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为什么要写一部 21 世纪的全球史？
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书写历史。这不是因为之前的历史撰述有多少错误，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挑战，提出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当今世界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发生变化，迫切需要有新的历史来提出新问题、提供新答案。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西方中心的历史，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乃是西方掌握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终结了这种霸权，欧洲人的大帝国从世界地图上的消失便是证明。跟以前相比，地图上的国名和颜色有了天壤之别，反映了迄20世纪中叶出现的新世界。
虽然无奈，我们慢慢认识到，西方中心的传统历史观不仅与这个世界脱节，而且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环境，需要有一种崭新的全球视角。历经精神求索和唇枪舌剑，终于完成了历史观的革旧鼎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办以及本书第一版的问世，表明这种历史观的转变成为了现实。
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第一版问世才几十年，为什么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理由与第一版出版时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新的世界需要相应的历史新视角。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需要一部新的全球史。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需要用新的历史视角来审视。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诚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说，是“科技魔力影响”的产物。科技的影响无远弗届，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重大的问题”。例如，20世纪晚期的学生们想必都有过钻到课桌下的演习经历，他们大概颇为困惑，并不结实的木头桌子如何能抵挡得了原子弹的袭击。
那一代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孕育这种生命的地球母亲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险。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警告说：“人类在20世纪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也许要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总和。”同样，1989年，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研究所”断言：“到下一个十年结束时，大局将尘埃落定。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社会如果不能携手扭转危机，全球将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在物种灭绝和地球毁灭的悲惨前景刺激下，坊间相继出现了《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末日》《未来的尽头》《历史的终结》之类的书籍。倘若我们把人类视为地球物种长链中的一环，这些悲观的书名听上去似乎不无道理。如今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种动植物。除此之外，地球上还曾经存在过大约50亿～ 400亿个物种。换言之，每一千个物种里面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其余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似乎为当下流行的“末日”书系提供了统计学上的证据。
然而，这些统计数据容易产生误解，因为人类与灭绝的物种之间有一个根本差异。那些物种之所以灭绝，主要是未能适应环境变化，例如冰河时代的环境变化。反之，人类凭借聪明才智，懂得取火用火、织布做衣、建房造屋，用各种手段来适应环境，满足自身的需求。人类脱颖而出，成为唯一能够适应环境，是命运的主宰而不是奴仆的物种。
人类与天花病毒之间关系的变化，戏剧性地揭示了命运之主与命运之仆最重要的区别。天花是所有疾病中传播最广的一种可怕疾病，至少2000年前它就出现在远东，公元8世纪时传播到欧洲，哥伦布航行之后又流传到美洲。随着欧洲人扩散到其他大陆，天花病毒造成没有免疫力的海外人口大批死亡。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的岛民都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在欧洲，天花病毒反复肆虐，造成的危害不亚于鼠疫，最终夺走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
人类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和感染了牛痘的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储存有少量天花病毒样本。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最后一例天花病例，1980年，人类宣布根除天花。
科学家们一直提议销毁存储的天花病毒样本，以防止其泄漏扩散，但最终的裁定一再延期，人们担心销毁这些样本可能不利于将来的研究。之后，这种担忧有所缓解，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合成出无害的天花病毒基因片段，在拥有完整的天花病毒基因蓝图的情况下，即便销毁病毒样本，也能进行科学研究。199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商定，1999年6月30日为销毁剩余的天花病毒的最后期限。至此，这种长期为祸人间的致命病毒已被锁定，等待昔日的受害者择日销毁（灭绝）。由此可见，人类是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最高主宰。
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断言：“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球上的人类孑然独立，再也没有任何伙伴或天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最讽刺的是，人类的至高地位恰恰成为当今全球性隐忧和恐慌的根源。在淘汰了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人类再也没有任何天敌。我们面对的只有人类自身。
与人类的内在自我而不是外部世界对抗，这是一项艰巨的新任务。它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人类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它还需要用伦理规范为这种知识指明方向和目标，使之臻于完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知识的潜能，提醒人们提防其危险。他真诚地赞同用科学来追求“知识和技艺”，同时也告诫人们要秉持“谦逊和仁慈”，这种追求不应是“为了自得其乐、逞强好胜、出人头地，以及谋求利益、名望、权力和其他低级趣味；而是为了造福人类生活”。
培根告诫要远离“低级趣味”，我们却置若罔闻，从日常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汉姆大学发布的《社会健康指数》年度报告，不难看出这一令人痛心的事情。该报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高中辍学率以及保障性住房支付能力的统计数据，监测美国社会的幸福指数。这一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年度报告的主持人称，情况“糟透了”。
社会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并不仅限于美国。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在巴黎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漫步在巴黎街头，随身带一个计数器，“每当遇到五花八门的广告向我推销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我就按一下计数器。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库斯托的经历绝非个案。这已是一种常态，无论巴黎、雅典、洛杉矶，还是墨西哥城，莫不如此。作为善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开始探究自己的个人经历具有何种社会意义。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要遏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关键不在个人，而在于全社会。我不赞成搞什么生态国家主义。绝不。但是，你开车时遇上红灯就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限制了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为什么经济学中不是这样呢？……履行义务靠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品德。”
库斯托在《消费社会是罪魁祸首》一文中阐述的这个观点意义重大，因为消费社会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例如，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和缝纫机）。后来，消费者的期望升级成“八大件”，多了彩电、冰箱和摩托车等物品。这个单子越来越长，私人轿车是近来新增的一个“大件”，它正在成为第三世界亿万“穷人”心目中的身份象征。1990—2000年，印尼的汽车保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大约67.5万辆，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万辆，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万辆。
环保人士担心，新增的数以百万计的汽车会造成全球大气污染。然而，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指出，是西欧人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并随之造成了空气污染，现在他们不能把“穷国”钉在“永远贫穷”的地位上。
面对新的形势，个人和社会都要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事关当下，也涉及不久的将来。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必须正视根本性问题的关头。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类又究竟是为何而存在？弗朗西斯·培根直面了这个问题，他呼吁新兴的科学应当用于“造福人类生活”，而不是用来追逐“利益、名望和权力”等“低级趣味”。可以说，培根提出了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难道“智人”最终一定会变成“经济人”，一门心思只想着酒足饭饱和发财致富吗？
任何一个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必须优先考虑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是否还要不惜付出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一味追求经济生产？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如库斯托在巴黎所发现的那样，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
推诿搪塞绝非长久之计。大势所趋之下，人类必须设法避免沦为“经济人”，确切地说，人类应当用一个伦理罗盘来指引野蛮生长的科技。这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青云直上的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驾驭了环境，获得了在地球这颗行星上的至尊地位。但是，人类在登顶的同时，又急速堕入目前全球性的社会退化和环境恶化，人类由此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从聪明的灵长类进化成明智的人类，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从本书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过去一再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如今依然在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21世纪的前夜，世界各地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它们的范围和意义从近年来全球性变革浪潮中可见一斑。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呼吁同胞不要害怕丧失“意识形态的纯洁”；即使在那些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既有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也有重视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式资本主义，还有迅速发展的亚洲资本主义，后者混合了程度不一的国家经济计划、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大型企业集团、终身雇佣的大公司以及政府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扶持。
这番沸腾景象表明，21世纪既危机重重，也潜力无限。历史学家并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是，历史学家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21世纪既不会是乌托邦、也不会是反乌托邦的世纪，而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哪些可能性将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读者诸君在未来几十年里能否做出正确的命运抉择并且起而行之。
有鉴于此，当前不应沉溺于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幻想中难以自拔，也不要因为杞人忧天的悲观预感而止步不前，而是应当冷静地重新评估现行的惯例和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这正是当下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本书推出新版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进这个重新评价的过程，投身于弗朗西斯·培根所提倡的“造福人类”，远离他所鄙视的“低级趣味。
1、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全球史的奠基之作，风靡全球近60年，是了解全球通史的不二选择。
2. 以全球视角将人类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世界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3. 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本书提供了从历史长河审视当下的宝贵视角，能帮助我们定位自身，更清醒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4. 布面精装，质感非凡：封面采用高档织物面料，书口三边采用特色印刷工艺，极大提升艺术观赏性。是馈赠亲友或自我阅读收藏俱佳的选择。
《全球通史》是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性著作。本书采用开创性的全球史观，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打破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窠臼，从太空视角俯瞰人类从史前到21世纪的恢弘历程，深刻洞察各个文明之间的碰撞、交融与共生。正是这种宏大的格局，使其自问世以来，便被奉为全球史领域的奠基之作。
译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皖强教授与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联袂打造，历时三载，逐字精译。译文准确流畅，更增补67处贴心译注，更适合中国读者阅读。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美国】【现当代】
———
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奖。他一生学术成果斐然，出版了《全球史纲》《全球分裂》等18部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本书可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
王皖强【译】【中国】【现当代】
———
王皖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文化史。著有《现代英国大众文化》等。代表译著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郭小凌、刘北成合译）和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与刘北成合译）。
刘北成【审校】【中国】【现当代】
———
刘北成（1949— ），清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评介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译介国外史学及世界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等。代表译著有《论历史》（布罗代尔）《疯癫与文明》（福柯）《规训与惩罚》（福柯）《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历史研究》（汤因比）《启蒙时代》（彼得?盖伊）等。
出版前言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致谢
上册
第一编 史前时代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
第二章 食物生产者
历史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前）
第三章 最初的亚欧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第四章 开启亚欧大陆整体化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第五章 希腊一罗马文明
第六章 印度文明
第七章 中国文明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的启示 文明：灾殃还是福祉？
第三编 亚欧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九章 实现亚欧大陆整体化的中世纪文明
第十章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第十一章 突厥化蒙古人的入侵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十四章 突破性的西方文明
历史的启示 发展中社会与“领先者陷阱”
第四编 亚欧大陆之外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五章 非洲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洲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的启示 历史上的人种
第五编 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之际的穆斯林世界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之际的儒家文化圈
第二十章 西方闻名的成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成长：经济增长与国家建构
历史的启示 历史与风尚
下册
第六编 西方兴起的世界（公元1500一1763年）
第二十二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国家（公元1500—1600年）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公元1600—1763年）
第二十四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二十五章 全球整体化的开端
历史的启示 地区自主性与全球整体化
第七编 西方主宰的世界（公元1763—1914年）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二十八章 俄国
第二十九章 中东
第三十章 印度
第三十一章 中国与日本
第三十二章 非洲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亚
第三十五章 全球整体化的巩固
历史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的反差
第八编 西方衰退与繁荣的世界（公元1914年至今）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起义
第三十八章 欧洲的革命与和解（公元1929年前）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与大萧条
第四十章 走向战争（公元1929—1939年）
第四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第四十二章 帝国的终结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全球影响
历史的启示
索引
阿诺德·J.汤因比（英国史学巨擘）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重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威廉·麦克尼尔（美国著名世界史学者）
无论下一场危机在何处出现，L.S.斯塔夫里阿诺斯作品中的句子和篇章都会提供有价值的背景知识。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英国著名史学家）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极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以L.S.斯塔夫利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尤为著名。
钱乘旦（中国知名历史学家）
《全球通史》陪伴中国读者几十年了，它是一部世界历史的入门书，向我们讲述相对完整的人类史。人类是一个整体，可是要写一个完整的人类历史却很艰难。本书作者是全球史学派的领军人，他的影响将与《全球通史》的存在而代代相传。
阎步克（中国知名历史学家）
世界上各地各族群各文化不断交流融汇，而隔阂、矛盾与冲突未趋消弭，“全球通史”类著作能帮助人们理解其来龙去脉。
汤一介（中国著名哲学家)
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认识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社会的现实，应该有一个“全球意识”。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历史的新视角，这就让我们可以从一个他者的观点反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强烈地想回答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新问题的写作动机，使《全球通史》这部大型通史的叙述弥漫着一种试图通过当代意识反观历史的探索风格，而区别于以往通史著作的单调线性叙事。其中所蕴含的对当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都使得这部通史无愧于经典作品的称谓。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
今年(2017)暑假，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本科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也收到了丁仲礼校长送给大家的《全球通史》这本书。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清楚地认清现实，才能够更好展望未来，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希望同学们始终保持对人类历史的敬畏之心。爱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将这种爱立诸国家，放诸全人类。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全球通史》既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同时也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通识性的读物。今天，21世纪全球化的深度是如此之深，我们需要全球史的知识和视野。
汪芳（北京大学教授）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 21 世纪》是一部全球视野的历史著作，叙述了从人类形成和农业产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多极世界相对峙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了时空连续性、空间整体性，建立现实与历史、个人与全球的多层联系。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的学生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还应具备基本的史学基础，国史方面较为系统者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皆可披览，《剑桥中国史》等国外著作可供参照，断代史与专门史著作不计其数。
世界史部分可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布罗代尔等人的著作，聊作粗解西方历史发展之助。
外国经济思想史方面，亚当· 斯密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之《资本论》、凯恩斯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些经济学经典号称难读，可稍做涉猎；后来者如李嘉图、李斯特、熊彼特、哈耶克以至于诺斯等当代经济学家之经典，也应粗览一过。
邢秀清，北京一零一中历史教研组长，北京市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全球通史》堪称普及世界历史的典范，所谓典，在于它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即便是历史研究者也能从它的“世界主义”的研究视角受启发，在一众用全球观点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卓有建树且影响深远。所谓范，在于它的生动性和详实性，每次翻阅此书，不知不觉就沉浸于历史情境中，经久不衰。所谓普及，是其受众广，无论什么年龄什么专业背景都会从中受益。两册书要把世界历史的脉络勾勒出来，那一定是最重要的历史常识，而这些内容往往和中学教材选用的史实相契合。本书的写作手法很神奇，时而觉得自己是站在月球上，用延时拍摄的摄像机观看人类历史的沧海桑田，时而觉得自己穿越回了某个历史时刻，用放大镜研究历史的细节。读下去吧，必有奇妙的体验。
美国下，中国上？——从历史发展看中美竞争
后发先至？——再过2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
发展中社会与“领先者陷阱”
西欧从贫穷和蒙昧中崛起是亚欧大陆中世纪的千年历史上最耀眼和最重大的一个事态发展。在公元500年前后到1500年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是亚欧大陆上的一个欠发达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事实表明，这种欠发达状态是一种有利条件，而中国的发达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中国人拥有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量才录用的高效官僚机构，提供社会凝聚力和知识理念的儒家学说，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将外国人看成是“夷人”。当西方人第一次在中国沿海登陆，中国人认为这些怪异的“隆鼻夷人”一无是处。
这种态度虽然情有可原，却使得中国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停滞不前。反之，正是由于相对落后，西欧人愿意并渴望学习和适应。他们采纳了中国人的发明，充分挖掘这些发明的潜能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进一步引发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最终，当中世纪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欧洲人成为这一转型的先驱者和受益者。
这并非历史上首次出现落后的边缘地区引领一个历史时期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型。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前1000年），中东是发达的文明中心，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方面做出了根本性的创新。但是，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型中，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落伍了。中国、印度和欧洲等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成为古典时代创造性革新的先驱，不仅有效利用了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还发展出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新兴宗教。
这种模式表明，历史上从来都是盛极必衰、成者必败。人类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领先者陷阱”，意思是说，在转型时期，能力最强、成就最大的社会进行变革和保持领先地位的阻碍最大。反之，落后的、成就较小的社会更有可能顺应变化和锐意进取。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定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原因在于，作为中世纪西欧的赓续者，如今的西方已不是亚欧大陆的欠发达地区，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如此，当前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历史发展的节奏极大加快，远非中世纪可比。只要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数十年间世界格局的变迁，这种加速发展当可略见一斑：日本和德国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样突如其来的是苏联的政治解体，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就此从世界地图上彻底消失。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革的时代，个人和民族能否成功，或许我们应该说，个人和民族能否生存，关键在于应变能力。林登·B. 约翰逊总统对此作了最好的总结，他告诫美国人说：“我们必须以变应变。”
区域自主性与全球整体化
——合久必分，我们是否正在进入“天下大乱”的时代？
公元1500年后的这段时期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一时期，区域自主性与全球整体化开始发生冲突。在此之前，两者没有冲突，因为几乎不存在全球联系，更不用说全球整体化了。在成千上万年里，人类一直处于区域性的闭塞状态。当最初的人类从祖先的发祥地（大概是非洲）向外扩散，便与昔日的邻人断绝了音讯。早期人类不断向四面八方扩散，直到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定居下来。例如，蒙古人种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之后向北美洲和南美洲不断推进。他们安顿下来，成为相对闭塞的新种群，在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甚至具备了独特的体貌特征。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因此，1500年时形成了全球性的种族分离现象。所有的黑人（黑色人种）都生活在非洲，所有的白人（高加索人种）都在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人种都在东亚和美洲，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种都在大洋洲。
1500年前后，西方开始海外扩张，这种传统的区域自主性开始让位于全球整体化。各种族彼此隔绝的状况一去不返，不管自愿还是被迫，数百万人迁徙到新的大陆。欧洲人在这一全球性迁徙中一马当先，从而主宰了这个新近融为一体的世界。19世纪，欧洲人的大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了全球。欧洲人在文化上也处于支配地位，西方文化成为全球仿效的对象。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被视为天生的劣等文化。19世纪，不光是欧洲人，就连非欧洲人也将西方的霸权视为理所当然，几乎视之为出自神的安排并体现了自然秩序。
进入20世纪后，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区域自主性。欧洲人用了4个世纪（1500—1900年）登上全球霸主地位。而这种霸权的瓦解仅仅用了50年。西方霸权的瓦解过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加速。西方霸权的政治崩溃表现为帝国的终结。文化解体则涉及更为广泛的范围。西方文化不再被视为文明的代名词，非西方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当前，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直接挑战乃至拒斥。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西方记者以书面形式向年轻的劫持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劫持者集体做出了答复，其中包括这样的回答：“西方文化是殖民主义者的一种绝佳手段，也是离间一个民族的工具。让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从而使这个民族屈服于西方和美国的统治。”这些劫持者还表达了对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堕落的聪明人。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吧。这些堕落的聪明人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毫无益处可言。”
秉持这样观点的并非只有年轻的激进分子。如今，许多不同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印度政治理论家拉吉·梅达在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认为，西方式民主和苏联式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适当指导。梅达反对自由民主，认为它把人降格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造就了一盘散沙的利己型社会。他也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问题和国家活动，没有给个人选择留下多少空间，破坏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梅达得出结论说：“不同民族的社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实现自身潜能的不同方式……要想重建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印度必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线和国家建构战略。”
西方的全球统治地位受到拒斥，这实属情理之中。这种统治地位属于历史的偏差，源于各种特定背景的相互作用，因而必然是历时性的。令人惊讶的是，在当今的主流西方国家，区域自主性力量也在觉醒，沉寂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开始活跃起来，要求获得自治。美国有少数族裔群体：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在邻国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的分离主义诉求已经威胁到国家统一。同样，英国要应对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潜在的分离主义者。法国也面临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挑战。
区域自主性诉求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的中央权威。在伊朗，民众抵制西方势力的同时，还出现了反德黑兰政府的地方起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和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的起义。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伊朗总人口的半壁江山，伊朗面临的区域自主性诉求的威胁要比任何西方国家大得多。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放松政治控制，立即就有几十个民族要求自治。因此，20世纪90年代，苏联出人意料地瓦解，被独联体所取代。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动荡都源于两大对立力量的冲突。一方面，随着现代通信媒介、跨国公司、绕地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的出现，现代科技正前所未有地将全球连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各民族从沉睡中觉醒，决心掌握自己的未来，从而使世界陷入分崩离析。追根溯源，这一历史性的现代冲突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西方探险家和商人第一次把全世界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我们至今仍要面对由此带来的得失参半的重大影响。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凯勒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构筑了工事，坚守最后的阵地，为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过去而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持续的斗争前途未卜。问题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简单。亚洲各国全面采纳和应用西方科学技术，绝不仅仅意味着东方与西方的较量已见分晓。同样，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和一党制政治制度，也绝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胜负已定。在第三世界，人们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日益破灭，这种幻灭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尚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目标和战略。中国总理周恩来恰如其分地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