楚。关于这件我开始注意到人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的人造光的。一间昏暗的公寓里摆满了先前时代没有用过的灯具，象征着1989年后降临到许多家庭身上的经济灾难。我在田野里观察到这一现象，但直到几周后，我在分析自己的田野笔记时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一个细节让我看到了更大的范式。
一些民族志作者用引号将他们的田野笔记直接转换为最终文本，但我发现自己的田野笔记太粗糙，根本不能直接纳入初稿中。我会在第五章中详细地讨论如何在整合自己的理论时使用田野笔记，但一般来讲，我倾向于从我的田野笔记中写作，将我的原始民族志观察整理为对人群、地方和事件的更有力的描述。
描述人
可读性强的民族志需要引人入胜的“人物”。由于在田野里个人间的互动推动着民族志研究，所以要以三维的方式呈现你的主要受访人，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而非漫画人物。当然，民族志作者在伦理上有义务更改一些能识别他们研究对象的细节（依据批准了最初研究方案的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要求，需要或多或少地更改），但这并不能成为创建人物类型的借口，因为“你必须改变细节”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减少细节。
在描写人物时，避免用一连串物理或情感特征来描述一个人，比如：高大、公平、勇敢、坦率、有进取心等。相反，我们应该考虑用他们的行动来描述他们，展示他们如何应对日常生活的变迁。将行为置于人物之前或人物是一连串的行为，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现在人物决定了人的特质，但正是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他们是否幸福。因此，戏剧性的行为并非为了表现人物：人物只是行为的附庸。”任何作家都不该忽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见解，尤其是民族志作者。小说家可以通过创造虚构的事迹来塑造丰满的人物，但民族志作者则必须与现实世界中展示日常行为的真实人物打交道。你必须捕捉到你的“人物”如何在他们的社会体系中运转。
这种对人的细致关注为最好的民族志打下了基础。优秀的民族志作品用平淡来探索一个特定社会的共同实践和信仰。我们的“人物”在日常、例行的情况下运转，相对的平淡却揭示了重要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例如，当美国人摆姿势拍照时，他们通常会微笑。保加利亚人并不总是对着镜头微笑，事实上，政府规定禁止在官方照片中微笑，包括驾照和学生证。
摄影的官方惯例，以及如何在镜头面前摆姿势的社会规范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国际选美大赛决赛选手的照片。当其他决赛选手在展示她们珍珠般的白牙时，保加利亚小姐却保持着一副坚忍克己的面孔。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还是文化习俗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她没有意识到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笑的人？在日本，当有人把镜头对准他们时，许多人会做出“和平手指”的剪刀手势。在二十多岁住在九州的三年里，我有数百张学生和朋友像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举起手摆出胜利“V”手势的照片。在第二年的某个时刻，我也开始这么做了。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有意识的选择，只是觉得不做和平手势是不对的。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仍保持着这个习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猜测我在日本待过很长时间。
使用类似这样的小细节可以改进我们写人的方式。描述一个人在熟悉的情况下如何反应，为了解他或她的性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知道自己在镜头面前会做什么：微笑、歪着头、侧身或摆出显得胳膊瘦的姿势。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讨厌镜头，害羞或遮住脸。小说家利用这些细节使他们的人物栩栩如生。如果我写“马修很害羞，性格忧郁”，我是在告诉读者马修的性格。或者我可以把马修放在镜头前，展示他的羞怯：“马修是那种在照片中从不微笑的人。当有人提醒他说‘茄子’时，他就抿着嘴唇，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第二句话抓住了更多关于马修的细微差别，因为它描述了他对一个熟悉环境的反应。
这有另一个从小说家的手稿中摘录的例子。如果我想描述一位因为事情进展太慢而感到沮丧的女人，我可能会这样写：“艾琳娜是个没有耐心的女性。”但小说家会用艾琳娜的行动来证明她的不耐烦。例如，小说家可能会这样写：
艾琳娜估量了杂货店收银台前不同队伍的长度。她从来不去读杂志上的大标题。但相反，艾琳娜评估了其他人购物车里的东西来决定哪个队伍向前移动得最快。她选择了一个队伍，但如果她认为另一个队伍更快便会跳到另一个队伍。如果她有一个手提篮，即使篮子里有超过12件的东西，她也会使用快速通道。
对场景的熟悉让读者对艾琳娜的性格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杂货店排过队，读过小报或者看过经过精心摆放用来诱惑我们的巧克力。当你在田野里时，去市场或杂货店看看真实的人们是怎么做的，考察杂货店礼仪的社会规范和预期。在保加利亚和德国，收银员都是坐在椅子上的，顾客需要自己打包自己买的货品。收银员很少和顾客交谈。在缅因州，顾客经常和收银台的收银员聊天，如聊天气之类。还有一些负责装袋的人，通常是些年轻的高中生，他们会问你“要纸袋子还是塑料袋”。当我住在日本农村时，那里的收银员很爱聊天。他们还评论我买的东西，并问我打算用某些配料做什么菜。有一次，一位收银员问我是不是拉肚子了，因为她认为我买了太多的厕纸，这令我十分尴尬。
如果写小说，你可以通过想象她在杂货店排队结账来探索一个角色。她对收银员友好吗，或者在用手机聊天？她是看杂志的人还是整理优惠券的人？我母亲总是盯着闪现在收银机上的商品价格，以确保收银员没有将同一件商品扫两次。付款后，她会仔细检查收据，以确保商店的优惠没有错。在收银台前排队时，我则用智能手机收发电子邮件并把收据毫不犹豫地塞进钱包。即使不去看购物车里的东西，你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排队结账时的行为来准确地了解我们是谁。
小说家想象的地方则是民族志作者必须观察的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描写不认识的人很困难，当我们在描述陌生人时都依赖于刻板印象。但即使是在最短暂的瞬间，你也必须努力捕捉细节。例如，不要只是写一个中年男子“超重”，你可以描述他的脸颊是如何在下颌线下变得松弛并形成了鼓起的双下巴的。与其告诉读者一个男人秃头了，不如讨论他的头型或者他头皮的光泽度。描述高个子穿过低矮门，矮个子伸手去拿架子最高处的早餐麦片。展示笨拙的人绊倒或撞上门框。描述手势和姿势。请记得福尔摩斯，他可以通过人们衣着或行为上的细微线索推测出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
当描述人的时候，要注意描述性格的形容词和副词。如果你想说某人说话“温柔”或“大胆”，避免使用副词，告诉读者这个人是如何说话的：“她说话声音低沉，喃喃地，每个词语之间都有长时间的试探性停顿。”或者，“她讲话声音洪亮，发音清晰，就像在读公告一样”。形容词和副词可能会充斥在你的田野笔记中，但当你坐下来写你最终的民族志文本时，圈出这些辅助词，并决定哪些可以用民族志细节替换。有些形容词无法被替换，例如，一件绿色连衣裙就是一件绿色连衣裙。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具体的形容词——一件青瓷色连衣裙，但“青瓷色”仍旧是一个形容词。把用来描述性格的词，如“不耐烦的”或“自负的”转换为行为。
社会学家卡琳·莱西（Karyn Lacy）的《非凡的黑人：新黑人中产阶级中的种族、阶级和地位》（Blue-Chip Black: Race, Class, and Status in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深描的例子。在引言的开篇，莱西通过将她的报道人放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来描述他们：
当我问安德里亚·克莱顿，一位43岁的联邦政府信息分析员，她认为黑人在美国是已经成功了还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说：“他们想成为白人而不是做自己。”她和她的丈夫——格雷格——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17岁的女儿和一个15岁的儿子。他们在华盛顿特区中上阶层郊区伍德公园一条安静的街道住了七年。他们的房子有四间卧室，是一座气派的红砖外墙殖民式建筑，有着闪亮的黑色百叶窗，坐落在一英亩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孩子们是当地足球队的活跃成员，格雷格是球队的教练之一。安德里亚和她的丈夫都开着中型车，并给他们能独自驾驶的女儿提供了一辆自己的车。乍一看，他们和白人中产阶级几乎一模一样。但与一般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居住的几乎都是白人社区不同，克莱顿所在的高档小区主要居住的是黑人。
莱西组织了对克莱顿生活方式的精准细节的描述以探索他们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相似之处，与她的报道人的开场陈述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用形容词（和一个副词）来描述事物而不是描述人物特征，比如：安静、中上阶层、四间卧室、气派的、闪亮的、中型、高档和修剪整齐。莱西专注于她的报道人是如何做的。孩子们踢足球，父亲是球队教练，他们给十几岁的女儿买了一辆中型汽车。他们住在一个主要是黑人的小区里，某个人（父亲？雇佣的园丁？）确保他们的草坪被浇水、除草和修剪。
在开始写书或文章之前，把你的主要报道人想象成小说中的人物。如果你是一位小说家，你能用他们生活中的哪些细节来更好地描述他们呢？检查你的田野笔记并且概述一些例子，说明你的报道人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表现的，展示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之处。当你做完这些描述后，回头数一数你文章中形容词的数量，试着用对动作的描述来替换一些形容词。民族志作者越是用行动来描述人物，读者的阅读体验就越丰富。当然，有些形容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展示”会占据更多额外的篇幅。过多的深描会使文章变得冗长乏味，有些地方直接说出来比展示出来更可取。通过让角色具有行动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可见的角色，但不要陷入冗长的描述中，这样会分散你的叙述主线。在具体细节和叙述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但要让你研究中的人物有机会在自己的世界中行动，让他们成为引导你阐释性分析的地点和事件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