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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认知里,魏晋南北朝往往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碎片化的分裂时代。在这个比两汉还要短的历史时期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竟有三十多个政权的创建者先后称帝,演绎了数十幕王朝更迭的悲喜剧。这是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这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三国演义》和其他文学、影视作品的影响,三国的历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信手拈来、烂熟于心的内容,而对于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人们却关注不够。而实际上,西晋取代曹魏,完成统一后又走向乱世的这一段历史同样惊心动魄,同样扣人心弦,同样精彩纷呈。

回首这段历史,可能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一个“乱”字,然而混乱中可能孕育着新的秩序,多种文化因素也在刺激中蓬勃生长。因而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有王导、谢安这样的贤臣良相,有苻坚、石勒这样的盖世英雄,有嵇康、潘岳这样的风流雅士,有谢道韫、冯太后这样的女中豪杰。我们可以领略兰亭水边的清雅闲适,亦能体会淝水之滨的惊心动魄,既能看到太康之治下的奢侈糜烂,也能看到刘裕早年的励精图治。这里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侯景之乱这样的乱世,也有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永明之治这样的盛世,更有孝文帝等有见识的少数民族人物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与华夏文明激情相拥,使中华民族更加强健,更加辉煌。

俗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以分裂与混乱著称,但在无序的纷争下,统一才是该时期真正的主旋律。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争雄,不知淘尽多少英雄,最终却由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现统一;西晋短祚而亡后,北方长期陷入分裂,以至出现了“诸燕风云录”“五凉争霸”的乱局,但也先后出现了一统北方的大国前秦和北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在分裂成东、西魏后,双方领袖高欢、宇文泰一度“绝代双骄”,难分伯仲,但北方大地仍为继承西魏的北周所统一;南北方对峙二百余年,长江天堑看似已成为牢不可破的防线,可文采风流、不识艰难的陈后主,却终究成了隋文帝的囚徒。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深陷战火纷扰的动荡之中,但其整体的历史走向并非“乱上加乱”,反倒呈现出“北方统一→南北统一”的大一统趋势,即在分裂的大背景下不断“迈向统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最终走向统一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是魏晋南北朝最终走向统一的前提。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世界中,华夏文化无疑是最优秀的文化,自古以来便是各族人民学习的对象,如春秋时期吴国季札曾感慨《秦风》之歌“此之谓夏声”,杜预注称:“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可见原本身居西戎之地的秦国,始终致力于学习中原礼乐制度,并摇身一变成为华夏文化的代表。孔子强调华夷之辨,但其分辨华夷的依据,即后世韩愈所总结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马其昶校注,马茂源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即将是否因循华夏文化视为判断华夷的根本。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旧有的礼乐文化虽然随着儒学走下神坛而逐渐式微,但相继而起的少数民族政权仍多尊崇华夏文化,积极转变自身“夷狄”的身份。有学者在研究该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华夏化后指出:“他们主动继承和运用旧有政治文化中的符号体系,重新定位我群在帝国秩序中的位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夷狄变为华夏,实现了自我华夏化。”(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吸纳华夏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即开启了汉化改革。除了最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外,曾统一北方的前秦亦是实行汉化的卓越代表,苻坚任用王猛,广建学官,推广儒学,重视农桑,整顿吏治,尤其“起明堂,缮南北郊”,“亲耕籍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晋书·苻坚传上》),在极其重要的祭祀礼仪上也效仿学习中原的做法。更有甚者,连活跃于北方草原的部落也走上了汉化道路,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感叹高车在首领社仑的带领下日渐强势:“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魏书·蠕蠕传》)可见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通过汉化来推动其社会进步。此外,大量少数民族还通过冒认祖先的方式,刻意将自己内化进入华夏文化圈,由此贵族攀附华夏先贤之举蔚成风气。仅以各国皇室为例,前赵刘氏自称是嫁予冒顿单于的汉室宗女之后,诸燕慕容氏自称乃黄帝部落有熊氏之子孙,前秦苻氏号称是曾与夏启大战的有扈氏后裔,后秦姚氏将自己归为舜帝有虞氏苗裔,北魏拓跋氏则自称为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各少数民族与传说中华夏的祖先并无关系,他们刻意地主动“认祖归宗”,可见华夏认同的重要性。东魏高欢在述及当时局势时曾提道:“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其实推崇南方礼乐正朔的又岂止汉人士大夫,每当萧梁来访,“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北史·李谐传》),足见北方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的倾慕与向往。于是,深受汉化影响且自化为华夏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不仅未成为分裂的不稳定因素,反而有力推动了魏晋南北朝走向统一。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隋唐再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这一时期不断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所造成的民族大杂居,使内迁各族与汉族形成居住地域上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各族人民的相互接触和交往。我们知道,早在东汉末年,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就开始不断地向汉地迁徙。如曾与汉武帝争战不休的草原霸主匈奴一族,早在两汉时便分裂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一贯依附中原王朝,曹魏时又被分为五部安置于并州一带,“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晋书·四夷·匈奴传》)。具体到其他各族,羌族内迁始于东汉初,“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晋书·江统传》);氐族则在东汉末年被曹操迁徙至关中一带,“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三国志·张既传》),后又“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三国志·杨阜传》);羯族来源众说纷纭,但起码在西晋时期早已入塞,“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魏书·羯胡石勒传》)。此外还有荥阳句骊,乃毌丘俭讨伐辽东时内徙,“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晋书·江统传》)。不难看出,在西晋时期,大量北方游牧民族早已南下入塞,定居于中原腹心之地,以至于“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唐长孺先生通过研究认为该时期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也要按规定缴纳赋税(《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这表明此时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大都成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实则已经处于民族融合的进程之中。

西晋灭亡后,中原虽陷入战乱,但民族间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快,尤其部分少数民族领袖采取较为包容的民族政策,更推动了这一进程。如前秦灭亡前燕后,对燕国旧臣极其优待,引起大臣不满,苻坚便表示:“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晋书·苻坚传上》)苻坚秉持“混六合以一家”的理念,团结各民族上层,正是这种思维使其得以统一北方。只是此时各民族间尚未完全融合,相互间的矛盾仍旧深厚,再加上苻坚一意孤行南征东晋惨遭失败,这才导致前秦短祚而亡。民族融合的进程,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鲜卑贵族不仅改汉姓、着汉服,更与汉族通婚。等到北周改革时,经历数百年的民族融合终于开花结果,仿造周礼的六官官制以及府兵制度的出现,皆是胡汉结合的产物,而北周的一系列改革,也最终催生出超越族群的新兴政治群体“关陇集团”,促成了此后隋唐王朝的建立与发展。陈寅恪先生在分析李唐缘何成就霸业时指出:“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在陈先生看来,李唐这一世界级王朝之所以出现,主要归功于中原华夏与少数民族的结合,是三百余年的多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再次
兴盛。

再次,互为因果的权利与秩序导致了一种新秩序的重建。

魏晋南北朝作为空前的动乱时代,其背后的驱动力之一便是专制皇权体制下对最高权力的不懈争夺。而权利与秩序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权力而导致了失序,又因为失序导致人们对权力的追求,最终秩序重建。

魏晋南北朝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时代,但其本质上仍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万绳楠先生在研究“八王之乱”时曾指出:“八王之所以要发动变乱,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争夺对象——拥有‘屠割天下’权力的皇帝宝座。”(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万先生将君主专制体制视为引发争斗的罪魁祸首,以此揆之,专制时代下对皇权的追逐与权力斗争恰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十六国、北朝时期,虽然北方少数民族林立,各族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其归根结底绝非民族间具有根深蒂固的矛盾,而是在中原王朝西晋灭亡后,各民族为争夺北方的最高权力而展开的长期角力。过去我们分析魏晋南北朝的乱局时,往往对民族的问题究之过深,尤其将胡汉矛盾的影响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根据罗新的观点:“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可见,相较于血缘,我们更适合以政治体的视角考察该时期的各民族政权。在这一视角下,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些少数民族领袖同样具有一统河山的雄心壮志,其举措实质上是封建王朝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如前文提及的苻坚所坚持的“混六合以一家”,这既是促进民族融合的观念,同时也表明了苻坚对大一统的渴望,其后的南征东晋便是其理念的付诸实践。北魏太武帝拓跋珪雄才大略,南征北战,攻灭数国,最终一统北方,奠定北魏事业,“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世祖纪下》),其屡次南下,甚至饮马长江,目的自然也是想一统天下。即便对于偏居一隅的江南政权,“光复中原”“肃清宇内”也是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口号,桓温、刘裕等权臣均借北伐赢得人望,方有僭越嬗代之谋。至于最终混一戎夏的隋文帝杨坚,更是在登基之初便“潜有吞并江南之志”(《隋书·韩擒虎传》)。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政权对最高权力的不断争夺,在客观上恰恰成为推动时代走向大一统的动力。

此外,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双方遣使交聘活动十分频繁,往来聘使总次数达到近三百次。南北使臣的往来交好,是一个经济互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过程,它对促进南北朝和平统一,对当时以及隋唐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超级乱世,但在大分裂的“明线”之下,还隐藏着大一统的“暗线”。尽管南北分裂的局面所带来的影响是严重的,但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的封建统治者,都以代表“中国”自居,以一统全国为己任,其中隐藏着一种通过竞争以求发展的积极因素,并最终推动了隋唐王朝走向统一。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就犹如淬炼绝世宝剑的熔炉一般,是中国历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是黎明前的最后一丝黑暗,当我们陶醉于大唐文明的博大恢宏时,也应当回头注意到魏晋南北朝为之奠定的深厚基础。

本书在写法上,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述,还原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真实场景,揭示其历史的发展轨迹,并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演变过程。

本书由庄华峰撰写,付秀兵、钱久隆、谭书龙参与,由庄华峰教授统稿。

失序的本质,是权力的不确定性。

让权力处于流动的,正是那些敢于重建秩序的勇者,

他们于暗夜执微光,于混沌思破局。

有人暴烈而奋起——

有人抱憾于宿命——

有人被席卷而行——

最终,正是他们掀起了三百年的巨浪。

当洛阳宫阙倾覆于匈奴铁骑,当衣冠南渡的烟尘遮蔽长江,当佛窟的梵音与胡笳声在河西走廊交织——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三百年,恰恰孕育了权力秩序最精妙的实验场。

本书以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两晋南北朝的混沌表皮,以人物为线索,揭示那些被正史简化为“神州陆沉”“门阀政治”标签背后的权力动力学,再现文明崩解与重组的惊心动魄。

庄华峰,安徽歙县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著作有《中国社会生活史》《魏晋南北朝史新编》等。

两晋 统一与崩裂的症候

002 三国归晋:金陵王气黯然收

013 炫富时尚:短命的西晋到底有多奢靡腐朽?

024 八王之乱:一个丑女引发的血案

036 流民王朝:成汉政权的兴衰之路

050 永嘉之乱:匈奴灭西晋

062 北境守护者:闻鸡起舞的不止祖逖

077 王与马,共天下:“股份制”东晋建立始末

086 东晋立国危机:门阀政治与王敦、苏峻之乱

098 桓氏家族上位史:从二流士族到当轴门户

十六国 混乱与秩序的渐明

112 从奴隶到皇帝:石勒的人生到底有多传奇?

123 顶级谋臣:五胡十六国中的两位汉人英雄

131 冉闵的悲壮人生:英雄乎?屠夫乎?

144 淝水之战:前秦八十万大军打不过八万晋军?

155 诸燕风云录:慕容氏的茫茫复国梦

168 五凉争霸:乱成一锅粥的大西北

182 拥抱文明:羌族姚氏的强国之梦

195 匈奴的荣光:在夹缝中崛起的赫连勃勃

208 所谓魏晋风度:不过是“装得恰到好处”

220 后苻坚时代:北魏的崛起

231 门阀士族:垄断政治数百年终将谢幕

南北朝 对峙与一统的潜流

244 楼船铁马刘寄奴:草根皇帝的开挂人生

256 元嘉之治:何以从盛极一时沦为一地鸡毛?

267 优雅的“神仙”:从葛洪到陶弘景

279 崔浩国史案:北魏最大的文字狱

293 孝文汉化:北魏鲜卑改革的破冰之旅

305 全盘汉化:内卷之下,什么在困扰着北魏?

316 齐武帝:优良家风孵化出的一代英杰

328 花木兰之谜:谁是北魏的北境世敌?

341 北魏的亡国之路:从六镇之乱到河阴之变

351 高欢对阵宇文泰:绝代双骄还是菜鸡互啄?

363 绝世美男兰陵王:帅到打仗都得戴面具?

375 高齐王朝:精神分裂表象下的惨烈政局

389 梁武帝:从文艺青年到“菩萨皇帝”

400 侯景之乱:“宇宙大将军”的致命反击

411 白袍名将:以一敌万的陈庆之

424 陈霸先的奋斗史:南朝的余晖

436 北周武帝宇文邕:终结三百余年纷争的奠基人

448 三朝岳父:内外兼修的完美男人独孤信

462 隋文帝杨坚:外戚奋斗的“天花板”

474 三分归隋:分久必合,三百年风雨终见彩虹

第一章 第一节

  三国归晋:金陵王气黯然收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诗中写道: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诗中的王濬是西晋的著名将领之一。刘禹锡的这首诗描写的是王濬水师突破吴国江防,直抵金陵,吴主孙皓举行投降仪式的事。当然,历史上晋灭吴的过程远比短短几句诗歌的描述要复杂许多。“王濬楼船下益州”背后的故事就非常
精彩。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西晋名将王濬。

一、晋朝版陈胜

王濬,字士治,小字阿童,是弘农湖县人,出生于世代显贵之家。根据史书记载,他们家世代都担任薪俸二千石的高官。优渥的家境,自然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文章,长得玉树临风,英俊潇洒。但二十岁之前他不在乎旧礼陈规,放浪形骸,在乡里的名声并不太好,可以说是个问题少年。然而二十岁及冠以后,他来了个华丽转身,成为一个豁达有志向的追梦人,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王濬曾经为自己修建了府邸,在门前打造了一条几十步宽的通天大道,有人疑惑不解,问他:“这有何用?”王濬说:“这条路是日后给我的警卫队执戟撑旗用的。”旁人都快笑喷了,说:“就你这个混混还有警卫队?”而王濬也不生气,只是轻蔑地笑了笑,说:“你们这些小麻雀怎么知道我雄鹰一般的志向呢?”

好一个晋朝版的陈胜!

不过人们渐渐发现,王濬确实有不俗的表现。二十岁那年,州郡征召他为河东从事。因为王濬为人严正清峻,一些不廉洁的官吏听说他到任了,都说工作没法干了,纷纷跳槽去了别处。王濬的顶头上司司州刺史徐邈,膝下有个才貌俱全的女儿,因为眼光太高,苦苦寻找心中的白马王子,但一直没有合适人选。身为父亲的徐邈自然十分忧心,便宴请佐吏,让自己的女儿在内室查看众人品性,以择夫婿。王濬当时官居河东从事,因此也在被邀请的名单之中。王濬长得很帅,一张明星脸,徐邈的女儿一眼便看上了他,大有一种“终于等到你”的感觉,于是徐邈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濬。对于王濬来说,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自然是爽歪歪!

不过,王濬从前的坏名声对他入仕升迁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虽然有过好多次升迁展示才华的机会,却因为有人说他“志向太高,奢侈不节,不可单独担当大事”而功亏一篑。为此,王濬苦恼、气愤了好久。好在时来运转,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濬认识了西晋开国元勋羊祜将军。羊祜见他谈吐不凡,又有志向和才能,便将他视为知己。王濬庆幸自己遇到了贵人。

羊祜出身于名门士族之家,是西晋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得知晋武帝想要消灭孙吴后,羊祜便积极筹划准备,献计献策。正是他及时地向晋武帝进献了著名的《平吴疏》,从而帮助晋武帝坚定了灭吴的决心。

那么,这个时候的孙吴是什么状况呢?自然不是岁月静好。此时孙吴的皇帝是孙皓。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孙和的儿子。在即位之初,孙皓还算勤勉。《江表传》记载说,他抚恤百姓,开仓济贫,放生动物,一派贤明君主风范。

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孙吴朝野上下失望了。

骄奢淫逸、声色犬马,几乎是历代昏君的标配。而孙皓,绝对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派黄门走遍各州各郡,挑选民家美女。还下令,凡是大臣家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先行挑选。入选者统统进宫侍奉,落选者才准许出嫁。真是岂有
此理!

孙皓追求享乐,挥霍无度。他在京城建业大兴土木,修建宫室,亭台楼阁,轩榭廊舫,无不奢华至极。正直的大臣上疏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

孙皓喜欢喝酒,也喜欢大宴群臣。只是他设的宴会,多半是鸿门宴。在酒席上,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就会被记录下来。情节严重的,立即诛杀;情节轻微的,或活剥脸面,或挖去眼珠。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君臣离心离德。此时的西晋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经营,已在战略上形成了对孙吴政权的绝对优势。而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还好大喜功,主动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

名将陆抗认为西晋强大吴国弱小,不止一次上书反对主动攻打西晋,要求加强备战,他还预见到晋兵会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所以,特别要求加强建平、西陵这两个地方的兵力。建平就是今天的湖北秭归,西陵在今天湖北宜昌附近,这两地都是军事重镇。可是孙皓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因而没有认真做好防御准备。

269年,司马炎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别镇守临淄、下邳,这两个地方无疑是与孙吴作战的前沿要塞。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抵近孙吴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兵南下。

西晋内部在进攻孙吴问题上出现了持完全相反意见的两派。以贾充、荀勖等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孙吴有长江天险,且善于打水战,北人难以取胜,在之前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征服长江天险,当年曹操率几十万得胜之师都大败而归。贾充、荀勖这一派掌握着中央大权,与司马炎走得很近,保守派因此暂时占据了上风。

而羊祜、杜预、王濬等主战派,则一再上书求战。比如杜预就从襄阳七次上书,尖锐地指出贾充等人既不同意出兵伐吴,又说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一些大臣反对用兵就耽误天下统一大业,实在不应该。

经过权衡再三,司马炎采纳了主战派的方案,准备讨伐孙吴。

 

二、打造超一流舰队

 

当时,对于西晋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战胜孙吴的水军。要知道,孙吴的主力战船要比西晋的大得多。从汉末以来,北方政权也曾多次发动过对孙吴的进攻,陆地上打得顺风顺水,而一到长江,就会被孙吴打得很惨,当年的赤壁之战就是如此。孙吴正是凭借着这一天险才得以一直存活下来。

当时,王濬是个在朝廷中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是羊祜勇敢地站出来,竭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对其予以重用。当时吴国流传一首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 意思是一个叫阿童的人可以解决大军渡江的问题。羊祜听到童谣后揣摩说:“这可能是说依靠水军建功。”后来,羊祜发现王濬不仅才能可堪重任,而且他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好印证了童谣之言,不禁内心窃喜。不久,羊祜上表晋武帝,请求封王濬为龙骧将军,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为伐吴做好准备。晋武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督造战船。

接到诏命后,王濬迎难而上,开始打造上百艘战船。他造的是双体大型楼船,每艘长度达到一百二十步。所谓“楼船”,就是战舰甲板上有高大的水城、敌楼等。要知道,汉武帝时代杨仆建造的能容纳几百士兵的楼船就已经够大的了,可王濬建造的楼船,能承载步兵骑兵两千多人,在上面跑马都行!战船规模如此之大,自古未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航母”。

王濬在蜀地造船,削下的碎木片浮满江面,顺流漂下。孙吴的建平太守吾彦拿了些木片呈给孙皓说:“晋国必有攻吴的打算,应在建平增兵防守,建平攻不下,晋军一定不敢东下。”可是孙皓自我感觉良好,总认为西晋不敢进犯孙吴。吾彦没有办法,只得命人在江流之中设置铁锁,希望能够暂且阻挡晋军的攻势。

王濬打造了一支超一流的舰队,大大增强了西晋伐吴的决心。然而仍有朝中大臣对伐吴议论纷纷,存在畏难情绪。279年八月,王濬上疏请求立即伐吴。在奏疏中,王濬说:“臣多次查访研究吴楚的情况,孙皓荒淫凶暴,荆扬一带无论贤愚,没有不怨恨的,观察目前形势,应该从速伐吴。今日不伐,形势变化不可预测。如果孙皓突然死去,吴人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则吴国就成了我们的强敌。再者,臣造船已经七年,有些战船渐渐地腐朽损坏了,臣也已年过七十,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再也经不起岁月的无情流逝,诚恳希望陛下不要失去良机。”王濬目睹自己打造的舰船日益朽败,而自己年纪日益老迈,表达了自己心里激昂而又无奈的心情。王濬的真情终于打动了晋武帝,三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于280年正月拉开了帷幕。

西晋大军分为六路,浩浩荡荡,水陆并进。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濬等人。

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孙吴军队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吴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很快就要降临了。

作为伐吴的舰队总司令、七十多岁高龄的王濬率领八万水军从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瞿塘峡、巫峡,很快就攻破了孙吴的丹阳,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在进入西陵峡时,王濬的舰队遇到了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由于此前羊祜曾经擒获了吴国的间谍,对吴国的这些江防设施部署都十分了解,所以王濬早就做好了应对准备。为了破解吴国的这些江防设施,王濬做了几十个大木筏,每个木筏有一百多步见方,筏上扎有草人,披甲执杖,挑选懂水性的士兵乘木筏先行,江中的那些铁锥都扎在木筏上被带走了。王濬又扎了又长又粗的大火把,在上面浇上油,遇到铁链就点火燃烧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铁链烧断了。王濬就此攻破吴军封锁,攻占了许多城池。王濬一路走来,基本上是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夏口、武昌的吴军望风而逃,长江以东的许多州郡都相继投降。

280年初春,晋军渡江,分头歼灭各地残存的吴军。此时的吴国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已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三月十五日,对于吴君孙皓来说,乃是最悲惨、最黑暗的日子。王濬统帅的水师就在这一天浩浩荡荡地攻入了吴都建业的石头城,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孙皓吓蒙了,这个绝望的暴君,模仿十多年前向司马家投降的蜀后主刘禅,双手反绑、赤身裸体、带了棺材到王濬军门投降。王濬亲自为他松开双手,下令烧掉棺材,以礼相待,代表西晋政权接收了吴国图籍。

吴国灭亡,西晋统一了全国。在西晋灭吴的过程中,除了早期的战争外,江南地区的经济、民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无疑,西晋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王濬是第一大功臣。

孙皓投降后,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他与刘禅一样被安排住在了晋都洛阳。与其说是居住,不如说是软禁,孙皓在洛阳过的应该是相当压抑的。孙皓与刘禅不同,刘禅虽被监禁,但却生活潇洒,往往会流露出乐不思蜀的姿态来,可孙皓寄人篱下依旧是锋芒毕露,还保持了些昔日君王的气概。一天见面时司马炎指着座位对孙皓说:“我设这个座位等你来坐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在南方,也设有座位以等待陛下。”284年,孙皓在洛阳去世,时年四十二岁,葬于洛阳北邙山。

洛阳,这个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金戈铁马、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这正印证了那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至此,曾被秦始皇忌惮万分的金陵王气,在西晋的铁骑下暂时消散了,历史的中心又回到了北方。然而,统一后的西晋,却很快被奢靡腐朽的生活席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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