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章节 Sample Chapters
编者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多次访问中国。他与他夫人合著的回忆录不久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回忆了他们丰富生动而又曲折的学术人生。伊格尔斯教授在下面的访谈中，畅谈了他的经历和他对历史学及为人等方面的看法。
问：作为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您的犹太人身份似乎对您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您的家庭于1938年10月以难民的身份从德国逃亡到美国。1942年当您已经身处美国的时候，您首次读到了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即使您并不是一名大屠杀的受害者，大屠杀是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深深地震撼着您，促使您成为一名严肃地对待人类历史、认为人类记忆不该忘记历史的历史学家？是哪些动因让您决定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据我所知，您出生于商人家庭。为什么您对历史和历史学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几个不同的问题，涉及我的身份认同，我与大屠杀的关系，以及我怎样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对问题的第一个部分的回答是：我始终从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上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但犹太人身份只是我整个身份认同里的一部分。我的犹太人身份并不是我的学者工作的中心部分，这个身份不是由大屠杀（我和我夫人都侥幸逃脱）所塑造的，而是由更早些时候，即1933年至1938年我作为一个犹太儿童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我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我在纳粹德国经历的那些对犹太人的歧视，强化了我当时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当然，大屠杀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无法想象我曾经认识的体面得体的德国人怎么会支持纳粹，而且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养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正义感，而且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反对非正义。1935年意大利人侵埃塞俄比亚，我为此非常难过，当时就在我就读的德国公立学校里声明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我为大屠杀的暴行所深深震撼，也为世界其余地方的人如何袖手旁观而听其发生而震惊，就像我为他们后来如何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对目前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感到震惊一样。不久前海登·怀特在上海回应我说，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卸下过去的包袱，要生活在当下。当然，我们必须生活在当下，但是我们关于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记载着过去的一切可怕的方面）对于形成我们的现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能够返回德国了，因为过去的两代德国人，比那一代作恶的德国人，更加愿意诚实地面对他们的过去。
说到我的犹太信仰，我早年就已经放弃了正统的犹太教，但现在我认为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作为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我更多地保留了犹太传统中那些我认为积极的因素，包括它的正义感，而放弃了犹太教中大部分仪式性的约束。我参加那些比较自由的宗教仪式，在那里男人女人完全平等，传统的希伯来祈祷仪式并没有完全被放弃，但是被赋予了能为所在国理解的内容。
再多谈一点我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比犹太人更广的范围上，我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中欧人，与德语世界的文化有密切关系。犹太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对德语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拥有一种非常个体化的身份。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赏识德国文化，但也认识到它的那些危险的局限性。今天我更加容易认同于今日的德国，在发生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它已经摆脱了反民主的和军国主义的传统。这是一个崭新的民主的德国，一个更好的、但绝不是完美的社会。因此我接受了恢复曾被纳粹剥夺的德国公民身份。我也有美国人身份。1938年从德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就像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与德国相反，我非常感激美国的更大程度的开放，它的民主；但与此同时我很快就意识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特别是它的种族主义，后来发生在麦卡锡时期的反自由主义，以及近年来想要主宰世界的企图。至于我的犹太身份，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但不是从民族的意识上认为如此。——因此，我不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我相信犹太人应该继续在移民的过程中对文化作出贡献。我的犹太教徒身份对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对犹太教、德国、美国的认同是批判性的，对其中每一个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层面都有所认识。因此我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国家和宗教的界限；也许称我自己为世界公民可能又走得太远，但我总是去发现与其他文化的亲近关系，在亚洲、南亚次大陆和非洲，我都有好朋友。
现在我解释一下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我如何成为一名学者的问题。当我还是在德国的一个孩童的时候，我受到了青年运动精神的深刻影响。这部分是出于反对我们父母的资产阶级特征。这种反应有很大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我之所以参加犹太青年运动，就是决心要离开父辈们的那种与办公室和商业打交道的世界。对我们来说，理想社会就是农业的、共产主义的集体农庄吉布兹，这种想法最后被证明是幻想，甚至根本上是危险的。在回答下面的问题时，我会解释我最后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
问：您在高中阶段，对世界上的语言，比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伯来语、世界语，甚至汉语，都有很高的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您能否谈一谈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语言教学，您是否认为自己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匪浅？
答：在我幼年时候很早就已经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1940年我13岁的时候，我参加了“现在联合运动”（Union Now Movement，后来改称World Federalists即“世界联邦主义者”，在战后号召民主国家的世界联盟）并成为积极分子。这引发了我对世界语言，比如世界语这种可以服务于国际交流的语言的兴趣。
问：作为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您的犹太人身份似乎对您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您的家庭于1938年10月以难民的身份从德国逃亡到美国。1942年当您已经身处美国的时候，您首次读到了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即使您并不是一名大屠杀的受害者，大屠杀是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深深地震撼着您，促使您成为一名严肃地对待人类历史、认为人类记忆不该忘记历史的历史学家？是哪些动因让您决定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据我所知，您出生于商人家庭。为什么您对历史和历史学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几个不同的问题，涉及我的身份认同，我与大屠杀的关系，以及我怎样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对问题的第一个部分的回答是：我始终从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上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但犹太人身份只是我整个身份认同里的一部分。我的犹太人身份并不是我的学者工作的中心部分，这个身份不是由大屠杀（我和我夫人都侥幸逃脱）所塑造的，而是由更早些时候，即1933年至1938年我作为一个犹太儿童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我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我在纳粹德国经历的那些对犹太人的歧视，强化了我当时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当然，大屠杀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无法想象我曾经认识的体面得体的德国人怎么会支持纳粹，而且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养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正义感，而且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反对非正义。1935年意大利人侵埃塞俄比亚，我为此非常难过，当时就在我就读的德国公立学校里声明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我为大屠杀的暴行所深深震撼，也为世界其余地方的人如何袖手旁观而听其发生而震惊，就像我为他们后来如何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对目前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感到震惊一样。不久前海登·怀特在上海回应我说，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卸下过去的包袱，要生活在当下。当然，我们必须生活在当下，但是我们关于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记载着过去的一切可怕的方面）对于形成我们的现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能够返回德国了，因为过去的两代德国人，比那一代作恶的德国人，更加愿意诚实地面对他们的过去。
说到我的犹太信仰，我早年就已经放弃了正统的犹太教，但现在我认为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作为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我更多地保留了犹太传统中那些我认为积极的因素，包括它的正义感，而放弃了犹太教中大部分仪式性的约束。我参加那些比较自由的宗教仪式，在那里男人女人完全平等，传统的希伯来祈祷仪式并没有完全被放弃，但是被赋予了能为所在国理解的内容。
再多谈一点我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比犹太人更广的范围上，我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中欧人，与德语世界的文化有密切关系。犹太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对德语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拥有一种非常个体化的身份。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赏识德国文化，但也认识到它的那些危险的局限性。今天我更加容易认同于今日的德国，在发生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它已经摆脱了反民主的和军国主义的传统。这是一个崭新的民主的德国，一个更好的、但绝不是完美的社会。因此我接受了恢复曾被纳粹剥夺的德国公民身份。我也有美国人身份。1938年从德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就像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与德国相反，我非常感激美国的更大程度的开放，它的民主；但与此同时我很快就意识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特别是它的种族主义，后来发生在麦卡锡时期的反自由主义，以及近年来想要主宰世界的企图。至于我的犹太身份，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但不是从民族的意识上认为如此。——因此，我不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我相信犹太人应该继续在移民的过程中对文化作出贡献。我的犹太教徒身份对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对犹太教、德国、美国的认同是批判性的，对其中每一个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层面都有所认识。因此我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国家和宗教的界限；也许称我自己为世界公民可能又走得太远，但我总是去发现与其他文化的亲近关系，在亚洲、南亚次大陆和非洲，我都有好朋友。
现在我解释一下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我如何成为一名学者的问题。当我还是在德国的一个孩童的时候，我受到了青年运动精神的深刻影响。这部分是出于反对我们父母的资产阶级特征。这种反应有很大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我之所以参加犹太青年运动，就是决心要离开父辈们的那种与办公室和商业打交道的世界。对我们来说，理想社会就是农业的、共产主义的集体农庄吉布兹，这种想法最后被证明是幻想，甚至根本上是危险的。在回答下面的问题时，我会解释我最后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
问：您在高中阶段，对世界上的语言，比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伯来语、世界语，甚至汉语，都有很高的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您能否谈一谈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语言教学，您是否认为自己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匪浅？
答：在我幼年时候很早就已经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1940年我13岁的时候，我参加了“现在联合运动”（Union Now Movement，后来改称World Federalists即“世界联邦主义者”，在战后号召民主国家的世界联盟）并成为积极分子。这引发了我对世界语言，比如世界语这种可以服务于国际交流的语言的兴趣。
