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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一个集总裁、主持人、社会活动家、客座教授等身份于一身的焦点人物。
一本直击热点问题，透视社会管理的著作。
大量关注民生热点问题的精华博文，一系列可行性极强的社会管理新思路。
俞敏洪、季琦、杨澜、朱永新、谢伯阳倾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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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第一财经电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国际管理咨询业协会副主席兼中国代表,世界专业研究者协会ESOMAR中国代表。北京科技咨询协会副理事长。社会活动家。不仅广泛参与国内政策、学术和企业管理论坛，同时也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机构提供讲题。 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1988年获免试推荐进入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获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2007年世界学者。
1965年生于江苏省大丰县。 1992年创办零点调查公司，2000年创办前进策略和指标数据，2003年创办远景投资。在他的领导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成为了本土市场和社会研究咨询领域的著名品牌。
【内容】
“个人+社区+城市≠国家”
国家的运转不是简单的公式。社会开放，为中国打开了机遇之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层层行政机构都在发生着变化，作为国家政策执行者的公务员、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究竟应该在这样的境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重民时代》是作者十余年来，对百余家政府机构、民间组织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经验结晶。作者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指出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倾听与发掘民意，依靠在人文关怀基础上的社会动员模式，建立具有广泛公共道义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
国家的运转不是简单的公式。社会开放，为中国打开了机遇之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层层行政机构都在发生着变化，作为国家政策执行者的公务员、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究竟应该在这样的境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重民时代》是作者十余年来，对百余家政府机构、民间组织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经验结晶。作者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指出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倾听与发掘民意，依靠在人文关怀基础上的社会动员模式，建立具有广泛公共道义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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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透明会吓死一帮人
凤凰卫视关注了一下获得财政部招标的若干机构网站建设的预算，有三千多万的，有几百万的，有近百万的，有没写款项的。这一公布立刻引起了不少反响，人肉搜索的结果更是揭发出一些显然有猫腻嫌疑的东西。其实这仅仅是网站建设，要是把电站建设、电信基站建设、公路铁路站建设、公共汽车站建设等等在内的所有站点建设或者非站建设的财政项目公开透明的话，大概我们一下子就又有了更多可以去质疑的项目了。在我们参与的一些地方财政资助的项目成效评估中，各项目的实际成效与预期成效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如果再把所有公共预算资助项目的成效的独立评价结果予以公布，那么就有更多的项目值得去质疑了。如果我们再把过去项目的成效与现在没有机会得到的项目的历史做个公布，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优胜劣汰的机制，那么就又会有另一堆值得质疑的项目了。
财政预算透明是否是政务公开的关键，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答复，广东的广州市和河南的焦作市，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的回答则是否定的。实际上，不管我们说一千道一万，民主机制的关键之一是预算应受到某种公众的控制，如果预算是黑箱，则其他的一系列说法就很难避免有作秀之嫌。在预算控制之中，透明化是起码的操作机制。需要透明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招标机会的透明公开，我们现在的很多公共项目都是在小圈子里玩，这本身一开始就决定了其不公平性，要是财政拿出一百万做招标广告，我可以说那些网站建设的预算能省下一大半；二是招标过程公开，包括谁是评标的，怎么评，用什么指标评，都谁参与应标了，弄个视频直播也花不了多少钱；三是招标结果公开，让大家去验证与质疑；四是项目成效有相对独立的评价机制并把评价结果公开，比如有人回应说网站建设贵是有很多后期维护，那么就进行两三年的跟踪评估好了，看看你是怎么维护的，需要多少成本，因为你拿了公共财政的钱就要受到公评；五是过去项目的评价表现要作为背景资料在今后再参与招标时公开。虽然这些透明措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也不是防范腐败的绝招，但是至少最显眼的那些问题就会有明显的减少。
反危机中的行政权力风光无限，公共项目钱财滚滚，而恰在这个时候，对公款乱花的质疑与愤慨隐藏了更多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否则财税收入的增加就会直接与腐败的增加连接在一起了。公家的钱越多，就是从老百姓那移挪得越多，那么给老百姓的交代就应该更清晰，对掌握财务资源者的透明化监督就应更严格。
换个做法更亲民
一个政府部门单位有一位员工得了精神病，单位领导就对她老公说，带你老婆回家好好看病吧，待遇不变，什么时候病好了再来上班，当然该老公感恩戴德就按下不表了。同一个时候我读到一个媒体上报道某地警察因公殉职，上级单位领导去送了锦旗，也发了点慰问金，大致说了一番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某某同志之类的话。
这个时代的领导人对群众事情的反应我觉得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同理心，要能站在群众的角度去体会与想象，你可以只拍拍背，或者默默地握握手，说出几句体贴的家常话，而别整那些官面上的场面话；二是要能发出自然声，要用自然的语言说出寻常的话语，尤其是要能脱离官方的背景，让人觉得能讲出普通人说的话；三是要能轻车简从，在那么多人围着的情况下连领导人自己都表现得很僵硬，就别说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普通百姓了；四是要学会一点与各地人民互动的技巧与工具，哪怕是偶尔说句方言或者给普通民众发个问候信，都是现在这个社会中很实用的亲民途径。
今天，很多领导人都应意识到他们不只是业务领导人，他们更是真正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需要思考如何尽量贴近社会各群体的政治需要，如何与各社会群体互动，如何与社会矛盾中的群体近距离地沟通。公共沟通与公共动员能力建设的迫切性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基本是生活在与领导人的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也甘于把政策大事看成是上面的事情。但是今天，信息的产生、分享与传播机制大大改变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借助于网络以及他们的低权威主义价值观而在政治沟通上提出了新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那些老套的政治模式就不那么好使了。西方政治体制中借助于选举机制而迫使政治领导人与草根和基层互动，而我们今天的工作模式却很容易导致官僚体制内的管理者和领导人精英化与仪式化，从而远离了真正动员社会的机能。
模糊官文对百姓不利
阅读过毛选或者邓选的人，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说的话特别通俗，连老百姓都不难看懂。记得以前专门批评过党八股，如果按照的批评，我们现在看媒体或者一些政府领导人的发言，可以说完全符合的批评目标。也曾亲自撰写或者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文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意思比较浅显易懂。也常引经据典，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把这些经典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用更加通俗的方式表述出来。如果与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人和官样文章离老百姓就要远得多。
前一阵我刚批评过医药改革方案让人难懂，事实上让人难懂本来是制度与官文的本质，但问题在于谁负责向老百姓解释，而且这样的解释是否与原来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官文一般是由专门的秘书和“秀才”写出来的，他们一般熟悉官场规则，琢磨主管领导的口味，对于所针对的问题有来自机关选择角度的了解，所以官文本身就是官本位的，也就是说，官文是那些官们所熟悉的地盘里面的文字游戏，而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和容易明白的语言体系。同时，如果将官文改造成老百姓能够明白的话语，虽然有其价值，但却是一件需要投入很多而收益有限的事。这与直接选举政治中的语言规则不同，选举中的公共承诺要求能让一般人明白，而在间接选举体系中掌握的群体语言沟通技术可能并不能派上核心用场，因此只能算是一种边缘技能。此外，当官文模糊的时候，对于掌握解释权者来说，最可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在文字游戏规则中，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模糊的文字应该尽量朝着对有权者不利而对无权者有利的方向选择，那么官文变成常人明白的文字就比较有可能实现了。
实际上，官文的难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官僚体系离人民的感受更远，同时，官僚文秘更加钟情格式，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多时候官僚文秘加圈子专家合作整出来的东西可以说让一般的精英都很头疼，更别说一般民众了。另外，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文秘的文字功夫也是越来越差，加上行政主官也不敢轻易脱稿演讲，所以，“低通俗度的秀才+闭门化的专家+小胆子的主官=莫名其妙的官文”。说实话，莫名其妙的官文足以让任何神奇变成或者等于腐朽。现有的公共管理体制虽然开始重视民意价值了，但是当它的表达方式成为难以明白的官文和难以忍受的官会时，一些有意义的政策精髓就在这种文山会海中流失，而在这些难以辨别高低的官样文章中，太多的政治南郭先生就必然会混迹其间。
公家的会风实在要改一改了
最近参加了几个政府部门及有政府色彩的社会组织开的会议，一圈领导讲了一大堆几乎差不多的车轱辘话，套话一说七八点，谁也收不住，谁也没新意，谁也不管台下的人是睡觉还是一脸疲态。本篇感慨正写于在北京开的一个两个多小时的公家会议上本人在三轮瞌睡打完之后。我道行浅，这么多年也没有学会坐在那思想开小差而眼睛还睁着的“鱼眼技术”，所以打瞌睡大家都能看得到。曾经听说过一个领导的笑话，说发现这位领导每次开会听代表发言时都特别勤快精神地做记录，有一次会议上一个服务员忍不住想，这些发言我都听得出是废话，这领导有啥好记的，我得看看都写的啥。她趁倒茶的机会一看，嘿，领导密密麻麻画了一纸的小猪头。
会议是公共沟通的一种方式，是实施有效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是传达信息的重要形式，开会开得好不好意义很大。对于公家会议上的领导讲话我有五个建议：一是要精短，说话越短越好，尤其不要和其他人已讲过的重复；二是尽量用提纲，说口语，不要照念稿子，尤其不要念长稿；三是抓住问题的关键，说点儿具体的事情，不要漫无边际地一个接一个的领导均从伟大的意义说到具体要求；四是尽量避免套话和那种不切实际又没有措施的要求性语言，说了一套“要怎样……”，不如说一小段“怎样做”；五是讲话不要只管埋头念稿，要看看现场大家的表情、状况和互动中反映的情绪。在会议管理方面，官员们实在是要向企业家、投资家、NGO领导人和媒体老总们去好好学习了。
我们可以把会议看做是一个推销理念的平台与场所，不管上面提了多好的精神与想法，死板的形式、连篇的套话、冗长的念稿、一厢情愿的号召都足以“化神奇为腐朽”。我们现在注意到了高层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且有针对性的新口号、新方针、新理念，可惜我们下面大量部门所使用的动员与传播方式一如那些公家会议一样陈旧、刻板、枯燥、无聊。现如今的社会，大家都在为生意和职业的竞争奔忙不迭，每每参加这种官会，真让人感觉在这里时间和价值的概念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好大。社会开放了三十多年，经济改革了三十多年，而我们公家开会的方式似乎定格在旧的时刻上，没有多大的进步与改良。
我们原有的公共管理工作模式是很讲等级、派头、座次、口径和官样文章的，合乎样式与规矩，远远比合乎观众的理解与倾听模式重要，太多的官员如从市长到下面的乡镇长都爱守那种刻板的官僚行为模式。一个乡镇长与其他人的自然对话模式，与他向领导汇报时的样式相比，其生动性差距很大；同样，领导在私下沟通时的表述能力也比正式会议场合生动很多。我在想，我们的政策内涵正在不断追求“以人为本”，但是如果公共沟通与社会动员的形式是不够“以人为本”的，那么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一定会大打折扣或者流于空想。
请专家、领导正常说话
参加的会真的是太多了。在地方召开的会上，我与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罗迈先生听着各位机关领导们的发言，悄悄地讨论，“什么时候领导人才能懂得说话说到点子上，少说废话，哪怕只说两句风趣话”。我曾和我们集团的CIO冯晞博士听着一堆著名专家面无表情的发言，没有开场白，没有结尾语，过程呆板，毫无生气的发言，我们又讨论，“这些著名专家也许真的很有功夫，但是大家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听啊”。前一阵看到著名外交家、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在一本著名的政论杂志上感慨，批评我们中国的政府部门领导人套话连篇、不通对方心理，不能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信息需要和听话习惯，且经常采用莫名其妙的话语方式。看来有同感的不只是小小圈子，因为龙永图先生曾对中国市长的沟通方式有非常相近的批评。
在大会、小会上的专家、领导讲话中，以下几种问题非常突出：做格式化简介而不是就主题问题提供见解，讲大而化之的问题而不是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讲套话而不是用讲者自己的话语，使用行政术语而不是听众习惯的语言，照念稿件而不是对着观众放松地讲述，从来动口不动手而不是手势丰富，使用背诵腔与旁白腔而不是通常人说话的腔调。而在大部分的专家与领导的讲话里，我们很少听到风趣的笑话、智慧的提示、耐人寻味的发问、隽永的警句与独特的洞察、机智的回应、生动的眼神与表情。在那里，说话的专家与领导好像被装在一个特别的灰色的套子里，没有自我，没有生命，没有真情实感。
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如果你被邀请做一个3~5分钟的开幕致辞，其实你根本没必要大张旗鼓地讲话，也没必要四平八稳地读稿，因为那点时间本来就只够你讲个相关的笑话，做一个有点深度的比喻，或者来一点独特的东拉西扯；如果你被邀请做一个15分钟的发言，记住也不要摆出架势滔滔不绝，因为其实那一般正好够你在一个有点意思的开场白之后发表一个新颖的观点，并提示一些你的论据；如果你的演讲时间是半小时或者45分钟，那么这时你的确可以拿出10~12张PPT演绎一番；如果演讲是一小时，那么我们也许需要更加系统的演讲提纲、PPT、现场发放的演讲材料或者更多的支持论据。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应该尽量对着人的面部而不是头顶说话，应该用口语而不要用嘴巴念着书面语，最好站着而不是坐着讲话，应该用自己正常说话的语调和语速而不是背诵与旁白式的说话。最后，说普通人的话，而不要说官话！
商业中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语言方式，说明书不明白会被人追究责任，培训不明白会导致生产质量不能保证，如果广告语模糊有语病则可能付出多倍的代价。可是我们专家与官员的语言为什么会与商业语言差距那么大呢？实际上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形成真正的为自己的主张负责的机制，也没有真正形成明确的传递诉求的公*惯。一句话，公共性在他们的语言符号上直接反映得太少。
当官不宜读博士
学无止境是好事。不论你是升斗小民还是高官巨富，学习都是好事。但当了官尤其是当了高官再去读学位却并不是好事。我们设想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果不是中了举才当官，而改成是当了官再去中举，那么这举人和进士制度就大有问题了。就如我们看“举人”与“进士”二词一样，一则“为人举”，一则“使士进”，其目的在于让散逸于民间的人才精英得以循一定的方式被发现竞争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统一的硬性的测试方式被开发出来，以确保大家都在公平有效的测量工具下得以被选，而那个时候绝没有将军因功而授武举，文官因位而赐功名之说；但是在整个选考过程中，最容易作弊或苟且的恰恰是权贵之亲。权威在学位选考中的腐蚀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
因此为官者去搏学位，其弊端恰在于有以权势去交易学位名利的嫌疑，以一长之尊既有调动秘书助理抄文袭字之利，又有导师趋炎附势之嫌，更有学位答辩时顺水推舟之可能。此风如存，即使那读学位的为官者真正干净得一丝不挂，也很难让人不生一点怀疑。
与欧美日韩的学位相比，中国的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好读的，但即使这样相对好读的学位，如果以必修课、课时、学位、论文发表、外语分数、严格的论文独立写作相要求，我可以说大半攻读博士学位的官员如果没有人放水是过不去的。而他们之所以能过去、能得学位，往往是以学风、学位管理中的歪风日盛和宽容他们为代价的。
当个好官大半与是否有个博士学位没啥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就其本质而言名为博实为窄，其功用多半用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对当官者来说，对他们的主要要求在于能用人、见识宽、善协调，他们可使用博士作为某一专一行政之才，但却不宜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钻牛角尖的博士。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体制中，行政主管鲜少博士的原因。而我们现在一些地方，盛行博士当官或官当博士，多半不是因为对公共管理的理解偏差，就是趋一种虚荣的人才偏风，钻进了对公共管理无知的牛角，其结果又在官员队伍中滋长了“滥弄学位”的似是而非的时髦。
博士不当官，当官不读博士，这不是退步而是健康进步的现象，这对社会风气有帮助，对社会治理有帮助，对促进踏实的学风有帮助。如果你遇到一个印有博士头衔的官员，大家不妨多看他几眼，至少可以有一眼是质疑的。
无谓消耗公共资源，造楼等于造孽
读了李韶鉴先生的《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一书，看到一些新加坡政府部门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居然在很简单的地方办公，甚至租房办公，很是感慨。因为每次我到国内各地出差，总是被各地越来越富丽堂皇的党政部门的新楼、高楼塞满视野，风气所及，一个小小的部门也建个大大的楼，有的机关，居然其内部的每个部门都建一个楼或者在几处建楼。这些楼不只大量占用最好的土地和预算，而且产生大量消耗。最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寻寰中在他的公开文章中披露，全国党政机关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农村人口的生活用电水平。
我一直在想，大量造楼的真正动力在哪？我觉得，首先，是在建设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基建承包腐败，如果认真检查一些党政部门建造的办公或者业务大楼，可能发现腐败问题并不难。从以往历年揭露的贪官来看，除了道路交通方面出现腐败问题外，楼堂馆所建设是很集中的另一个方面，只要拿下项目建设，弄钱的事就比较容易了。其次，是政绩驱动，为官一任，其他成绩不容易留，造个楼就是自己的功绩碑，当然客观上有时候造楼可以拉动某个板块的建设，但是，这同时也是很多城市政府在新区建设时以党政建设先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最后，造了楼之后就有了空间，很多相关事业或者挂靠业务也就有了物理与交易的空间。
所以，我看许多党政部门的造大楼是百害一利，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管我们讲的公共管理体制如何改革，从新大楼的源源不断就可以知道机关掌握与利用核心资源的体制是根本，而不是所谓的权为民所用；就知道所谓的职能调整与人事调整是不断强化行政职能，而不是弱化政府干预，加大民间资源的空间；就知道某些基层党政机关是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它在与民争利，而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是现在能源消耗的问题所在之一，而忝为节能减排的管理者；是利己发展模式，而不是嘴巴上老说的科学发展观。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党政部门的楼堂馆所造得越好，它与民众的心理距离就越大；而因为这几年楼造得越来越好，因此就与老百姓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零点”所做的历年政府威望调查，上高下低，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说基层政府做事情多得罪人，而且资源少不能调转。但是看看基层盖的楼之多，甚至有些贫困地区的党政大楼比发达地区的还豪华。因此，从中不难知道，问题不是简单解释得了的。我倒还不能简单地把造新楼者与贪官画等号，但是说造新楼的地方容易出人民昏官（对大家的事情想得不多的官）、个人清官（对自己的利益在哪都很清楚的官）应该不算离谱。
行政办公中心都可拍
成都拍卖新的办公中心，引起了争议，也得到了好评。我想其中有不少不得已的原因，可能外有震灾因素，内有豪华行政中心影响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官运的因素。但我想这至少不是件坏事，而是在种种原因下所做的一件正确的事。但如果就此而已则未免太简单了，因为成都绝不是个案，在富如苏州贫如阜阳的地方，豪华、庞大的行政中心遍地都是。这样的行政中心既占着最好的土地，又表现出“最高档次的建筑”，洋洋洒洒地把自己傲然独立于万民之中，这样的中心无疑是在用与民争利和以官为本的符号姿态，嘲弄着那些党政官员口中喋喋不休的“以民为本”及“和谐社会”的美妙口号。
其实，行政服务除了其基层机构需要贴近社区与服务对象外，省、市甚至区一级的综合服务部门，办公地点偏一点、办公条件简洁体面一些完全就可以了，而实在让人想不出任何理由非要占据好地块、建好房子，尤其还要建那么富丽堂皇、遭人眼气的建筑。在一个地方，民居、商居应该建得好些，公务建筑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做一个，我会在建筑上的“民棒商棒政平”，而没有必要把政务建筑建得比商居和民居还要豪华许多。我相信这是对老百姓的让利，对政府的形象有利，也对为首长者的仕途好。
政部门搞精简搞调整，动静再大，办公楼不见少只见多，不见简只见豪，不见偏只见挤进繁华区。老百姓看政府的形象时，你的决心、你的规划、你的规定、你做的好事、你想的战略，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全是脸面：你对老百姓说话的方式，有具体的大事发生时的反应方式，你在涉及家人亲友利益的事情上所做的处理，你所用的车，你所建的大楼，这些构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可感知的政府形象”。成都政府在情势所迫之下拍了新行政办公中心，我倒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党政部门在没有灾难、没有霉运的时候，能把他们或新或旧的行政办公中心拍卖出去。从此，党政部门做事高调一点，待遇低调一点，有何不好呢？在现在经济景气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藏富于民，让民众更有脸面与实惠，自己虽不必灰头土脸，有点干净整齐的建筑就可以了，这才是当政者应有之为与应有之相。腐败是个人人品之亏，但奢华是组织人格之弊。因此，成都行政中心的拍卖我希望是中国各地豪华行政办公中心全线拍卖之第一拍！
建设讨老百姓喜欢的政府
一个地方的治理，永远不是治理就没有问题。治理很有意思，其一个特点就是通过治理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当你实施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理，尤其是让人民参与的治理，更加透明的治理时，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过去很多没有暴露的问题会暴露出来，过去人们不当问题的问题会变成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类型跟过去的会不一样，这是治理的很重要的表现。在一个落后的地方，甚至十年间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问题没有人认真去解决它；而在一个先进的地方，就会不断发现很多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越来越尖锐，且跟以前的问题很不一样，甚至你发现你原来那些知识都不够用了，需要再学习，需要创新。
我首先要说的是，一个开明的政务环境，其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党政机关干部讲的话和做的事情，要让人民群众能看得明白、听得懂。我们的政府还是太大了，我们党政部门的编制超过六七十个。老百姓看我们政府，说实话他们不太看得明白，因为我们太大、太多了。如果说一个政府部门相当于一本教科书的话，那么一个真的了解我们党政部门的老百姓，他相当于看了多少本教科书呢？七十本！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硕士毕业。大家想想看，就算政务真的公开，又怎么能让一般老百姓都能明白？而且在老百姓的感受中，我们每一个科室干部的脸就是政府的脸，他可分不清哪个部门。公安部门干得不好的事，他就认为是政府干得不好，因为他把我们政府看成是一个整体，一缸水里舀出来的一瓢就代表那一缸水。另外，老百姓把党政看成是一伙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每个科员、每个科长、每一个科室就代表了政府的这张脸。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老百姓对我们政府的评价，包括对干部的评价，这跟期望有关，而不是简单的你干得好还是不好，它跟对你的整个的期待有关。比方说，你这个部门实际表现是80分，但是你跟老百姓说你可以做到98分，可实际上你只做到80分，最后老百姓给你的评价是75分。当我们面对一个管理对象时，我们的态度就能决定人们对我们的评价。在科室里面，干部最可能有的两种态度是：第一种，公事公办——公事公办的态度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遵循自己的工作规矩，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就是冷漠，也就是说在你的眼里，不管他是刘大爷还是王大娘，或者张先生，这些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两样；第二种，在面子上你可能会比较傲慢，或者说你嘴巴上说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办不到，这时就会提高他的期望而降低了他对你的评价。比如，在我们做全市的评价时，A区有个很不服气的地方，说为什么我们的得分跟B区差不多？难道我们的水平比B区还低吗？其中的问题在于，A区管理对象的要求比B区管理对象的要求高，如果你的管理只是跟B区的干部一个水平的话，那么你的管理对象对你的评价就会低。
从今年的政务环境评估中我们可以看到，得到认可的服务包括：第一个就是做法、手段和流程比较规范化；第二个是针对企业的服务，尤其是一些外资和大型企业的服务上面，出现了个性化服务的做法；第三个是对有钱人的服务还具有相当主动性。服务中也有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同的人对政策法规的解释不一样，显示出缺少足够而有效的标准化培训；其次是我们的投诉不方便；第三个是沟通的被动性；第四个是服务迎进来还可以，送出去的服务不够；第五个是当面办事好点，但看不见的电话沟通差点。
针对这些不足方面，需要有改进的考虑，发展精细化行政。就像现在我去补办一个驾照，8分钟就什么都搞定了，比起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觉得效率真的是太高了。但是你不要以为我8分钟补完之后，我就对它完全满意了，不是！比如中间那个验光环节，他说我还是要验一下，我就把单子给他了，可他签了一个字没验就交给我走了。当时我就在想，既然不验那干嘛要有这个环节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的关注点又转移到细节上去了。
在整个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步提升的时候，我们作为办事人员，也对我们的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提出了挑战。第一个是新知识。比如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帮人解决问题，如果还用原来那套能力和原来那套知识就不好用。大家受的训练中有两种重要的知识，第一种政治知识，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的专业业务知识，像税务或审计知识等。但是什么样的知识能够帮助你理解对象的需要呢？比如说大众社会学，比如说流行心理学，比如说大众文化学，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你明白为何政务服务信息要易懂、要明确、要一致。第二个是不断反思。比如昨天我那个活那么干了，那么干了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经验是什么？所以在这些地方我建议大家要培养一种反思的习惯，使自己成为自我激励、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三自人才”。第三个是要接触一些其他理念的知识。比如你是工商的干部，不要整天光学工商管理的知识；门面对的是年轻人，或者是年轻人的家长，年轻人的思想很丰富，每天看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就不要简单地认为年轻人整天玩游戏是不好的，要我说你都没玩过游戏，怎么知道游戏不好呀？最后一个是要改善我们的沟通技能。我们跟一个陌生人沟通的能力，我们做公众演讲的能力，我们和领导之间做探讨说话的能力，这些都需要有能说到点子上的能力，要有讲到大家都不想睡觉的能力。
五问商业地产
正值商业房地产联盟在成都开年会之即，我应邀主持了其中的开发商讨论环节，这次去的人还是挺整齐的，基本上万达、瑞安等商业房地产主力都到了，大家在一起的探讨气氛也不错，我借主持之便，五问商业房地产的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但至少算是提出了我心中一直怀有的疑问。
其一，商业房地产的发展真的能启动内需吗？现在的所谓商业房地产热究竟是因为市场的真实需求，还是因为住宅房地产管得太紧，以及商业土地使用流程上的操作空间比较大而导致了钻政策空子的操作？其二，大家现在做的商业房地产的样式，在每个大类里面其实并无特色，比如我们现在80后、90后突起了，但是我们的商业房地产或者商业街区很少有为他们考虑的，这说明实际上大家根本就没有啥差异定位，只是一哄而起的抢地。其三，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物理形态的商业房地产需求的挑战，我们今天做的商业房地产至少与年轻一代日益发展起来的非物理意义上的购物高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样我们是不是在制造新一轮的泡沫呢？其四，很多业内人士说商业房地产所需要的操作经验与模式要比住宅地产还要专业，但很多操作者做一般住宅都很一般，那么如何能操作得好商业房地产呢？商业房地产业者如何在相对容易的地产操作之外整合相对更专业的商业资源呢？其五，现在住宅房地产的价格有个基准线，还可以看升看降，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看商业房地产的价格与走势呢？大家都说要大力发展商业房地产，但是现在商铺大量空置，是不是说明在这个领域其实也存在着大量投机行为与过度投资炒作行为呢？有人提议物业税的尝试首先应该针对非关民生的商铺，大家会怎么看？
在我看来，商业房地产的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现在商业房地产的大干快上，很多地方的大规模、大批量的商业房地产项目包括所谓城市综合体的发展，包括很多品牌住宅房地产商与品牌产品商直接投资商业房地产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现了在商业房地产领域的操作便利与规模套利空间。在我们很多等待购房的人还很关注住宅房地产政策与价格变动的时候，其实如果站在资源变动的立场而论，应该更关注商业房地产领域，因为这个领域已成为新的造富机会的集中营，也成为新的事业发展的关键点，同时也是城市发展与金融风险的集中点所在，其多种风险的集聚机会也正快速增加。
央企退出无利于抑制房价
中央责令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让很多对央企频当地王不爽的人似乎出了点小气。但我个人认为这一决定对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一转脸，这些央企的房地产业务部门就变成了另外78家专门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国有房地产公司，或者过一阵改制成股份制上市企业，这个还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问题，既不影响有国有背景的企业在获得土地与金融资源上的便利性，也不影响他们继续在土地市场上充当地王。在我看来，国有企业不应该在商品房市场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应该把这一市场主要让给市场化的民营或者至多是股份制企业去操作，而让国有企业重点在保障性房地产市场上发挥作用。
而勒令央企退出的举措对于房产价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有人误解中央的政策调控会导致整体房地产价格下降，但实际上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保障房与商品房双向平行的架势已经基本形成，我个人预期在保障的大力度投入下，这类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量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价格在政策的要求下保持平稳，但是房源获得的公平性将会逐渐成为争议的焦点。
我们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格局也许可期待其维持：在现有政策之下，中高端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不可能发生大的降落，在其他投资工具稀少的情况下，其对于社会15%~20%的高收入阶层者作为投资品功能的形式也没有大的变化；保障房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城市居民中大约25%左右的人受益；但是对于超过半数的期待获得居住空间者来说，他们能获得廉租房就很不错了，而政策机构可能做的就是把这类公共租赁社区发展成为富有活力与特色的青年公寓区，大家不只感受到这是青年人的聚居区，而且还是恋爱交友的好地方；不觉得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集中区，而只是个人成长的过渡期。
开发商不开发土地开发啥
每当房价飞涨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们就有很多理由辩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土地供应量不足。针对部分开发商“保18亿亩红线导致建设用地供应量不足”、“地荒引发房价飞涨”的言论，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回应：我国城乡发展建设用地预留数量是足够的，对开发商闲置及低效利用土地，国土部将进一步予以规范。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最近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大量储备土地成为媒体关注热点。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土地不及时开发，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土地供求紧张程度。人为哄抬地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为防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土地，应缩短土地开发周期，促进供应土地及时开发，尽快形成商品住宅供应。对中原地产的部分城市开发地块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大约有1/4左右的地块没有如期开发。而一些城市公开宣示要处罚未进入开发的地王地块，这也部分显示了相当一部分开发商囤着土地不开发的事实。
囤土地行为本身就挣钱，在紧控土地供应的情况下，搂着土地等于搂着摇钱树，拖得长无论是自己开发还是转手都是不错的买卖。当然也有囤土地是因为资金短缺的，尤其在调控与危机以来，这也比较普遍。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真正的问题在于土地与建设主管部门显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土地开发的执法程序。如果不能严格执法，当然谁都愿意留着土地不开发，等于抱了个金娃娃。
实际上，囤土地与拿着地不开发并不是普遍现象，也不代表所有开发商都是这么干的，的确也有开发商及时拿到地就开发的，但是开发完了之后再想拿地就不容易了。其实，那些有道道拿到地、还拿到大块地、还拿到大块好地、还能超期不开发、还能不开发而不受罚的开发商就大大挤占了那些规矩开发的开发商的资源空间，而且因为那些开发商囤积土地（尤其是当了地王而未按期开发者）会直接导致土地价格的上升，所以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也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开发商一起骂了。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商不囤地而去及时开发的行为多少倒显得有点傻呢。
开发商囤地不开发是未按照法律要求规定的作为，但是那么大一块地放在那，一个城市一个时间段里面需要按期开发的地也就那么多块，那些没有按期开发的土地居然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警告与处罚或者清退，这样的不作为行为又是谁的问题呢？如果没有及时开发的土地不仅严格按照规定清退，同时还处以高额罚金（应该在现有的水平上，将罚金或者定金的数量显著提高），有一块处理一块，那么谁还敢囤呢？对于囤地行为是谁不去这样执法呢？是不敢还是不知道怎么执法呢？为什么组织与人事部门还让他待在那个位置上呢？是有猫腻不执法吗？那么纪委与监察和检察部门又在干嘛呢？在这个攸关民生与重大资源的问题上，表面上是囤地问题，实际上是执政能力问题。
拆迁权与房价上升
拆迁是一些悲哀故事的起源，也是一些欣喜梦想的机会，在每一个地方的拆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类场景。针对《拆迁条例》修改问题而爆发的舆论争议持续进行中，而且我觉得这个争议还不会轻易有结论。我个人一向旗帜鲜明地支持弱化政府的拆迁权力，而把拆迁变成以开发商与居民谈判为主的模式，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设“公共谈判技巧”和“利益集团分析”两门课的时候，就在MPA学生中进行拆迁谈判的模拟。在以往的拆迁中，仅仅出于商业开发与公共建设的目的就大量强制拆迁居民与农民住居的方式，既是对民众权利的粗暴侵犯，也会导致公共权力的不当扩大。难怪世界上不少政府的官员慨叹，很多人羡慕中国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要是我们也有中国政府官员那么大的权力与资源进行大拆大建，那么我们的“日新月异”也未必就输给中国人多少。我们注意到了社会建设的成就，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建设成就所付出代价的关注是不够的，而且因为政务透明不够，这类关注的广度与深度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可以这么说，没有现在的拆迁模式就没有现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那么多新房子可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看起来总是那么旧，印度的道路建得那么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拆迁办，他们也没权搞拆迁办，他们也不敢搞拆迁办。
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与房地产发展，一部分是直接在农地上发展，虽然也涉及补偿问题，但是拆迁任务没那么复杂；另外一部分是在城市改造的基础上进行，那么拆迁任务就相当不简单了。如果我们现在的拆迁模式朝着弱化政府拆迁权力的方向转变，那么结果将是更多开发商乐于朝农地建设方向发展，这样会导致农地的竞价上升；而城区改造的速度将明显放慢，开发商与原居民谈判后的拆迁成本显著上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城市住房的供应速度与供应成本在现在的基础上可能会有更大幅度的上升。于是，我们将会看到公共管理中经常可能会出现的两难境地——强拆迁权力，则原居民受损严重；弱拆迁权力，则房价会有更显著的上升。我们一般人可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公共行政中只能给出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轻重的感觉站在不同的角度还会有不同的感受。
如何与新一代对话
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描述对年轻一代——80后或90后的公共动员模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观察来试图描述某些对于他们的有效的动员模式，这些模式也应该为所有试图争取青年资源的组织——公司、社会团体、教育或者社会服务组织所重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些模式得以有效的核心是基于青年人的需要。洞察这些需要的变化规律，并以富有创意的方式设立让年轻人信赖的表达、使用、团结与合作的机制。
今天青年人的社会心理需要有怎样的特色呢？我想：其一具有充分的自我权威性，即他们对于自己的判断能力具有如此的自信，以致于他们很难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先入为主的教训，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代青年人在信息获得的广泛性与多元化方面显然已经超过他们先代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在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环境中成长——家长允许他们在小时候就发言，甚至很重视他们在作为小孩子时候的意见，因此让他们先发言并且不要简单地否定他们的意见已经成了一种起码的语言规则，平等化的沟通与伙伴感更能赢得他们的认同，他们选择的新偶像更多的是他们在参与式的过程中至少以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二新鲜取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新知识与新风格给予的肯定远远超过对于通常我们强调的规律、本质、规则的重视，“新鲜等同于良好”的心理趋向显著而且成为群体风尚，在他们面前，歌星、小说、产品包装、时尚、词汇、品牌等等，新鲜者昌、陈旧者亡的例子可以说是天天发生。其三趣味创造的寻常性，不只是追求结果的成就感，工作与生活过程的趣味性价值有了很大提高，这就意味着丰富与多样化的动员与沟通模式成为组织管理与领导方式的自然组成部分，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高接受度的服务选择的组成部分，它需要有魅力的人物，有意义与娱乐性的内容，有创新性的表现形式，他们不喜欢甚至厌恶刻板不变、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煞有介事、套话连篇、念稿背稿、例行公事的感觉。
其实与老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敢于表述他们怀疑的想法，敢于表述他们主张的想法，也敢于拒绝他们厌倦的想法。他们对虽然地位高但是与他们所认同的事物有距离的东西的耐心降低了；他们显著地表现出积极躲避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像老一代人那样更能妥协；他们变得更加直接，他们不仅批评，而且还想象他们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因此就有了很强的建设倾向；他们有高度的信息敏感性，因此能够接受同样是基于信息的交流，但是他们对于基于权威的简单指令则比较不以为然；作为年轻人，他们更愿意随从同伴的压力，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由此我提出对年轻人公共动员模式的四个基本转变：一是实现由青年组织机关干部动员社会青年的间接模式，向青年社会领袖动员年轻人的直接模式转变——在年轻人中通过广泛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活动，发掘、寻找、培养与推动青年公众人物的形成（我曾提出去发现常人中有公益与公共管理的自然人格倾向的人才，这大概是1%的比重，而且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发现有5～6个积极追随者，从而能获得另外70个左右的猎奇与爱热闹的群众），让他们而不是青年组织机关干部成为青年社会动员的主力；但尤其应注意警惕现在青年组织的中年化倾向，年龄大一些稳妥似乎是稳妥了，但离青年人的真实感远了，对青年的敏感性与通情性弱了，组织与工作对象的疏离度就大了。二是由意识形态教化模式向基于见识的参与式、解难式动员模式转变——意识形态教化具有很强的套话、官话与千篇一律的特征，基本上是以上对下的姿态为主，基本悖逆、背离青年人的新知取向，与此相对的是建立在丰富新知（充分的新知识、新信息、各类见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说服性的影响力权威，面对生动真实的问题，鼓动人们发挥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在尊重专业与群策群力的结合下，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细致的社会工作，吸引与挖掘社会工作积极分子的社会服务，推动新的公共空间、新的公共意见与新的公众人物而形成的草根性社会动员工作尤其具有价值，这种尊重青年本身的存在价值而又适度结合外部支持的模式，具有很强的上下结合的特性。三是由格式化的宣传工作向多样性的沟通工作转变——今天的青年社会群体不仅有社会阶层之别，就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中还有社会群体之别，而在同一社会群体内部还有因心理特征与行为模式差异而形成的多类社会亚群体，这就需要我们吸收、借鉴、学习在各种文化表达、艺术形式、新科技等方面提供的各类可能性与帮助，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地、持续不断地挖掘出具有戏剧性、新颖性、突破性的吸引青年人注意力、加强他们的记忆力与回溯性、促发他们的应用性与加强他们的尝试愿望的鼓动与压力机制。格式化宣传工作容易引发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多样性沟通则为个性化的针对性工作提供了空间。这一点其实在商业服务机制中应用得比较充分，很多商家已经注意到了青年消费者的特殊性与个性化满足方式的价值，这些公司（比如百事可乐、阿迪达斯、诺基亚等）的青年消费者工作方式值得我们的青年组织去学习。四是由系统的灌输形式向快节奏的体验模式转变——低耐心度与在高信息量下常常自以为是的青年人，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另外一种影响方式：各类新的媒体形式中所蕴涵的信息量巨大，方式经常而快速变换着的一致的核心信息，人们不是被再三地用语言教化着，而是被针对不同感官与大脑皮层的影响方式持续而包围性地影响着（记得，人的语词本身只传达7%左右的信息，而语调传达37%的信息，身体语言则传达56%的信息，难道大家不觉得我们今天太缺少那些吻合我们的表达与接受天性的表达方式了吗？所以我们所获得的体验方式也太少了），我们的感性与理性素质因此而被同步改善。
对于青年的社会动员需要有更多的探索，这一方面包括给予青年人更大的空间，让他们表达出自己创新的愿望与理想，让他们尝试自己不成熟的意见，甚至容忍他们可能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给予青年积极分子、青年基层管理者与领导人和青年组织以更大的空间，让他们能针对不同的细分工作对象群体尝试不同的工作模式，甚至容忍他们的一些失误与问题。
与以往任何一代相比，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加拥有自己自由行动的主张，那种自诩精英而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模式，现在很多时候会变成吃力不讨好。但是，与青年人一起面对问题与未来的挑战，则可以在这种紧密的伙伴感与团队感中焕发出群体的力量，从而深挖出青年集体的潜力。
……
凤凰卫视关注了一下获得财政部招标的若干机构网站建设的预算，有三千多万的，有几百万的，有近百万的，有没写款项的。这一公布立刻引起了不少反响，人肉搜索的结果更是揭发出一些显然有猫腻嫌疑的东西。其实这仅仅是网站建设，要是把电站建设、电信基站建设、公路铁路站建设、公共汽车站建设等等在内的所有站点建设或者非站建设的财政项目公开透明的话，大概我们一下子就又有了更多可以去质疑的项目了。在我们参与的一些地方财政资助的项目成效评估中，各项目的实际成效与预期成效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如果再把所有公共预算资助项目的成效的独立评价结果予以公布，那么就有更多的项目值得去质疑了。如果我们再把过去项目的成效与现在没有机会得到的项目的历史做个公布，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优胜劣汰的机制，那么就又会有另一堆值得质疑的项目了。
财政预算透明是否是政务公开的关键，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答复，广东的广州市和河南的焦作市，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的回答则是否定的。实际上，不管我们说一千道一万，民主机制的关键之一是预算应受到某种公众的控制，如果预算是黑箱，则其他的一系列说法就很难避免有作秀之嫌。在预算控制之中，透明化是起码的操作机制。需要透明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招标机会的透明公开，我们现在的很多公共项目都是在小圈子里玩，这本身一开始就决定了其不公平性，要是财政拿出一百万做招标广告，我可以说那些网站建设的预算能省下一大半；二是招标过程公开，包括谁是评标的，怎么评，用什么指标评，都谁参与应标了，弄个视频直播也花不了多少钱；三是招标结果公开，让大家去验证与质疑；四是项目成效有相对独立的评价机制并把评价结果公开，比如有人回应说网站建设贵是有很多后期维护，那么就进行两三年的跟踪评估好了，看看你是怎么维护的，需要多少成本，因为你拿了公共财政的钱就要受到公评；五是过去项目的评价表现要作为背景资料在今后再参与招标时公开。虽然这些透明措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也不是防范腐败的绝招，但是至少最显眼的那些问题就会有明显的减少。
反危机中的行政权力风光无限，公共项目钱财滚滚，而恰在这个时候，对公款乱花的质疑与愤慨隐藏了更多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否则财税收入的增加就会直接与腐败的增加连接在一起了。公家的钱越多，就是从老百姓那移挪得越多，那么给老百姓的交代就应该更清晰，对掌握财务资源者的透明化监督就应更严格。
换个做法更亲民
一个政府部门单位有一位员工得了精神病，单位领导就对她老公说，带你老婆回家好好看病吧，待遇不变，什么时候病好了再来上班，当然该老公感恩戴德就按下不表了。同一个时候我读到一个媒体上报道某地警察因公殉职，上级单位领导去送了锦旗，也发了点慰问金，大致说了一番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某某同志之类的话。
这个时代的领导人对群众事情的反应我觉得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同理心，要能站在群众的角度去体会与想象，你可以只拍拍背，或者默默地握握手，说出几句体贴的家常话，而别整那些官面上的场面话；二是要能发出自然声，要用自然的语言说出寻常的话语，尤其是要能脱离官方的背景，让人觉得能讲出普通人说的话；三是要能轻车简从，在那么多人围着的情况下连领导人自己都表现得很僵硬，就别说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普通百姓了；四是要学会一点与各地人民互动的技巧与工具，哪怕是偶尔说句方言或者给普通民众发个问候信，都是现在这个社会中很实用的亲民途径。
今天，很多领导人都应意识到他们不只是业务领导人，他们更是真正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需要思考如何尽量贴近社会各群体的政治需要，如何与各社会群体互动，如何与社会矛盾中的群体近距离地沟通。公共沟通与公共动员能力建设的迫切性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基本是生活在与领导人的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也甘于把政策大事看成是上面的事情。但是今天，信息的产生、分享与传播机制大大改变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借助于网络以及他们的低权威主义价值观而在政治沟通上提出了新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那些老套的政治模式就不那么好使了。西方政治体制中借助于选举机制而迫使政治领导人与草根和基层互动，而我们今天的工作模式却很容易导致官僚体制内的管理者和领导人精英化与仪式化，从而远离了真正动员社会的机能。
模糊官文对百姓不利
阅读过毛选或者邓选的人，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说的话特别通俗，连老百姓都不难看懂。记得以前专门批评过党八股，如果按照的批评，我们现在看媒体或者一些政府领导人的发言，可以说完全符合的批评目标。也曾亲自撰写或者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文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意思比较浅显易懂。也常引经据典，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把这些经典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用更加通俗的方式表述出来。如果与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人和官样文章离老百姓就要远得多。
前一阵我刚批评过医药改革方案让人难懂，事实上让人难懂本来是制度与官文的本质，但问题在于谁负责向老百姓解释，而且这样的解释是否与原来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官文一般是由专门的秘书和“秀才”写出来的，他们一般熟悉官场规则，琢磨主管领导的口味，对于所针对的问题有来自机关选择角度的了解，所以官文本身就是官本位的，也就是说，官文是那些官们所熟悉的地盘里面的文字游戏，而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和容易明白的语言体系。同时，如果将官文改造成老百姓能够明白的话语，虽然有其价值，但却是一件需要投入很多而收益有限的事。这与直接选举政治中的语言规则不同，选举中的公共承诺要求能让一般人明白，而在间接选举体系中掌握的群体语言沟通技术可能并不能派上核心用场，因此只能算是一种边缘技能。此外，当官文模糊的时候，对于掌握解释权者来说，最可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在文字游戏规则中，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模糊的文字应该尽量朝着对有权者不利而对无权者有利的方向选择，那么官文变成常人明白的文字就比较有可能实现了。
实际上，官文的难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官僚体系离人民的感受更远，同时，官僚文秘更加钟情格式，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多时候官僚文秘加圈子专家合作整出来的东西可以说让一般的精英都很头疼，更别说一般民众了。另外，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文秘的文字功夫也是越来越差，加上行政主官也不敢轻易脱稿演讲，所以，“低通俗度的秀才+闭门化的专家+小胆子的主官=莫名其妙的官文”。说实话，莫名其妙的官文足以让任何神奇变成或者等于腐朽。现有的公共管理体制虽然开始重视民意价值了，但是当它的表达方式成为难以明白的官文和难以忍受的官会时，一些有意义的政策精髓就在这种文山会海中流失，而在这些难以辨别高低的官样文章中，太多的政治南郭先生就必然会混迹其间。
公家的会风实在要改一改了
最近参加了几个政府部门及有政府色彩的社会组织开的会议，一圈领导讲了一大堆几乎差不多的车轱辘话，套话一说七八点，谁也收不住，谁也没新意，谁也不管台下的人是睡觉还是一脸疲态。本篇感慨正写于在北京开的一个两个多小时的公家会议上本人在三轮瞌睡打完之后。我道行浅，这么多年也没有学会坐在那思想开小差而眼睛还睁着的“鱼眼技术”，所以打瞌睡大家都能看得到。曾经听说过一个领导的笑话，说发现这位领导每次开会听代表发言时都特别勤快精神地做记录，有一次会议上一个服务员忍不住想，这些发言我都听得出是废话，这领导有啥好记的，我得看看都写的啥。她趁倒茶的机会一看，嘿，领导密密麻麻画了一纸的小猪头。
会议是公共沟通的一种方式，是实施有效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是传达信息的重要形式，开会开得好不好意义很大。对于公家会议上的领导讲话我有五个建议：一是要精短，说话越短越好，尤其不要和其他人已讲过的重复；二是尽量用提纲，说口语，不要照念稿子，尤其不要念长稿；三是抓住问题的关键，说点儿具体的事情，不要漫无边际地一个接一个的领导均从伟大的意义说到具体要求；四是尽量避免套话和那种不切实际又没有措施的要求性语言，说了一套“要怎样……”，不如说一小段“怎样做”；五是讲话不要只管埋头念稿，要看看现场大家的表情、状况和互动中反映的情绪。在会议管理方面，官员们实在是要向企业家、投资家、NGO领导人和媒体老总们去好好学习了。
我们可以把会议看做是一个推销理念的平台与场所，不管上面提了多好的精神与想法，死板的形式、连篇的套话、冗长的念稿、一厢情愿的号召都足以“化神奇为腐朽”。我们现在注意到了高层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且有针对性的新口号、新方针、新理念，可惜我们下面大量部门所使用的动员与传播方式一如那些公家会议一样陈旧、刻板、枯燥、无聊。现如今的社会，大家都在为生意和职业的竞争奔忙不迭，每每参加这种官会，真让人感觉在这里时间和价值的概念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好大。社会开放了三十多年，经济改革了三十多年，而我们公家开会的方式似乎定格在旧的时刻上，没有多大的进步与改良。
我们原有的公共管理工作模式是很讲等级、派头、座次、口径和官样文章的，合乎样式与规矩，远远比合乎观众的理解与倾听模式重要，太多的官员如从市长到下面的乡镇长都爱守那种刻板的官僚行为模式。一个乡镇长与其他人的自然对话模式，与他向领导汇报时的样式相比，其生动性差距很大；同样，领导在私下沟通时的表述能力也比正式会议场合生动很多。我在想，我们的政策内涵正在不断追求“以人为本”，但是如果公共沟通与社会动员的形式是不够“以人为本”的，那么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一定会大打折扣或者流于空想。
请专家、领导正常说话
参加的会真的是太多了。在地方召开的会上，我与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罗迈先生听着各位机关领导们的发言，悄悄地讨论，“什么时候领导人才能懂得说话说到点子上，少说废话，哪怕只说两句风趣话”。我曾和我们集团的CIO冯晞博士听着一堆著名专家面无表情的发言，没有开场白，没有结尾语，过程呆板，毫无生气的发言，我们又讨论，“这些著名专家也许真的很有功夫，但是大家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听啊”。前一阵看到著名外交家、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在一本著名的政论杂志上感慨，批评我们中国的政府部门领导人套话连篇、不通对方心理，不能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信息需要和听话习惯，且经常采用莫名其妙的话语方式。看来有同感的不只是小小圈子，因为龙永图先生曾对中国市长的沟通方式有非常相近的批评。
在大会、小会上的专家、领导讲话中，以下几种问题非常突出：做格式化简介而不是就主题问题提供见解，讲大而化之的问题而不是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讲套话而不是用讲者自己的话语，使用行政术语而不是听众习惯的语言，照念稿件而不是对着观众放松地讲述，从来动口不动手而不是手势丰富，使用背诵腔与旁白腔而不是通常人说话的腔调。而在大部分的专家与领导的讲话里，我们很少听到风趣的笑话、智慧的提示、耐人寻味的发问、隽永的警句与独特的洞察、机智的回应、生动的眼神与表情。在那里，说话的专家与领导好像被装在一个特别的灰色的套子里，没有自我，没有生命，没有真情实感。
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如果你被邀请做一个3~5分钟的开幕致辞，其实你根本没必要大张旗鼓地讲话，也没必要四平八稳地读稿，因为那点时间本来就只够你讲个相关的笑话，做一个有点深度的比喻，或者来一点独特的东拉西扯；如果你被邀请做一个15分钟的发言，记住也不要摆出架势滔滔不绝，因为其实那一般正好够你在一个有点意思的开场白之后发表一个新颖的观点，并提示一些你的论据；如果你的演讲时间是半小时或者45分钟，那么这时你的确可以拿出10~12张PPT演绎一番；如果演讲是一小时，那么我们也许需要更加系统的演讲提纲、PPT、现场发放的演讲材料或者更多的支持论据。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应该尽量对着人的面部而不是头顶说话，应该用口语而不要用嘴巴念着书面语，最好站着而不是坐着讲话，应该用自己正常说话的语调和语速而不是背诵与旁白式的说话。最后，说普通人的话，而不要说官话！
商业中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语言方式，说明书不明白会被人追究责任，培训不明白会导致生产质量不能保证，如果广告语模糊有语病则可能付出多倍的代价。可是我们专家与官员的语言为什么会与商业语言差距那么大呢？实际上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形成真正的为自己的主张负责的机制，也没有真正形成明确的传递诉求的公*惯。一句话，公共性在他们的语言符号上直接反映得太少。
当官不宜读博士
学无止境是好事。不论你是升斗小民还是高官巨富，学习都是好事。但当了官尤其是当了高官再去读学位却并不是好事。我们设想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果不是中了举才当官，而改成是当了官再去中举，那么这举人和进士制度就大有问题了。就如我们看“举人”与“进士”二词一样，一则“为人举”，一则“使士进”，其目的在于让散逸于民间的人才精英得以循一定的方式被发现竞争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统一的硬性的测试方式被开发出来，以确保大家都在公平有效的测量工具下得以被选，而那个时候绝没有将军因功而授武举，文官因位而赐功名之说；但是在整个选考过程中，最容易作弊或苟且的恰恰是权贵之亲。权威在学位选考中的腐蚀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
因此为官者去搏学位，其弊端恰在于有以权势去交易学位名利的嫌疑，以一长之尊既有调动秘书助理抄文袭字之利，又有导师趋炎附势之嫌，更有学位答辩时顺水推舟之可能。此风如存，即使那读学位的为官者真正干净得一丝不挂，也很难让人不生一点怀疑。
与欧美日韩的学位相比，中国的博士学位还是比较好读的，但即使这样相对好读的学位，如果以必修课、课时、学位、论文发表、外语分数、严格的论文独立写作相要求，我可以说大半攻读博士学位的官员如果没有人放水是过不去的。而他们之所以能过去、能得学位，往往是以学风、学位管理中的歪风日盛和宽容他们为代价的。
当个好官大半与是否有个博士学位没啥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就其本质而言名为博实为窄，其功用多半用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对当官者来说，对他们的主要要求在于能用人、见识宽、善协调，他们可使用博士作为某一专一行政之才，但却不宜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钻牛角尖的博士。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体制中，行政主管鲜少博士的原因。而我们现在一些地方，盛行博士当官或官当博士，多半不是因为对公共管理的理解偏差，就是趋一种虚荣的人才偏风，钻进了对公共管理无知的牛角，其结果又在官员队伍中滋长了“滥弄学位”的似是而非的时髦。
博士不当官，当官不读博士，这不是退步而是健康进步的现象，这对社会风气有帮助，对社会治理有帮助，对促进踏实的学风有帮助。如果你遇到一个印有博士头衔的官员，大家不妨多看他几眼，至少可以有一眼是质疑的。
无谓消耗公共资源，造楼等于造孽
读了李韶鉴先生的《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一书，看到一些新加坡政府部门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居然在很简单的地方办公，甚至租房办公，很是感慨。因为每次我到国内各地出差，总是被各地越来越富丽堂皇的党政部门的新楼、高楼塞满视野，风气所及，一个小小的部门也建个大大的楼，有的机关，居然其内部的每个部门都建一个楼或者在几处建楼。这些楼不只大量占用最好的土地和预算，而且产生大量消耗。最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寻寰中在他的公开文章中披露，全国党政机关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农村人口的生活用电水平。
我一直在想，大量造楼的真正动力在哪？我觉得，首先，是在建设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基建承包腐败，如果认真检查一些党政部门建造的办公或者业务大楼，可能发现腐败问题并不难。从以往历年揭露的贪官来看，除了道路交通方面出现腐败问题外，楼堂馆所建设是很集中的另一个方面，只要拿下项目建设，弄钱的事就比较容易了。其次，是政绩驱动，为官一任，其他成绩不容易留，造个楼就是自己的功绩碑，当然客观上有时候造楼可以拉动某个板块的建设，但是，这同时也是很多城市政府在新区建设时以党政建设先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最后，造了楼之后就有了空间，很多相关事业或者挂靠业务也就有了物理与交易的空间。
所以，我看许多党政部门的造大楼是百害一利，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管我们讲的公共管理体制如何改革，从新大楼的源源不断就可以知道机关掌握与利用核心资源的体制是根本，而不是所谓的权为民所用；就知道所谓的职能调整与人事调整是不断强化行政职能，而不是弱化政府干预，加大民间资源的空间；就知道某些基层党政机关是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它在与民争利，而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是现在能源消耗的问题所在之一，而忝为节能减排的管理者；是利己发展模式，而不是嘴巴上老说的科学发展观。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党政部门的楼堂馆所造得越好，它与民众的心理距离就越大；而因为这几年楼造得越来越好，因此就与老百姓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零点”所做的历年政府威望调查，上高下低，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说基层政府做事情多得罪人，而且资源少不能调转。但是看看基层盖的楼之多，甚至有些贫困地区的党政大楼比发达地区的还豪华。因此，从中不难知道，问题不是简单解释得了的。我倒还不能简单地把造新楼者与贪官画等号，但是说造新楼的地方容易出人民昏官（对大家的事情想得不多的官）、个人清官（对自己的利益在哪都很清楚的官）应该不算离谱。
行政办公中心都可拍
成都拍卖新的办公中心，引起了争议，也得到了好评。我想其中有不少不得已的原因，可能外有震灾因素，内有豪华行政中心影响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官运的因素。但我想这至少不是件坏事，而是在种种原因下所做的一件正确的事。但如果就此而已则未免太简单了，因为成都绝不是个案，在富如苏州贫如阜阳的地方，豪华、庞大的行政中心遍地都是。这样的行政中心既占着最好的土地，又表现出“最高档次的建筑”，洋洋洒洒地把自己傲然独立于万民之中，这样的中心无疑是在用与民争利和以官为本的符号姿态，嘲弄着那些党政官员口中喋喋不休的“以民为本”及“和谐社会”的美妙口号。
其实，行政服务除了其基层机构需要贴近社区与服务对象外，省、市甚至区一级的综合服务部门，办公地点偏一点、办公条件简洁体面一些完全就可以了，而实在让人想不出任何理由非要占据好地块、建好房子，尤其还要建那么富丽堂皇、遭人眼气的建筑。在一个地方，民居、商居应该建得好些，公务建筑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做一个，我会在建筑上的“民棒商棒政平”，而没有必要把政务建筑建得比商居和民居还要豪华许多。我相信这是对老百姓的让利，对政府的形象有利，也对为首长者的仕途好。
政部门搞精简搞调整，动静再大，办公楼不见少只见多，不见简只见豪，不见偏只见挤进繁华区。老百姓看政府的形象时，你的决心、你的规划、你的规定、你做的好事、你想的战略，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全是脸面：你对老百姓说话的方式，有具体的大事发生时的反应方式，你在涉及家人亲友利益的事情上所做的处理，你所用的车，你所建的大楼，这些构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可感知的政府形象”。成都政府在情势所迫之下拍了新行政办公中心，我倒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党政部门在没有灾难、没有霉运的时候，能把他们或新或旧的行政办公中心拍卖出去。从此，党政部门做事高调一点，待遇低调一点，有何不好呢？在现在经济景气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藏富于民，让民众更有脸面与实惠，自己虽不必灰头土脸，有点干净整齐的建筑就可以了，这才是当政者应有之为与应有之相。腐败是个人人品之亏，但奢华是组织人格之弊。因此，成都行政中心的拍卖我希望是中国各地豪华行政办公中心全线拍卖之第一拍！
建设讨老百姓喜欢的政府
一个地方的治理，永远不是治理就没有问题。治理很有意思，其一个特点就是通过治理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当你实施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理，尤其是让人民参与的治理，更加透明的治理时，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过去很多没有暴露的问题会暴露出来，过去人们不当问题的问题会变成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类型跟过去的会不一样，这是治理的很重要的表现。在一个落后的地方，甚至十年间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问题没有人认真去解决它；而在一个先进的地方，就会不断发现很多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越来越尖锐，且跟以前的问题很不一样，甚至你发现你原来那些知识都不够用了，需要再学习，需要创新。
我首先要说的是，一个开明的政务环境，其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党政机关干部讲的话和做的事情，要让人民群众能看得明白、听得懂。我们的政府还是太大了，我们党政部门的编制超过六七十个。老百姓看我们政府，说实话他们不太看得明白，因为我们太大、太多了。如果说一个政府部门相当于一本教科书的话，那么一个真的了解我们党政部门的老百姓，他相当于看了多少本教科书呢？七十本！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硕士毕业。大家想想看，就算政务真的公开，又怎么能让一般老百姓都能明白？而且在老百姓的感受中，我们每一个科室干部的脸就是政府的脸，他可分不清哪个部门。公安部门干得不好的事，他就认为是政府干得不好，因为他把我们政府看成是一个整体，一缸水里舀出来的一瓢就代表那一缸水。另外，老百姓把党政看成是一伙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每个科员、每个科长、每一个科室就代表了政府的这张脸。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老百姓对我们政府的评价，包括对干部的评价，这跟期望有关，而不是简单的你干得好还是不好，它跟对你的整个的期待有关。比方说，你这个部门实际表现是80分，但是你跟老百姓说你可以做到98分，可实际上你只做到80分，最后老百姓给你的评价是75分。当我们面对一个管理对象时，我们的态度就能决定人们对我们的评价。在科室里面，干部最可能有的两种态度是：第一种，公事公办——公事公办的态度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遵循自己的工作规矩，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就是冷漠，也就是说在你的眼里，不管他是刘大爷还是王大娘，或者张先生，这些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两样；第二种，在面子上你可能会比较傲慢，或者说你嘴巴上说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办不到，这时就会提高他的期望而降低了他对你的评价。比如，在我们做全市的评价时，A区有个很不服气的地方，说为什么我们的得分跟B区差不多？难道我们的水平比B区还低吗？其中的问题在于，A区管理对象的要求比B区管理对象的要求高，如果你的管理只是跟B区的干部一个水平的话，那么你的管理对象对你的评价就会低。
从今年的政务环境评估中我们可以看到，得到认可的服务包括：第一个就是做法、手段和流程比较规范化；第二个是针对企业的服务，尤其是一些外资和大型企业的服务上面，出现了个性化服务的做法；第三个是对有钱人的服务还具有相当主动性。服务中也有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同的人对政策法规的解释不一样，显示出缺少足够而有效的标准化培训；其次是我们的投诉不方便；第三个是沟通的被动性；第四个是服务迎进来还可以，送出去的服务不够；第五个是当面办事好点，但看不见的电话沟通差点。
针对这些不足方面，需要有改进的考虑，发展精细化行政。就像现在我去补办一个驾照，8分钟就什么都搞定了，比起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觉得效率真的是太高了。但是你不要以为我8分钟补完之后，我就对它完全满意了，不是！比如中间那个验光环节，他说我还是要验一下，我就把单子给他了，可他签了一个字没验就交给我走了。当时我就在想，既然不验那干嘛要有这个环节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的关注点又转移到细节上去了。
在整个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步提升的时候，我们作为办事人员，也对我们的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提出了挑战。第一个是新知识。比如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帮人解决问题，如果还用原来那套能力和原来那套知识就不好用。大家受的训练中有两种重要的知识，第一种政治知识，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的专业业务知识，像税务或审计知识等。但是什么样的知识能够帮助你理解对象的需要呢？比如说大众社会学，比如说流行心理学，比如说大众文化学，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你明白为何政务服务信息要易懂、要明确、要一致。第二个是不断反思。比如昨天我那个活那么干了，那么干了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经验是什么？所以在这些地方我建议大家要培养一种反思的习惯，使自己成为自我激励、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三自人才”。第三个是要接触一些其他理念的知识。比如你是工商的干部，不要整天光学工商管理的知识；门面对的是年轻人，或者是年轻人的家长，年轻人的思想很丰富，每天看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就不要简单地认为年轻人整天玩游戏是不好的，要我说你都没玩过游戏，怎么知道游戏不好呀？最后一个是要改善我们的沟通技能。我们跟一个陌生人沟通的能力，我们做公众演讲的能力，我们和领导之间做探讨说话的能力，这些都需要有能说到点子上的能力，要有讲到大家都不想睡觉的能力。
五问商业地产
正值商业房地产联盟在成都开年会之即，我应邀主持了其中的开发商讨论环节，这次去的人还是挺整齐的，基本上万达、瑞安等商业房地产主力都到了，大家在一起的探讨气氛也不错，我借主持之便，五问商业房地产的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但至少算是提出了我心中一直怀有的疑问。
其一，商业房地产的发展真的能启动内需吗？现在的所谓商业房地产热究竟是因为市场的真实需求，还是因为住宅房地产管得太紧，以及商业土地使用流程上的操作空间比较大而导致了钻政策空子的操作？其二，大家现在做的商业房地产的样式，在每个大类里面其实并无特色，比如我们现在80后、90后突起了，但是我们的商业房地产或者商业街区很少有为他们考虑的，这说明实际上大家根本就没有啥差异定位，只是一哄而起的抢地。其三，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物理形态的商业房地产需求的挑战，我们今天做的商业房地产至少与年轻一代日益发展起来的非物理意义上的购物高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样我们是不是在制造新一轮的泡沫呢？其四，很多业内人士说商业房地产所需要的操作经验与模式要比住宅地产还要专业，但很多操作者做一般住宅都很一般，那么如何能操作得好商业房地产呢？商业房地产业者如何在相对容易的地产操作之外整合相对更专业的商业资源呢？其五，现在住宅房地产的价格有个基准线，还可以看升看降，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看商业房地产的价格与走势呢？大家都说要大力发展商业房地产，但是现在商铺大量空置，是不是说明在这个领域其实也存在着大量投机行为与过度投资炒作行为呢？有人提议物业税的尝试首先应该针对非关民生的商铺，大家会怎么看？
在我看来，商业房地产的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现在商业房地产的大干快上，很多地方的大规模、大批量的商业房地产项目包括所谓城市综合体的发展，包括很多品牌住宅房地产商与品牌产品商直接投资商业房地产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现了在商业房地产领域的操作便利与规模套利空间。在我们很多等待购房的人还很关注住宅房地产政策与价格变动的时候，其实如果站在资源变动的立场而论，应该更关注商业房地产领域，因为这个领域已成为新的造富机会的集中营，也成为新的事业发展的关键点，同时也是城市发展与金融风险的集中点所在，其多种风险的集聚机会也正快速增加。
央企退出无利于抑制房价
中央责令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让很多对央企频当地王不爽的人似乎出了点小气。但我个人认为这一决定对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一转脸，这些央企的房地产业务部门就变成了另外78家专门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国有房地产公司，或者过一阵改制成股份制上市企业，这个还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问题，既不影响有国有背景的企业在获得土地与金融资源上的便利性，也不影响他们继续在土地市场上充当地王。在我看来，国有企业不应该在商品房市场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应该把这一市场主要让给市场化的民营或者至多是股份制企业去操作，而让国有企业重点在保障性房地产市场上发挥作用。
而勒令央企退出的举措对于房产价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有人误解中央的政策调控会导致整体房地产价格下降，但实际上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保障房与商品房双向平行的架势已经基本形成，我个人预期在保障的大力度投入下，这类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量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价格在政策的要求下保持平稳，但是房源获得的公平性将会逐渐成为争议的焦点。
我们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格局也许可期待其维持：在现有政策之下，中高端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不可能发生大的降落，在其他投资工具稀少的情况下，其对于社会15%~20%的高收入阶层者作为投资品功能的形式也没有大的变化；保障房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城市居民中大约25%左右的人受益；但是对于超过半数的期待获得居住空间者来说，他们能获得廉租房就很不错了，而政策机构可能做的就是把这类公共租赁社区发展成为富有活力与特色的青年公寓区，大家不只感受到这是青年人的聚居区，而且还是恋爱交友的好地方；不觉得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集中区，而只是个人成长的过渡期。
开发商不开发土地开发啥
每当房价飞涨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们就有很多理由辩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土地供应量不足。针对部分开发商“保18亿亩红线导致建设用地供应量不足”、“地荒引发房价飞涨”的言论，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回应：我国城乡发展建设用地预留数量是足够的，对开发商闲置及低效利用土地，国土部将进一步予以规范。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最近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大量储备土地成为媒体关注热点。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土地不及时开发，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土地供求紧张程度。人为哄抬地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为防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土地，应缩短土地开发周期，促进供应土地及时开发，尽快形成商品住宅供应。对中原地产的部分城市开发地块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大约有1/4左右的地块没有如期开发。而一些城市公开宣示要处罚未进入开发的地王地块，这也部分显示了相当一部分开发商囤着土地不开发的事实。
囤土地行为本身就挣钱，在紧控土地供应的情况下，搂着土地等于搂着摇钱树，拖得长无论是自己开发还是转手都是不错的买卖。当然也有囤土地是因为资金短缺的，尤其在调控与危机以来，这也比较普遍。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真正的问题在于土地与建设主管部门显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土地开发的执法程序。如果不能严格执法，当然谁都愿意留着土地不开发，等于抱了个金娃娃。
实际上，囤土地与拿着地不开发并不是普遍现象，也不代表所有开发商都是这么干的，的确也有开发商及时拿到地就开发的，但是开发完了之后再想拿地就不容易了。其实，那些有道道拿到地、还拿到大块地、还拿到大块好地、还能超期不开发、还能不开发而不受罚的开发商就大大挤占了那些规矩开发的开发商的资源空间，而且因为那些开发商囤积土地（尤其是当了地王而未按期开发者）会直接导致土地价格的上升，所以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也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开发商一起骂了。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商不囤地而去及时开发的行为多少倒显得有点傻呢。
开发商囤地不开发是未按照法律要求规定的作为，但是那么大一块地放在那，一个城市一个时间段里面需要按期开发的地也就那么多块，那些没有按期开发的土地居然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警告与处罚或者清退，这样的不作为行为又是谁的问题呢？如果没有及时开发的土地不仅严格按照规定清退，同时还处以高额罚金（应该在现有的水平上，将罚金或者定金的数量显著提高），有一块处理一块，那么谁还敢囤呢？对于囤地行为是谁不去这样执法呢？是不敢还是不知道怎么执法呢？为什么组织与人事部门还让他待在那个位置上呢？是有猫腻不执法吗？那么纪委与监察和检察部门又在干嘛呢？在这个攸关民生与重大资源的问题上，表面上是囤地问题，实际上是执政能力问题。
拆迁权与房价上升
拆迁是一些悲哀故事的起源，也是一些欣喜梦想的机会，在每一个地方的拆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类场景。针对《拆迁条例》修改问题而爆发的舆论争议持续进行中，而且我觉得这个争议还不会轻易有结论。我个人一向旗帜鲜明地支持弱化政府的拆迁权力，而把拆迁变成以开发商与居民谈判为主的模式，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设“公共谈判技巧”和“利益集团分析”两门课的时候，就在MPA学生中进行拆迁谈判的模拟。在以往的拆迁中，仅仅出于商业开发与公共建设的目的就大量强制拆迁居民与农民住居的方式，既是对民众权利的粗暴侵犯，也会导致公共权力的不当扩大。难怪世界上不少政府的官员慨叹，很多人羡慕中国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要是我们也有中国政府官员那么大的权力与资源进行大拆大建，那么我们的“日新月异”也未必就输给中国人多少。我们注意到了社会建设的成就，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建设成就所付出代价的关注是不够的，而且因为政务透明不够，这类关注的广度与深度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可以这么说，没有现在的拆迁模式就没有现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那么多新房子可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看起来总是那么旧，印度的道路建得那么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拆迁办，他们也没权搞拆迁办，他们也不敢搞拆迁办。
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与房地产发展，一部分是直接在农地上发展，虽然也涉及补偿问题，但是拆迁任务没那么复杂；另外一部分是在城市改造的基础上进行，那么拆迁任务就相当不简单了。如果我们现在的拆迁模式朝着弱化政府拆迁权力的方向转变，那么结果将是更多开发商乐于朝农地建设方向发展，这样会导致农地的竞价上升；而城区改造的速度将明显放慢，开发商与原居民谈判后的拆迁成本显著上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城市住房的供应速度与供应成本在现在的基础上可能会有更大幅度的上升。于是，我们将会看到公共管理中经常可能会出现的两难境地——强拆迁权力，则原居民受损严重；弱拆迁权力，则房价会有更显著的上升。我们一般人可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公共行政中只能给出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轻重的感觉站在不同的角度还会有不同的感受。
如何与新一代对话
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描述对年轻一代——80后或90后的公共动员模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观察来试图描述某些对于他们的有效的动员模式，这些模式也应该为所有试图争取青年资源的组织——公司、社会团体、教育或者社会服务组织所重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些模式得以有效的核心是基于青年人的需要。洞察这些需要的变化规律，并以富有创意的方式设立让年轻人信赖的表达、使用、团结与合作的机制。
今天青年人的社会心理需要有怎样的特色呢？我想：其一具有充分的自我权威性，即他们对于自己的判断能力具有如此的自信，以致于他们很难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先入为主的教训，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代青年人在信息获得的广泛性与多元化方面显然已经超过他们先代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在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环境中成长——家长允许他们在小时候就发言，甚至很重视他们在作为小孩子时候的意见，因此让他们先发言并且不要简单地否定他们的意见已经成了一种起码的语言规则，平等化的沟通与伙伴感更能赢得他们的认同，他们选择的新偶像更多的是他们在参与式的过程中至少以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二新鲜取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新知识与新风格给予的肯定远远超过对于通常我们强调的规律、本质、规则的重视，“新鲜等同于良好”的心理趋向显著而且成为群体风尚，在他们面前，歌星、小说、产品包装、时尚、词汇、品牌等等，新鲜者昌、陈旧者亡的例子可以说是天天发生。其三趣味创造的寻常性，不只是追求结果的成就感，工作与生活过程的趣味性价值有了很大提高，这就意味着丰富与多样化的动员与沟通模式成为组织管理与领导方式的自然组成部分，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高接受度的服务选择的组成部分，它需要有魅力的人物，有意义与娱乐性的内容，有创新性的表现形式，他们不喜欢甚至厌恶刻板不变、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煞有介事、套话连篇、念稿背稿、例行公事的感觉。
其实与老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敢于表述他们怀疑的想法，敢于表述他们主张的想法，也敢于拒绝他们厌倦的想法。他们对虽然地位高但是与他们所认同的事物有距离的东西的耐心降低了；他们显著地表现出积极躲避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像老一代人那样更能妥协；他们变得更加直接，他们不仅批评，而且还想象他们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因此就有了很强的建设倾向；他们有高度的信息敏感性，因此能够接受同样是基于信息的交流，但是他们对于基于权威的简单指令则比较不以为然；作为年轻人，他们更愿意随从同伴的压力，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由此我提出对年轻人公共动员模式的四个基本转变：一是实现由青年组织机关干部动员社会青年的间接模式，向青年社会领袖动员年轻人的直接模式转变——在年轻人中通过广泛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活动，发掘、寻找、培养与推动青年公众人物的形成（我曾提出去发现常人中有公益与公共管理的自然人格倾向的人才，这大概是1%的比重，而且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发现有5～6个积极追随者，从而能获得另外70个左右的猎奇与爱热闹的群众），让他们而不是青年组织机关干部成为青年社会动员的主力；但尤其应注意警惕现在青年组织的中年化倾向，年龄大一些稳妥似乎是稳妥了，但离青年人的真实感远了，对青年的敏感性与通情性弱了，组织与工作对象的疏离度就大了。二是由意识形态教化模式向基于见识的参与式、解难式动员模式转变——意识形态教化具有很强的套话、官话与千篇一律的特征，基本上是以上对下的姿态为主，基本悖逆、背离青年人的新知取向，与此相对的是建立在丰富新知（充分的新知识、新信息、各类见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说服性的影响力权威，面对生动真实的问题，鼓动人们发挥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在尊重专业与群策群力的结合下，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细致的社会工作，吸引与挖掘社会工作积极分子的社会服务，推动新的公共空间、新的公共意见与新的公众人物而形成的草根性社会动员工作尤其具有价值，这种尊重青年本身的存在价值而又适度结合外部支持的模式，具有很强的上下结合的特性。三是由格式化的宣传工作向多样性的沟通工作转变——今天的青年社会群体不仅有社会阶层之别，就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中还有社会群体之别，而在同一社会群体内部还有因心理特征与行为模式差异而形成的多类社会亚群体，这就需要我们吸收、借鉴、学习在各种文化表达、艺术形式、新科技等方面提供的各类可能性与帮助，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地、持续不断地挖掘出具有戏剧性、新颖性、突破性的吸引青年人注意力、加强他们的记忆力与回溯性、促发他们的应用性与加强他们的尝试愿望的鼓动与压力机制。格式化宣传工作容易引发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多样性沟通则为个性化的针对性工作提供了空间。这一点其实在商业服务机制中应用得比较充分，很多商家已经注意到了青年消费者的特殊性与个性化满足方式的价值，这些公司（比如百事可乐、阿迪达斯、诺基亚等）的青年消费者工作方式值得我们的青年组织去学习。四是由系统的灌输形式向快节奏的体验模式转变——低耐心度与在高信息量下常常自以为是的青年人，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另外一种影响方式：各类新的媒体形式中所蕴涵的信息量巨大，方式经常而快速变换着的一致的核心信息，人们不是被再三地用语言教化着，而是被针对不同感官与大脑皮层的影响方式持续而包围性地影响着（记得，人的语词本身只传达7%左右的信息，而语调传达37%的信息，身体语言则传达56%的信息，难道大家不觉得我们今天太缺少那些吻合我们的表达与接受天性的表达方式了吗？所以我们所获得的体验方式也太少了），我们的感性与理性素质因此而被同步改善。
对于青年的社会动员需要有更多的探索，这一方面包括给予青年人更大的空间，让他们表达出自己创新的愿望与理想，让他们尝试自己不成熟的意见，甚至容忍他们可能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给予青年积极分子、青年基层管理者与领导人和青年组织以更大的空间，让他们能针对不同的细分工作对象群体尝试不同的工作模式，甚至容忍他们的一些失误与问题。
与以往任何一代相比，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加拥有自己自由行动的主张，那种自诩精英而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模式，现在很多时候会变成吃力不讨好。但是，与青年人一起面对问题与未来的挑战，则可以在这种紧密的伙伴感与团队感中焕发出群体的力量，从而深挖出青年集体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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