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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理由之一是在这段期间内，企业管理的基本观念有所变化，处理企业事务的方法相应地也有所改变。一个世纪以前，诸多大企业的负责人通常都是拥有公司的那个家族的成员，他们把企业看作是私人财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部股东的利益。如果真的要考虑到经营管理如何延续的问题，顶多也就是训练年轻人接替因年迈而不便亲自处理事物的老人，这样做的主要动机只是为儿子或侄儿着想，要他们继承企业掌舵者的位置。管理阶层很少会把任用最合适的人才以保护一般持股人的投资作为第一考虑。在那个独裁而专制的时代，陈腐的管理层往往倾向于反对创新和进步，经常会拒绝别人的合理建议与批评。这与当今广大企业不断竞相寻找各种方法，力争把事情做得更完美的作风大相径庭。今天的企业高管们往往会进行持续的自我分析，而且从不停止追寻进步的脚步，甚至经常求教于本公司之外的各类专家，以求得好的建议。
在以前的日子里，投资者总是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当时拥有吸引力的公司，往往不会在它的领域长久地保持领先地位，或者此公司的内部人会利用职权之便攫取所有的利益。虽然这样的投资风险如今也没有接近被排除掉，但是对于小心谨慎的投资者而言，所冒的此类风险远远低于以往。
目前的企业管理层有一个变化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企业的研究机构和工程实验室在不断发展，企业管理层如果不勤于学习近期新的知识与技术，那几乎就无法让持股人获得益处；反之，研究学习新的技术知识可以成为一种开启获利之门的钥匙，让持股人的利润持续增长。即使到了今天，许多投资者也只是略微知道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对基本投资决策的影响。
事实上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只有大概六家工业公司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机构。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它们的规模都很小。直到为了对抗希特勒而加速了出于军事目的的研究，才带动了工业企业中研究工作真正的成长。
此后企业中的研究工作不断发展。1956年春，《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发表的一份报告，以及许多像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这样的专业刊物出版商都指出，1953年，私人企业的研究发展经费支出大约是37亿美元，1956年增长到了55亿美元，而依据当前各大企业的经营计划，该项经费支出在1959年将达到63亿美元以上。同样令人称奇的是，1956年的调查表明，到1959年，也就是仅仅3年之后，大多数知名企业有望将产品开发费用从目前产品总销售额的15％上升到20％以上，而这种情况在1956年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1957年春，《商业周刊》杂志又做了一次类似的调查。如果说1956年发表的研究费用总支出数据大得令人惊讶的话，则仅仅1年之后所发布的数字足可以称为爆炸性增长：研究费用支出比前一年的总额增加了20％，达到了73亿美元!也就是说4年内几乎是翻了1倍，或者说12个月内实际增加的研究费用支出，比1年前预测的36个月总增加金额还多了lO亿美元。与此同时，1960年的研究支出预计会达到90亿美元!此外，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预期1960年的营业额中，将有10％来自3年前还不存在的产品，而在前一年的调查中，只有少数几家制造业企业能够有这样的预期。而对一些特定的企业而言，在排除了销售新型号或新样式产品的情况下，这一比例还有望增加数倍。
我们不能高估研究经费支出增加对投资效果的影响，如果公司不善于从商业的角度来对日益增大的研究成本进行妥善处理，就极有可能在营运费用不胜负荷的情形下，陷入步履蹒跚的困境。此外，管理阶层或投资者往往找不到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来准确衡量企业研究的获利效果。即使是最出色的职业棒球选手，也不能指望每上场击三次球，就能至少有一次以上击出“安打”。同样的道理，从平均数法则的角度来说，一些支出额度庞大的研究课题或许根本无法创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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