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要真正了解日本，请读《变异：日本二千年》；
日本的全息导览，重构日本二千年演化史，全面解答“日本何以为当下之日本”。
※ 横跨2000年，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节点，以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和近代西方世界体系为框架，从倭王受封、大化改新、白江村之战、元寇、丰臣秀吉、江户时代、甲午战争、中日同盟、二十一条、“满洲建国”到卢沟桥事变，从黑船来航、明治维新、日俄战争、帝国战略、太平洋战争、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麦克阿瑟、东京审判、日美同盟、冲绳到日美贸易摩擦，重构日本两千年演化史。
※ 从东亚、风土、神衹、文字到文明，从清寂、耻感、罪孽、仪式到色情，以日本文化关键词为切入点，探讨日本的原理和变异。
※ 以现代日本政治的秘密（诸如天皇、自民党、行政官员、日本右翼）以及经济的逻辑（诸如爆买、工匠精神、造物、企业经营等）为对象，深度揭示现代日本的深层结构。
※ 新一代日本研究代表人物李永晶，继《分身：新日本论》后的又一力作，融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堪称日本的“全息导览”。
日本从19世纪后期开始崛起，一举成长为改变东亚与世界秩序的大国；1945年战败后，它很快又再次崛起，如今正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沿地带。很多西方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日本的奇迹”。
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还要继续追问的是：日本是如何从历史上中华世界边缘的蕞尔小邦、一个世界史上无籍籍名的东海小国，转变为让世界惊异的存在？日本如何转变为异于我们的陌生存在？如何理解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上堪称卓异的各种表现？
或者说，与西方视线中的日本不同，我们要理解的不是“日本的奇迹”，而是“日本的变异”，是要建立一个理解日本的框架， 将日本纳入一个可理解的认知体系中。
精彩书摘
本书的日本演化史叙事不是传统的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纬组织的编年史叙事，而是在我们当下的问题意识——即日本何以成为我们当下所见的“日本”——导引下建构的精神史叙事。
“东亚”是我们重新认识日本的首要框架；或者说，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的变异，是我们把握日本的原理。在这个新的认知框架中，日本和中国不再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中彼此独立的国家。相反，它们都是古典东亚文明体系中的一员，在生成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起源。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视角——比如，倘若从双方共有的古典东亚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日两国，那么谁的“变异”更为显著呢？
倭王受封是我们理解日本的演化的个关键历史节点， 但很多历史学家尚未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他们的历史叙述对此也通常是寥寥几笔带过。很多读者在读古代日本这一时期的历史时， 很可能也跟着跳了过去，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那么，这个事件对日本国家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如果先说结论，那就是，这一事件意味着日本历史的起点在中国，意味着在日本历史意识的深处，有一个摆脱不掉、无法磨灭的影子：“中国”；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事件为日本自我意识的成长埋下了一粒特殊的种子。这也正是我在前面提出的“中国内在于日本”这个说法的另一层含义。
我们不难推断，初应该是日本的使节首先向中国提出了称呼上的要求，武则天才敕命更改，否则我们看不到唐王朝下令更改称呼的动机。其实，中国史书上的“倭”字源于古代日本民族自称，是记录他们自称发音的汉字。后来，日本民族自称为“大和”民族，使用诸如“和风”“和魂”等意味着民族性的说法，其实就是用“和”取代了发音相同但文字不同的“倭”字。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倭国人要求更改国名的事，并不是简单的外交行为，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简单地说，倭国改名这件事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日本此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自我意识。
镰仓时代的日本成功抗击元朝后，它的自我意识——针对东亚大陆王朝的对等乃至优越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成长和强化。这一意识诞生于倭王受封的时代，源远流长，更重要的是，它就像埋藏在土里不死的种子一样，每当阳光和雨露丰沛之时，就会破土而出，进入人们可见的现实历史世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日本历史上的一位的武士和政治家——丰臣秀吉（1536—1598），就是这样一粒种子。
重新审视江户早期出现的一个新观念，即“华夷变态”，有助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在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看来，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由被称为“胡人”的北方少数民族，即女真族建立的国家；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来看，中国已经不再是文明的典范，而是由“夷狄”统治的国家。这就是“华夷变态”的涵义，它初源于德川幕府的儒家学者编撰的中国形势报告书。但另一方面，这个说法中还有一个隐微但极为重要的含义：既然中国已经胡化或者说夷狄化，那么日本就成了“中华”的代表， 成了东亚古典文明的继承人。
甲午战争结束后，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已经彻底解体；中国本土由此完全暴露在列强的面前，成为殖民列强竞相争夺的目标。与此相对，日本获得了进一步的激励，它要成为亚洲的霸主，成为亚洲新秩序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甲午战争正是日本政治意识的一次呈现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近代日本的大国崛起之所以伴随着光荣与屈辱，问题的根源正在于它此时的自我与世界认识。在危机丛生的1930 年代， 日本强力推行了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大陆政策，策划并实行了分裂中国领土的方案，终导致它不得不放弃与英美等大国的协调。事实上，只有在协调和互动中，近代文明所具有的野蛮一面，才能逐步得到消除。但在危机四伏的年代，日本放弃了与其他国家共同克服危机的方案，选择了与世界为敌的政策。
在战后的批判反思过程中，竹内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说法， 叫“优等生文化”：在致力于学习外部世界方面，日本人从来都是非常热心。他这样写道：“赶上，过，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们的标语。不能输给别人，哪怕只是一步，也要争取。他们像优等生那样挣得分数。”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就像学校里的好学生一样，只要拿，其他就不闻不问了。
竹内好的这个比喻，其实是他进行的自我批评：“优等生”毕竟只是学生，尚未产生真正成熟的自我意识与文明意识。“优等生文化”容易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完全按照老师的规则行事；二是优越意识，一种指导落后者与落后的人民的“使命感”。日美开战后，竹内好说“历史被创造出来了”，其实就是优等生意识的流露。当然，那时候日本国民上下真诚地认为，日本正在为创造世界新文明与新秩序奋斗。
在这种“优等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日本精英看到西方列强压迫、殖民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事实时，自然会感受到近代西方文明不义、野蛮的一面。我们前面曾提到的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的演说，就是这种优等生意识的代表：日本极其“聪明” 地效仿西方殖民帝国的种族歧视与民族压迫行为，尽管它早已“聪明”地认识到这种秩序的不义和无法持久。于是，它开始构想更为文明的世界新秩序。但在日本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它自身的野蛮力量与“优等生”的偏执意识相互激荡，结果便是将自己的文明意识丢得一干二净。日本虽然在国土上成功避免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但在思想观念上近乎全面沦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